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　盈

余秋雨曾经写道：“文人交友，颇为不易。”在他看来，文人其实是“孤独”的但他又说：“文人之间当然也会产生很深的友情，那很可能是出现了某种精神激荡。相信以余秋雨孤傲清高的个性，能让他产生这种精神激荡的人应是寥寥无几。而田青却是余秋雨在文章中坦荡认同的。

作为民族音乐学专家，田青的大半生都跑在了路上。先是丛林寺庙，接着是生长着原生态民歌的土地，而今，他又为抢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奔走呼号。在一期“孤岛访谈”中，田青说，如果把他放逐到一个无人的孤岛，他将带一部《金刚经》和莫扎特的《安魂曲》……

一个闹市中的隐士

去找田青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听说他是一个“各色”的人，脾气有些大，有点怪，不太讲情面，有时会当众令你难堪。网上关于他的文章不少，有人说他冷面孔、铁面无私、古板，也有人说他是真汉子，有真性情……

田青的办公室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幢很低调的建筑，一间很普通的屋子，六七平方米大的房间里，高高摞起的书和印刷品挤满了书柜，占满了桌子，甚至堆到了地上除了挂在墙上的一个巨大的东巴木刻和几张照片，房间再无更多装饰。小小的茶几上摆着一套黄梨木茶具，里面残余隐隐茶渍，看得出房间主人在繁忙公务中对生活品位的坚持。

正如这间普通而逼仄的办公室一样，田青本人也是普通的，略略有些焦心，有些疲惫。他患了鼻炎和重感冒，鼻音很重，两句话不到便不得不起身找纸巾。“我太累了。”他说，“自从负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的确，他一天内可以现身好几个城市，一周内可以现身好几个省份甚至好几个国家。对于一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学者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在一次与黄集伟的对话中，田青说，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一个人，当他在行动上失去自由时，可能会带来他心灵上的自由。如今的田青，人在江湖，谈及心灵的自由，他讲了两天前在飞机上的一次经历：“坐在前排的三位旅客，为了打发时间，站起身与后座的旅客打牌、哄笑。当时我就想，这些人，连短短两小时的孤寂都受不了，要靠这种廉价的欢乐对抗孤寂。这些人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长此以往，会连基本的判断力都丧失。”

在田青看来，自由是相对的，行动、作为也是修行。尽管目前的工作让他疲于奔命，但他依旧有沉静的时刻，比如旅途中、工作间隙，而这种于不自由中获取的思想自由更加难能可贵。大隐隐于市，如果我不算愚钝，那么田青说的或许便是这个道理。

一个民间的游士

田青说：“音乐，是养人的。艺术，能成全人格，成全历史。”田青的一生，就是被音乐与艺术滋养的。

三十多年前，还在天津音乐学院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田青头一次踏上采风的道路。“有一天刚刚下课，一个学生问我：‘老师，你说中国古代音乐这么好，那么音乐在哪儿呢？’我无言以对。”

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没有录音机，现世之人，谁也无法想象古代音乐的精妙。为了寻找散布在民间的音乐，田青背着一个破录音机、一壶水、一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独自踏上漫漫的朝觐之路。由于自己研究的是宗教音乐，他把探寻各地寺庙作为主要目的。

“我参五台、谒峨嵋、拜九华、觐普陀、涉敦煌，造访藏区数百所汉、藏寺庙。没钱，睡在座位底下，靠着口袋里的三十多元，走了大半个中国。”田青笑着回忆。在那次采风中，田青在寻访古代宗教音乐的同时，更对散布在民间的原生态音乐进行了收集整理。而这，恰恰成了他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雏形。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田青已经在路上走了三十多年。在这漫长的三十多年中有两次经历令他记忆犹新。

“1982年，我去咸阳采风，听到几位尼姑唱关中佛曲。她们的歌声令我非常吃惊因为那种整齐划一的程度显然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训练才可以达到。后来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这些尼姑们把佛像藏在墙洞里，墙用秫秸垒成，外面挂上毛主席画像，每天面对毛主席，实际是为佛祖唱佛经。那是我最初感受到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老百姓在传承民族文化上的无限智慧与能力。”

“2003年，在太行山上，我邂逅了一群盲艺人。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的耳朵早已经被磨出了茧子。但是，那天，我居然在他们无瑕纯粹的歌声中热泪滂沱……”说起流泪，这位一向以严肃示人的专家略显尴尬，“生活无法让我流泪，但是当面对很真诚的艺术时，我的精神却非常脆弱。”

直到今天，田青依然对看似“浪漫疯狂”的采风行为表示出淡然：“研究音乐的不采风，怎么可能？”然而，事实上，中国的音乐越来越成为学院、殿堂里的产物所以，这也造成了中国音乐的千人一面和无聊浅薄。对此，田青非常无奈：“我改变不了，但至少我可以拒绝。有时候坐在出租车里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音乐，我会毫不客气地让司机关掉。”

一个原生态的斗士

作为一名资深音乐专家，田青从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起，便一直稳坐在评委席中。他也以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和特立独行的个性而成为中国音乐界备受瞩目与争议的焦点。

在第九届“青歌赛”中，他因为打出最多的最低分而被监审组提请回答观众提问正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首次提出“罐头歌手”的概念。“千篇一律！如果不看电视你根本分不清到底是谁在唱歌，这就是我们工业社会批量生产的产物！”而这句尖锐的批评也成为以田青为代表的“原生态派”与“学院派”斗争的开始。

在第十届“青歌赛”上，原生态歌手索朗旺姆得了金奖。这令那些学院派无所适从。“的确，那些寒窗苦读数十载的歌手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吗？”田青分析道，“所以，当时学院派的愤怒是很容易理解的。”

经过连续几年的“学院派”与“原生态派”的争论，第十二届“青歌赛”终于确定了“原生态”概念，并把“原生态”唱法作为单独演唱形式加以区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田青说，“这对于挽救我们正在逐年消逝的民族文化，实在是功不可没。”

如今，“原生态”已成为中国时下最流行的字眼。“前些天我坐飞机，发现飞机上的一次性枕巾上印着‘原生态’，集市里烤鱼的小贩们也都嚷嚷自己的鱼是‘原生态’……”田青略有些觉得好笑，“许多人质疑原生态被滥用、被污染、被破坏，认为原生态就不应该走出山林，进入舞台，互相评比。我想反问，在中国吃的西餐就不是西餐了吗？我还想说，艺术本身就不具有可比性！”

目前，对于狼烟四起的“原生态”争论，田青表现得异常平静：“任何一件新生事物，都会面临正方与反方的争论。我们只需静观其变。大浪淘沙，那沉淀下来的，便是最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