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年3月5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拥有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头衔。卡尼曼的突出贡献在于，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特别是研究了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其研究成果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并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直观推断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但是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则并非如此。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直接观察到的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识）。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的面貌为丑陋的，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是坏人。与典型描述的示范性偏差相关的是，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做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1年就指出，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来源是夸大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与此相应的是对大样本代表性的低估。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中，从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

此外，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认为，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和估计的时候通常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值进行修正。实验心理学表明，人们的这种修正往往是不完全的，他们的观念似乎“抛锚”于初始值。例如，实验对象被要求估计有多少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在估计之前他们会将估计值与一个在0至100之间随机选取的数相比较。结果显示，被要求与10%比较的实验对象平均估计为25%；而那些被要求与60%比较的则估计为45%。还有实验表明，一组图片被显示给实验对象，这组图片在显示的过程中逐步从模糊不清到十分清晰。在这个过程中，90名实验对象分别于不同的时间开始观看图片。结果显示，那些在很模糊的时候就开始观看图片的实验对象只有25%最终能准确识别这些图片，而在后面较清晰时开始观看的实验对象有50%能最终识别。这种定位效应的存在说明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时是非理性的。如果初始点是由有用信息产生的，则定位效应可以说是理性的表现。但前一个实验表明，人们甚至“固执”于无关的初始信息（初始值是随机选取的）。把这一理论运用于金融理论，则说明当前的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的价格决定的。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把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经济学最成功的方面是前景理论。

2.前景理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传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开始研究行为经济学，但早期的研究比较零散。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卡尼曼与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前景理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尼曼的获奖有可能改变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卡尼曼等人开创了利用实验研究个体决策行为的先河。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似乎取决于结果与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换言之，人们在决策中，通常会在心里有个参考标准，然后看结果与这个参考标准的差别是多少。像一个人工资涨了100元，他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减薪100元，那他肯定要问个明白，且感觉不舒服。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是这个道理。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它与期望效用理论是互补的。效用理论（Utility Theory）可用于刻画理性行为；“预期理论”则用于描述实际行为。目前，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学是一个规范性的经济学，也就是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而受心理学影响，经济学更应该是描述性的，即主要描述人们事实上是怎样做的。风险理论的演变经过了三阶段：从最早的期望值理论（Expected Value Theory），到后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再到最新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其中前景理论是一个最有力的描述性理论。概括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①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②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③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3.几个实验

（1）假设有两个选择，选择A是肯定赢1000元，选择B有50%的可能性赢得2000元，有50%的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有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B是有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结果，大部分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有风险偏好的。

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这就是卡尼曼“前景理论”的两大定律。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而损失和获得又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人们在评价事物时的观点，可以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

（2）有一家公司面临两个投资选择，投资方案A肯定赢利200万元，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性赢利300万元，50%的可能赢利100万元。这时候如果公司的赢利目标定得比较低，比方说是100万元，那么方案A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元，而B则是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赢利200万元。

A和B看起来都是获得，这时候员工大多不愿冒风险，倾向于选择方案A；相反，如果公司的目标定得比较高，比如说300万元，那么方案A就像是少赚了100万元，而B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少赚200万元，这时候两个方案都是损失，所以员工反而会抱着冒冒风险说不定可以达到目标的心理，选择有风险的投资方案B。可见，老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赢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3）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X方案，可以救200人；采用Y方案，有1/3的可能可以救600人，2/3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X方案。

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X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Y方案有1/3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是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按照新古典理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消费偏好必须满足冯·诺伊曼-摩根斯坦公理化体系的基本要求，即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等。但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偏好主要是由财富增量而非总量决定的，因而负消费（投资或博弈亏损）必须引入分析中。但在标准理论中不同的消费或财富安排是不会出现负值的。还有效用函数对正的增量是凹的，对负的增量是凸的。这反映了人们在面临亏损时不是风险厌恶者，而是风险追求者。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效用函数在所有点都是凹的。再有，投资者（博弈参与者）的预期效用函数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权，而是将概率转化为一种权重函数。该权重函数具有“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即（客观上）则具有较大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更高的权重（主观概率），反之（客观上）则是具有较小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较小的权重（主观概率）。而“确定性效应”导致了权重函数的非线性，如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分别在以下两种情形中进行选择时，第一种是在A等于（3000，1）和B等于（4000，0.8；0，0.2）之间选择；第二种是在C等于（4000，0.2；0，0.8）和D等于（3000，0.25）之间选择。结果有65%的实验对象选择了C，80%的人选择了A。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当概率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概率的增加（从C的20%上升到D的25%），不会较大地改变人们对这些低概率事件赋予的选择权重，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报酬的多寡。反过来，在概率较高时，人们对概率的变化十分敏感，偏好选择中的概率权重变得十分重要。而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存在错误定价的原因。

4.偏好逆转

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还提出了“偏好逆转”的思想。所谓的偏好逆转就是个人的偏好并非如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最优化的选择，而是波动不定的，如他们的实验表明，假设有两种彩票可以进行选择，彩票A赢得4美元的概率是99%，一无所获的概率为1%，彩票B赢得16美元的概率为33%，一无所获的概率为67%。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彩票A应当是典型的选择。如果问哪张彩票最值得买，或者说哪张有最高的保留价格或哪张有最高出售价格时，那就是B了。也就是说，所观察到的偏好在A与B之间摇摆，而人们根据不确定的偏好进行决策或判断是非理性的。这个现象不仅同预期效用假设不一致，而且同所有的经济偏好理论不一致。由此，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预期理论所指出的人们对不确定事件如何决策的偏好与新古典主义关于偏好的理性假定是相去甚远的。

此外，在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看来，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会以自己的视角或参考标准来衡量，以此来决定决策的取舍。比如一个人加薪时他可能不会在乎什么，但如果要他减薪时问题就来了，即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过某个参照点，人们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感受是相当不相同的。在这个参照点附近，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负效用）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值满足。简单地说，就是丢掉10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捡到10元钱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

卡尼曼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2倍。而这种损失厌恶假定是与实验心理学的感觉和判断理论相兼容的。我们的感觉机制是与变化和差别的估计相协调的，而不是与绝对量的估计相协调的。当我们对光、声音、温度等特征做出反应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确定了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或者是参考点，而与此参考点相关的刺激是可观察到的。因而，一个特定温度的物体能够通过触摸，依靠过去人们对温度的接受点来感知它是热还是冷。同样，这种法则可以运用于非感知性的特征，比如健康、声望、财富。例如，同样的财富水平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与贫穷，而对另一个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而个人感觉一般是受过去消费、过去经验、预测和其他可参考点的影响，并被逐步地融入经济模型之中。当人们以此进行决策时，其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

重要论著

《预测的心理学》（与特韦尔斯基合著，1973）；

《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与特韦尔斯基合著，1979）；

《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误》（与特韦尔斯基等合著，1982）；

《公平和经济学的假设》（与塞勒等合著，1986）；

《原则式效应的试验检测及科斯定理》（与塞勒等合著，1986）；

《谨慎选择以及大胆预测：风险的认知前景》（1993）；

《投资者的心理侧面》（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