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地理学范围、意识形态、文本研究方面的局限

首先，《东方学》存在地理学范围方面的研究局限。众所周知，真正地理学上的“东方”不仅仅是《东方学》中所提到的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而是包括范围更广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所以，“真正地理学上的‘东方’范围远要比萨义德书中提及的‘东方’广阔得多”^[97]。而在萨义德的书中，“东方”的地理范围虽然在广义上包括了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地区，但实际上它的界限仅仅划到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对于更为广大的东南亚地区以及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一些重要的东方国家很少或基本没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东方学》的一种明显的局限。

多数学者都注意到并指出了这一局限性。如罗厚立先生说：“即使不考虑中国学人的习惯用法，如果今日的欧洲‘东方学’真的‘有严格的定义和范围界限’（我尚存疑），那一定也包括东亚（若说‘欧美’则更是如此），这便不好说是‘萨义德在本书中研究的重点’。……一般美国人眼中几乎成为‘东亚’同义词的‘东方’，却基本不在该书研究范围之内。”^[98]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也指出了萨义德地理学范围方面的局限：“萨义德把注意力几乎完全限制在有关阿拉伯中东的言论上，不无遗憾但坚决地略去了远东、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北非。……假如萨义德的首要目的是写一部东方主义理论史或关于东方的西方观念史，那么他对研究范围的明显缩小和限制可以看作一个致命弱点。”^[99]同时，也有学者对这一局限采取了同情并理解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萨义德之所以没有提及或很少提及譬如中国、印度、日本等重要的东方国家，是因为他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质了解得很少，没有充分的论述材料和经验储备，这主要受制于萨义德本人的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的限制。因此，他们认为对此不应过于苛求，应当持宽容态度。持宽容态度是可以的，但终究不能否认这种局限的实际存在。

其次，《东方学》也存在意识和文化形态方面的研究局限。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这个角度出发，“东方”的观念和“东方”的文化是与基于西欧和北美诸国流行的资产阶级价值准则之上的“西方”观念和“西方”文化相对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正是基于这一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东西方处于长久以来的对峙关系。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发冲突的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00]而且，亨廷顿还特别指出：构成西方未来社会的非西方的挑战主要是以阿拉伯世界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和以中国世界为中心的儒家文化。

但是，作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两大发祥地，无论是穆斯林文化还是儒家文化，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却都被忽视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陷。难怪有学者会说：“在所有文化之中，对西方世界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以阿拉伯世界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可是在萨义德《东方学》的论述中，我们却几乎没有见到这两大作为东方文化发祥地文化的只言片语。”^[101]这与其地理学上的局限一样，也导致了他的“东方学”研究名不副实，因为他并没有对整个东方及其全部文化形态进行研究。

最后，《东方学》还存在文本研究方面的局限。在文本研究方面，《东方学》一书所讨论和引证的文本几乎都是用英语语言写成的作品，而较少涉及非英语的第三世界国家语言的文本，这也成为其资料论证方面的一大缺憾。当然，这不仅与地理环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关，也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这不仅是他本人的研究局限，同时也是整个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局限。因此，学者张宽在《读书》发表文章指出：“萨伊（义）德所说的东方，广义上包括了欧洲以外的所有非基督教地区，狭义上却特指欧美人心目中的中东和近东。他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主要源自两百年来英法学者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研究著作，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流派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西方对远东地区的塑造和认知，他也几乎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不足，当然同时也留下了空间，让后来者有再次发挥的余地。”^[102]

2　存在的矛盾与漏洞

霍米·巴巴批评萨义德的《东方学》将东西方之间的问题简单化了。他认为，东方主义并不是单一的同质性结构，其中蕴含了双向的运作过程。一方面，它是百科全书似的知识和帝国的权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他者（即东方）的迷狂想法，其中寄托了东方的理想和追求^[103]。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话语中存在想象与叙述、文本态度与生活经历的对立，这种存在本身就表明对于东方有着决然不同的代表样式，东方主义领域内也存在有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与东方主义本身的多样性相矛盾的是：萨义德没有能够仔细分析殖民话语的多面性，因而在方法论上把帝国主义话语简单化和同质化了。这就导致了其《东方学》在论证方面存在的内在矛盾与漏洞。

此外，萨义德的某些具体论述，也体现出一种内在的论证矛盾和漏洞。对此，美国批评家丹尼斯·波特曾明确指出：一方面，萨义德认为所有知识（东方学）都是政治权力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认为有可能存在自由的非强制性的对别的民族与文化的研究，而这一矛盾萨义德始终没有解决^[104]。巴特·穆尔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他说：“萨义德在承认殖民话语的多样性和相信殖民话语的一贯性这两方面摇摆不定。”^[105]确实如此，在总体上，他倾向于将东方学视为强制性的权力话语的产物，更相信其话语系统的一贯性，因而忽视了东方主义话语实际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也存在着对权力反抗的可能性。所以，在《东方学》的具体论述中，萨义德难免会表现出一种内在的自相矛盾与疏漏：因为否定东方主义具有任何价值，所以他强调其同质性，而无视东方主义实际上的多样性；然而，因为这与东方主义实际上的多样性相矛盾，所以，在某些具体论述中，他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承认东方主义的多样性。

可见，总体上，东方主义霸权话语的多样性被他忽视了，这成为其东方学研究中的一个明显漏洞。其实，霸权话语总处于一种历史的形成过程之中，而任何历史的形成过程总不是单一而同质的，而都具有不可避免的多样性。萨义德却没有把霸权话语作为一个过程来思考，因而忽视了霸权形成过程中的多样性，对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反霸权思想一概视而不见。对此，章辉曾有过清晰的说明：“萨义德把西方对东方的再现非历史化，一体化了，这就抹杀了西方东方形象的历史差异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演变与断裂。……东方学与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必须被揭示，但萨义德显然没有走到这一步，而且由于忽视了东方学内部可能的对抗性和矛盾性，真正学术性的东方学就没有进入其视野。”^[106]

所以，尽管萨义德声称，作为学者，他感兴趣的是详情，他要倾听具体的声音，但实际上他没有听到任何反霸权的声音，没有关注东方学文本中复杂而多样的话语特殊性。这一漏洞的产生，使萨义德忽视了西方传统的内部存在的反霸权著作或另一类经典，实际上，它们在西方霸权话语内部具有疏离意识形态的内在潜能。对此情况的忽视，必然成为《东方学》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