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奠定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坚实基础

不可否认，在《东方学》一书出版以前，很多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后殖民现象的关注，并对后殖民主义研究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但是，萨义德1978年《东方学》一书的问世，才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在理论上成熟与自觉的标志。因为在《东方学》中，萨义德通过对东方主义的产生、发展和传承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明确地批判了寄寓于其中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霸权意识。他认为，欧洲殖民者借助于东方学从始至终所做的就是证明自己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征服是正当的，而且他们确信自己完全能够精确地描述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居民。“这既暗示着存在一个经久不变的东方本质，也暗示存在一个尽管与其相对立但却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实质，后者从远处，并且可以说，从高处观察着东方”^[84]。

因此，尽管在《东方学》中只有一处出现“后殖民”这一用语，但很多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都认为萨义德的《东方学》对后殖民研究功不可没。比如，后殖民批评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都曾明确宣称：萨义德开创了后殖民批评研究的领域。斯皮瓦克说：“萨义德的这部书不是关于边缘性的研究，甚至也不是关于边缘化的研究。它旨在研究如何建构一个用于研究和控制的客体。然而，由萨义德的著作所直接引发的关于殖民话语的研究已经花开满园；在这个花园里边缘人得到了评说和被评说的权力，甚至得到了声援。现在它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并且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85]霍米·巴巴在其《后殖民批评》（1992）一文中也断言：是《东方学》开创了后殖民研究领域。

因此，国外许多后殖民主义学者对萨义德的《东方学》都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吉尔伯特确切地指出：萨义德《东方学》开创的是对来自当代欧洲大陆的文化理论的方法范式所做的后殖民分析。在《后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一书中，帕特里克·威廉斯和克里斯曼也宣称：“或许可以不夸大地说，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一书单枪匹马地开创了一个学术探讨的时代。”^[86]英国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也评价说：“爱德华·萨义德揭示了一个关于东方——东方主义——的西方话语如何为了西方国家的‘权力’利益而构造了一个东方‘知识’和‘权力——知识’关系体系。”^[87]

不难看出，萨义德的《东方学》对后殖民主义研究者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大多坚持了萨义德东方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以文化多元主义观点去审视西方国家殖民扩张以来的东西方关系及其演进轨迹，并通过揭示作为西方话语系统的东方学的东方主义实质，在根本上否定了西方控制东方的合理性，从而对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思维模式及其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此外，萨义德所取得的其他理论成就，如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探讨，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宗主国文化关系的思考，尤其是他关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文化混杂性和差异性问题的深入探索，对于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与文化批评，都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后殖民三剑客”之一的霍米·巴巴，其一些重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是对萨义德《东方学》研究的继续。

因此，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而言，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成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自此以后，后殖民主义研究才正式兴起，并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兴盛，继而在90年代获得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如斯皮瓦克所言：“由萨义德著作所直接引起的对殖民话语的研究已经发展为一种领域，在这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是可以发言的，也可以被讨论，甚至可以得到维护。”^[88]后来，萨义德又出版了《东方学》的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义德的后继者们诸如霍米·巴巴等，也出版了很多后殖民批评的一些相关著作，这使后殖民主义探讨开始在学术界被广泛接受，并且由学术的边缘开始进入中心，一时成为显学。在此后的文学理论中，后殖民主义占据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可见，萨义德的《东方学》成为后殖民研究的理论起点，为后殖民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此，在后殖民研究领域，萨义德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2　确立了东方学研究的新规范

传统的东方学家始终都努力强化着这样一些观念：“东方”是懒惰的、没有思想的、落后的、纵欲的和疯狂的。他们确信自己能够完全精确地表述他们所征服的东方臣民。如前所述，这体现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意识和同样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针对传统东方学研究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弊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尽管有东方学家试图对作为一种公正客观的学术努力的东方学与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进行微妙区分，然而却不可能单方面地与东方学以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为开端的现代全球化新阶段所得以产生的总体帝国主义语境分开。”^[89]因此，萨义德主张：对东方学的研究应当立足于“多元主义”的文化立场，这不但对潜隐于传统东方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确立了东方学研究多元对话、多元互渗与多元共生的新规范，因而开辟了东方学研究的新领域，加深了人们对东方学的理解，引导人们去重新审视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即立足于“多元主义”，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建立起一种多元对话、多元互渗和多元共生的新型关系^[90]。

因此，可以说，《东方学》一书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之间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它把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直到今天都仍然存在的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深入的解剖和认真的批评，从而开拓出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新视域，因而把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研究引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东方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关于东方和西方关系的探讨等，往往都是在这一多元对话、多元互渗和多元共生的新范式基础上展开的。

以多元对话、多元互渗与多元共生的新规范，去重新审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必然导致萨义德对东西方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视。因此，萨义德对文化差异这个文化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反思，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观念和“现代性”观念本身。他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做到了自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萨义德特别指出：“任何试图将世界上的文化和民族强行分割成相互独立的血统和本质的做法，都不仅会歪曲随后对这些民族和文化的表述，而且会暴露出其试图将权力加入到理解之中以生产出像‘东方’或‘西方’这类类型化概念的用心。”^[91]

因此，我们应当对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重新思考，对“差异意味着敌对”“差异意味着对立永远无法消解”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以及从中产生的一整套对立性认识提出挑战，而不是想要消除差异本身^[92]。萨义德对东西文化关系及其差异问题进行的重新思考，为东方学的研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和反思东西方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如前所说，这实际上确立了东方学研究的一个新规范：站在多元对话、多元互渗与多元共生的立场，去重新审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3　确立了多元主义文化观念

与确立了东方学研究的新规范密切相关的是：萨义德的《东方学》还消解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确立多元主义文化新观念。如前所述，萨义德对东西方权力关系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化是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文化。他对西方文化实质的这种深刻揭露，在消解中心主义、倡导多元文化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萨义德从被忽视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主流文化发起挑战，批判了政治文化上由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深入其内部挖掘出了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网络，为消除所谓的“中心”意识，做出了贡献。萨义德从东方“他者”边缘身份的立场，对西方权力话语的批判，有利于消解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因此，他的尝试具有强烈的“非中心化”和“解构”作用，试图消解西方中心霸权思想，以建设一条多元主义的文化道路。

同时，萨义德强调：消解西方文化中心的途径，不是建立东方中心论，不是以东方中心取代西方中心，而是确立多元主义的文化观念。因此，他指出：通过对东方学的揭露与批判，“使人们能对文化霸权的运作方式有更好的理解……激发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处理东方……（以至）将‘东方’与‘西方’这类概念完全抹除”，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抛除固有的支配模式”^[93]。这种新的方式是多元主义的，是“从自由的、非压制性或非操纵的角度研究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94]。

在萨义德看来，多元主义文化需要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参与，是将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当作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来看待，而且，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域的文化有了其自身独特的身份特征与个性。不同形态的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每一种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建设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每一种文化自身都有其局限性，都需要在与其他文化的平等交流中得到发展和完善。

因此，任何文化形态都应该在“多元主义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性，以取长补短，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动，最终通过交融互补去适应文化全球化的新形势。所以，萨义德在《东方学》后记中明确提出了“文化杂生”的概念，他认为：“因为现代文化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是认识到——这一点几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文化是杂生的，多样的：各种文化和文明，如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论述，如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任何对其进行一元化或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要落空。”^[95]很明显，这正是他多元主义文化观念的明确体现。

这种多元主义文化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性交流与互动正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产品的意义，甚至对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维护与发扬，都不能再坚持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而都需要在全球性互动中的“多元主义”文化观念中加以理解。这正如萨义德所明确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独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96]。

因此，各民族、各地域、各国家的文化都应当以平等包容的“多元主义”精神相互对待，以一种恢宏的全球性历史性发展眼光，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以多元并存、多元互补的策略，去重新审视各民族文化、各地域文化和各国家文化，去重新看待人类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性，以推动全球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倡导并促成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消弭任何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导致的二元对立——譬如，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导致的二元对立，以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文化紧张关系。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萨义德提倡世界文化的多元、多极和多样化的思想，在如今的全球化语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