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将《东方学》一书的出发点定义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34]。并且，他进一步引用维柯关于“人创造了历史”的观点来论述东方是一种话语符号，这种符号是西方人为构建出来的，是一套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套理论和实践体系就是东方主义的话语系统。对此，萨义德曾明确地表示：“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35]探讨这种话语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知识是如何转变为话语权力是至关重要的。

萨义德从两方面论述了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形成。首先，从西方自身的主观立场看，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形成于“他者”与“自我”关系之中；其次，从东方的客观情形看，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形成，也与东方“无法表述自己”因而总是“被别人表述”有关。可以说，正是这主客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形成。

1　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形成的主观基础：“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在东方主义话语系统中，“他者”与“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两者密不可分。而且，“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正是形成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主观基础，因为“他者”是西方人东方主义话语系统支配的对象，而“自我”则是西方人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正是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后殖民关系，代表了一种主观而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所以，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话语系统中的“他者”是主观的产物。在萨义德看来，作为东方的“他者”身上所有的特性都是被西方人主观赋予的，这必然导致“东方主义”话语中的东方与真实的东方相去甚远，因而真实东方中的很多特殊性都成为描述其一般属性的标志。譬如，在西方人眼里，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自我”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并且，东方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他者”一方面有着“懒惰”和“愚昧”的习性，但同时又不无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

这种东方“他者”形象，主要是作为西方人“自我”形象的反衬而存在的，其突出了西方“自我”形象的优秀。因此，西方“自我”是相对于东方“他者”而言的，在“他者”与“自我”关系中，“自我”显然是支配主体，处于中心地位，是进步的、文明的，是科学的、理性的、优越的。所以，按照东方主义的逻辑，西方“自我”对东方“他者”的扩张是文明的、进步的和科学的，其目的在于改变东方“他者”野蛮的、落后的和愚昧的状态。同时，西方“自我”对东方“他者”的话语霸权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东方“他者”需要西方“自我”去拯救。因此，西方人是以拯救“他者”的态度来构建“他者”的，并且在构建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自我”能力与力量的满足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欧美为了确立自己作为创造现代精神和现代文明的历史主体地位，需要亚洲作为‘他者’。亚洲被当做反衬欧美自画像的亮度的底色。……这种欧美与亚洲的二项对立图式虽然具有归纳事实的伪装，但实际上只是把事实材料的意义固定起来的先验性解释框架。……它是通过亚洲的本质界定使欧美霸权得以合理化的一种知识权力的装置。”^[36]这表明：东方“他者”是作为西方帝国“自我”的需要而发挥作用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为反衬西方“自画像的亮度”而主观设定的底色。

这样，东方“他者”是为了西方“自我”而存在的，“自我”与“他者”因而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没有东方“他者”就没有西方“自我”，西方的“自我”是从作为一种替代物或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那里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的认同的。这就形成了东方与西方、“他者”与“自我”长久以来的相互对立然而又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可以说是西方的一种主观价值观念的体现，它由于具有极其漫长的思想、意象及语汇等方面的历史渊源，而得以与“西方”相互依赖和相互反映。换言之，无论“他者”或“自我”，实际上都在西方“自我”主观的评价与构建中得以存在：东方“他者”只能借助西方“自我”来界定，必然暗含了西方“自我”主观的价值取向；而西方“自我”更与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文化基础、西方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因此，“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体现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鲜明而根深蒂固的“西优东劣”的主观价值取向，并发酵成一种主义，即东方主义，因而成为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形成的主观基础。

所以，东方主义将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他者”来研究，作为西方的对立面来研究，作为西方的边缘来研究，从而把东方“他者”当作西方社会的“非我族类”，并且自然而然地将东方“他者”与西方“自我”社会中的某些特殊性联系在一起，如犯罪、穷人、疯子等。总之，把东方作为“他者”的特殊性是为了证明西方的普遍性，把东方作为西方的一种边缘性存在，恰恰是为了证明西方“自我”的中心位置，这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主观价值倾向的鲜明表达。

这种关系构成了东方主义话语系统产生的主观基础，它实际上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鲜明的“西优东劣”的思想，这决定了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主观价值导向。所以，萨义德说：“东方学描述东方和书写东方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东方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所有时期都仅仅被视为对西方的被动回应。西方是积极的行动者，东方则是消极的回应者。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审判者。”^[37]因此，作为“他者”的东方，是呈现于西方人主观视野中的东方，是用西方“自我”话语和主观价值建构起来的东方，并非真实的东方。

2　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形成的客观基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除了西方从“自我”立场来审视东方“他者”的主观因素之外，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产生，也存在客观基础，那就是：与西方相比，东方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尤其在话语表述上明显处于弱势，无法有效地表述自己，因而总是被西方人表述。所以，萨义德在《东方学》的卷首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的原意，是批评1848年法国革命时的乡村民众，说他们觉悟低下，听信资产阶级政客的谎话，反对巴黎工人阶级。这等乌合之众，就像“袋子里的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38]。萨义德引用这话则别有所指：在这里，“他们”指的是作为“他者”的东方，“别人”则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因此，他引用这话其实是为了明确指出这么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东方无法清晰地表述自己，因而必须被西方来表述。这成为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形成的客观基础，因为谁表述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力，这样，被西方人表述的东方主义话语系统，自然就成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力的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

所以，由于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西方表述，因此，在表述东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系统中，真正行使话语权力的主体并不是东方“他们”自己，而是作为“别人”的西方。这种言说方式因而成为西方强加于东方弱者身上的霸权话语，是以剥夺东方的话语权为前提的。因此萨义德说：“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39]这样，无论被“别人”的权力话语表述为哪一种东西，东方“他们”都始终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都是西方霸权话语所描绘出来的形象。这表明：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核心是西方对东方行使话语权力，其宗旨并不是要构建一个有关东方的真正理性的知识系统，而是试图通过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去塑造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东西方关系。这成为东方主义话语权力言说的主要目标。正如萨义德在书中所言：“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40]

可见，西方在以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形式进行的殖民主义霸权的扩张过程中，不断遭遇和认识着一个不同于西方“自我”的东方世界，因而形成了一种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他者”与“自我”关系：西方总从“自我”主观立场来审视东方“他者”；而且，在东西方的交往过程中，东方客观上总是处于被动状态，无法有效地表述自己，而必须被西方表述，这种“被别人表述”的情形，从客观上自然会纵容西方“表述”者权力话语的滋生。这种主客观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衍生出一个西方关于东方的庞大的话语系统，其中包容着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见闻、感受、思考和言说，进而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这种话语经过逻辑和实践的建构，最终就形成了一套有着“西方中心主义”鲜明价值倾向的话语系统，这就是依附于西方霸权思想的东方主义话语系统。

总之，西方从“自我”主观立场出发，去审视东方“他者”，这是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形成的主观基础；而东方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的客观事实，则成为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形成的客观基础。可以说，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形成，正是这主客观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建立东方学的基础，也是东方学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东方文化没有关于自身的表述，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和观念归根结底体现的还是殖民主义的话语价值，本质上就成了西方的霸权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