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重到杭州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江南做过几任刺史，最后一任是苏州刺史，人们叫他做韦苏州。白居易极称赞他的诗，刘禹锡、刘长卿和他同时，但年最长，寿亦最高^[1]。韦应物和李儋的交情很深，来往亦密。他在作地方官时，有一首寄李儋的诗，说了思想、生活，也抒写了自己的情怀。范仲淹对诗中“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句极为欣赏，说那是“仁人之言”，评价是很高的^[2]。“仁人之言”，也是仲淹这时候的内心表白和自我要求。

仲淹到杭州不满一年，就碰上杭州地区的大饥馑，到处都是流民。皇祐二年（一○五○年）三月，皇帝诏令两浙流民，没法活下去的，允许人们“收养”。这就不仅仅是“邑有流亡”了^[3]。

仲淹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发放浙西储存的粮食，修仓库、吏舍，“日役千夫”。又号召杭州的寺主利用“工价至贱”的时候，大兴土木。这样，私家的力量也被调动了。身为太守的仲淹，日日宴于湖上；一个春天，杭州的居民也空巷出游。

就这样，“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这当然是最好的救灾办法。但仲淹却被他的上司指斥为“嬉游不节”，“不恤荒政”；那一些以工代赈的办法，也被视为“伤耗民力”^[4]。

杭州谷价一斗涨到一百二十钱，势头还在看涨。仲淹下令增为斗一百八十，派人去交通要路张贴告示，说明杭州缺乏粮食和所增谷价。各地粮商，“晨夜争进”，把粮食运到杭州来。粮食多了，谷价也就自然地下跌，恢复斗一百廿钱。原来对提高谷价感到“不知所为”的人，才平静下来^[5]。

事实胜于雄辩。仲淹在杭州“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的办法，以后就被朝廷普遍采用，以命令行之^[6]。

春天过了。蚕麦收成很好，秋稼也长得很茂盛。仲淹给在定州（今河北定县）的韩琦写信，说今年可望是个丰年，原来的忧惧像冰一样地消了。事情不忙，还有些闲暇，可以温习笔砚^[7]。

段少连死去，已经十一年了^[8]。仲淹主持边事，曾推荐他担任西边要职。他们相知很早，天圣初，仲淹就有诗寄给他^[9]。那时，少连为杭州观察判官，大为知州事李及赏识。十多年后，仲淹为作墓表，称赞他在御史台直言极谏，无所回避，是一位真正的御史。出为转运使，善人君子受到信用提拔；只有小人怕他，他在时，坏事也做得少些^[10]。

王丝去年四月病故京师，归葬萧山。大中祥符八年，他和仲淹同举进士，屡被名臣聂冠卿、叶清臣所推荐。所到之处，兴学校，雪冤狱。庆历中，以殿中侍御史安抚湖南，“戎服葛屦，与士卒同”。迁侍御史，为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兼提举市舶。过去，海外来的货物，十税其一，一定要挑最好的，外商甚以为苦。他命令好的、差的兼收，人们称赞他，说这个人难得，被称为“金珠御史”。仲淹为作墓表，说他“终身无咎”，“既及于民，复通于神”^[11]。

和仲淹认识了多年的一位学者李觏，二十八岁入京，也曾被聂冠卿、叶清臣所许可。仲淹知饶州，曾和他见过面，后调越州，请他去那儿讲过学^[12]。这年十一月，仲淹又向朝廷加以推荐，说他深明六经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把他的著作，包括《明堂定制图序》，共二十四篇，缮写进呈，说只要皇帝翻阅一下，就会认为李觏才学不是一般儒者所能比^[13]。

皇祐二年三月，皇帝决定九月大享于明堂，要有关机关草拟仪注。六月，仲淹又上书说李觏对于明堂制度有研究，十多年前就作过明堂图，写过序，“学古之心”和皇帝完全一样，再一次表示荐贤之意^[14]。

明堂是皇帝祭天地、祖宗，祀百神，布大政，合诸侯的地方，是所谓的王者之堂。关于它的制度，历来有争论。李觏据《考工记》、《盛德记》、《月令》诸书及两汉以来诸儒议论，详加考索，编绘成图^[15]。

八月，李觏试太学助教。九月二十七日大享明堂，召杜衍陪祀^[16]。杜衍致仕已三年。为此，仲淹专门上表，说衍“直清忠尽，勤劳弼亮”，是陪祀的首选^[17]。

这次明堂大礼非常隆重，宰相文彦博以下都进了官，范仲淹也由礼部侍郎进为户部侍郎^[18]。

仲淹的异母兄叫仲温，比仲淹长四岁。仲淹复姓后，他们像亲兄弟那样来往。因为仲淹的关系，仲温做了几任地方官，为黄岩（今浙江黄岩）知县，很有政绩，还不满六十，便致仕还乡。他们平时难得见面，仲淹调知杭州，才得快晤，但仲温身体已大不好，皇祐二年重阳才过，便死了^[19]。

仲淹对家族是很关心的，参大政时，给仲温写信，再三叮嘱子侄“勿烦州县”，倘有争吵，他必“奏乞深行”，要求很严格^[20]。和诸侄写信，也再三要他们在官当廉洁谨慎，必须有乡曲之誉，才能推荐^[21]。又屡次和仲温商议在苏州买田，以所得租米，赒给宗族^[22]。这就是后来为各地所仿置的义庄。范氏义庄在苏州吴县、长洲县有田十余顷，其管理规程为仲淹所手定^[23]。

北宋大臣退闲之后，多居西京。洛阳有很多名园，唐朝宰相裴度的绿野园即其中之一。仲淹表示了告退之意，便有人想为他买下这座园子。仲淹很尊敬裴度，认为“取其物而有之”，于心不安^[24]。子弟们后来又乘间劝他在洛阳盖房子，自己修一个园林。仲淹听了大发议论，以为一个人有“道义之乐”，可以外形骸，更不必说居室了。还说自己担心的是地位高了退不下来，不担心退下来没有燕息之处。洛阳这个地方，园林多得很，园林主人并不能常常去游览，谁会拦阻我去呢？难道一定要有自己的园林才以为乐吗？^[25]

富阳谢涛故去已经十六年。他的儿子谢绛和仲淹同年及第进士，意气议论都很相得，还在壮年就死去了，使仲淹少了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谢绛的长子景初这时出宰越州的余姚（今浙江余姚东北），请仲淹为他祖父作碑铭。对于碑主，仲淹是很佩服的。他在官三十余年，从不阿附权贵，青年时就和王禹偁交往，“扬榷天人”。议论天人之际的问题，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仲淹称之为“雅远”。谢涛循良廉让之风，仲淹以为“足以佑风化而厚风俗”。当然，这也为仲淹所向往^[26]。

他送景初去余姚作宰的诗，五言一百字，有期待，有赞扬，有说湖山之秀，有言人物之美，结句说：“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随去。”这也许是仲淹遗留给后世的最后的诗篇^[27]。

韩琦在定州已经两年多了。定州是北边重镇。庆历八年（一○四八年）置定州路安抚使，统定州、保州、祁州、深州和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四军^[28]。“中山兵精劲冠河朔”^[29]。这位和仲淹同任西方边事，同为枢辅，后来又因谗谤出守外州的人，是兢兢业业地在这里为国宣劳的。在定州，他把一座破亭子改建为阅古堂，左右壁上，图绘历代良将、良守。种了花木，叠石为山，引水为渠，种药作圃。春天的垂柳，盛夏的芭蕉，有的地方绿成一片。他写了一篇《定州阅古堂记》，又做了《阅古堂诗》。记文中说，一入阅古堂，就象在读历史，使人们了解：“为治莫先于教化”，“用兵莫贵于权谋”，但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忠义”，忠义是一切的根本^[30]。在《阅古堂诗》中，他说：

今辱寄中山，地重扼幽朔，

日惧不克堪，误上所简擢。

古之良守帅，功业甚奇卓，

忍以救空疏，志慕极坚确。^[31]

这篇记和诗，仲淹在江南，就读到了。仲淹称赞它，以为“存诚风教，未尝空言，”“感服钦慕，不知其止”^[32]。他在杭州，也作了《阅古堂诗》，八十四句，凡四百二十字，在集中为大篇，也是力作。诗一开头，便说：阅古儆今，在仲淹思想中是很突出的。宋人非常重视历史，真宗编《历代君臣事迹》（即《册府元龟》）于先，神宗赐名司马光论次君臣事迹之书为《资治通鉴》于后，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在诗中，仲淹还说：

中山天下重，韩公兹镇临。

堂上缋昔贤，阅古以儆今。^[33]

吾爱古贤守，馨德神祗歆。

……

跻民在春台，熙熙乐不淫。

耕夫与樵子，饱暖相讴吟。

古贤守的愿望是这样，事实当然并不完全是这样。

在诗中，仲淹还歌颂古时的名将，说：

吾爱古名将，毅若武库森，

其重如山安，其静如渊沉，

有令凛如霜，有谋密如阴。

对于贤守名将，仲淹不一味膜拜，他的老友，阅古堂的作者，也不是这样。作者在诗中说：

前人何赫赫，后人岂愔愔！

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坚金。

既说了韩琦，也抒写了自己的怀抱。因此，这首诗的后一半便追叙他与韩琦抗击西夏的历史：

历历革前弊，拳拳扫妖祲。

二十四万兵，抚之若青衿。

惟以人占天，不问昴与参。

相彼形胜地，指掌而蹄。

复我横山疆，限尔长河浔。

韩琦比仲淹小二十岁，正值盛年。仲淹作此诗已六十三岁。但这位白发翁对春秋鼎盛的阅古堂主人的期待，还充满了豪情：

公方青春期，抱道当作霖。

四夷气须夺，百代病可。

河湟议始行，汉唐功必寻。

复令千载下，景仰如高岑。

【注释】

[1]《唐诗纪事》卷二六，《困学纪闻》卷一四，姚宽《西溪丛语》载吴兴沈作喆《韦应物补传》谓应物年九十余，不知其所终。

[2]《唐诗三百首》卷五《寄李儋无锡》章燮注。

[3]《续资治通鉴》卷五一皇祐二年三月己酉条：“诏两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听人收养，后不得复取。”

[4]《梦溪笔谈》卷一一，《鹤林玉露》卷之三甲编略同。

[5]《能改斋漫录》卷二《增谷价》。

[6]《梦溪笔谈》卷一一。

[7]《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中。

[8]段少连卒在宝元二年（一○三九年），见《范文正公集》卷一四《段君墓表》。

[9]《范文正公集》卷三《寄余杭全安石段少连两从事》。

[10]均见《段君墓表》。

[11]《范文正公集》卷一四《王君墓表》。

[12]《李觏集》附《直讲李先生年谱》。

[13]《范文正公集》卷一九《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

[14]《李觏集》附《直讲李先生年谱》云：“是年，范公再荐于朝。其章曰：臣去年录进李觏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一卷。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再录上进，乞加天奖，以劝儒林。”

[15]《李觏集》卷一五《明堂定制图序》。

[16]《续资治通鉴》卷五一皇祐二年八月、九月。

[17]《范文正公集》卷一七《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

[18]《续资治通鉴》卷五一皇祐二年冬十月丙辰：“宰相文彦博以下，进官有差。”《范文正公集》附《年谱》谓（皇祐）二年“在杭转尚书户部侍郎”，又见卷一八《举彭乘自代状》。

[19]《范文正公集》卷一三《范府君墓志铭》。

[20]《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上家书《与中舍》。

[21]《范文正公集·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

[22]《范府君墓志铭》云：“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

[23]见《范文正公集》附《义庄规矩》。

[24]《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子厚（张载）言：昔年有人欲为范希文买绿野堂，希文不肯，识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晋公者，是可尊也。一旦所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

[25]《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引《遗事》。

[26]《范文正公集》卷一一《谢公神道碑铭》。

[27]《范文正公集》卷二《送谢景初廷评宰余姚》。

[28]《安阳集》卷二一《定州厅壁题名记》，定州路安抚使属地，相当于今河北保定市以南，东鹿以北，任丘、河间以西，曲阳以东的地方。

[29]《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韩魏公集》卷一三。

[30]《安阳集》卷二一《定州阅古堂记》。

[31]《安阳集》卷一《阅古堂诗》。

[32]《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中云：“蒙赐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见大君子存诚风教，未尝空言，惟感服钦慕，老而不知其止。”

[33]《范文正公集》卷二《阅古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