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　盈

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高晓松”与其说是一个人名，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情结或符号。在那个时代里，我们还相信爱情、友谊、青春、理想。所以，高晓松写出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无悔》《恋恋风尘》……

时光荏苒。歌不变，人渐老。忙忙碌碌中的我们，褪去了锋芒，磨平了傲气。只是偶尔，我们会因一首老歌而感伤，会因一段旋律而唏嘘，会突然想起“高晓松”岁月

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高晓松出现在人群中时，我还是轻而易举地把他认出来了还是那标志性的披肩发，细眯的眼睛，略略显胖的脸庞，只是没有了他标志性的青春痘那皮肤，竟然显得光洁。原来，高晓松也不再青春了。

坐定。随手扔下北京男孩常背的绿书包，高晓松点燃一支烟，眯起眼睛。接着他把手机设成静音。这是一个细节。还有一个细节，来时的路上，因为堵车，他晚到了十几分钟。他发了一条短信：“不好意思，马上。”

因为这两个细节，这场访谈，注定轻松而坦诚。

如果你没听过《恋恋风尘》，那么你一定听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如果你没听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么你一定听过《同桌的你》；如果你连这首歌也没有听过那么我猜你没上过大学。至少，你没上过那个时代的大学。

《读者·原创版》：提起你的歌，不能不提《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么多年来，或许你也一直在反思这两首歌吧？

高晓松：是。因为这两首歌，我的音乐被扣上“校园民谣”的帽子。曾经一度我戴着很不舒服。毕竟我的音乐还有其他风格，这两首歌却早早把我定型了。去年6月的一个傍晚，我在清华园遛狗，突然听到一大群毕业生在礼堂台阶上大声齐唱《同桌的你》，还有不少人哭了。后来我走到他们中间，他们激动地说，我那些歌曾带给他们很大的慰藉。能在离校的最后一天看到我，非常高兴。这件事让我很受触动，觉得写歌不仅可以令自己快乐，还能抚慰别人的心灵。

《读者·原创版》：你通过校园民谣而众人皆知，但你却给校园民谣下了一个定义——“分泌物”？

高晓松：所有的音乐都是富足后的分泌物。比如原始人打猎空手而归，怎么有心情唱歌画壁画？一旦他有了八只羊放在洞里，他才可能听听山风，看看海潮。所以我说，音乐是吃饱了撑的。所有高雅的东西，都是吃饱了撑的。

受罗大佑、崔健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的主流音乐还是愤怒呐喊型。大家普遍认为音乐应该承载很多东西，应该把社会背上，把历史扛上。我们写点风花雪月的歌，都不敢给人听，怕别人骂我们没有战斗精神。

《读者·原创版》：《同桌的你》不是很风花雪月吗？

高晓松：《同桌的你》是被我当日记写的，写完后好长时间不敢拿出来给人唱，怕挨骂。那时我们乐队也是重金属摇滚型。有一天排演结束后，我偷偷摸摸问，“我能否给大家唱一首骚柔的歌？”当时风花雪月的歌被定义为“骚柔”，又骚又柔，还被人鄙视。谁也没想到后来会火。唱片公司非常聪明，把校园“骚柔”型歌挑选出来，安一个名字——“校园民谣”。其实“校园民谣”只是一个成功的商标，结果给公众制造了一个错觉，似乎那个年代的大学校园都是凭栏远眺、诗情画意、风花雪月似的。

《读者·原创版》：身为风光无限的“校园音乐人”，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何现在校园音乐日渐式微？

高晓松：今天的校园与社会基本没区别了。我们那个时代，校园还叫象牙塔，大学生还叫天之骄子，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墙特别高，从大学流出来的诗集音乐自然会被人关注。但现在，大学与社会已经没有墙，或者说这堵墙比高跟鞋还矮了。人人都是大学生，所以也别提大学了。我怀疑再过一阵子，中国会和美国一样，给没受过教育的歌手冠以“蓝领歌手”的称号。

走出校园，高晓松似乎和校园音乐一起消失了，沉寂了。但正当被怀疑“江郎才尽时，不久前，他又通过贴在博客上的两首新歌，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收到无数“鲜花与“臭鸡蛋”。

《读者·原创版》：以前你的创作颇丰，为何近些年很少听到你的歌？

高晓松：我后来也写了很多歌，但大多数没发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唱。我总不能贴到墙上视唱练耳吧。（笑）

《读者·原创版》：为何找不到合适的人唱？

高晓松：体制问题。因为我需要的歌手往往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目前歌手很受唱片公司的制约，所以我的唱片就很难做。另外，我现在写的歌比较怪，适合唱的歌手并不多。还有，我不乐意给别人写歌，因为他们总会让我写“这样那样”的歌。我一听就烦，那你找我写干吗，直接去找“这样那样”的人写多简单。

《读者·原创版》：从曾经的妇孺皆知到找不到人唱，是否也意味着自己的创作正在由“大众”走向“小众”？

高晓松：我不认为我“大众”。可能年轻时我和“大众”偶尔相撞，擦出火花但很快就擦肩而过，越走越远，直到现在相忘于江湖。

《读者·原创版》：你前不久在博客上贴了两首新歌《杀了她喂猪》与《彼得堡遗书》，和你以前的风格大相径庭，也被很多网友批评为荒诞。

高晓松：艺术家的风格不能被定型。基本上是由艺术选择艺术家，不是由艺术家选择艺术的。比如我已经老了，再也写不出校园民谣了，像“喂猪”和“彼得堡”这样凌厉荒诞的风格也不是我成心或刻意的。只能说，在这个阶段，我的心就“拧巴成这样了。可能再过两年，我又变成华尔兹了。我不在乎大众的评论，好与坏，我自己最清楚。

《读者·原创版》：以你的经验与天分，为什么不试着迎合大众达到名利双收呢？是否不屑于写口水歌？

高晓松：我“屑”！看在上帝和钱的份儿上，如果我能写出《两只蝴蝶》，一个彩铃坐收几百万，我一定写。可“迎合”这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任何一个真诚的创作，都不可预测。个性决定创作。如果你天生是一个小众作曲者，你很难写出“老鼠”“蝴蝶”之类的；如果你是一个大众作曲者，非去写艺术歌曲，也是要命的。为人民服务，是全体艺术家努力的总和。

《读者·原创版》：看到自己的音乐路线越来越小众狭窄，会不会有些失落？

高晓松：相反我很高兴。我不是诚心“大众”或“小众”的。但我的东西偏偏就“小众”了。而且我这一小撮“小众”不是囚犯，是“小学调皮，中学早恋，大学迷茫，长大后出乎意料地把自己养活了，还能富余出一只锐利眼睛看世界的人”。被他们认可，我会觉得自己很“高级”。

春风得意马蹄疾。因为少年得志，高晓松生过一场“病”。康复后的他，开始冷眼旁观那些依旧被“疾病”折磨的人。对“病毒”，他不再恐惧，因为他已经有了抗体。

《读者·原创版》：从《艺术人生》中得知，你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膨胀”？

高晓松：是的，刚开始有些激动和膨胀。但那种激动不是因为名利，而是因为生活突然变得很不同。我觉得“膨胀”是种病。每个名人都会得，或长或短而已。有文化的膨胀三五年，没文化的膨胀十几年。名利像大美女，刚和大美女在一起时，你会很激动，美女躺你身边多年后，你也就平淡了。

《读者·原创版》：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你对目前演艺圈里的“名利”进行尖锐的批评。

高晓松：我很鄙视这些。现在年轻歌手找我，基本不谈音乐，只谈自己如何能尽快“上位”、“红”。比如有些歌手张口就问：“高老师，我如何能红？”我就会告诉他：“回家拿红药水涂涂就红了。”不是我讽刺他们，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若知道“点石成金”术，我早发了。

其实当年我们心里也想成名，最好名气大到能不劳而获，签个名就能挣100万。但起码我们会编造一套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的“幌子”，把名利心偷偷摸摸地藏着掖着。但现在有些人好像都无所顾忌了，认为追逐名利天经地义，甚至是光荣的。

《读者·原创版》：是否正是因为这些尖锐的言辞，别人评价你“率性”、“特立独行”？

高晓松：我不特立独行，只是在我这个级别里显得特立独行。比如别人认为，你是“腕儿”了，就应该遵从“腕儿”的行为规范，不应该“接舆髡首，桑扈裸行”。人一旦出名，就开始端庄，开始“装孙子”了。但我总想不起来自己是“腕儿”，就继续我行我素，真实地活着。这或许就是“特立独行”。

《读者·原创版》：因为对“名”的不感知，才会对“过气”不太介意？

高晓松：是的。我觉得身为“腕儿”，还是不要感知太清楚为好。如果你感知得清清楚楚，状态特好地当“腕儿”，当你过气了，你从第一排被哄到第五排，甚至从压轴变成开场，这时候你说你多难受？

这个时代变得有些快，快得让我们目不暇接甚至招架不住。高晓松也在变。“病好后的他，变胖了，变孝顺了，变松弛了，变平淡了。但有些东西永远不变，比如爱情友谊，还有青春无悔。

《读者·原创版》：作为上一代音乐人，相信你对时代的巨变也深有体会。

高晓松：我很幸运，在那个没什么诱惑的时代里，度过自己最容易受诱惑的年纪那是一个特别清静、清醒、清贫的时代。没有娱乐唱片公司，写歌也挣不到钱。女人也不物质，都很勇敢、洒脱，让我平安度过年少轻狂。现在这个时代，尽管物欲横流处处都是诱惑，但我已经老了，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不受诱惑了。

《读者·原创版》：你的歌里有一些符号：友谊、爱情、青春。你对这三个词反复咏唱。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对这几个词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高晓松：没有。可能我读书读多了，一直坚信友谊很珍贵，爱情很美好。当然我指真友谊、真爱情。

比如友谊。我和老狼曾发生过短暂的摩擦。虽然在外人眼中我和老狼手心手背似的，但我俩的性格很不同，只是在“手艺”上特别般配。老狼唱我的歌就像唱他自己的歌儿似的。后来我也很难找到那么合适演绎我作品的歌手了。至于爱情，是因为人太强大了，上帝为了保证生态平衡，绞尽脑汁安置在人脑里的一项功能，让人与人之间彼此消耗，从而保护其他生物。（笑）

《读者·原创版》：十多年来，你不仅做音乐，还拍电影，广告，写剧本。做什么事情最快乐？

高晓松：完成一件作品后，它突然活了，这种事儿最快乐。比如写一首歌、一首长诗写着写着，它突然不听我控制，活了。当我回过头再听时，我惊讶地问自己，这是我写的吗？怎么这么好啊？当然，如果能够不劳而获地挣些钱，我也觉得很快乐。

《读者·原创版》：作品突然“活”了，这种情况经常遇到吗？

高晓松：不经常。我发表的43首歌里，只有一半突然“活”了。

《读者·原创版》：这些年你走过很多国家，又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你眼中的北京是什么样的？

高晓松：北京有一种特别好的大都市味道，也有很多沦丧，很多肮脏。它是一个乱七八糟、面目模糊的大团子，有丰富的层次。不管什么样的人，干净的脏的疯的穷的富的美的丑的，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地儿。在北京，你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形形色色的人生。我喜欢大都市。不说“大隐隐于市”那么高级的话了，至少在都市，身边晃动着走来走去的人影，我会觉得很安静。从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穿过，我会觉得自己的行走很有意思。

《读者·原创版》：你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金子不需要包装，只有石头才需要包装。”

高晓松：全世界的艺术都在等待金子，金子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力量。但金子千载难逢。万一崔健十年不来，大家就十年不唱摇滚了吗？没金子时怎么办？为了为人民服务，大家就拨拉石头卖。为了卖出手，只能把石头包装漂亮些，弄成鹅卵石、雨花石。

《读者·原创版》：你觉得你是金子吗？

高晓松：我当然是金子。即便不出名，我也深信不疑。而且我这样说，内心是踏实的。

《读者·原创版》：十多年过去，你经历了很多，走过了很多。现在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高晓松：不劳而获，回家写诗。（笑）

记者手记：或许因为是典型的北京人，高晓松喜欢调侃，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他也有认真的时候，比如，说到“金子”。当他说自己是“金子”时，那表情是郑重的，甚至是严肃的。这让我不由得心生羡慕。

世上有多少人敢踏实地说自己是块“金子”？我不知道，也无法统计。其实是否是金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青春都曾经无悔，我们的风尘都曾经恋恋，我们的“兄弟”和“同桌”一直在被反复咏唱。所以，你我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都曾经在一个金子般的时代里，边走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