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水川战役之前，庆历元年（一○四一年）正月，元昊派人到泾原路试探和平；又派高延德至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求见范仲淹。高延德原是塞门寨的寨主，塞门陷没被俘，归顺夏国。仲淹接待了高延德，延德转达夏国求和之意。仲淹给夏元昊写了一封长信，派韩周带了这封信和高延德去夏国^[1]。

在给元昊信中，仲淹追叙了真宗以来的宋夏关系，说两国和好超过了三十年，“禾黍云合，甲胄尘委”，人民只知道禾黍畅茂，不识甲兵。宋朝本以“仁”为立国之本，得天下靠它，守天下也靠它。就在夏国发动战争之后，皇帝派他主持边事，也还是叮咛再四，说莫杀非辜，要尽力做到“有征无战”。最后，仲淹向元昊讲了八条“逆顺”之理，其中，谈到宋朝有的人投奔了夏国，说：“宋朝地方大，人才多，有人跑到夏国去，一点不奇怪。朝廷对待这种人，绝不处罚。他们的家族，依然安居乐业。这些去了夏国的人，应当对夏主尽忠，报答知遇；倘能‘同心向顺’，不用说是不失富贵的，他们的家族当然也更会受到优待。”^[2]

仲淹对元昊求和的心是怀疑的，在他看来，这时也还看不到一点“归顺”的痕迹。但他对西边主张守，反对攻，不断绝和议的路。

有的纪载说，当时夏国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死亡也不少，年轻力壮的人已苦于兵役，财力也渐渐难以支持这场一时还结束不了的战争。和战前相比，夏国人民已经感到“十不如”了^[3]。

元昊得书，不肯取消皇帝称号，好水川胜利，更使他态度强硬，但他仍然派了个使臣，带了一封由他的亲信野利旺荣署名的信，和韩周同来延安。信中措词非常傲慢，仲淹看了不敢转致朝廷，当着西夏使臣的面把它烧了；只录了一个副本，还把其中一部分加以删改，送到了京城^[4]。

朝廷以为仲淹不当派使臣往西夏，和元昊写信，更不应焚毁元昊的回信。吕夷简说：“人臣无外交，希文这件事做得太糟了。”他责备韩周，说周没有朝廷的命令，不当去夏国。韩周说：“经略使的命令，是军令，不敢不从。”韩周被削官监道州（今湖南道县）税。参知政事宋庠，以为当处仲淹以斩刑。枢密副使杜衍反对宋庠的意见，说范仲淹忠心耿耿，原来只想招纳西夏，不可办罪。吕夷简帮着枢密副使讲话，知谏院孙沔又上书为仲淹辩解。

皇帝下令撤掉范仲淹的经略安抚副使，降户部郎中为员外郎，调知耀州^[5]。韩琦也因好水川之败，撤去副使，由枢密直学士降为右司谏，知秦州（治所今甘肃天水市）。

新任延州知州的是庞籍。籍和仲淹的交谊是很深的，他任开封府判官时，仲淹寄诗，便有“直节羡君如指佞，孤根怜我异凌霄”之句^[6]。后来夏国与宋和议，依然是通过延州这一路，由籍负责联系的。

仲淹在延州的时间不长，但仍然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兴办学校，修筑园林。《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诗云：这首诗是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做的。戎马倥偬之中，他对延安景物，写得这么细致；通过王粲、刘琨、庾亮，直抒胸臆。一派江南风景，令人一点儿也想不到这是塞上风光。这一位政治家的感兴，九百多年之后，依然使人神往。

种柳穿湖后，延安盛可游。

远怀忘泽国，真赏即瀛洲。

江景来秦塞，风情属庾楼。

刘琨增坐啸，王粲斗销忧。

秀发千丝堕，光摇匹练柔。

双双翔乳燕，两两睡驯鸥。

折翠赠归客，濯清招隐流。^[7]

仲淹降官后知耀州（今陕西耀州）。耀州在延州之南，东面是华州，西是邠州，南面就是京兆府，汉唐故都所在的地方。降官后曾有上皇帝一表，说自己屡次由于“狂率”，削职降官，全是自己的错误。因为边境不安宁，朝廷“使愚使过”，才又得到报国的机会，决心“不恤典宪”，忘身忘家，做有利于国家的事^[8]。

到任之后，在谢表中，对遣使西夏，给元昊信，以及拆阅夏国来书、不以全文上报等等，作了详细说明。例如，不把西夏请和事上报，说是担心报了，朝廷不作答覆，绝了和路；答覆了，又可能使夏人更起轻视宋人的心。说得入情入理。谢表中还重新提起过去要求留鄜延一路不出兵，以便有机会对西夏加以“招纳”的旧话，说自己本来不懂得军事，担负着难以胜任的工作，只不过是因“国家之急，不敢不行”^[9]。

到耀州不久，仲淹就病了。还是在饶州的时候，因为学气功，就得了头目晕眩的病，有一次竟在接待宾客时晕倒，不省人事。在延安也发过，因为“戎事方急，虽死难言”。从延安到耀州，正是夏天，气候炎热，山路崎岖，有一些劳累，旧病复发。仲淹把州事交给通判，去京兆府治病。他内心不安，以为不可抱病贪荣，便请求朝廷撤去他所带的龙图阁直学士之职，去小郡当郡守，“逊避清班，少缓有司之责”^[10]。

朝廷对西夏是战是和，是攻是守，一时还定不下来。有主战的，但分路并进，兵力分散，指挥能力薄弱，物资供给问题也不少。事实是有说服力的，好水川之败，教训很深，余痛犹存。主张加强守御的政策提出来了，但“来则御之，去则勿逐”，就必须久戍，拖延时日，一切供给要从别的地方运去，“久戍则军情以殆，远馈则民力将竭”。这时，梁适被派往陕西，研究边事^[11]。

仲淹在耀州还不到两月，便徙知庆州（治所今甘肃庆阳），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他和梁适议论边事，提出攻守二策，以为延州和庆州之间，被西夏侵占的土地有一百多里，金汤、白豹、后桥三个寨，地势最为重要，应当从鄜延、环庆、泾原三路调步兵三万、骑兵五千，加以占领。出兵之前，要宣布不准杀投降的人，害老幼妇女；顽抗的要合力歼灭，降服的要厚利安置；逃遁的不追击，留下来的不迁移。城寨攻下之后，要增筑加固，留土兵把守，兵力要加倍。慎重挑选守寨军官，告诉他们，敌人进攻，兵来得多就坚壁清野，力量不大就在险处设伏，待机加以消灭。平居无事，督促这些土兵“营田”。占领一处地方，就在那里筑城修寨，营田积谷，徐图进取。这就是仲淹所说的攻策。

仲淹又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守策。他总结赵充国、曹操和唐代屯田的经验，建议边境上的城寨都可以使弓手和土兵把守。弓手和土兵一样，都是地方兵。在城寨附近，耕种官田，“据亩定课”。多余的粮食由公家收购，耕者乐其收成，公家也得到好处。仲淹还建议让那些营田戍兵移家塞下，共同耕作，使他们和父母妻子一道，坚定守边之心和斗志。这样，不仅可以免除地方转输粮草的困扰，还可以使出戍的东兵逐渐调离这个地方，使士兵无恋土之苦。

这攻守二策，仲淹自己概括为：“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12]他研究了历史，分析了现状，又总结了筑青涧城的经验。朝廷后来在陕西四路设营田使，其目的就不过是“经置营田，以助边费”而已。

梁适回汴京，仲淹托他带给吕夷简一封信。夷简这时作宰相，仲淹恢复了户部郎中的官，不久又迁左司郎中。在这封信中，仲淹提出宋太祖以来用文之弊，“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等到和西夏发生了战争，就感到人才大大缺乏。从刘平陷没，仲淹一直数到夏竦、陈执中被罢去陕西都部署和经略安抚使的职务。他向夷简建议，鄜延、环庆两路的统帅，一路用文臣，一路用武臣，泾原、秦凤两路也应当这样。他表示愿意把环庆路一路让给武臣^[13]。

在这之前，朝廷已分陕西为四路，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王沿管勾泾原兼知渭州。王沿是从河东路调来的，他原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仲淹和庞籍分别知庆州和延州，指挥环庆和鄜延路的军事。

庆历二年（一○四二年），这四路帅臣，被命为观察使。观察使是武官，比它高一级的是节度观察留后，最高的是节度使。在文臣中，观察使相当于秘书监，但俸禄高得多。秘书监四十五千，观察使却有二百千^[14]。仲淹被命的是邠州。他再三辞让，以为有六不可，说：“落内朝之职，则失朝廷之重势。既为外帅，则减议论之风采。”这是两大不可。他还说，守边士卒的生活，一年也吃不到一次肉，苦得很。生了病的，不能打仗，走不动路，便被丢弃，死了挖个洞，掩埋了事。犯罪逃亡，抓到了就杀，有时不忍，但又不敢慢法。这种情况存在下去，想要他们为国家出死力，是不可能的。我和他们之间，已经筑了一道墙，不知有多厚；已经有一条沟，不知有多深。假如我接受了朝廷“千金之赐”，“千钟之禄”，那就更要引起他们嫉恨，终有一天要找机会和我为难的。至于那些军官，在战场上出死力的，看到我受到朝廷的荣宠，又会怎样想啊！^[15]

让表中还说到和羌族的关系，说羌族和他和睦相处，管他叫“龙图老子”，一旦接受了观察使之名，在羌族心目中，就和他们常常见到的小头目一样，他们的小头目往往叫什么观察使、团练使的，反而给他们瞧不起，这就很不好了^[16]。

王沿和仲淹一样，让了五次；庞籍也力辞延州观察使。只有韩琦接受了这一任命，而且说：“吾君忧边，臣子怎么能择官呢？”当时人都以为授这四位帅臣以观察使之名是朝廷的厚意，“正其名使之总戎，厚其禄使之抚下”^[17]。

仲淹除了三上让表，还给宰相吕夷简写信，说自己任当方面，朝廷给予的荣宠实在太大，但福者祸之所伏，“故循墙而走，思以避之”。真正出死力的人，没有受到什么赏赐，他受重赏，心实不安。接受了观察使的名义，便当有和它相符的实际行动。他考虑再三，认为不能不自量力，“苟宠禄之福，忘丧败之祸”^[18]。

在他再三坚持辞让之下，朝廷同意他仍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职担任边事^[19]。据说，吕夷简对于这一辞让很不以为然，也不高兴。

【注释】

[1]《长编》卷一三○庆历元年正月条。

[2]《范文正公集》卷九《答赵元昊书》。

[3]《长编》卷一三○庆历元年正月条李焘自注引《西夏传》云：“元昊虽数胜，然死亡疮痍者亦殆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

[4]《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四月癸未条。

[5]《长编》及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辛未条。

[6]《范文正公集》卷四《依韵酬府判庞醇之见寄》云：“二十年前已论交，而今鹏各逍遥。但能贾傅亲前席，何必萧生意本朝。直节羡君如指佞，孤根怜我异凌霄。莫将富贵移平昔，彼此清心发半凋。”

[7]《范文正公集》卷四。

[8]《范文正公集》卷一五《谢降官知耀州表》。

[9]《范文正公集》卷一五《耀州谢上表》。

[10]《范文正公集》卷一五《乞小郡表》。

[11]《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

[12]《范文正公集》卷五《上攻守二策状》。

[13]《范文正公集》卷九《上吕相公书》（十一月四日）。

[14]《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八，卷一七一《职官》一一。

[15]《范文正公集》卷一六《让观察使第一表》。

[16]《范文正公集》卷一六《让观察使第一表》。

[17]《长编》卷一三七闰九月壬午条云：“即如昨者除四帅观察。故事：尚书丞、郎之带职者得换廉察。钱若水罢枢密副使，徐乃授之。马知节罢枢密副使，止除防御使。……今四人者，职皆直学士，官即员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总戎，厚其禄使衣抚下，本朝之意，夫岂为薄！诰命已颁，章奏沓至，妄生意见，过为猜嫌，或就强拜，乃怀大慊。甚焉者至欲系狱请罪，当之者犹以班叙为辞。”

[18]《范文正公集》卷九《上吕相公书》。

[19]《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癸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