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自太祖建国，到仁宗庆历初，已经八十几年。西边、北边都不断发生问题。国内政治、财政，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已经逼着人来。仲淹到京之后，天天照例和两府长官向皇帝报告寻常公事。日子过得像平静的流水，京师也和往日一般，熙熙攘攘，炫耀着它的繁华。

从太祖以来，宋朝就把重兵驻扎在京城及其邻近地区，造成内重外轻之势。汴京粮食需要量很大，每年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这些地方运送粮食，数目达到六百万石^[1]。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漕运机构，漕江南六路粮食，兼掌茶盐泉货，由发运使主持。但自明道以来，北运粮食往往达不到六百万之数，满足不了京师的要求^[2]。饥民抢粮的事已经发生。仲淹任枢密副使，向朝廷推荐许元，说这个人有知识，明事理，是理财能手，不做“侵刻”的事，能关心老百姓疾苦，可以担任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司的判官^[3]。

许元是一位理财专家，西方用兵，他被举主持在京榷货务，变输粟入边给钱的办法为给南盐，很受边境欢迎。仲淹推荐他负责漕运，他表示：“六路七十二州的粮食，还不能满足京师的需要，我不相信。”^[4]到任后，便下令沿江州县储粮，一律留足三个月，多余的全部北运。其他地方，依路途远近，以次相补。一千多艘粮船，迤逦相属，浮江入运河，折而西向。不久，汴京粮食的恐慌解除了^[5]。

仲淹当了三十多年官，举荐人才总是孳孳不倦。许元从此负责漕运工作，由判官至发运副使、发运使，前后十三年。从江南漕至京师的粮食，年年必满六百万石，每年总有一百万石的储蓄，以备非常^[6]。

任枢密副使不久，仲淹便参知政事。在二府的时候，他常与皇帝谈论人才的重要，以为“得人则治，失人则乱”。宋朝的馆阁是培养高级官员的地方。仲淹说，唐太宗设文馆，妙选贤良文学之士，让他们轮流住在馆内，请他们入内殿，讲论政事，往往到夜深。宋朝馆阁臣僚，“大率清贫”，经常在馆供职的人也不多。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应当继续，要改变，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十人的名单：杜杞、章岷、尹源、张掞、王益柔、吕士昌、苏舜钦、楚建中、姚嗣宗、孙复。说这些人有的“文词雅远”，有的“经术精通”，请求任之以馆职。他以为对馆阁臣僚要在生活上加以照顾，让他们能潜心钻研学问，这是培养人才最好的办法^[7]。

在推荐这些人可以担任馆职的时候，他还为皇帝讲了宋初的历史，说太宗皇帝以唐太宗为榜样，特建秘阁，地位一如三馆，“听朝之余，时或游幸，此祖宗盛事，不为不重”。又说这回推荐的人很多，但他们在士大夫当中都是很有名的。现在边境上还有问题，值得忧虑，朝廷要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俊哲所聚，虽危必安”，朝廷对于这些人，要认真选用^[8]。

杜杞是一位能吏。他祖父叫杜镐，为著名馆阁人物，住的地方仅能庇风雨，但他在那里一住二十多年，不谋迁徙。京西民变，商州、邓州、均州、房州和光化军都受到影响。仲淹这时候担任执政，杜杞便被命为京西转运、按察使。京西路约略相当于现在河南郑州、阜阳以西和湖北北面一部分地方。商州是现在陕西的商县，邓州这些地方都在河南的西南。宰相说杜杞学通古今，京西民变，很短时间也平定下来^[9]。

张掞做知县的时候，把里胥放在一边，直接管理租赋，老百姓按时把租赋送到衙门；碰到旱灾，就请求免去灾区的租赋。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时，宦官阎士良过多地干涉帅权，他报告皇帝提出弹劾^[10]。张掞的哥哥张揆自幼和仲淹认识，他的父亲张蕴则为仲淹所敬重，被视为“信道有素”的一位长者^[11]。

王益柔字胜之。仲淹推荐他的时候，还没有和他见过面。西边用兵时，益柔就提过要备边、选将的意见。他是一位对历史很熟悉，有研究的学者。司马光写完了《资治通鉴》，很多人要求借阅，但还没有读完一纸，便昏昏思睡。司马光说：“真正读完了的，只有一个王胜之。”^[12]

楚建中曾经主管过鄜延路的机宜文字，是个有胆有识的能人。宋夏议和之后，他仍提出要筑安定、黑水八堡，控制东方道路。这八个堡都在延安的北面，使夏人不敢窥伺西界的东边^[13]。

章岷和苏舜钦，仲淹是知之已久的。在睦州（今浙江建德东），章岷作州从事，仲淹官陕西，他又被推荐到陕西来。苏舜钦以仲淹之荐，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给仲淹写信，说朝廷正多事之秋，对仲淹执政后不敢有所作为，表示不满，提出七个方面的意见。庆历新政的内容，和他所提的颇为吻合^[14]。

姚嗣宗是仲淹在陕西发掘出来的人才。孙复，就是仲淹丁忧在南都时资助过的孙秀才，一位《春秋》学专家，早已推荐过的了。

这些人都较年轻，是仲淹的后辈。仲淹入中书，又请朝廷对有清望官推荐的王益柔、章岷、苏舜钦，先令学士院考他们文论，了解他们的才识，不要考那些“无补大猷”的诗赋^[15]。

庆历三年五月，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起义。参加起义的主要是士兵，士兵之外，还有饥民。起义队伍先向青州（今山东益都），后复南下，经过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今江苏扬州市），转战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16]。最后，才在和州（今安徽含山东北）被击溃^[17]。王伦经过的地方，州县长吏，不是逃奔，便是投降，送礼请客不用说，甚至有把兵甲作为礼物的^[18]。起义被镇压了，这些守土有责的州县官也当办罪了。当时担任枢密副使的富弼，主张严办。仲淹说：“平日讳言武备，江淮郡县，城壁不像边塞上的坚固，要求那些长吏守土无失，不合情理。”^[19]有一个叫晁仲约的，当时知高邮军（今江苏高邮）。起义军打到高邮，他叫富民出金帛牛酒，迎接起义军。富弼提出要办晁仲约的死罪，愤怒地说：“‘盗贼’公行，身为守臣，不能战，又不能守，还叫人醵金以为馈遗，按照国法，要办死罪。听说高邮人对之切齿，欲食其肉。”仲淹说：“高邮既无兵，又无械，知军虽守土有责，但事有可恕，不当办死罪。老百姓为了保全地方，出些钱，也许还是愿意的。说高邮之民那么恨他，恐怕也是传闻失实。”晁仲约因此免于一死。富弼很生气，说，现在正提倡法治，你却偏偏阻挠执法；还嘲笑仲淹说：“你大概是想做佛了！”仲淹平心静气地说：“皇帝正值盛年，我们不可引导他轻易杀人。祖宗以来，还不曾轻易杀过一个臣僚呢。”^[20]

王伦起义被镇压之后，张海、郭邈山等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起义。庆历三年九月，攻入金州（今陕西安康）。张海一路，到邓州（今河南邓县）时不过六十余人，有马，有弓弩。郭邈山在商山丛林中结聚已及十年。他们合起来，人数不过二百多。义军行军，一日一二百里，马乏了，便弃去，夺民间马补充。张海入金州，是知州王茂先放进去的。金州城内，军资甲仗，一任义军拣取。到邓州顺阳县（今河南淅川南）时，县令李正已敲锣打鼓，把义军迎入城内，大摆酒食，住宿在县衙门内，要什么给什么^[21]。这一支义军，在京西几千里地方，转来转去，官吏作鸟兽散，“士民涂炭，以至江淮州县，无不震惊。”^[22]

担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非常担心起义队伍的扩大，一再向皇帝报告，说：“许多地方贫苦人，对张海他们很羡慕，成群结党，威胁州县，情况一天一天严重。”还说义兵“劫取财物，虏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气，致诸处军民中强恶之人，往往生心”。他举汉唐史事，以为“汉唐之末，皆因群‘盗’，而天下大乱”，主张召募吃得起苦的勇壮和曾经在军中服役证明是合格的士兵，选派精干人员带领，发给盘缠钱和棉衣，大幅度提高每月补贴，甚至柴薪盐醋也由官家开支，使这支召募来的新军不忧饥寒，镇压义军，忘身效死^[23]。

在给皇帝的报告中，他还说要严肃军纪，逃兵确凿有据，动摇军心确凿有据，要办死罪。仲淹说在西边就是这样恩威并立，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兵才能用，才能打胜仗^[24]。

当张海所率领义军到达荆门军（今湖北荆门）时，仲淹向朝廷提出要从开封发兵三千，分三批出发，如“贼”已消灭，这些兵士，就屯驻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和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以镇远方”^[25]。

京东、京西士民、饥民联合起义，把北宋吏治腐败无能暴露得很彻底。富弼以为京西诸州“贼盗”往来之处，长吏皆非其人，主张朝廷派两名转运使去京西，把那些不中用的，贪赃枉法的，老病昏昧的长吏加以撤换，就地选拔得力的人权任知州。当地实在派不出，就由朝廷派。知州得力，那就可以就地选用知县、县令^[26]。

和富弼一样，欧阳修也认为不能让那些胡里胡涂，懦弱衰老不顶用的人做州县官，要认真挑选地方官吏，严立法令。当宰相、执政的，不能“直待打破一州，方议换知州，打破一县，方议换县令”^[27]。

著名历史学家刘敞以为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是“盗之源”。源堵住了，“盗”也就止了。他很有感慨地说，现在之所以不足、不均、不修，不能说不是牧守的过失^[28]。

向皇帝上书“乞择守令”的，还大有人在。州县长吏的腐败无能，被京东、京西两路的士兵、农民用武器揭开了。

仲淹对吏治的整顿，也就从选择州县长吏开始。

【注释】

[1]《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二九四页。

[2]《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

[3]《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乞将所举许元张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4]《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五月庚午条。

[5]《宋史》卷二九九《许元传》。

[6]《居士集》卷三三《许公墓志铭》。

[7]《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杜杞等充馆职》。

[8]《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杜杞等充馆职》。

[9]《宋史》卷二九六《杜镐传》，卷三○○《杜杞传》，《居士集》卷三○《杜公墓志铭》。

[10]《宋史》卷三三三《张掞传》。

[11]《范文正公集》卷一四《书环州马岭镇夫子庙碑阴》。

[12]《宋史》卷二八六《王益柔传》。

[13]《宋史》卷三三一《楚建中传》。

[14]《范文正公集》卷二《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苏舜钦集》卷一○《上范公参政书》。

[15]《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再奏乞召试前所举馆职王益柔章岷苏舜钦等》。

[16]《乐全集》卷二一《论州郡武备》。

[17]《宋会要·兵》一○之一四。

[18]《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论江淮官吏札子》。

[19]《隆平集》卷八《范仲淹传》，《范文正公集》附《言行拾遗事录》卷一。

[20]《龙川别志》卷下，《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即据此。二书均误以王伦为张海。

[21]《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乞召募兵士捉杀张海等贼人事》三奏，《欧阳文忠公集》卷一○○《论京西贼事札子》、《再论置兵御贼札子》，卷一○一《论西京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陈洎等札子》。

[22]《包孝肃奏议》卷二《论李用和捉获张海乞依赏格酬奖》。

[23]《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乞召募兵士捉杀张海等贼人事》、《奏乞指挥管设捉贼兵士》。

[24]《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乞召募兵士捉杀张海等贼人事》、《奏乞指挥管设捉贼兵士》。

[25]《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乞发兵往荆南捉贼》。

[26]《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条。

[27]《欧阳文忠公集》附《奏议》卷四《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28]《公是集》卷四○《患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