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一○四六年）正月，范雍在洛阳死了。他做了四十七年官，青年时期，即为北宋名臣张咏、寇准所赏识。康定元年（一○四○年），西夏进兵陕西，取得三川口的胜利，他困守延安，认为这个地方不守，就要威胁关辅的安全，表示自己愿死王事，希望山神念百姓的无辜，使得免于鱼肉^[1]。仲淹从江南调任陕西边事，范雍正在延州，他对这一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当范雍因三川口之败，受到朝廷处分离开延安的时候，延安的吏民都很同情他，说：“城当陷落而没有陷落，老百姓当要死亡而还活着，都是他的力啊！”^[2]在对西夏用兵时，为仲淹、韩琦所识拔的狄青，还在当小校（低级军官）的时候，“坐法当斩”，也是因为范雍，才得免死的^[3]。

仲淹为雍作墓志，说他是“邦之伟人”，非常称赞他治学之勤，藏书之富，把他的著作详详细细地列出来，说他到了高年，还孜孜不倦地读书；官做得很大，即使很忙，也从不把书本丢掉。

墓志成，范雍的儿子送来一份厚礼，仲淹不受；后来又把范雍收藏的书画送给他，仲淹只留下一卷《道德经》，写了一封信给范雍的儿子，说：这些东西是你父亲收藏的，人们都很珍重，我为你们亦十分爱惜，切不可为人所得^[4]。

为人作墓志接受礼物，历来如此。仲淹却一次也没有接受金帛的馈赠。他为人志墓，不是亲知，便为故旧，一般都是他所敬爱的人。

滕子京谪居岳州已经一年多了。

岳州当洞庭湖口，湖水浩浩荡荡，澎湃而来，“衔远山，吞长江”。很多年前，仲淹曾随后父朱文翰来过与岳州邻近的安乡^[5]。这是个滨湖的小县，在幼小心灵中，却深深印下了洞庭的水色天光。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四、五十年之后，这壮丽风光却渲染着他为宗谅所作的那篇记岳阳楼的名文。

岳阳楼是唐代岳州城西门的城楼，下瞰洞庭，景物宽阔^[6]。杜甫唐大历三年（七六八年）有登此楼诗，极言湖水的浩渺无边：“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比《水经注》所说的，“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气象更壮阔、雄浑^[7]。

二百多年，楼颇残破。宗谅重修，增其旧制，刻唐人和当代题咏于其中。子京是一位极有才能的人，谪居此地，愤郁颇见于辞色。仲淹很为他担心。恰好宗谅请他作岳阳楼记，因此，仲淹在记文中说，有的人望洞庭风雨，萧条满目，感极而悲；有的人看晴波万顷，浮光跃金，其喜洋洋，他却以为不能因物而喜，不当以己而悲。士大夫当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8]。

《岳阳楼记》成，由苏舜钦书石，舜钦善行、草，是当时著名书家，所书“清瘦劲健”；由邵篆额，以篆书著名，所谓“高出四海”的^[9]。滕宗谅在岳州的政绩，范仲淹的文章，苏、邵的书法，当时被称为“四绝”。

岳阳楼记刻石不久，宗谅调知苏州，未逾月即病死。仲淹祭之以文，说他和子京“忠孝相勖，悔吝相惩”，交谊是很深的。后又为作墓志，述其生平，说他才有余，命不足，不能尽其才，感到非常惋惜。极力称赞他“育人之孤，急人之难”，为政尚宽易，“孜孜风化”，在哪里做官，便在哪里办学。

宗谅是庆历七年三月死的，过了一个月，尹洙又病殁于邓州。

尹洙谪筠州（今江西高安）监酒税，郡守赵可度迎合朝廷旨意，千方百计折磨他。仲淹在邓州，报告朝廷，说：“尹洙身体不好，多病，让他死在那个偏僻地方很可惜，请叫他到邓州来治病。”仲淹的请求得到批准，庆历七年初夏，年仅四十六岁的尹洙，到了邓州。在筠州，尹洙已经病了几个月，时好时坏。让他来邓州治病的请求，经过三个月，才得到同意。到邓州时，尹洙已经病得很沉重，但神志还清楚。和仲淹相见，他没有一句话说及后事，稚子立榻前，也没有一点怜爱之色。家里人问他，什么也不说。仲淹安慰他，说：“你平生大节，立身行事，我将请稚圭（韩琦）、永叔（欧阳修）执笔，可以传之不朽。你家贫，我和稚圭、永叔一定分俸赡，不令孩子们失所。”尹洙说：“我要说的你都说了，我什么话也没有了。”他死得很平静，当他和贾黜告别的时候，说：“亦无鬼神，亦无烦恼。”^[10]

仲淹将尹洙临终情况，写信告诉韩琦，说：“庄老释氏齐死生之说，尹洙尽得之，奇异奇异！平常见到他对儿女极爱怜，想不到他能这样想得开，明白事理！”^[11]

尹洙死后，仲淹料理丧事，天气已经很热了，直到秋凉，才把他的家属送回洛阳故乡。

对尹洙生平事迹，仲淹非常重视，请一位对尹洙最了解的孙甫为作行状。孙甫字之翰，少年时便和尹洙极相得。由邓州改知安州（今湖北安陆），路过随州（今湖北随州市）时，和尹洙相见，将近一个月的盘桓，对榻而谈，无所不及。有个叫刘湜的人，当朝廷要罗织尹洙罪状时，奉命撤查尹洙在渭州挪用公使钱为部将还债的事，曾欲置尹洙于死地。这回两人见面，尹洙却不提起这件事，之翰说：“那个想置你于死地的人，对于他，你为什么一句也不提呢？”尹洙说：“刘湜和我，无怨无仇，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权者的意旨想害人，缺乏做人做事的原则罢了，我何恨于他！”尹洙常说自己好善过于嫉恶，随州相见之后，孙甫认为他的好友真是如此，衷心地钦服^[12]。

欧阳作了尹洙的墓志。仲淹看了之后，寄给韩琦，说志文“词意高妙”，可以传世，但事实还说得不够，要韩琦作墓表时加以补充。又再三嘱咐韩琦，说事实不可夸大，以为说过了头，反要损害死者的名声^[13]。

仲淹为尹洙文集写了一篇序，不到六百字，不仅讲了北宋初期的文学史，还概括叙述了尹洙的生平以及文学主张。明确地说写文章要“抑末扬本，去郑复雅”，说尹洙和穆修相善，对《春秋》很有研究，文风谨严，“辞约而理精”，话不多，但道理讲得很透。对尹洙生平，以为“死生不能乱其心”，想为国家多做些事情，但“多难不寿”，充满了惋惜之情^[14]。

十一年前，仲淹被指为朋党斥逐江南，尹洙自称是仲淹同党，亦当贬逐，遂监郢州（今湖北钟祥）酒税。苏舜钦曾寄以诗，说：

安惭言得罪，要避曲如钩。

郢路几来马，荆川还溯舟。

伤心众山集，举目大江流。^[15]

当仲淹望着尹洙的遣柩北归，是不是有比“举目”“伤心”更深沉的哀念？

人过中年有哀感。庆历七年，仲淹五十九岁，已渐入老境了。将近三十年前，仲淹任亳州节度推官的时候，为通判杨日严所赏识。日严后来通判陈州，向朝廷推荐他。这一年的春天，日严病故汴京。感知遇于壮岁，仲淹对这一位为政、为人、为学都极倾心的人的逝去，无限深情地说：“一顾而厚兮甚乎神交，……思欲报兮光尘寂寥。”^[16]

李迪是真宗、仁宗两朝名臣，这一年已经七十七岁，原已退居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故里，因为儿子柬之作京官，被迎养京师。他忠直敢言，有知人之明。从陕西转运使任所还朝，真宗以为曹玮谎报军情，盛怒之下，把李迪叫来，问以虚实。他从容地向真宗说了他的意见，力言曹玮是个将才，他日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17]。

他和吕夷简同时为相，关系不好，人们说他“直而疏”，以为夷简“巧而密”^[18]。一生事君以直道，甚为士大夫所仰慕。这年初冬，李迪死于京师。仲淹在祭文中称赞他：“言必谠直，道惟忠纯。或出或处，有屈有伸。两朝真宰，一德良臣。白发仗钺，气犹过人。”白发仗钺，说的是西夏扰边时，大臣多为身谋，不愿出任边事，而李迪却奋请往守边的事^[19]。邓州东望，叹惋悲怆之情，使仲淹不能自已地感到，这一位前辈对自己是“遇厚情亲”，自己却无以为报而自责不仁了^[20]。

【注释】

[1]《范文正公集》卷一三《范公墓志铭》。

[2]《范文正公集》卷一三《范公墓志铭》。

[3]《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云：“颇知人，喜荐士，后多至公卿者。狄青为小校时，坐法当斩，雍贷之。”

[4]《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

[5]《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记》卷二《文正公读书堂记》云：“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成而仕，为时名卿。”《遗迹》东溪书院条同。

[6]《杜少陵集详注》卷二二《登岳阳楼》注引《岳阳风土记》。

[7]《水经注校》卷三八（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条。

[8]《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

[9]《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书林藻鉴》卷九。

[10]《宋人轶事汇编》卷九引《湘山野录》。

[11]关于尹洙由筠州至邓州，及在邓州死去情况，史载多有不同。此据欧阳修所作墓志及范仲淹《与韩魏公》书（《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中）。

[12]《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六引《南丰杂识》。

[13]《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中《与韩魏公》。

[14]《范文正公集》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

[15]《苏舜钦集》卷六《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谏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远迈也》。

[16]《范文正公集》卷一○《祭龙图杨给事文》，《宋史》卷三○一《杨日严传》。

[17]《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五之二引《涑水纪闻》。

[18]《龙川别志》卷上，又见同上《五朝名臣言行录》引。

[19]《宋史》卷三一○《李迪传》；同书卷二八三《夏竦传》云：“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

[20]《范文正公集》卷一○《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