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幼章

在丰富的中华文化家谱中，有一样东西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始终被人们敬畏着、信奉着，如同阳光和空气般无人拒绝，而且，每一个人都会自觉领受这样一个生命的必然象征，称它作上天的礼物也不为过，它对你的生命注定不弃不离。每每农历新年之际，几乎所有华人都激动虔诚地恭迎着由十二个动物之一出列的象征性年份——无论富贵贫贱还是古时现代，也无所谓东南西北、地位身份。这种坊间文化，通过祖上生生不息的身传言教，早已约定俗成，这一由宗而传的文化现象叫生肖。

也许我们依然把它理解为习以为常的民俗风尚，如同到了端午吃粽子、每逢清明去祭奠亲人、正月初五放鞭炮迎财神，属于传统风俗，并能找出若干历史依据，年复一年地、出于本能地去惯从信守。然而，生肖现象究竟有没有人文价值，在我国的文化体系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这一现象对实际生活和命理意味着什么——生肖如同一个人的基因排列和血型，天生注定、生死随葬，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对生存方式没有什么影响，普罗大众对生肖知识也不陌生，不少人也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可是很遗憾，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里、在正统的文化殿堂里，很少看到其严肃正经的学术地位和主流角色，本因成为心理学、文化传播学乃至人文科学鲜活内容的生肖课题，依然在社会整体观识上被蒙上了一层云雾，似乎是可以忽略、可有可无的，它游离于正统文化和普通民俗之间，出没于大雅之堂和江湖庙堂之中，可以奉若神明，也能视为市井，可是，无形的生肖意识却长久地、自由自在地游荡在人们的精神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众多文化积淀被一一恢复呈现，生肖这一古老民俗重新获得了社会的青睐和民众的推崇，尤其每到农历新年，令人们最为欢欣鼓舞的是一个崭新生肖年的到来。为了有一个好运势，许多新婚夫妇尽可能选择吉利一点的生肖年，大多因为这个缘故，趋利避祸式的密集结婚和扎堆生育蔚然成风；年轻人在择偶问题上小心翼翼地打探对方之生肖时辰，再在亲友的指点、典籍的翻阅还有百度的查询中思忖自己的终身大事；那些志在必得的年轻人用有意识的行为去规避天然生肖的某些禁忌，坚持不懈地做着扬长避短的努力，尽管有些人的属相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生命符号，或隐或现地影响着事业、家庭关系和婚姻，这当中既然有不以为然的人注定还有那些耿耿于怀的修行者，人们的下意识和家庭的世俗说教虽然处于模棱两可境地，至少没有人公然抗拒，他们默默的领受着这种天意般的文化笼罩。尤其是让国人挥之不去、不敢怠慢的十二年一轮的本命年，无论属相为何，均以内穿红色衣物作为辟邪保佑之术，这一细小的却是广泛采用的风俗带有神秘诡异的色彩，尽管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却很好地安抚着人心，让人们安然度过自己的本命年；当人们走出家门，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必然产生让人喜欢让人忧的人际沟通，而且没完没了，从小学同学到单位领导，从街坊邻居到生意伙伴，这时，稍微掌握生肖相生相克命理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去了解对方的属相，有时候竟然出于本能，于是，在各种场合或结识朋友之初，除了一般问候，多半会问及对方属什么，这似乎成了一个不失礼貌的话头，只要提到出生年份，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说出同一个属相名称，十分有趣；以生肖的名义，在生意场揣摩对方性格以寻找适配的合作伙伴，在人事之间发现优配或隐患，寻觅忠厚的部下等等，总之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里，关于生肖的影子时隐时现。有时将生肖作为衡量人际关系能否和谐的标尺，有时则谨慎商议把亲人托付给生肖绝配——比较而言，注重联姻上的生肖关系以维护基因血统的家庭多半是中等程度以上，清贫而普通的人家顾不上这么多，直到有的成员在事业上脱颖而出，才回头注意到自身属相的意义。另外，在人与人的关系相处中，在受益或吃亏之际想想是否求验过生肖法理，也已成为常态。不过至今为止，生肖文化依然没有登入大雅之堂，老中青三代都无法从高等院校的讲台或者市中小学的课本中接受相关的文化灌输。

在大文化舞台中，生肖的元素仅仅作为点缀、呼应、插曲，如同文化大菜场里的葱姜摊。人们撰写和公示正式履历时还不要求写上农历生辰和属相。不过政府并非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它在农历新年几天的媒体和演出舞台上，向全体人民发出了当下生肖年的迎新祝福。

在当代中国，有关生肖的谈资大多出现在家庭的茶余饭后、私下的社交场所。而在当代社会求学求职求婚求财求健康的非凡竞争中，人们往往感到自身单薄和无奈，往往求助于烧香拜佛、问卦占卜等方式寻找精神安慰和祈望，这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肖含义，寻找一些充满善意的溢美之词和自我取舍都会给焦虑不安的身心带来一定好处，尤其是关于命的运势，在生肖民俗文化的丰富内容中，确实有天造地设的点化和秘籍，那些看上去是头头是道的东西，的确是市井生活规律的生动写照。人的属相决定命运的说法根深叶茂、周而复始，信息畅通的今天使得略显神秘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可供随时参照，关于早期的传说和起源从动物崇拜到天文星象不下十多种，十二种动物作为一轮的循环往复，已然成为传统文化的金科玉律之一，从其生肖向来依附于个人命理特性的奇妙情形看，它不应该永远处于一种朦胧的半开放状态。

对生肖的膜拜信从之所以流经千年而生生不息，自然存在着内在而巨大的文化合理性，而且它的受众之广无与伦比，而对这样一个庞大又无形的文化情结，以往从没有人从文化科学的视角予以关注或加以研究，有的只是简单化的批判，更多的是不屑一顾。由此，对这一人文现象的广泛传承以及对它长期的质疑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奇观。试问，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些生肖依次出场，它们将每一年的地支化为灵气飞动的属相，天人合一、欢天喜地，带来生活乐趣和吉祥，给予每一个生命祝福和呵护，而且为大众百姓不弃不离、喜闻乐见，难道还有文化样式比这些更具浓厚的本土意味、影响力、感染力和渗透力吗？假如我们仅仅委以抱残守缺的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这种规模宏大的文化集结，依然对其抱着所谓不入流的偏见，那便是淡化了中国文化的渊博和神奇。

幸好对生肖文化的奥妙进行深度探究并穷追不舍的大有人在，上海市属机关公务员戴宝庆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对海量的个体生命方式的冷静观察和借鉴分析，逐渐归纳出令人吃惊的结论：与那些生肖动物的性格相对应的人、也称属相，除了少量存在明显差异之外，几乎揭示了颇为相似的心理性格和行为方式，形成了相当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仅十二个生肖居然概括了十几亿人口的性情特征，设计了依附感极强的天然定位，使人的生命形态有了符号、有了印记。其相似性规律、集体或共性特征又是那样经得起推敲，结果让人信奉有加，而这些成果是个人而非国家学术机构完成的，不能不对这位生肖研究者的执着和付出表达敬意。

关注和弘扬咱们的生肖文化吧，它是我们精神文化中的阳光和空气。也尊重自古到今生肖文化的叩问者、记录者和传播者吧，因为他们就是可敬的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