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一书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大量而具体的文本分析。通过大量而具体的文本分析，萨义德揭示出文化知识背后的权力政治关系，强调它们和社会政治总体语境的关系。顺着西方文艺发展脉络，萨义德逐个解析了但丁（Dante）、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巴尔扎克（Balzac）等作家的作品，并做出了种种有关东方的理论、史诗、社会描述和政治研究等领域的精细梳理。萨义德依据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殖民国家的政府公文、考察报告、探险家日记，以及小说、诗歌等各种档案、材料、文献，广泛探讨了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学科与帝国主义的内在关系，探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演变、调整、修饰，包括文化帝国主义在殖民主义各个时期以及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时代的转变，考察了作为个体的西方作家、理论家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义德主要将文学，尤其是小说作为切入点来考察文学与帝国主义霸权的关系，提出了“态度与参照结构”的概念。他详细分析过内瓦尔和福楼拜的小说，诸如《圣安东的诱惑》《希罗底》《萨朗波》《东方之旅》等，还有司各特、乔治·艾略特和菲兹杰拉德的小说等。通过对这些文学文本的具体探讨，他进行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具体实践，为如何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思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大量而具体的文本分析，使得他所引用的材料更加充分，也更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论点，这为考察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提供了坚实的论证依据。同时，这也使得《东方学》一书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各种细节，因而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文化和历史现象处理为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成为一种与现实的人的活动有着内在关联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种冷冰冰的逻辑推理。

萨义德对待文本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他说：“我在分析时使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其目的是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83]也就是说，他分析文本并不着眼于单个的文本，而始终从文本集合的整体与不同文本的内在联系的思路看待文本。他的发现是，东方学家的文本与文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为利用，形成潜在的大文本，形成一门知识，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东方学的学者和作家。在某种意义上说，东方学正是一种引述其他著作和其他作家的体系。爱德华·威廉·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曾被内瓦尔、福楼拜和伯顿等作家所引用，如内瓦尔的《东方之旅》有许多段落借自雷恩的《现代埃及风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