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当中，西夏始终没有放弃和平的试探，几年来，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物力消耗大，战场所得不偿所失，人心厌战，元昊也总是想乘战胜有利条件，试探和平，索取更多的金帛、物资^[1]。

辽国与宋重归于好，向元昊表示，希望夏宋之间能化干戈为玉帛。当然，它也不愿有个强大国家与它为邻^[2]。

庆历三年（一○四三年）正月，元昊派了一名使臣贺从勖带了国书来延安求和。书中称宋朝皇帝为父，自称为子；称宋为“东朝”，自称“西朝”。鄜延路军政长官庞籍和他打交道，对他说：“来书不用宋正朔，又不称臣，我不敢向朝廷报告。”贺从勖说：“子事父，如臣事君。”希望去汴京正式请和。假如皇帝一定要我们称臣，就回去再商议。朝廷这时候也想和，秘密通知庞籍：“只要元昊称臣，即使僭号也无害。”贺从勖得到允许去京师。庞籍向皇帝报告，说西夏和宋久不通市，饮无茶，衣无帛，求和是有诚意的^[3]。

夏使到京后，仲淹和韩琦都以为：“不改僭号，就不能和；假如卑词厚礼，改称兀卒，边备也不能懈怠，要防止重来。”^[4]兀卒是元昊在国内的称呼，汉语的意思是“天子”。

这年四月，朝廷派邵良佐带了和议条件去夏国，答应封元昊为夏国主，在保安军和高平砦（今宁夏固原）设立榷场，进行贸易，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5]。

吕夷简因病求退。他任宰相多年，甚为仁宗所倚重。孙沔上书，说他“黜忠言，废直道”，只知道姑息求安，以推卸责任、逃避批评为得计。三次入相，正当西边用兵，老是打败仗。契丹乘机要索，国家人力物力十分不足，地方守宰称职的十不得一，法令常常变动，士民一片嗟怨，一点办法拿不出来，吕夷简不能不负责任。朝廷要趁这个机会重振纲纪，把那些当做的事做起来，选贤任能，节用养士。皇帝不以孙沔上书为罪，吕夷简也说：“闻恨迟十年。”^[6]

三月，夷简罢相，富弼被命为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韩琦也接到同样的任命^[7]。仲淹的老友欧阳修为知谏院，这是一个重要职务，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它和御史台合称“台谏”，朝廷大事，包括宰执是否称职以及用人不当，它都可发表意见，予以谏正。

仲淹和韩琦五次上表请辞，他们都以为在陕西四年，对边情已经熟悉，一切都按照已定计划进行：选拔得力将佐，加紧修筑城砦，训练兵马，完备器械，打算再过三两年，讨服横山一带居住的羌人部落，消除边境祸害。马上离开，新来的人又得重新熟悉边情。送故迎新，人心不安定，有可能使边防工作受到损失。假如敌人乘我不备，便易得计^[8]。

西夏请和一事，他们在表中也作了分析，认为宋夏四十年和平，一旦被破坏，值得深思。夏人求和，情伪未知，道路传闻又在调集兵力，很可担心。假如西夏以求和为名，“别营凶计”，我们一旦离去，夏人“或有侵轶，害及生灵，使朝廷重忧”，我们“虽伏显诛，亦无所救”^[9]。

宋夏和议在进行。仲淹、韩琦都被调入汴京。杜衍由枢密副使擢正使。原来已被任命为此职的夏竦，仍旧回了蔡州（今河南汝南）。夏竦自陕西召回，判蔡州，召为枢密使，很多人反对他，说他在陕西胆小怕事，办事不肯尽力，还暗中交结宦官^[10]。

新任相职的是章得象和晏殊，贾昌朝参知政事。谏官除欧阳修外，还有蔡襄、王素和余靖。

王素是北宋名臣王旦最小的儿子。仁宗生子，打算普遍地加一次官，他不赞成，说西边正在打仗，“宜留爵秩以赏战功”。后来又谏请仁宗把宦官王德用所进的两名女子送回去，仁宗说：“她们在我身边已经很久了。”他说：“我担心的正是她们在你身边。”^[11]

蔡襄是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人们说，看他写的字，像读欧阳修作的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宋代有名的书家苏东坡、黄山谷和米芾，都不如他浑厚、庄重^[12]。余靖当范仲淹贬官饶州时，曾向皇帝提出不当把敢于讲话的人加以放逐^[13]。

这些人，当时都是被称为贤者的。

仲淹还没有入京，国子监直讲石介就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对这个新政府的人物，一一加以赞美。对仲淹，他称赞说：

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

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

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贼叛予夏，往予式遏。

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

予闻辛酸，汝不告乏。^[14]

用的是皇帝的口吻，说仲淹为皇帝所深赏。太后听政时，仲淹官位还低，却已危言高论，不惧权势。后来任谏职，做开封府知府，疾谗说，勇敢地和错误作斗争。西方用兵，祁寒酷暑，与士卒同甘苦，一点也不退缩。把仲淹和富弼，比作古代名臣夔和契。诗中，还指斥夏竦为大奸，把竦罢回蔡州，说是“大奸之去，如距斯脱”^[15]。距是雄鸡脚爪，鸡斗时便用脚爪互相攻击。

赴京途中，仲淹读到这首诗，对韩琦说：“这种人真坏事！”^[16]为仲淹所赏识的孙复，也为石介担忧，说日后必因此而得祸^[17]。庆历新政失败，石介被逐，通判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没到任就死了。但夏竦不放过他，诬陷他和一个谋反的人有牵连，说他逃往契丹，并没有死，要把棺木打开，看看是不是真死了。石介家乡几百人保证石介真已死，才免发棺，但他的子弟仍受到处罚，羁管他州，过了很久才放回家园^[18]。

石介是个学者，专门研究过唐史，作了一部《唐鉴》，借佞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一点忌讳也没有^[19]。仲淹对他很了解，任执政时，余靖推荐石介作谏官，其他执政都同意，只他不同意，说：“石介这个人，刚正不阿，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脾气很怪，一旦作了谏官，一定要皇帝做一些难以做到的事。一点不顺心，便要拉着皇帝，叩头流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20]

仲淹心事重重地走向汴京。回望还没有安宁的边境，他的心沉下来了。多么希望留任啊！他和韩琦是一样的；现在，希望化成了烟，他们的心情也相同。不久，又要防秋了。去边境一天一天地远，在京毕竟和在泾州不同，一旦西夏生事，谁来承担这个过失？战争不是儿戏，军民的生命、财产绝不是小事呀！^[21]

邵良佐这年七月从西夏回来，带来了和议条件，西夏仍旧坚持称男而不称臣。朝廷倾向接受夏国的条件，韩琦极力反对^[22]。塞门砦和丰州已为西夏所占领，多数人认为和议的条件，要包括收复这些失地在内。仲淹以为这些地方，原来为属户所居住，夏人攻占之后，属户都迁走了，留下的是一片空隙，“中国利害，不系于此”。他向皇帝讲历史，说刘邦、李世民都曾“屈事戎狄”，等到国力强了，将帅得人了，才对匈奴、突厥发动攻击，“以雪天下之耻”。又说宋太宗的时候，“北陷易州，西失灵夏”，与契丹、西夏议和时，都“略而不言”。在仲淹看来，战争长期拖下去，不仅要“困耗生民”，而且变化难测，要成为“社稷之忧”。他主张“名体已顺”，便可言和，然后重新研究边防，把兵撤掉，把供给边上的粮草减下来，让老百姓喘口气，努力耕作，选练将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不能够和“戎狄”争是非，决胜负，“以耗兆民，以危天下”^[23]。

宰相晏殊，和仲淹意见相同。欧阳修激烈反对议和，以为这样屈从西夏，与之议和，不以为羞的，多半是“不忠无识之人”^[24]。

第二年五月，元昊称臣，自号夏国主。宋夏和议正式成立^[25]。

朝廷内部对和议意见不同，争论亦烈。范仲淹坚持不必索还已失之地，和夏国缔结和约，说他“备位二府”，有责任考虑国家安危大计，不敢避谤。和他交谊甚深、关系至密的人也有些站在对立的地位。

【注释】

[1]《西夏史稿》六八、六九页。

[2]《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是岁条云：“朝廷益厌兵。会契丹使者来，亦言元昊欲归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优礼怀来之，彼宜洗心自新。”

[3]《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是岁条，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癸巳条；《西夏史稿》七○页。

[4]《续资治通鉴》卷四五庆历三年二月乙卯条。

[5]《长编》卷一四○庆历三年四月癸卯条。

[6]《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丙申条。

[7]富弼被任命在三月壬申，韩琦、范仲淹被任命在四月甲辰，并见《长编》。

[8]《范文正公集》卷一八有臣等陈让五状，此据一、五状。《与朱校理书》云：“十六日被旨赴阙，至二十二日，与韩公同上五章……乞且留任。”（《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下）

[9]此据《范文正公集》二、三状。

[10]《长编》卷一四○庆历三年四月乙巳条。

[11]《宋史》卷三二○《王素传》云：“太尉（王）旦季子也。……适皇子生，将进百僚以官，惠诸军以赏。素争曰：……宜留爵秩以赏战功，储金缯以佐边费。……王德用进二女子，素论之，帝曰：……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忧正恐在左右尔。”

[12]《书林藻鉴》卷九引邓肃及苍润轩碑跋。

[13]《宋史》卷三二○《余靖传》。

[14]《宋史》卷四三二《石介传》。

[15]《宋史》卷四三二《石介传》。

[16]《范文正公集》附《言行拾遗事录》卷一。

[17]《宋史》卷四三二《石介传》云：“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18]《宋史》卷四三二《石介传》，又《东轩笔录》卷九。

[19]《宋史》卷四三二《石介传》，又《东轩笔录》卷九。

[20]《范文正公集》附《言行拾遗事录》卷一、《东轩笔录》卷一三。

[21]《范文正公集》附《尺牍》下《与朱校理书》云：“边事未宁，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入则功远而未济，后有边患，咎归何人，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

[22]《续资治通鉴》卷四五庆历三年七月乙酉条。

[23]《范文正公集》附《奏议》下《奏元昊求和所争疆界乞更不问》。

[24]《续资治通鉴》卷四五庆历三年七月乙酉条。

[25]《宋史》卷一一《仁宗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