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辉煌的现代文明的同时，却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图2-1）。

图2-1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

快速的经济增长给我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度变化（见插文）。环境、生态、灾害和资源四大生态环境问题共存，并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不同于发达国家传统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征。

我国的生态环境破坏也表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生态环境破坏已经从小的区域扩展到大的范围；二是单一因素造成的生态破坏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功能破坏，这导致了许多重要生态区的严重退化，甚至丧失生态功能。

我国生态与环境面临的新问题

（1）全国范围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力。污染与破坏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从地表延伸到地下，从单一污染发展到复合污染。工业结构性污染呈现不同空间尺度的梯度性转移和变化；在一些重要经济区域和流域形成了点源、面源污染共存，生活、生产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物交织，水、气、土壤污染交互影响的复杂态势。

（2）新污染物质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逐步显现。一些新型污染物质，如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素、藻类毒素、杀虫剂、氧化副产物等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和更久远、更难以预料的潜在影响。

（3）生态与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风险更加巨大。一系列重大环境问题，如湖泊与近岸海域水体富营养化、区域酸沉降与城市大气复合污染、土壤与面源污染、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区域（流域）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外来物种入侵和遗传资源流失、突发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越来越多地危及社会稳定与环境安全。生态修复和建设给国家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4）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其他化石燃料使用的快速增长正在引起新的环境问题，如局部烟雾、区域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5）环境问题成为新的外交热点。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资源与环境的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加剧，履行国家环境义务、改善全球环境质量、保障自然资源供给、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等，已成为我国外交事务的新热点和基本内容之一。

来源：“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度政策报告”

《机制创新与和谐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