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和夏国的关系，宝元以来日趋紧张。

夏国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她的疆域包括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东据黄河，西抵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临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极大漠。唐末五代，党项就占领夏州、绥州、银州和宥州，这些地方都在今陕北及其邻近的西北。北宋建立后，夏称臣于宋，其主李继捧入朝。但夏内部意见不一致，继捧族弟继迁向辽国称臣，辽册封他为夏国王。宋太宗决心消灭这一势力，采取了军事行动，但没有成功。真宗时，继迁攻占灵州（今宁夏银川市南、青铜峡东）。景德元年（一○○四年），宋与契丹成立澶渊之盟；二年，李继迁死，他的儿子德明继位，宋复与德明媾和，封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金、帛、缗钱和茶叶。德明死于天圣九年（一○三一年），他的儿子元昊继位。二十多年的和平，夏国经济、军事力量，得到较大的发展。元昊于宝元元年（一○三八年）称大夏皇帝。在这以前，已经建了年号，改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市）为兴庆府^[1]。

康定元年（一○四○年）正月，夏兵围延州（今陕西延安），众十万。这时，范雍以振武军节度镇守延安。延安城几无守备，驻兵也很少。夏先攻占了延州西北的保安（今陕西志丹），复东进至延州北的金明寨^[2]。

在陕西近边的地方，寨、堡、城、镇都是军事据点。金明寨守将是被称为“铁壁相公”的李世彬，他很轻敌，为夏军所擒。从庆州（今陕西庆阳）驰援延州的大将刘平和从延州出援保安、金明的石元孙，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志丹东南）西面，陷入夏军的埋伏，全军被击溃。延州被围七日，危在旦夕，一夜大雪，夏兵撤去^[3]。

三川口之败，朝廷为之震动，范雍理所当然地降官他调，但由谁来填补这个职务呢？最先想到那位远在越州，正强自宽解于“神仙境”中的范仲淹的，是当时担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开始，韩琦反对范雍他调，说雍对边事操尽了心，延州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又是两朝旧臣，应当留下来安人心。后来朝廷派赵振，韩琦说振不是守边之才，要调走范雍，就应当起用范仲淹^[4]。

仲淹是一个被视为搞朋党的人。搞朋党的罪名是很严重的。历史上，汉朝和唐朝，都因朋党招来亡国之祸。推荐范仲淹，是要一点勇气的。韩琦向皇帝推荐仲淹的时候，就保证：“若涉朋比，误陛下事，当族。”还特别声明，他的举荐是为了国家，决不是为了私情^[5]。

这年三月，枢密院的领导班子完全一新。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王鬷、陈执中、张观同一天罢去，新任这个机关的主脑为晏殊、宋绶^[6]。枢密院是当时最高军事机关，和中书并称二府，中书掌理政务。晏殊到任前后，提过不少改革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皇帝允许参知政事和枢密院同议边事以及废除内臣监军的制度。还提出要给边将以指挥权力，以便视敌情而进攻或防守^[7]。宋初以来，皇帝俱“以阵图授诸将”，严格控制行军用兵之权。祖宗之法，这时，已使有识之士感到不适合于实际需要了。

朝廷对夏国进攻的力量是估计不足的；边备废弛，也缺乏自知之明。刘平被俘，不食而死。当他奉命驰援保安、延州的时候，“兼程而趋，士卒不得休息”，实际上也是轻敌的。范雍守延州，深虑守兵不足，守备不修，流传的他的诗篇中，就有：

承平废边事，备预久已亡。

万卒不知战，两城皆复隍。

轻敌谓小丑，视地固大荒。

愿因狂狡叛，从此葺兵防。^[8]

他守延州时，城里守兵只有数百，身被甲胄，和士卒同甘苦。三川口败后，他被降官调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延州舆论还以为“城当陷而存，民将殒而生”是他的功劳。

这年三月，范仲淹被调北来，恢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这是个边备久弛而夏国又在组织积极进攻的地方。没有到任，又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9]。

到陕西不久，仲淹便提出安边以实关中，说：

近边城砦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者。昊贼深入，乘关中之虚，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安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既不得大战，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恐未可轻举。太宗朝以宿将精兵而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况今承平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臣谓国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缓而图之。

这一对敌我双方的估计以及“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的主张，和很多人不同^[10]。

五月，宰相张士逊上章请求致仕。西方用兵，士逊凡事拿不出主意，谏官议论纷纷，说政府不是养病的地方，他的请求，很快得到皇帝批准。吕夷简自判天雄军（今河北大名）第三次入相。他二次罢相，是由于与王曾不和，王曾骂他“纳赂市恩”。人们说他又一次入相，还是由于皇帝的“眷倚”^[11]。

夷简入相之后，对仁宗说：“范仲淹是个能人，将要大用，仅复旧职不行吧。”^[12]于是仲淹由天章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他还和仲淹写信，又奖励又赞许。仲淹在回信中，说自己“效贾生恸哭太息”，而“朝廷方属太平，不喜生事”，因此得罪了皇帝和大臣，被目为“狂士”；但这也不过是像陆龟蒙所说的：“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阳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丑彰于形质，天下指之为怪木，岂天性之然哉！”在这封信中，他又以郭子仪和李光弼二人的关系来作譬，说：“昔郭汾阳与李临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安禄山之乱，则握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他赞美夷简有“汾阳之心”，而自己却缺乏“临淮之才之力”，但必尽心尽意，虽不敢说一定能做好工作^[13]。

就在进龙图阁直学士这一天，仲淹和韩琦同时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担任经略安抚使的是夏竦。经略安抚使总管一路的军政和民政，除陕西外，河东路和广南路也设有这样的总理军民两政的官职^[14]。都部署司是单纯的军事指挥机关。

对西夏用兵，夏竦认为要吸取太宗时五路出师失败的教训，要正确估计敌我两方的力量，计较攻守的利害，不可只是考虑如何去进兵^[15]。在这一点上，仲淹和夏竦是一致的，他主张持久的防御战，不赞成深入的进攻战。

到任以后，仲淹致力于罗致人才。田况、胡瑗不久都被延致在经略安抚司。田况任判官，胡瑗为勾当公事^[16]。

段少连曾参与仲淹、孔道辅谏止皇帝废郭后的斗争，受到处罚，还上书以为谪逐仲淹等人是塞谏诤之路，“断来者之说”。后知广州。有一回，广州蕃市失火，他正在宴客，僚属请他罢宴，他说：“救火，不有主管的人吗？”宴饮不辍。不久，火被扑灭了，老百姓连一根簪子也没有丢失^[17]。仲淹说他“临事无大小，无难易，决发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随”。这年八月，仲淹推荐他“可仕边要”，被命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泾州（治所今甘肃泾川北）^[18]。

仲淹还举欧阳修、张方平充经略安抚司的掌书记。欧阳修的文学才识，是众所周知的。张方平曾被蔡齐视为天下奇才，后举茂才异等，又中贤良方正。夏国进攻，他建议枢密院要和中书通气，“合枢密之职于中书”，晏殊看到了这一点，富弼也看到这一点^[19]。

经略安抚司设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仲淹到后不久，便去延州视察。金明寨距州城四十里，原寨三十六，兵马数万，战后荡尽。塞门寨在金明北，被围一百日，没有敢去救援的。寨破，军民数千，一时覆没。延州以北，东西四百余里，现在只有金明一寨在重建。延州守军二万六千，缺乏训练。问那些军官：“夏兵几路进攻，怎么办？”他们只知道说：“出兵。”^[20]

延州知州张存，是个能吏。原为陕西都转运使，调知延州时，拖着不肯动身。后来到任了，又说自己不懂得军事，母亲八十多岁，更须侍养，请求内调。延州是个重镇，关系一方的安宁，仲淹以急递请求去延州，并兼领州事^[21]。在《谢知延州表》中说：“臣职贰统戎，志存殄寇，所宜尽瘁，敢昧请行。自荐老成，固惭于汉将；誓平此贼，讵拟于唐贤。”^[22]汉将，指的是李广。霍去病击匈奴，时李广年事已高，“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23]。誓平此贼，用的是郭子仪的故事^[24]。

延州守军一万八千人，仲淹到任之后，即抓紧整训。过去规定部署领万人，钤辖五千，都监三千，敌至，官位低的先出战。仲淹以为这不合理，说：“不问敌兵多少就出战，官小的先出，大的后出，这是注定要打败仗的。”他把一万八千人分为六将，挑选路分都监和驻泊都监六人，分领六将兵马；又挑选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主持训练工作。每一指挥（营）选出二十五名勇敢壮健的士兵，练习弓弩和短兵，熟练之后，担任教头。一教头负责教十人。北宋规定一指挥五百人，满额的指挥，大概要分两期训练完毕。这年年底，训练工作大见成效，延州守兵就成为精兵了。以后，陕西、河东诸路驻兵都经过这样的整顿和训练。文彦博追述此事，说这样做了，兵知将，将知兵，指挥官对士兵完全了解，少有败事的^[25]。

仲淹守延州，被夏兵称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夏人管知州叫“老子”^[26]。“大范老子”指的是范雍，他守延安，虽然也是置生死于度外的。

军队整顿了，军纪也严肃起来。对减克士兵粮饷的办事人员，仲淹把士兵集合起来，当众处决。他以为士兵生活艰苦，再被减克，就连活下去也难，还谈什么打仗！对那些冒别人“斫到人头”作为战功而请赏的人，在调查属实之后，也办死罪，说这是“夺戎士死战之功，误朝廷重赏之意”^[27]。

西边用兵，陕西各地粮草，都往边上输送。鄜延路山路崎岖，过不了大车，只能用小车、驴、马搬运。天气晴好，一个月可来回。下雨下雪，搬送的人离家四、五十日，带的干粮吃完了，还得派人先回家取了盘缠，才得返回。延州秆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关中百姓秋税送边折价只三十文。仲淹以为这甚伤民力，建议以鄜城县（今陕西洛川东南）为军，盖营房、仓库和官府办公房屋，规定同州、华州以及河中府所属地方送边粮草都到这里交纳。这样，比送往延州减少一半路程。后来，鄜延路军马也有一部分屯扎于此，得到贱价粮草的供应。百姓负担、劳苦也就因之减轻了^[28]。

在边地修筑城寨和搬运粮草的士兵，也以仲淹的建议，每月加支酱菜钱^[29]。

张载少有大志，这时不过二十来岁，后作《西铭》，慨然以继绝学、开太平自许，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见范仲淹，慷慨论兵，甚被器重。仲淹满怀希望地要他认真学习儒家经典，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30]

西夏发动战争之后，宋朝皇帝挑选一批卫士送往边城。有个叫狄青的，原在散直当兵，被选中了，派在延州当个小军官。他作战勇敢，常身先士卒，多次负伤。仲淹好友尹洙任安抚经略司判官，很赏识狄青的军事才能，向仲淹、韩琦推荐，说是良将之材。仲淹对他很看重，教他读《春秋》，读《汉书》，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31]

【注释】

[1]《西夏史稿》第一章。

[2]《儒林公议》卷上云：“元昊……遂入寇延安。……众十余万。”《范文正公集》卷一三《范公墓志铭》云：“授公振武军节度使，镇延安。时守备未完，屯戍尚寡。”

[3]《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康定元年正月。

[4]《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条，《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

[5]《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

[6]《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条。

[7]《长编》三月戊寅条。《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

[8]《儒林公议》卷上云：“刘平，石元孙陷没，延州几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复为诗以言贼事，凡数千（当作十）章。”

[9]《范文正公集》卷一三《范公墓志铭》。

[10]《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条；《范文正公集·别集》四《论西事札子》文字略有不同。

[11]《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壬戌条。

[12]《涑水纪闻》卷八。

[13]《皇朝文鉴》卷一一三《上吕相公书》。

[14]《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

[15]《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六月丙子，《宋史》卷二八三《夏竦传》云：“竦在泾州，……上奏曰：‘……先皇帝鉴追讨之敝，戒疆吏谨烽候，严卒乘，来即驱逐之，去无追捕也。’……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而议追讨者，非良策也。”

[16]《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乙酉条。

[17]《宋史》卷二九七《段少连传》，《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己酉条。

[18]《范文正公集》卷一四《段君墓表》。

[19]《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举欧阳修状》、《举张方平状》。《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云：“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夏人寇边，方平首乞合枢密之职于中书，以通谋议。”同书卷三一三《富弼传》云：“又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

[20]《范文正公集》卷九《上吕相公书》。

[21]《宋史》卷三二○《张存传》，《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康定元年八月庚戌条。

[22]《范文正公集》卷一五《延州谢上表》。

[23]《汉书》卷五四《李广传》。

[24]《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25]《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康定元年八月庚戌条，《却扫编》卷上。

[26]《范文正公集》附《褒贤集》张唐英作《文正公传》。

[27]《范文正公集》附《年谱补遗》云：“鄜州曹司马勋、张式、黄贵，减克兵士请受。公言，当此军期之际，兵士多是饥寒逃亡，若更减克，转难存济。遂牒鄜州将马勋等三人对诸军处斩。”又云：“虎翼军第九指挥王琼，夺长行于兴斫到人头作自己功，札上名字申奏宣转，充下名正指挥使。后于兴告诉，问讫招伏。公书断云：‘夺戎士死战之功，误朝廷重赏之意。其王琼集军员等处斩。’”

[28]见《范文正公集》附《年谱补遗》康定元年十二月。

[29]见《范文正公集》附《年谱补遗》康定元年十月。

[30]《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行状谓年十八，上书谒范文正公，《宋史》谓年二十一。从《宋史》。

[31]《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