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淹到延州的时候正是秋天，对于这个西边重镇的情况，亲自做了一番调查。在给枢密使晏殊的信中，对调查的情况说得很坦率。

战争之后，延安城附近地方破坏得很厉害。金明寨距延安四十里，城壁萧条，原野上也很少看见人影。金明以北一百里的地方，原来有几十所城寨，全部被毁，土地为夏所占，没有人敢再到那里去。这一带地方，“随川取路，夹以峻山”，夏天暴雨，急湍便卷着大石块奔流。秋冬之际，川流曲曲折折，一舍的路程，要过渡几十次。山川险恶，道路崎岖，别处很少可以相比。在这样的地方作战，看来是要特别慎重的。

这里带兵的人，不注意部队的训练，粮食运不进来，也一点不想办法。只知道向上边伸手，要增加部队，要运送粮食。兵马扎在城里，没有营房，露宿在凛冽的寒风之中。没吃没用，不去动脑筋，怎样防御敌人，就更不必说了。

面对这种情况，仲淹在信中说：“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忧如割。”^[1]这种心情，后来还表现在他的《渔家傲》一词中，这就是流传了九百多年的绝唱：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2]

这一年，仲淹已经五十二岁，两鬓大概也已染上霜花了吧。

延州都监周美向仲淹建议修复金明寨，仲淹便把修复任务交给他^[3]。接着又在延安东北二百里的地方筑青涧城，其后便是承平等十几个城寨的修筑。

青涧城（今陕西青涧）旧址是唐代的宽州，这时只剩一些废垒。当种世衡奉命修筑这个废垒时，对这个地方的形势有过描述，说它“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4]。

筑青涧城的任务很艰巨，“且战且城”，要争天、争地，还要争人。人们以为这个地方很险要，但没有水，不能驻兵。筑城时，凿地一百五十尺才见石，石工不肯打下去，说：“井是打不成的。”种世衡认为石块下面必有水，鼓励石工打下去，说：“把石块打碎，一畚一畚拉上来。上来一畚，赏一百金。”在重赏之下，石头打碎了几层，泉水涌出来了。城成，种世衡被命为知城事。城四周土地被垦辟，守城士兵且耕且战。还借给商贾本钱，叫他们从外面运进货物，贩卖取利。

种世衡在青涧城，非常重视和熟羌搞好关系，亲自到熟羌的部落中去，问暖问寒，像对家里人一样和他们交谈，有时候还解下自己的佩带送给那些酋豪。后来他调往环州（今陕西环县），素以倔强著称的牛家族首领奴讹，亲出郊迎，对世衡说：“你名气很大，我听说了才来的。”这个人，过去不肯出见朝廷派来的长官，世衡说第二天要去回访，奴讹听了，将信将疑。当夜大雪，深三尺。世衡部下劝世衡不要出去了。世衡说：“讲好了去，不能失信。”大雪之后，奴讹也以为世衡不会来了。当世衡出现在奴讹面前，奴讹不胜惊叹地对世衡说：“我们世世代代住在山里，汉官没有敢来的，难道你一点也不怀疑我吗？”^[5]

在西边，种世衡从此得到少数族的信服。范仲淹也得到少数族的信服。过了四年多，世衡又主持筑细腰城。城成而病，庆历五年（一○四五年）正月七日病死。仲淹为作墓志铭，记其生平甚详，在《祭知环州种染院文》中说：“西戎入寇兮边臣共沮，君从边事兮独立不惧。营故宽州兮一日百堵，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抚。”又说：“伊余知君兮屡以才举，改环之麾兮御彼外侮。万余族落兮贪豺狡鼠，畏如神明兮爱如慈父。”当然，仲淹对这位边帅的哀悼还不仅仅是个人的思念，祭文中不是这样说吗：“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边帅之尽如君兮守此西土！”^[6]

延州解围之后，塞门寨在五月为夏兵所占，寨主高延德被俘。接着，安远寨也被占领了。八月攻金明寨不得志。九月，又攻三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镇戎军西路都巡检使杨保吉战死。镇戎军当时属泾原路，都巡检使是个中级军官。后师子、定川堡被围，战士死了五千，乾沟、乾河、赵福三堡陷落。泾原路战局紧张^[7]。

十一月，朝廷派晁宗悫至永兴军议边事。经略安抚使夏竦比较清醒地估计了双方的力量，以为边上兵将还没有“习练”，当以防御为主，假如夏人进攻，可找机会打，大军却不能轻易出击。经略安抚司判官田京也认为不能进兵，说：“驱不习之师，撄锐锋，深入贼地，争一日之胜，此兵家所忌，师出必败。”^[8]

仁宗是倾向于对夏进兵的。年尽时，亲自下令问夏竦军期。夏竦提出攻守二策，派韩琦和尹洙去汴京，请皇帝决定^[9]。

韩琦主张进攻，以为集中兵力，深入夏国境内，寻找夏军主力进行决战是上策^[10]。

朝廷决定正月上旬进兵西夏，命令开封府、京东、西路、河东路调发五万头驴，向陕西运送军用物资^[11]。杜衍当时担任枢密副使，以为准备不足，不宜出兵，侥幸求胜不是万全之策。大臣中主张出兵的，指斥杜衍沮军，应当办罪。欧阳修这时任馆阁校勘，从经济上着眼，以为朝廷应当注意的是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积谷与钱，通其漕运，过一二年，国力渐丰，边兵渐习”，然后进兵，才可保万全^[12]。

仲淹一到陕西，就认为只能打持久的防御战，不同意深入歼灭西夏主力的主张。在朝廷决定进击之后，他上书皇帝，说所管辖的鄜延路，城垒、兵甲、粮草和“士马攻守之计”都有准备，但正月气候寒冷，不利出兵，等天暖了出兵，较为有利。至于他所管辖这一路，向来是西夏入贡所必经，蕃、汉人民常有来往。他希望朝廷“敦天地包容之量”，保存这一路，只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不要把招纳西夏之门关死^[13]。

尹洙和仲淹交谊很深，但在出兵问题上意见相左。他从京城回陕西之后，便亲自到延安做仲淹的说服工作，约他同时举兵。尹洙在延安逗留了二十天，仲淹坚持只能防守，不能进攻，说进攻只有失败，没有胜利的希望，进兵只能等待时机，等待事情的变化。尹洙对仲淹说：“在这点上，你不如韩公。韩公以为，大凡用兵，就得置胜负于度外。你是过分谨慎了啊！”仲淹说：“大军一出，关系到千万人的性命，是不能置胜负于度外的。鄜延路不出兵，我也得到皇帝的同意了。”^[14]

夏竦向皇帝报告了范仲淹不肯出兵的意见，以为只泾原一路进兵，就很难获胜，请求皇帝派人到鄜延路监督仲淹采取统一行动。皇帝把夏竦的报告转给仲淹了^[15]。

庆历元年（一○四一年）二月，夏兵进攻渭州的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正巡边至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北），便结集军队，又募敢勇一万八千，命任福率领，出击夏军。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为后继。韩琦叫他们合兵西进，绕至敌后，说这一带地方有几座城寨，相距四十几里，路近易行，粮草也很充足；不能打，便据险设伏，等夏兵回师拦腰打它，还特别嘱咐他们不要违背节制，说违背了，即使有功也要受罚。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小胜仗，便有点轻敌之心，为敌军抛弃的马牛橐驼所迷惑，和桑怿紧紧追击敌军。薄暮，任福、桑怿屯兵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朱观、武英屯龙落川，隔山相距不过五里，约明日会兵，使夏人片甲不得归。他们不知道，这时已堕入夏兵重围之中。三天过去了，他们还在寻找夏军的主力，粮草供给已不足，人马也乏了。包围圈却越来越缩小。在笼竿城（今隆德北）北，夏军主力出现了，桑怿战死，任福身被十余矢，誓不为屈，力战而死。朱观、武英和渭州都监赵津会兵于姚家川，武英、赵津战败阵亡，朱观余众一千多人守民垣，因日暮夏人退兵，才得还师^[16]。

这一战役前后不过三日，十二日任福追夏军主力，十四日阵亡。这时，上自朝廷，下至边将，对敌我双方力量估计都不正确。主张出击最力的是韩琦，当他的意见被执政所难，曾上书说：“以二十万重兵，惴然坐守界濠，不敢与虏确，臣实痛之。”^[17]韩琦和尹洙一样，都是仲淹的知己，仲淹却不以此改变熟虑深思后的只能打防御战的意见。

好水川败后，朝廷打算撤销陕西诸路行营，表示要与夏国讲和，使夏国自大、怠惰，却密为进击之计。诏问仲淹士气的勇怯，说不畏懦便可进兵，乘机建立功劳。仲淹说，任福和他的部下都很勇敢，打败仗的原因是料敌不当。孙武说“王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当今急务，以延州这一路来说，就是加紧修筑南安这些地方的堡寨，对熟户和弓箭手多做一些工作，使他们安下家，立下业。夏兵来得多就守，来得少就打，有机会进击就进击。其他各路，也要持重，选择可筑城寨的要害之地，进而据之，作久守之计。使邻近的蕃族，知道我们是可以倚靠的，夏人不能加害。这样，就可以使这些蕃族人民归附于我，这也就是“夺其地而取其民”。他请求朝廷不要作进兵的打算，以为“守犹虑患，岂可深入！”他说，自己也知道这些意见与众不一，可能因此而得罪。但这是有关国家安危成败的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18]

【注释】

[1]以上均见《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枢密尚书书》。

[2]《全宋词》。

[3]《宋史》卷三二三《周美传》云：“夏人既破金明诸砦，美请于经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仲淹因属美复城如故。”

[4]《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濡林公议》略同。《范文正公集》卷一三《种君墓志铭》记此事甚详，为《宋史》本传所据，《涑水纪闻》九亦出之。以下有关青涧城事均出此诸书。

[5]《范文正公集》卷一三《种君墓志铭》，《涑水纪闻》九。

[6]《范文正公集》卷一○《祭知环州种染院文》。

[7]《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康定元年五月甲子条、乙亥条，八月壬子条，九月丙寅条。《宋史》卷一○《仁宗纪》云：“九月……遂陷乾沟、乾河、赵福三堡。”

[8]《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条，此本《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条，文字略有不同。

[9]《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条，此本《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条，文字略有不同。

[10]《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云：“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11]《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丁未条。

[12]《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条，此条李焘自注：“欧阳修墓志曰：大臣至有欲以沮军罪衍者。”

[13]《长编》卷一三○庆历元年正月丁巳条。

[14]《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辛丑条云：“始，朝廷既从陕西都部署司所上攻策。经略安抚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与范仲淹谋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听兵勿出，洙留延州几两旬，仲淹坚持不可。”《东轩笔录》卷七，《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引《东轩笔录》同。

[15]《长编》卷三一庆历元年二月辛巳条。

[16]《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卷三二五《任福传》，《涑水纪闻》卷一二。

[17]《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引《行状》。

[18]《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三月丙辰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