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是与殖民活动同时产生并且同步发展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18世纪初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法国和英国垄断着东方主义的话语中心，换言之，东方主义主要盛行于法、英两国，这被萨义德称为东方主义的“英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崛起并取代了英法两国的位置，东方主义的话语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美国，美国因而成为东方主义大本营和战略中心，这就是东方主义的“美国阶段”。萨义德为了强调东方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话语霸权是如何操控和支配东方的，特意区分了东方主义所隐含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这些含义是相互依存的。萨义德所阐释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作为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基本概念，是整个《东方学》一书主要的思维线索。因此，把握东方主义的含义，对我们理解东方主义的话语精神实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东方学》一书的绪论部分，萨义德特意区分了三种“东方学”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知识性的学科，即系统地对东方的研究和表述；第二个含义是指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出发的一种思维方式；第三个含义是指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界定的一种权力话语系统。

1　作为学术的东方主义

作为学术的东方主义，又称东方学。它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门类，是关于东方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这种东方主义包含的内容极为庞杂，涉及所有与东方有关的领域，如关于东方的哲学、地理、军事、政治、宗教、艺术等方方面面。从事这种东方学研究的人就被称为东方学家。萨义德说：“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2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方学就涵盖了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文学以及文化学等有关东方的一切学术研究领域。因此，“东方主义作为学术，它的兴起伴随着欧洲列强持续百年的对外扩张与海外殖民，包括一切东方及东方知识的教授、写作和研究活动”^[27]。在萨义德看来，这种含义的东方主义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具体学科，是最容易为人所接受的，他明确地说：“我赋予东方学一词以多种含义，在我看来，这些含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最易于为人接受的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28]

2　作为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指的是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的东方学，它具有想象的特质：从二元对立的思维出发，去想象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因此，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其突出的特点是将东西方文化一刀两断，对立看待，借此形成一条根深蒂固的“西优东劣”的思维原则，并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原则悄然置于人们的思维模式之中。它主要是西方人以“东方”与“西方”之间所做的一种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把“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作为认识东方的思维基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推衍出东方与西方之间诸多方面的二元对立，主要包括：作为“自我”的西方与作为“他者”的东方；作为理性、文明、进步、高级的西方与作为非理性、野蛮、落后、低级的东方；作为普遍性的西方与作为特殊性的东方；等等。从这种想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出发，东方主义论者将东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明显的对立面来看待，从而形成了一条根深蒂固的“西优东劣”的想象性评价原则。

因此，西方的诸多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行政官员，都接受了这种想象性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区分，并以这种二元区分的思维方式作为他们进行理论探索、文学写作、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述的出发点。因此，这种想象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描述东方、东方人民、东方习俗、东方心性和东方命运等的基础和前提。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也反映到西方文学家关于东方的文学想象与描写之中，所以，“萨义德顺着西方文艺的发展脉络，通过对但丁、歌德、伏尔泰、巴尔扎克等作家作品的析读与分解，做出了种种有关东方的精细梳理，包括了理论、史诗、社会描述和政治研究等领域”^[29]。

3　作为话语系统的东方主义

作为话语系统的东方主义，介于学术的与思维的两种含义之间。用萨义德的话说，东方学就是“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30]。也就是说，东方学是一种统治东方、重新建构东方、对东方行使权威的西方权力话语系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套权力话语系统并以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和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因此，东方学成了帝国主义的一套权力话语系统。

正因为东方学是帝国主义的一套权力话语系统，所以，“现在东方学家已成为其所属的西方文化的代言人，他将一种显而易见的两重性压缩进自己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正是这一两重性的象征表现：西方的意识、知识、科学控制着最遥远的东方地域以及最微细的东方要素。东方学家认为自己完成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联合，但主要是通过进一步确认西方在技术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方式”^[31]。在萨义德看来，这种意义上的东方学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系统的代言人，他们极其强调：在权力知识意志支配下，话语系统中无形的思想概念，能逐渐物化成形，生成一套由权力技术支撑的机构。因此，“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32]。这种话语系统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在内的为西方提供控制东方的合理依据的一种机制，其背后有着深邃和复杂的历史原因。因此，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因为与西方相比东方总处于弱势，于是人们就用其弱代替其异”^[33]。

东方学的三种含义在萨义德看来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网络，同时是几个相互交叉的领域。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系统的东方学，依赖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又依赖于作为学术研究门类的东方学。因此，萨义德的东方学，是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他将它们有效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合体。实际上，萨义德用“东方主义”这一术语主要在概括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学术上、思维方式上和权力话语上的后殖民主义。而在这三者之中，萨义德最反对的是作为权力话语系统的东方主义，因为从表面上看，有关东方的知识虽然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但从本质上说，关于东方的一些普遍性观念从未改变，这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东方主义权力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