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淹、韩琦内调之后，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由郑戬担任，仍驻扎泾州^[1]。郑戬不讲情面，为政尚严，那时正知永兴军。他和仲淹是连襟，妻李昌龄的女儿，私人关系也不错^[2]。抗击西夏立过功的滕宗谅仍旧知庆州，张亢知渭州，文彦博知秦州，庞籍也依旧留在延安。

滕宗谅久任西事，是一位出色的边才。仲淹在泰州时就对他临事不惧的镇静很了解，二人的交谊是很深的。张亢在西夏向陕西进兵时，曾经担任过渭州、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的守备。上书发表对边事的意见，提出军政措置不当的凡十条，反对引兵深入，主张联合诸少数族，修筑沿边城砦，轮番出击西夏，使夏人不得种地、放牧。仲淹对他非常器重，待之以国士之礼^[3]。

仲淹到京不久，郑戬揭发滕宗谅在泾州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对宗谅进行弹劾。同样，张亢在公使钱的使用上也遭到非议^[4]。

公使钱是宋代一种特有的官给，中央和地方都有。小部分可以“私入”，大部分是不能的。这种官给可以用于修建、接待、犒赏，都作了详细规定。边境上的州郡，利用这笔钱做买卖，获利以充军实，是被允许的。

宗谅受到弹劾，仲淹在皇帝面前为他辩护，说葛怀敏军败之后，沿边郡县，十分惊扰。夏兵打到渭州，距泾州才一百二十里，宗谅十分沉着，动员农民，共同守城。从环庆路来的援兵，一万五千，他供粮供柴供酒食，一无所缺。人人说他能干，有功。果坚弹劾他，说他在泾州以低价向民户买牛买驴，犒设军士。当时敌情严重，形势紧急，即使是这样，收买牛驴，价钱低些，也情有可恕^[5]。

人们还攻击宗谅在邠州办席奏乐，大享将士。说乐人子弟得到银楪子三二十片，士卒不满意，骂娘。仲淹说，得到银楪子的，有乐人，也有赛箭中的的军人，说只有乐人得到银楪子不是事实。韩琦和我到邠州，摆了一天席，一切都要由我们负责，说有罪，罪也不在滕宗谅。边上摆酒设筵的事常常有，值班军人轮流服役，也决不会不满意，骂娘^[6]。

宗谅被弹劾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到庆州之后一次用了十六万贯。后来查明，只是馈劳羌族首领用了三千，所谓十六万，是诸军的月给。攻击宗谅的人说，枉费公用钱，馈送超过了制度还是不对的。仲淹说：“我在庆州，借随军库钱做买卖，得利二万多贯，除归还官本，其他都‘充随军公用支使’”了^[7]，宗谅和他没有什么不同。

张亢用公使钱做买卖，以所得利息买马，也受到弹劾。仲淹认为这样做，一点不犯法，不违背国家规定。规定是明明白白的，只要“不入己”，什么罪也没有。仲淹说他和韩琦，无论是在庆州或泾州，都用过公使钱补助贫困的在职人员，并一一列举了当日受到补助的人的姓名、官职。强调指出，在法律面前，贵贱亲疏不当有轻重。假如张亢要受到处罚，他和韩琦也应当受到处罚^[8]。

因为侵用公使钱要办罪的还有葛宗古、狄青，种世衡也受到牵连。葛宗古是延州西路都巡检使，作战勇敢，弓马精强，在鄜延路最为骁勇。仲淹推荐边上得力将佐名单中，他列为二等第四名，被认为是个难得的边才^[9]。

爱惜边才，在陕西或在汴京，仲淹是一样的。

欧阳修时知谏院，上书皇帝，以为滕宗谅枉费公用钱这个案子，牵连太广，监牢里关满了人，抱怨的人很多。他请求皇帝告谕边臣不要这样做下去，建议今后用钱，只要不入己，就给守边官员以全权，叫他们不要畏避，一心一意地效命立功，更不可把狄青、种世衡这样难得的边将牵连进去^[10]。

仲淹为滕宗谅、张亢辩护的奏疏，一上再上，是因为边上迄今还没有立过大功有威信的将帅。他说，现今边帅都是儒臣，朝廷用他们带兵，给经略部署之名，授生杀予夺之权，抗击强敌。因为一点小错误，被拘留办罪，人们必以为这些人不是朝廷的心腹，不足畏。这样，朝廷的损失甚重，就等于自失机事，自去爪牙了。这些人用过公使钱，只不过是馈送来往官员，或以公使钱做买卖，也都如数还本，毫无欺诈、隐瞒。别的罪状，现在也还没有调查核实，那些被牵连的人，却在“盛寒之月，久在禁系”之中，这是很不合理的^[11]。

在为这二人辩护时，仲淹也有一些愤慨。他说，在边塞工作的人，假如知道朝廷深文周纳到这种程度，那就必以为对将帅刻薄少恩，专门在支用公使钱上做文章，吹毛求疵，倾陷边臣了。谁知道塞上诸郡，尽日风沙，“触目愁人”，在那里当官，绝不如别的地方，可以“优游安稳，坐享荣禄”。他恳求身居九重的皇帝，能体察这一情况，不要“使狱吏有功，而劳臣抱怨”^[12]。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正是皇帝开天章阁，仲淹被召对，“赐坐，给纸笔”，条奏当世之务的前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仲淹这样为宗谅辨诬，宗谅终于在三年九月由知庆州徙权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四个月后又降知虢州（今河南灵宝）。还有人认为处罚太轻，于是又贬向南方，谪守巴陵（即岳州，今湖南岳阳）^[13]。宗谅重修岳阳楼，仲淹为之作记，文中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他宽解，激励他先忧后乐的高节。

张亢也被撤去引进使官衔。仲淹宣抚河东，才报请皇帝恢复了这一官衔^[14]。

仲淹一心一意为国家爱惜边才，却有人为了争权位而把这一点看得轻于鸿毛。

郑戬主持边政，赞成静边砦主刘沪修筑水洛城，以通秦、渭援兵的计划。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渭州之间，它北面即结公城，是少数族聚居之处。筑城时，郑戬还派董士廉去协助。城未成，郑戬罢四路。知渭州尹洙不赞成更筑新城，以为过去屡为西夏所败，就是因为城砦太多，兵力分散，命令刘沪停止修筑。刘沪不听命令，加紧筑城。尹洙大怒，命狄青把刘沪、董士廉都逮捕了^[15]。

尹洙是仲淹的好友，曾自认为是仲淹之党，与仲淹是谊兼师友的。对于刘沪修水洛城被拘，仲淹却不以为然。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首先说明水洛城的修筑不是“擅兴”。后来命令停止而不止，是因为刘沪在水洛、结公这一带地方打过胜仗，降服了那儿的蕃部，又已动手筑城，不能半途而废。见责经划不当，因之“以死抗拒，一面修筑，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16]。

他还说，刘沪是边上有名将佐，最有战功，朝廷要爱惜，不能轻易抛弃。狄青是个武夫，拘留了刘沪、董士廉，一发怒，行了军法，那就无可挽回。请求朝廷立即派三司副使鱼周询去查问，妥善处理，一则使刘沪、董士廉免于刑戮，二则避免狄青、尹洙犯大错误，使被诛杀的家人骨肉“称宽致讼”^[17]。

修筑水洛城，韩琦原来就认为工程太大，不易成功，和仲淹、郑戬意见不同。鱼周询从陕西回来，以为应当继续筑城，尹洙被调离渭州，改知庆州^[18]。

从庆历三年九月至四年三月，这位为“士望所属”，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正感激皇帝的知遇，和富弼日夜谋议，改革弊政，兴致太平。谁也想不到，就在这时候，他已经陷在毁谤中了^[19]。

四年四月，仁宗和执政议论朋党，说：“从古以来，只有小人结成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么！”仲淹说：“在边境上，勇敢的人，不怕战争，结成党；胆怯的怕战争，也结成党。朝廷有邪有正，正人结成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不好呢。”^[20]

历史似乎在重演。多年以前，仲淹被贬逐去饶州，朋党就是一把刀子。欧阳修、尹洙、余靖被目为党人。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但真正能为朋的只有君子，因为君子守道义，惜名节，行忠信；小人则唯利是图，利尽交疏，甚至反相贼害，是不可能真正为朋为党的。

夏竦贪图高位，陕西统帅职务被解除，曾被任命为枢密使。当时宰相吕夷简，本来反对他，不肯和他共事，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为了消除旧怨，才向皇帝推荐他的。枢密使之命已下，人们说他在陕西畏懦不尽力，不能当此重任，便改命知亳州^[21]。竦到亳州，上书自辩，凡万余言。孙抃在他自辩书上为皇帝作了批语，说：“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夏竦又恼怒，又怨恨^[22]。吕夷简下了台，章得象、晏殊担任宰相，杜衍为枢密使。仲淹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知谏院蔡襄对皇帝说：“陛下不用夏竦，用范仲淹，用韩琦，士大夫相贺，庶民相庆，饮酒欢呼，情况热烈。这难道是一个人的进退，对国家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这是由于邪正分得很清楚，邪的退了，和它同类的也要退；正的进了，和它同类的也要进。进的都贤，退的都不贤，天下就安宁了。”^[23]

夏竦在亳州等待时机。他当然不甘心失败，朋党这把刀子，又重新被磨起来了。杜衍、仲淹成为攻击目标。夏竦和宦官蓝元震勾结，元震在仁宗耳朵边吹，说过去被谪逐的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都回来了，蔡襄把他们捧为“四贤”，也成了他们的同党。这帮人把国家的爵禄看成私惠，互相勾结，不要三两年，就将掌握国家的要害部门，“误朝迷国”，叫谁也不敢开口^[24]。

四年十一月，杜衍女婿苏舜钦，受到除名勒停处分^[25]。舜钦由于仲淹的推荐，三月由山阳（今江苏淮安）至京，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26]。进奏院把朝廷颁发的命令和其他文书转给诸路，摘录诸路报告送朝廷主管部门以及分送地方来的文件至有关机关^[27]。舜钦监院时，一如惯例举行赛神会，卖折封废纸所得宴客，叫了女伎来劝酒。有一位叫李定的太子中书舍人要求参加，遭到拒绝。反对仲淹和杜衍的人便以此为藉口，由御史王拱辰指使他的属官提出弹劾。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开封府劾治，还连夜派宦官把参加宴会的人拘捕，造成一个牵连颇广的大狱^[28]。

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十二人被处分。王益柔、章岷是仲淹推荐的。他们说益柔作傲歌，罪当死。韩琦说：“益柔狂语，何足深校！现在西方还在用兵，天下大事不少，不听见他们对大事发表意见，揪住一个小小的王益柔，用意何在？”当时宰相章得象不置可否，晏殊也不表示意见^[29]。

王益柔、章岷都撤销馆职，益柔监复州（今湖北天门）税，岷通判江州（今江西九江市）。

王洙是个学者，仲淹早就认识，后在邓州还推荐他可以“仪表台阁”，应当召回京城。这回撤销馆职出知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30]。

进奏院事件发生的时候，仲淹正宣抚河东。王拱辰得意忘形，说：“这下给我一网打尽了。”^[31]

【注释】

[1]《长编》卷一四○庆历三年四月甲辰条。

[2]《宋史》卷二九二《郑戬传》。《能改斋漫录》卷一八《李氏之门女多贵》云：“李参政昌龄家，女多得贵婿。参政范公仲淹，枢副郑公戬，皆自小官布衣选配为连袂。”

[3]《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安阳集》卷四七《张亢墓志》。

[4]《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亥条、戊子条。

[5]《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雪滕宗谅张亢》。

[6]《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雪滕宗谅张亢》。

[7]《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雪滕宗谅张亢》。

[8]《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再奏雪张亢》。

[9]《范文正公集·奏葛宗古》。

[10]《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甲子条。

[11]《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再奏辩滕宗谅张亢》。

[12]《范文正公集》奏云：“边上臣僚见此深文，谓朝廷待将帅少恩，于支公用钱内搜求罪戾，欲陷边臣。且塞下州郡，风沙甚恶，触目愁人，非公用丰浓，何以度日！岂同他处臣僚，优游安稳，坐享荣禄。”

[13]《长编》卷一四六庆历四年正月辛丑，王拱辰、李京均言对滕宗谅、张亢处罚太轻，遂有戊申徙滕宗谅于岳州之命。《长编》云：“……然终赖仲淹之力，不夺职也。”

[14]《安阳集》卷四七《张亢墓志》。

[15]《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甲戌条。《宋史》卷三二四《刘沪传》云“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甲子条云：“水洛城……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陇之二水，环城西流，绕带河渭。田肥沃，广数百里。”

[16]《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为刘沪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鱼周询等勘鞫》。

[17]《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为刘沪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鱼周询等勘鞫》。

[18]见《长编》卷一四八孙甫、余靖、欧阳修等人言论。此卷丙辰条欧阳修更建议移尹洙于他州，其后遂“徙知庆州孙沔知渭州，尹洙知庆州”。

[19]参见《儒林公议》，《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20]《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

[21]《长编》卷一四○庆历三年四月乙巳条。

[22]《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己巳条。

[23]《宋史》卷三二○《蔡襄传》。

[24]《续资治通鉴》卷四六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云：“……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

[25]《续资治通鉴》卷四七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

[26]《苏舜钦集》卷一○《上范公参政书》云：“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议，召阁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踊跃咏歌，……未及半年，时某已还台。”沈文倬先生据此，以“舜钦于范仲淹入政府后半年来京师”，并谓：“知舜钦为集贤校理在二三月之间”（《苏舜钦集》附《年谱》）。

[27]《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

[28]《续资治通鉴》卷四七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

[29]《续资治通鉴》卷四七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

[30]《范文正公集》卷一九《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

[31]《续资治通鉴》卷四七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