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

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1]

这是仲淹访问了一位住在山间的隐士魏疎之后，直抒胸臆的诗句。十一年前，他在睦州作《严先生祠堂记》，极其称赞严子陵，说他的行为，可使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于名教。更早一些时，仲淹对林逋更表示了倾慕，“风俗因君厚，文章至老醇”^[2]。林逋是个大隐士，当世名臣和他有交游的不少^[3]。“无愠喜”也是当日士人崇高灵魂的表现。

被命为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是在庆历五年正月公布的。仲淹在谢表中说：

臣涉道尚浅，立身本孤。偶缘英主之知，获侧迩臣之列。进登二府（指中书、枢密院），参预万几。议刑赏则不避上疑，革侥幸则多招众怨。心虽无愧，迹已难安。^[4]

一点不隐讳真情，却也没有一点儿埋怨。

青年时便为仲淹所激赏的富弼，这时，也出为郓州（今山东东平），兼京东西路安抚使。由他们两人开始的所谓庆历新政也就从此结束。尽管他两人“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5]，但朝廷中的正论，首先从韩琦那里开始了。

苏舜钦、王益柔受到不应受的惩罚，韩琦已经说过话了。对于国家大事，韩琦总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他的工作在枢密院，但中书的事，他也直说。有人欢喜说他坏话，但皇帝了解他，说：“韩琦性直。”^[6]

这一次，韩琦更不能沉默了。他上书皇帝，说范仲淹因为西夏才表示臣服，请求去边上察看动静，朝廷派往陕西，还说得过去。至于富弼，过去出使契丹，摆事实，说道理，和契丹力争，置生死于度外。去年契丹对西夏用兵，朝廷不知道是真是假，把他派到河北去，一去半年，才回到京师，连皇帝都没有见一面，便“责补闲郡”。人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我听了很伤心，不了解他何负于朝廷而被黜辱到这个地步！这样下去，忠臣义士，谁还肯为国家效死呢？^[7]

这年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今江苏江都）^[8]。在这之前，担任枢密使的杜衍，人们攻击他左右仲淹和富弼，也罢了官，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制辞中说他“颇彰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9]。

不在朝廷，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上书皇帝，说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这些人都没有罪，不该罢官。指他们为朋党，说他们专权，是不顾事实，谗害忠贤。这四人性情不同，见解也不尽一致。对滕宗谅枉费公用钱，范仲淹主张从宽发落，而杜衍认为要严。契丹进攻西夏，范仲淹以为必乘机袭击河东，富弼却以为不然，完全不同意仲淹的意见。筑水洛城，尹洙和刘沪意见不同，韩琦支持尹洙，而范仲淹支持刘沪。他们平时相互尊重，议事则廷争无私。说他们结成朋党，是一点也不尊重事实^[10]。

欧阳修还列举韩琦、范仲淹、富弼不贪名位的事实，说：“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又说，开天章阁使辅臣议论国家大事，出谋献策，他们很谦虚、谨慎，不敢独抒己见。后来手诏指定姓名，他们才以祖宗故事为鉴，请皇帝选择施行。说他们专权，也是诬陷^[11]。

尹洙时知潞州（今山西长治），被视为仲淹同党。这年秋，藉口他在渭州贷用公使钱，贬为崇信节度副使，后又徙监均州（今河南均县西北）酒税^[12]。

邠州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所谓后稷、公刘的故乡。仲淹在这里住下来，觉得很适宜。在给韩琦的信中，说西夏已受宋册命，边境亦平静无事。四路沿边安抚使的名义，已经不必要了。他已请求朝廷罢使名，内调蒲、同、襄、邓，“须求便安，以全衰晚”。这时，韩琦还在汴京。等到韩琦去了扬州，在给韩琦信中，就极力鼓励这一位比他年轻的志士，说：“天将授任，必拂乱之增益所能尔！”说到他自己，便十分肯定地以为，年纪大了，精力衰了，经历的风波已多，再不知止，祸患就没有边了^[13]。

五年秋，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军府事王质死。质字子野，伯父王旦，是真宗朝的名相。还不满二十岁，就被当日名流所赏识。朝中权贵，不是他家的亲戚，便为故旧，但他一点儿也不去逢迎。仲淹得罪了吕夷简，贬谪南方，朝廷贵人对之切齿，他却领了兄弟子侄设宴都门，为仲淹饯行。仲淹说：“这不又要连累你吗？”他表示愿意被看作是仲淹同党，毫不后悔。后来他的长女嫁给了仲淹的次子纯仁。韩琦、富弼任枢密副使时，因为他清正方直在搢绅中数第一，推荐他主持选举，做进退人物的工作^[14]。

仲淹对子野的亡故很悲痛，在祭文中说：

余谪于江南兮，靡贵贱而见嗤。

公慷慨而不顾，日拳拳以追随。

何交道之斯笃，曾不易于险夷。

仰万石之家声，结丝萝以相维。

庶子子与孙孙，保岁寒之不衰。

万石即万石君，姓石名奋，父子五人，官皆至二千石，故称奋为万石君。汉景帝说：“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家风孝谨，为当世所称道^[15]。结丝萝指的便是二家的婚姻。仲淹在祭文中，表示了岁寒相保的不朽情谊。王质的墓志，也是仲淹作的，在他所写的墓志文字中，是较长的一篇。

知邠州不到一年，罢安抚使后调知邓州（今河南邓县）。

邓州即南阳郡。原是上郡，后升望郡。人口近三十万，是个大州^[16]。唐初，突厥屡次侵犯长安，李渊就曾打过迁都到这一带来的主意^[17]。仲淹到邠州半年，西夏与宋讲和，边境上的贸易也将恢复，四路安抚司“今后别无事务”，他请求皇帝撤销这个机构，把他调往一“善地”便于就医^[18]。邓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善地。

到了邓州之后，萦绕仲淹思绪的还是已经逝去的往事。当他担任参知政事时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一一被废除，发自内心的怨愤，也回荡在给皇帝的谢表中：

改参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体，则爱国者寒心。退孤上恩，进敛群怨。诚难处于要路，复请行于边鄙。^[19]

仲淹的话，说得很真诚。在皇帝面前，他把心掏出来了。“爱国”与“谋身”，诚如冰炭那样不能相容，进也难，退也难，只得“请行于边鄙”。又希望在一个“风俗旧淳，政事绝简”的地方，祈愿很久以来不能平静的心得到安宁，每至秋来就要加深的肺疾得到好转，但他仍旧是怀抱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矢志不移的志士的忠忱^[20]。

在赴邓州途中，仲淹有一封信给田况。况字元均，这时正丁父忧在家。仁宗总是想按照老规矩办事，不愿意作改革，跟着那些谋身的大臣转，以为主张改革的是“好名”。他上书反复陈述西北边患日炽，不能以屈就言和为得计。应当有所作为，以绝后患。要求英睿神武之名，崇俭广爱之名，勤政求治之名，纳谏之名，不求这些名，国家就没有希望了^[21]。

在这封信中，仲淹表示非常钦佩田况能坚持终丧，说要不是大孝之节不可夺，谁能坚挺地站在“雷霆之际”以触龙鳞呢！说到自己，仲淹表示去南阳还要读书，以为“涉道贵深，退即自乐”，不是宦海升沉可以动摇的^[22]。

【注释】

[1]《范文正公集》卷二《访陕郊魏疎处士》。

[2]《范文正公集》卷三《寄赠林逋处士》。

[3]《青箱琐记》卷六。

[4]《范文正公集》卷一六《谢授知邠州表》。

[5]《范文正公集》卷一六《邠州谢上表》。

[6]《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7]《韩魏公集》卷一三《家传》。

[8]《宋史》卷一一《仁宗纪》。

[9]《宋史》卷三一○《杜衍传》，《续通鉴》卷四七庆历五年正月乙酉条。

[10]《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条，《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七《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11]《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条，《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七《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12]《宋史》卷二九五《尹洙传》。“均州”《邵氏闻见录》及《宋人轶事汇编》引《湘山野录》作“筠州”，均误。《范文正公集》尺牍下《与尹师鲁》云：“热中得回问，知汉东尤甚。”时仲淹在邓州，与韩琦信，亦言：“师鲁去赴均州时，已觉疾作。至均，寝食或进或退。……舁疾来邓，以存殁见托。”

[13]《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中《与韩魏公》。

[14]《宋史》卷二六九《王质传》，《范文正公集》卷一三《王公墓志铭》。

[15]《史记》卷一○三《万石张叔列传》。

[16]《宋史》卷三八《地理》一。

[17]《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七年七月甲子条：“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

[18]《范文正公集》卷一九《陈乞邓州状》。

[19]《范文正公集》卷一七《邓州谢上表》。

[20]《范文正公集》卷一七《邓州谢上表》。

[21]《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

[22]《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下《与田元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