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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京城所发生的一切，仲淹感到正在酝酿又一次对他的诽谤和斥逐。他派出去的转运按察使，对地方长吏的检查与弹劾，已使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们太苛刻，束缚了官吏手脚，使人不得尽其材^[1]。还有人说京东沈邈手下有“四狼”，派往江南的转运按察使是“三虎”^[2]，这样来乱视听，惑人心。

那些期待皇帝恩赏，计算年资已足，盼望照例升迁或得一官半职的人，也由于磨勘和任子之制的某些改变，心存怨望。至于那些已经失去官位的臣僚，就更在那里切齿，窥伺时机，重新获得已失去的权势^[3]。

西夏与宋议和，迁延了很长的日子。庆历四年五月，夏始称臣。前一个月，夏国派使者来贺仁宗生日乾元节^[4]。宋和夏国缔结和约，契丹是出过力的。它不愿意在国境的西边有一个过于强大的力量^[5]。就在这一年，契丹和夏国发生战争。契丹国主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市）、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6]。

仲淹对于契丹西征，疑虑重重。他担心契丹出兵的目的在中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说：“假如契丹、西夏都不守盟信，乘我无备，以数十万之众，发起突然袭击，河东路兵马不多，名将极少，众寡不敌，真叫人担心。契丹长于攻城，这回携带的武器象床子弩以及炮手，都是攻城用的。契丹和西夏的边界，一片荒漠，无城可攻。入我国境，床子弩和炮手，就可发挥威力。集中力量攻下三两座城，其他城堡就要乘风而下。即使契丹这回不这样做，也不过是先让我们相信它，以便下回重来，打一场使我们措手不及的战争。”^[7]

这时，朝廷已决定仲淹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河东。仲淹要求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

韩琦不同意仲淹的意见。在皇帝面前，进行争论。退朝之后，仲淹仍以为非增兵不可。韩琦说：“真是这样，我就请求去，不要朝廷派一人一骑。”仲淹听了，怒形于色，说还要请求和皇帝面议，把韩琦的话告诉皇帝^[8]。

杜衍也不赞成仲淹的意见，说：“契丹、西夏已经打起来了，契丹不会来打我们，决不可轻举妄动。”^[9]

富弼也认为契丹这回决不会和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和西夏矛盾加深了；而且朵儿族屡次杀威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兵，殊为失计^[10]。

杜衍是仲淹的前辈，素为仲淹所敬重。韩琦、富弼是仲淹在政治上的支持者。朝廷没有增加河东一兵一卒，仲淹去了河东。

在此之前，仲淹、韩琦按照皇帝的要求提了陕西在军事上要做的八件事，河北要做的五件事。他们认为在陕西还要修筑边上的城、砦，用土兵防守，把那些不能作战的加以淘汰，从事农耕。抽调一些禁兵到次边州郡驻泊、就粮。为弓箭手筑堡，一堡两指挥^[11]。指挥是北宋军事编制单位，一指挥大约五百人。弓箭手是招募来的乡兵，租佃官田，“人给二顷，有马者加五十亩”。这时，弓箭手有三万多，编成一百九十二指挥^[12]。

对于河北的军事措施，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任用有能力的人领河北转运使，密令他计划边境防御工作。挑选懂得军事的知州、知县，训练乡勇。选择可以屯兵的地方，从陕抽调有经验的军官担任训练工作^[13]。

对于西、北边事，仲淹是洞明而练达的。这时，他已经请求罢去参知政事，出镇西方，以为自己久居边塞，了解边地情况。打算在宦海风波中，扬帆远去^[14]。

更加可怕的造谣中伤流布广泛，说石介已经为富弼起草了废立的诏书。富弼也不得安心在朝廷任职，继仲淹之后，在这一年的八月，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15]。

吕夷简退休之后，住在儿子公绰的郑州官舍。仲淹出京过郑州，去拜访夷简，欣然相语终日。夷简问他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离开朝廷，仲淹说：“要处理西方的边事。”夷简说：“处理边事，还是在朝廷方便。”^[16]仲淹和夷简之间，还有点隔阂，还不能对他尽吐心曲。但在中书任职，已经知道过去所不能知道的艰苦；对夷简的认识和感情，也就远非昔比。

这年的秋天，夷简病逝郑州，仲淹祭之以文，说：“富贵之位，进退维艰。君臣之际，始终尤难。”又说：“保辅两宫，讦谋二纪，云龙协心，股肱同体。”对吕夷简身居大位，周旋于仁宗母子之间，是从心里敬佩的。祭文的最后，却抒发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的凄哀：

河东之行，仲淹走遍了西北角和西夏、辽国为界的州县。在保德军（今山西保德）一个旅店里，他曾发现过一卷佛书《因果识见颂》，到了府州（今陕西府谷），他还要承天寺的僧人录了个副本藏在寺中。过了四年，他便为这本少见的佛书写了序^[18]。府州的南面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麟、府二州，山川回环五六百里，东面是黄河，汉族和少数族人过去都在这里耕种^[19]。五代晋汉以来，这个地方即为云中大族折氏所据。北宋建立，折氏臣服，其子孙世世代代领州事。宋夏战争中，元昊兵攻打过麟州和府州，围攻州城不得手，颇有损伤。这在当时被称为河外的地方，只有西北角上的丰州被攻陷。有人认为这是块无用的土地，主张放弃。仲淹提出修筑城寨、招抚流亡的计划。推荐张继勳知麟州。允许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酿酒、卖酒，废除专卖，鼓励流亡的人归回^[20]。

这时，张亢已由并代副都总管调知代州（今山西代县），并安抚河东沿边。他曾驰援过被围困的麟州，增筑堡砦，打通了府州和麟州的通路。范仲淹极力支持他，“蕃、汉归者数千户，岁减戍兵万人，河外遂为并、汾屏蔽。”^[21]

仲淹安抚河东，走了不少地方，代州、忻州（今山西忻县）也到过。和他一同出行的，是张亢的侄儿张焘。还是在苏州的时候，仲淹就十分器重张焘，说他“强记及敏力，一一精如神”^[22]。仲淹安抚河东时，走到汾州（今山西汾阳），老百姓几百人拦路告状，派张焘出面处理。焘正和客人在下棋，一盘棋还没有下完，便把事情妥善地解决了^[23]。

焘父奎以及叔父亢，都在陕西工作过。他随仲淹出行忻、代，常常说到江南的山水。仲淹有一首七言绝句，说：

代州北面即辽境，这位心忧天下的志士，却不禁在地分胡汉之处，发出了对江南的思慕。

忻州西去，便是宪州（今山西静乐），宪城西北即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宪州、岢岚，城小而低。仲淹在这里视察，收到庞籍从延安寄来的柳湖诗以及寄岳阳滕同年的诗^[25]。滕同年即滕宗谅，他与庞籍都是和仲淹同一年进士及第的。仲淹对延安是有情的，和诗云：

在和庞籍寄岳阳的诗中，他深情地希望宗谅优游江郡，极道湖乡之美：

以为在风物优美的地方，应当宦情淡薄，诗意连绵，在这多事之秋，得以偷安，未始不是好事。两年后，他为宗谅作《岳阳楼记》，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思想境界，又远远超越此时。虽然，当他说到自己的时候，是：“岂信忧边处，胡兵隔一川！”^[26]

郑戬这时候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是从陕西四路都总管调来的。仲淹与戬是旧知，戬夫人和仲淹已故夫人是姊妹^[27]。在防御西夏措施上，他二人意见相同。麟、府间有一大片土地叫草城川，久废耕作。戬募土人为弓箭手，在那儿垦辟，计口给田。又在沿边增筑城堡^[28]。这都是仲淹在陕西行之有效的。戬在太原有《秋晚书事》诗，仲淹有和诗，说：

郑戬家在江南，强胡压境，不能象张翰那样因秋风起而思归。松柏之心不改，烈士之志不孤，仲淹向戬表示：以边事自任之心，他们是始终如一的。

秋尽冬来。那一位作《庆历圣德诗》的石介出为濮州通判，富弼也去了河北。仲淹请求罢参知政事，专任陕西一郡，带沿边安抚使之名^[30]。报告上去了两个月，才被批准。

[2]《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七。《东轩笔录》“四狼”作“四伥”，非是。

[3]《续资治通鉴》卷四六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竦衔之，……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

[4]《宋史》卷一一二：“仁宗以四月十四日为乾元节，正月八日皇太后为长宁节。”

[5]《辽史》卷一九重熙十二年（一○四三年）：“春正月辛未，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维吉谕夏国与宋和。”《辽史》卷一九重熙十三年：“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

[6]《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为契丹请绝元昊进贡利害》，《西夏史稿》九五页。

[7]《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乞宣谕大臣定河东捍御策》。

[10]《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西夏史稿》九五、一○一页。

[11]《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

[13]《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

[14]《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

[15]《续资治通鉴》卷四六：“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写废立诏革，飞语上闻。”《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则反云：“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飞语。弼惧，求宣抚河北。”

[20]《宋史》卷二五三，富弼《范公墓志铭》（见《范文正公集·褒贤集》）。

[22]《范文正公集》卷二《送河东提刑张太博》：“忆守姑苏日，见君已惊人。翩翩幕中画，落落席上珍。强记及敏力，一一精如神。”太博是太常博士的简称。

[25]《范文正公集·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自注云：“时宣抚岢岚军。”又《尺牍》中《与韩魏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