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已经六年了。

真宗还活着的时候，她已预闻国事。天禧四年（一○二○年），真宗病重，朝廷大政实际上由她掌握^[1]。她没有儿子，养李宸妃所生子为己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仁宗，直到她死，仁宗都不知道宸妃是自己的母亲，虽然在真宗的嫔御之中，仁宗常常见到她^[2]。

真宗死，遗诏仁宗继位，军国重事权取太后处分。宰臣丁谓想去掉“权”字，王曾不同意，说皇帝年幼，母后权处分军国重事，已是国家的不幸，皇帝临终，言犹在耳，决不能去掉这个字^[3]。

章献太后姓刘，生长在益州华阳县。真宗即位后，为美人，后来立为皇后。生得伶俐聪明，不仅读过书，有文化，还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朝廷故事，能原原本本说得出来^[4]。

天圣七年（一○二九年）冬至，仁宗打算率领百官于会庆殿为皇太后上寿，下令起草上寿仪式。朝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说话，背地里却议论纷纷，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5]。

会庆殿过去叫大明殿，后改名含光，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年）才称此名^[6]。两年前，太后也曾在这里受过皇帝和百官的朝拜。这一回，范仲淹却站出来说话了。他上书皇太后，以为皇帝“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他建议皇帝领着亲王、皇族在内廷为皇太后祝寿，“行家人之礼”；宰相率领百官在前殿为皇帝、皇太后祝寿。他以为皇帝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上寿，同样地行跪拜之礼，那就要“亏君体，损主威”，不足为法^[7]。

皇太后很不高兴，把仲淹的奏疏交给宰执，要他们讨论讨论，看看说得对不对。

晏殊这时为资政殿学士，知道这件事，以为仲淹闯祸了，把仲淹找到家里来，对他说：“你太轻率了，一个忧国的人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你即使不为自己想，也不能这样沽名钓誉，拖累推荐你的人啰！”仲淹听了，很不以为然，说：“我承你推荐，常常担心不副所望，玷辱你的名声，可真没有想到因忠直而得罪于你啊！”^[8]

离开晏殊家，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反复说明自己所上奏疏的正确。说校书秘阁，年俸三十万，等于两千亩的收获。农人一年之中，播种、耘锄、刈割、收藏，辛苦得很。假如尽吃饭，不做事，岂不成了“天之螟”、“民之螣”！螟是吃苗心的害虫，螣是吃叶子的。仲淹把当时士大夫分为二类，一类危言危行，另一类逊言逊行。前者虽然容易得罪于人主，但可以使人主无过，使老百姓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后者虽可得安乐，但人主有过得不到纠正，老百姓则怨声载道，以致“祸患日起”，天下大乱，求得的安乐也就保不住了。最后，话说得很愤激：“倘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则而今而后未知所守矣！”^[9]

皇太后对仲淹疏奏未加理睬，晏殊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这一年仁宗已经二十岁，但皇太后还是留恋权力，仲淹上书请她还政，书入，也像石沉大海。于是，他请求担任外官。不久，便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为通判^[10]。通判是两宋府、州的副长官，州、府之事，须得通判副署才能生效。

河中府是个大地方。黄河自北直下，一泻千里，南奔现在的风陵渡，折向东行。河中府的西面、南面，都是黄河。真宗东封西祀，大兴土木。当时，陕西是盛产木材的地方，年年要向汴京运送木材。木材已成陕西人民的灾难。仁宗即位后，天圣五年寿宁观毁于火。七年，藏天书的玉清昭应宫又发生火灾^[11]。这座宫殿盖了六年，大小二千六百多间，一夕大雷雨，从夜里烧到天明，都成了灰烬。皇帝因此派人祭告父祖的陵墓，声称以后不再修缮了^[12]。

但在仲淹通判河中时，朝廷又打算建太乙宫、洪福院，材木九万四千多根要从陕西购运。仲淹上书，说昭应、寿宁烧毁不久，又要“破民产”大兴土木，不合天意，不顺人心。他建议不要再搞这样的建筑，不论是道观，或是佛寺。朝廷向陕西征购材木，要有个限度，只能减少，不能增多。每年要买多少，还须作出规定^[13]。

又疏请裁并郡县，减轻老百姓的差役负担。以为郡县多，差役繁，“夺其农时”，使得边郡的谷仓里没有余粮，老百姓也不富实。他举东汉光武帝并合四百余县减少吏员十分之九的史实，以为河中府的河东、河西两县应当合并，改变河西县“堪役之家，无所休息”的局面。后来庆历新政，裁并郡县也是一项重要内容^[14]。

这年的二月，吕夷简任宰相。五月，他上书夷简，讨论即将举行的制科。主张考试题目，先六经后诸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品学兼优的人，“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他以为治国最急迫的工作是培养人才，要勉励士人把学习放在首要地位，把六经作为主课。在他看来，“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这就是他所说的要“宗经”的理由。宗经便可以懂得大道，成为大材，建立大功业^[15]。

制科在这年七月举行。三月进士科考试之后，富弼经过河中府去耀州省亲，和仲淹相见，仲淹劝他参加制科考试。富弼后来追忆这件事，说他那时候不敢去应试，受到仲淹鼓励才去的。富弼在制科中获胜，去河南长水县任知县^[16]。仲淹旋亦调陈州，仍旧是作通判。

在陈州，迁太常博士，三子纯礼生，仲淹已经四十三岁了^[17]。陈州去京师不远，西南至颍州，不过二日程，自蔡河入颍，舟行更是便利。

这年，他葬母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东）锦樊里万安山，上疏请求把自己应当迁转的恩泽移赠父母，说：“臣仕未及荣，亲己不逮。既育之恩则重，罔极之报曾无。”^[18]后来他自己也葬万安山。坟墓所在，还有一所“功德褒贤禅院”，按照朝廷规定度僧“以严崇奉”^[19]。

明道元年（一○三二年）二月，仁宗生母宸妃死去。宰相吕夷简问太后：“有个宫嫔死了，是吗？”太后听了一惊，故作镇静地说：“你管得好宽啊！连这样的事也过问。”过了一会儿，把吕夷简单独找去，说：“死个宫人，干你什么事？”夷简说：“我当宰相，内事外事都要问。”太后听了很生气，质问夷简：“难道你要离间我母子！”夷简仍甚镇定，说：“太后倘不以刘氏为念，我什么也不说了；若还念刘氏，宫嫔的丧礼应当从厚。”太后似乎清醒过来了，说：“死的是李宸妃啊，怎么办好？”于是决定在皇仪殿治丧，用一品礼殡于洪福寺，以皇后服饰入殓，棺木里还灌满了水银。原来想在宫城凿个缺口出丧，吕夷简以为必须从西华门出去，和太后意见不同。夷简把主持办丧事的宦官罗崇勋找来，对他说：“皇帝是宸妃生的，丧不成礼，将来必定要受罚。你主持办丧事，到时不要埋怨我今天没有说啊！”最后，还是从西华门出了丧。一场争论结束了^[20]。

仲淹在陈州，对朝廷大事很关心。这件事当然也被注意，夷简给了他很深印象。当他风闻京师有不少人得官是直接出于太后的手令时，便通过驿路上书，对太后讲了唐中宗时一段历史，说那时宫廷中一些女人依势用事，纳贿卖官，直接由宫廷任用，当时被称为“斜封官”，请求太后以此为戒，话说得非常恳切^[21]。

【注释】

[1]《宋史》卷二四二《章献明肃刘皇后传》云：“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

[2]《宋史》卷二四二《李宸妃传》云：“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

[3]《续资治通鉴》卷三五，《宋史》卷三一○《王曾传》同。

[4]《宋史》卷二四二《章献明肃刘皇后传》云：“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

[5]此处据欧阳修撰《褒贤之碑》及富弼所撰墓志，《长编》卷一○九及《宋史》卷三一四本传均与此不同。

[6]《宋会要·方域》一之五，《宋史》卷八五《地理志》。

[7]《长编》卷一○九，《续资治通鉴》卷三八亦据此为文。

[8]《范文正公集》附《年谱》引《涑水纪闻》云：“公为馆职，晏殊所荐。殊闻之，大惧，召公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朝荐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缘属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一引此，文字略有不同，丛书集成本《涑水纪闻》卷一○全同《言行录》所引。

[9]《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

[10]此据《宋史》卷三一四本传。欧阳修所撰《褒贤之碑》云：“以言忤章献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陈州。”富弼所作墓志略同。

[11]《宋史》卷六三《五行志》二上。

[12]《宋史》云：“初，大中祥符元年，诏建宫以藏天书。七年，宫始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至是，火发夜中，大雷雨，至晓而尽。”同书卷九《仁宗纪》云：“秋七月癸亥，以玉清昭应宫灾，遣官告诸陵，诏天下不复缮修。”

[13]《续资治通鉴》卷三八天圣八年三月乙亥条。

[14]《范文正公集》附《年谱》，按此据《长编》。

[15]《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

[16]据《范文正公集》附《年谱》引《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本《邵氏闻见录》以为仲淹时“尹开封府”，误。天圣八年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二十二人，七月策制举人，并见《宋史》、《长编》。知长水县，据《续通鉴》卷三八。

[17]见《范文正公集》附《年谱》。

[18]《范文正公集》卷一八《求追赠考妣状》。

[19]见《范文正公集》附《遗迹》。所引范纯仁状云：“纯仁先祖母及父葬在河南府河南县，有功德褒贤禅院。今欲乞两遇节，于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

[20]《续资治通鉴》卷三八明道元年二月丁卯条。

[21]《续资治通鉴》是岁条。《旧唐书》卷五一《韦庶人传》云：“时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宫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通鉴》卷二○九景龙二年七月条：“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上官婕妤……尚宫柴氏、贺娄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