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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辽兵准备南下，要求“归还”关南十县的消息^[1]。

这年秋天，西夏在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府州（今陕西府谷）打败宋朝的守兵。麟、府的东面都是大河。黄河自北而南，一泻千里。州城因山为固，形势险要。二城相距一百四十里，它们北面的丰州八月中就被西夏占领了^[2]。

冬天开始的时候，河北二十一个州、军，都忙着修城^[3]。当然，这是宋朝应当有的边备。但辽国却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应当抓紧时机，向“南朝”提出领土的要求。

二年正月，辽国集中军队屯扎在宋边境，派了两名使者至宋，说关南十县土地是辽国的旧疆，南朝应予归还。对宋更提出质问，说西夏早已向辽称臣，不应该一个招呼也不打，便对西夏用兵^[4]。

接待辽国使者的官员，是在青年时就为仲淹赏识的富弼，这时担任右正言，是个谏职^[5]。辽使和富弼在雄州（今河北雄县）相见，谈得很坦率，辽国也毫不掩饰它的真正目的。

富弼奉命使辽，朝廷以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惟命是从，是我的责任，用不着加官晋职。”^[6]

到了辽国，富弼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对辽主说：“旧账很难算。晋高祖把卢龙一道给了契丹，周世宗从契丹手里取回关南，这都是事实，都过去了。宋朝建国已经九十年，倘要恢复旧疆，对你们也没有好处。”又以充分的理由，申论用兵西夏，无可非议，说：“你们打高丽，打黑水，和南朝打过招呼吗？没有。过去，我们不知道你们和元昊的关系，只因他侵犯我国边境，加以回击。在这点上，你们有意见。继续打下去，势必影响我们的关系；不打，就坐视吏民之死而不救了。易地而处，不知道你们怎么办？”辽主用契丹语和他的臣僚商议了好半天，徐徐说道：“元昊侵犯你们的边境，南朝岂有不回击之理！”^[7]

辽主请富弼出猎，他念念不忘的还是祖宗故地，向富弼表示得到关南十县辽宋便可永久和好。富弼说：“你以得祖宗坟地为荣，我们便以失祖宗故地为辱。澶渊之盟以来，辽宋成为兄弟之国已经很久了，难道可以叫这样的两个国家一荣一辱么！”^[8]

这年秋天，辽宋两国，以宋增加岁币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而继续和好^[9]。富弼在这一回对辽外交中，两度出使，第一次死了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10]

西夏原来和辽国相约，困扰中原。辽国和宋因宋增加岁币复归于好，以此，西夏对辽国暗暗地有怨言。

这年秋尽，元昊又在陕西发动新的进攻。进攻是从泾原路的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开始的。元昊亲自率兵，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的军队被吸引到定川砦（今固原西北），被重重包围。怀敏和裨将曹英等十六人战死，损失士卒九千多，马匹六百多^[11]。

夏人乘胜南下，以长驱直入之势，过了渭州（今甘肃平凉）直到潘原（今平凉东），离泾州（今甘肃泾川）已经很近了。在纵横六七百里的地方，焚荡庐舍，杀掠居民，扬言要打到长安去。

泾州守臣滕宗谅，和仲淹是同年进士，很能干，天塌下来神色不变。仲淹称赞他，信赖他。泾州守兵不多，宗谅把农民请进城，担任防守；还用金帛招募敢死之士，打到敌人中去，侦察他们的行动，提供确实的情报^[12]。

仲淹从庆州驰援泾原，打算在西夏回兵时加以邀击，但夏兵迅速退去。仲淹于是移师关辅，显耀了一下兵力。原来担心西夏打到长安来的人们，都放下心了^[13]。

定川砦怀敏战殁的消息传到了京师，朝廷为之震骇。宰相吕夷简慨叹：“一战不如一战！”^[14]第一战败于三川口，二战败于好水川，定川砦是三战。

泾原路的军政长官王沿，因定川之败，降知虢州（今河南灵宝）^[15]。皇帝称赞仲淹的才干，说可大用，以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既进职，又加官。仲淹上表辞让，说：“现在边略未定，兵力未强，威令不怎么被重视，在战场上常常被打败，一切还是老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边境上才得安宁。这次敌人进兵，葛怀敏被引诱堕入埋伏，一战溃败，死伤满野，被俘掠的数也数不清。我因为环庆路也有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及早救援，想起来就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头发成丝，血变为泪，殒殁无地，还有什么心接受朝廷的荣宠！”

又说：“自从西方用兵，死伤人数，前后不下二十万。死者为鱼肉，生者为犬羊。我揣测陛下的心，必为之震动。但人们只看到颁爵赏，以为朝廷高枕无忧，对不起老百姓。我希望陛下因此震动，深自谦损，以柔远未至选将有差的意思，告罪于皇天后土，五岳四渎，下感人心，上答天戒。这样，陛下作了罪己的榜样，两府大臣也就会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必有逊谢之请。我们这些人，不仅宿兵，而且困民，在战场上又不见功效，罪是很大的，应当撤掉馆职，降官一等，带罪立功，以谢边陲，以警将佐，以励军旅。”^[16]

这年十月，王尧臣任命为泾原安抚使。在这之前，他曾被朝廷派到陕西来了解情况。他以为宋朝军队屡被打败，都是由于西夏“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帅不能据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17]。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陕西守军的另一个不利的情况，是“兵寡而势分”。东起麟、府，西尽秦、陇，二千多里长的边境上，西夏可以从任何一点进攻。陕西四路，兵力三十万，州、军二十几，塞堡几近二百，都要列兵而守，形势是很被动的^[18]。

尧臣到陕西之后，向范仲淹征询边事的意见。对陕西情况的分析，他们是一致的。仲淹说：“陕西沿边二千多里，州军城寨都要驻兵，这是没有办法的。西夏进攻，往往集中兵力，全军而来。我们就必须以寡击众，这就需要指挥得人，将士用命，以奇制胜。我们不能和夏人大决胜负，只能找空子打，叫他们进攻时所得不多，不能全胜。”^[19]

在用人这方面，仲淹向尧臣建议，要大力提拔、培养人才，要从“使臣、军员”中物色有勇有谋的人，不必计较资历，放手任用。这样，才可以使那些可用之人，填补目前将帅的不足^[20]。使臣指的是低级军官。

十一月，朝廷调整了陕西四路的帅臣。由于仲淹的建议，滕宗谅由知泾州徙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文彦博由知渭州徙为秦凤路都部署兼知秦州。

这时，文彦博风华正茂，不过三十几岁。后来出将入相，凡五十年。八十几岁了，辽国使者望见他，不禁诧异，对苏东坡说：“还这么年轻！”东坡告诉辽使，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21]。

张亢从河北调知渭州，任泾原路都部署。泾原路地平少险，西夏进攻，多半从这里开始。定川砦败后，这里受到破坏，还没有复原。张亢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还担任过镇戎军的通判^[22]。

鄜延路庞籍留任，并与韩琦、范仲淹分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仲淹、韩琦同驻泾州，四路都部署司便设在这里，统一各路的指挥，军事上来不及向朝廷请示报告的，可以“便宜从事”^[23]。关于这一点，文彦博已经向朝廷作过建议，说对西夏用兵之后，大将连处罚那些临阵脱逃的人的权也没有，要打胜仗，难得很，必须加以改变^[24]。现在仲淹等人得到可以便宜从事的命令，就大大减少了由于朝廷事事遥控给军事上带来的损失。

仲淹非常重视羌族的工作。在鄜延修青涧，在环庆修大顺，都是他直接抓的。后来鄜延筑桥子谷砦，泾原筑细腰、胡芦，也是为了加强对羌族的工作。泾原路原州（今甘肃镇原）羌族明珠、灭藏、康奴三个部落，力量最大，有兵数万，亦最强盛。泾原路原来想用武力压服他们，仲淹反对，说：“这样一来，他们就要投入西夏的怀抱，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今甘肃环县），边患就要越来越厉害。”他提出要趁西夏不备，全力攻占细腰、胡芦，断绝夏人和三部来往^[25]。他招募熟户作弓箭手，分给土地，尽可能使他们富足，尽可能使他们和汉人合作。这些弓箭手后来成为劲旅，在对西夏战争中，作战能力，远远超过驻防陕西的禁兵。禁兵是宋中央的正规军，驻防陕西，都有乡土之恋，作战能力很差，被住在陕西的人称为“东兵”^[26]。

仲淹和韩琦同驻泾州，提拔了很多人。雷简夫、姚嗣宗、马怀德、张信，有文有武^[27]。雷简夫后来成为著名的书法家，据说是知雅州（今四川雅安）时听到江声，才有悟于用笔之法的^[28]。

不论是行政和军事，陕西都感人才不足。仲淹主张拣选将校，以为只有将校得人，士卒才能增气，向朝廷提出要把那些老的、弱的、全不得力的人加以撤换，从下级军官中挑选吃得苦，有武勇心力的人，即使曾有过犯，也要加以任用^[29]。

他们请求朝廷派京官来边境担任县长、县令，说用兵备寇，尤要得人；能干人来了，不仅可为边地造福，也使他们得到锻炼，等到要用人的时候，朝廷也“不乏人臣”^[30]。

计功受赏，是一件大事。他们请求朝廷重定战功赏格，在上报“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时”，狄青和种世衡都列在第一等。对狄青的评语是：“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对世衡的评语是：“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第一等共四人。第二等十一人，周美名列第一。在对夏战争中，他是少数能打胜仗的一个。周美还善于做羌族居民的工作，“招种落内附者十一族”，对他的考语是：“谙练边情及有武勇。”第二等中还有一位安俊，在羌族中也有威名，被称为“安大保”。环州得俘虏，种世衡问他：“你对我们这里的人怕谁？”他说：“怕安大保。”^[31]

仲淹和韩琦同心协力，主持西事，计划出横山，收复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和夏州（今陕西靖边）。人称为“韩、范”，边上人唱道：

[10]《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云：“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

[12]《范文正公集》卷一三《滕君墓志铭》云：“及葛怀敏败绩于定川，寇兵大入，诸郡震骇。君以城中乏兵，呼农民数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缯募敢捷之士，昼夜探伺，知寇远近。”

[30]《范文正公集》附《奏议》卷下《奏乞差新转京官人充沿边知县事》。

[31]《范文正公集》附《奏议》卷下《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宋史》卷三二三《周美传》、《安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