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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迁官不久，调回汴京，判国子监。国子监是当时最高学府，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才得入学^[1]。

吕夷简担任相职，京城仍旧熙熙攘攘。

皇后废黜后，原来还住在宫内，后来移居外宅，名为瑶华宫。皇帝还常常派人去看望，有一次寄诗，皇后答和的词，非常哀惋。内侍阎文应，为此颇为担心，怕皇帝回心转意，对自己不利。皇后小病，他领了太医去诊视，移居嘉庆院，没过几天，皇后就死了。^[2]

京城里议论纷纷，以为皇后暴死和阎文应有关。谏官姚仲孙、高若讷弹劾文应，说人们怀疑皇后之死是由于他的谋害^[3]。

宰相吕夷简和阎文应一向很亲密，郭皇后之废，他们都是出了力的^[4]。

仲淹对阎文应一向很不满，以为他常借皇帝旨意，把执政捏在手里，不是好事。皇后暴死，在他看来，文应更是罪责难逃，决心向皇帝揭发他的罪恶，安排了家事，对长子纯祐说：“吾不胜，必死之！”^[5]

阎文应贬逐岭南，死在路上^[6]。

吕夷简对仲淹揭发阎文应的罪状，心里总有点别扭，暗地里托人规劝仲淹，说待制是皇帝的侍臣，不是“口舌之任”。仲淹不以为然，说：“向皇帝进言，不正是侍臣所当做的吗？责任所在，我不能沉默。”^[7]

文应贬后没有几天，仲淹便接到权知开封府的命令，而且由礼部进为吏部员外郎。京府事繁，任务重，吕夷简以为这样一来，仲淹便无暇他顾；也希望剧烦使他犯错误，快一点把他调离京城^[8]。

任开封府尹不到一个月，这个素称难治的地方却“肃然称治”，仲淹并没有困于公牍。开封人称赞他，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9]但也有反对他的，纠察刑狱胥偃就认为他判案不遵守法度，断以己意。胥偃年轻时为柳开所赏识，还爱重欧阳修文才，把女儿嫁给欧阳修^[10]。

仲淹一有机会就和皇帝说“古今治乱之道”^[11]，还搜集太宗为开封府尹时所判案牍上之于朝，这些东西编辑成书时，有七百十卷^[12]。

胡瑗是他在苏州时向朝廷推荐重定雅乐的人。这时已到京师，被命较定钟律。仲淹爱好音乐，他不仅向名师崔遵度学过琴，还和唐异交往，有专门论琴的书信^[13]。在他所结识的和尚当中，有一位日观大师也精于琴，极为他所称赞，说：“师深于琴，余常听之，爱其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微不少差，迟速轻重，一一而当。故其音清而勿哀，和而勿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14]他自己也弹得一手好琴，《履霜》一操尤擅名，被人称为“范履霜”^[15]。胡瑗是他认为“知音”的一人。

婺州东阳人滕元发，九岁便能赋诗，仲淹在睦州见过他，很是器重。这时来到京城，住在仲淹家里。元发放荡不羁，常常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深夜不回来。仲淹很为此担心，有一夜，坐在元发卧室里，明烛观书，等元发回来。元发夜分才归，一进门，长揖问仲淹读什么书，仲淹说：“《汉书》。”元发猝然便问：“汉高祖这个人如何？”仲淹知道问的人以刘邦自许，什么话也没有说，便离开了。滕元发后来治边有声，成为名帅^[16]。

和仲淹来往的还有尹洙，他力为古文，有见识。

孔道辅这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曾建议迁都洛阳。仲淹不赞成，以为只须逐渐充实洛阳的储备，把陕西和东路的余粮运往西洛，“数年之间，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舟车辐凑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皇帝问宰相吕夷简对迁都的意见，夷简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17]

夷简作相，幸进之徒奔走于门下。仲淹对此很不满。有一回，夷简和仲淹议论人物，说自己接触过很多人，但“有节行”的却没有。仲淹说：“有是有的，只是你不知道。以你这样的思想待士，有节行的人是不会来的。”^[18]

在用人这个问题上，仲淹向皇帝建议，不能全由宰相作主。他以为官员升迁，应当有个规矩，皇帝要掌握，特别是近臣的进退要过问。

后来又上“百官图”，指着图向皇帝说明：怎样是循序升迁，怎样是越级而进；怎样是出于私心，怎样才算公平。他提醒皇帝要仔细考虑^[19]。

这些意见都是针对吕夷简的。

仲淹又给皇帝讲历史，说西汉成帝时，日蚀、地震屡次出现，吏民上书，说这些灾异之来都是由于王氏专政。成帝又信又不信，亲自问他所尊敬的张禹。张禹说，灾变原因不易知，人们随便说是由于王氏专政，不可信。因此，成帝依然信用王氏，终于酿成王莽的篡夺。讲历史的目的，是以古喻今。当日朝廷，在仲淹看来，吕夷简就是张禹。他指责夷简，“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20]。他向皇帝推荐韩亿，说亿可为执政。亿与仲淹非亲非故，又素无交托^[21]。

这一切传到吕夷简那里，夷简在皇帝面前，一一加以辩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有一位侍御史迎合宰相意见，请求皇帝公布仲淹搞朋党的事，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22]。

仲淹被撤销馆职，谪知饶州。

谏官、御史不敢开口。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说仲淹过去言事，牵涉到皇帝母子、夫妇关系，不仅没有办罪，还受到嘉奖，现在却因讥刺大臣受重罚，很不好。他对皇帝说：“仲淹说得不对，不听就行了，怎能以为罪呢？你亲政之后，短短时间，三次谪逐提意见的人，这不是国家之福！”余靖被贬到江南西路，监筠州酒税^[23]。筠州在现在江西的高安。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说他和仲淹“义兼师友”，关系很深。余靖和仲淹一点关系也没有，只因提了一点意见便得罪，自己不可幸免。尹洙贬郢州监酒税^[24]。郢州在现在湖北的钟祥。

馆阁校勘欧阳修写信给右司谏高若讷，说：“仲淹为人刚正，学通今古，朝臣中谁也比不上。你为谏官，不能为他辩白，还随声附和，诋毁他；出入朝中，和士大夫相见，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25]高若讷把这封信交给皇帝，欧阳修被贬夷陵令^[26]。夷陵是峡州（今湖北宜昌）的一个小县。

馆阁校勘蔡襄，为此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即高若讷。诗出，“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发行额很高，传播很广。契丹来的使者也买了回去，张贴在幽州接待宋使的宾馆^[27]。

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父亲死了才一年零几个月，还在服中，也冒哀上书，请求皇帝纳谏，以为“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使下情不得上通”，是国家的大患^[28]。为仲淹、尹洙、欧阳修的贬谪，还写了诗，说：

另一位诗人梅尧臣，把仲淹喻为啄木鸟，啄去了大树的蠹虫，却惹怒了园林主人，不幸地被金弹射落在余晖之中：

[1]《两宋史论》一一二页，《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国子监条。

[2]《宋会要·后妃》一之三，《宋史》卷二四二《郭皇后传》云：“后帝颇念之，遣使存问，赐以乐府，后和答之，辞甚怆惋。”

[5]见《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条；《范文正公集》附《褒贤集》所载富弼撰墓志铭云：“阎文应者，专恣不恪，事多矫旨以付外，执政知而不敢违；公闻知而不食，将入辨，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

[6]此据富弼所作《范公墓志铭》，《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条即据此。《宋史》卷四六八《阎文应传》与此不同。

[7]见《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条；《范文正公集》附《褒贤集》所载富弼撰墓志铭云：“阎文应者，专恣不恪，事多矫旨以付外，执政知而不敢违；公闻知而不食，将入辨，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

[10]《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正月己酉条。《宋史》卷二九四《胥偃传》云：“少力学。河东柳开见其所为文，曰：‘异日必得名天下。’……欧阳修始见偃，偃爱其文，召置门下，妻以女。偃纠察刑狱，范仲淹尹京，偃数纠其立异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与偃有隙。”

[15]《老学庵笔记》卷九：“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20]见《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条。《汉书》卷八一《张禹传》云：“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第，……亲问禹以天变，……禹则谓上曰：‘……灾变之意，深远难见，……新学小生，……宜无信用。……’上雅信禹，由此不疑王氏。”

[21]《宋史》卷三一五《韩亿传》云：“知开封府范仲淹献百官图，指宰相吕夷简差除不平，而阴荐亿可用。”《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戊子条。

[22]见《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条。侍御史，《长编》作韩渎，史无可考；《续资治通鉴》作韩缜，按缜即亿之子，当误。按《范文正公集》卷三有《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诗，《长编》所记之韩渎或即此入。

[25]《长编》五月戊戌条，《欧阳文忠公外集》卷一七《与高司谏书》。

[27]《宋史》卷三二○《蔡襄传》，又见《渑水燕谈录》卷二。

[29]《苏舜钦集》卷六《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谏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远迈也》。

[30]此据《宋朝事实类苑》（以下简称《类苑》）卷三四。《宛陵先生集》卷五《啄木》诗文字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