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各学科的总称，对东方学的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它涉及人类学、人种学、历史、语言、文学、美学、宗教等学科。因此，东方学本身具有跨学科的鲜明特征。其中经常被跨越的重要学科一是语言学，二是人类学。人类学研究人类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在东方学中的人类学家眼里，东方是原始的，是西方曾经经历的历史阶段，因此，研究人类历史起源和发展的人类学必须以东方次等民族为研究材料。而人类学的研究与语言学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语言是思想文化的发源处，把握东方语言也就把握了东方的精神文化。所以，东方学家把人类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整合起来，将人类的语言系统分为印欧语系和闪语系，前者是高级的、完整的、简洁的，后者则是粘着性的、非美学的、机械生硬的，因此闪米特人是异类的、低级的、落后的。可见，其语言学的价值判断和人类学的等级系列交织在一起，充满着肆无忌惮的种族歧视。当人类学和语言学以科学精确性的等级排列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演进历程时，在这种跨学科视域中，东方主义背后的西方优越性就轻而易举地显示了出来。

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东方学，自然也应该具有跨学科的广阔学术视野。萨义德在论证其中心论点时所选取的材料范围之广，也体现了一种鲜明而广阔的跨学科的学术视野。难怪著名学者赵一凡会在文章中由衷地称赞萨义德的广征博引，他说，“在《东方主义》（《东方学》——引者注）中，我们可以拜读洪堡、吉本、赫南的学术观点，欣赏拉马丹、福斯特的文学华彩，观看美国大片《阿拉伯的劳伦斯》。甚至有机会了解相距百年的传教日记、政客讲演、海军部署，爬梳罕为人知的考古报告、英国皇家东方学会档案，乃至东印度公司的账面收入”^[81]。很明显，这涉及了人类学、文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领域，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的广阔视野。这种跨学科的广阔学术视野，使萨义德的理论在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学科整合的鲜明倾向：强调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比如人类学文本、历史学文本、语言学文本等）的紧密联系，突破文学的学科范围而将批评的触角伸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

因此，他的文学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狭隘的文学文本分析，而且还涉及人类学文本分析、历史学文本分析、语言学文本分析等更加广阔的学科领域。他得出的结论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规律、文学理论，而是一种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的文化规律、文化理论，体现出了鲜明的学科整合特征。这正是其广阔的跨学科研究视域的必然结果。他整理、总结和批判了14世纪初维也纳宗教会议和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来西化的各学科领域的东方学文本，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广阔研究视角。所以，有学者指出：“《东方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将研究的触角指向了东方这一向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和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它为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指出社会、历史与文本的密切关系以及学术、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为一般的读者指出文化自我和他人的观念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为第三世界指出了西方文化的潜在力量，同时也提示东方世界究竟应该如何透视这一力量。”^[82]

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在跨学科研究之中还体现出了跨文化研究的鲜明特征，因而具有一种更加广阔的“跨文化”学术视野。如前所述，萨义德作为西方社会具有第三世界血统的学者，他的特殊性在于他的文化身份本身是双重的，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身份特征。一方面，他带着西方前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主流的眼光考察欧洲殖民者和近东、中东、南美等殖民地的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因而体现了一种边缘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他正是从这样一种边缘的文化立场出发去解剖文本中心的权力结构的。萨义德以流亡者和边缘人的文化视角，带着坚定而明确的批判意识来解读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现象，用文化解构的策略对西方中心文化进行了颠覆，以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西方中心话语权力进行了挑战。另一方面，萨义德虽然有着在殖民地生活的边缘文化身份和边缘文化立场，但后来他又带着这种身份和立场进入西方的主流文化圈，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西方的文化身份。这种双重的文化身份，使他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广阔视野，因此，萨义德的研究与批判采用了一种“跨文化”的视角，体现出鲜明的“跨文化”特征。

这种“跨文化”研究或“跨文化”视角，当然不是萨义德的独创，它最早起源于19世纪文化人类学家所探讨的“跨文化传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跨文化传播”在美国文化学者的推动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但这种跨文化传播学有着深厚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而萨义德的“跨文化”研究或“跨文化”视角，则是明确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它主要是以在西方世界中居于边缘人的文化视角去揭示并批判西方中心文化的霸权意识，从而跨越单纯的东方文化视角或单纯的西方文化视角而体现出一种广阔的“跨文化”学术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