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研究东方学既有当时的国际政治文化关系方面的原因，也与他纯粹的个人情结有关。换言之，特定的国际政治文化语境和他特定的个人情结，都成为促成他写作《东方学》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传统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后殖民主义”时期。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的后现代学者和后殖民理论家大都重新审视了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曾有着“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意味的老概念产生了新内涵，许多研究者在承认非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独特价值的同时，也试图从中找出能使自己的文化摆脱出“表现的危机”之启示。这些有着卓越见识的理论家们对帝国的中心地带，对其文化霸权和语言霸权进行了有力的削弱和解构，努力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重新认识第三世界，并与之进行交流和对话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道路。这种在新的国际政治语境中重新审视西方与东方关系的文化思潮，为萨义德东方学的提出营构了有利的文化氛围。正是这种新的政治文化氛围，促使了萨义德《东方学》的写作。

《东方学》的写作动机也根源于萨义德的个人经历和具有“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众所周知，萨义德是美籍巴勒斯坦裔的著名学者。他出身在东方，这个东方是与西方向来关系密切的中东地区。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意识在他青少年期间就已形成。正是这种“东方人”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研究。萨义德明确表示：“我的这一研究的个人情结大部分源于小时候在两个英国殖民地所获得的‘东方人’意识。我在那两个殖民地（巴勒斯坦和埃及）和美国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是西方式的，然而早期产生的这一意识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对东方学的研究都是试图为我身上留下的这些痕迹、为东方这一主体、为曾经在所有东方人的生活中起着强大支配作用的文化理出一个头绪。”^[23]因此，他对东方的文学和文化，有一种更加明显的认同，他公开承认：“我对第三世界文学颇感兴趣。在作家作出的许多（当然不是所有的）姿态中，有着一种自觉的试图以某种方式重新建构和重新研究经典的努力。”^[24]

然而，身为一个东方人，萨义德从小接受的却是西方的精英教育，长大后，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西方，这种双重身份是萨义德个人情结中的一部分，也是他研究东方学的一个情感起因。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焦点上，作为学者的萨义德对自己这一复杂的文化身份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生活是令人泄气的。”^[25]他的第三世界背景使他觉得自己在这一主流文化中只是处于边缘地位，但是他的学术背景又使得他必须用西方教育带给他的批评方法来分析有关东方的话语。因此，西方的知识、科学体系和范式必然地渗透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话语分析批评当中。这一复杂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不得不从西方主流文化的边缘出发，进而反观东西方文化，以自己的“他者”性，提出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话语建构，这一话语结构的形成来自他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特殊经验和客居西方学院的边缘知识分子的独特立场。

可以说，萨义德既是以一个“东方人”的立场来写作的，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东方人”这一范畴而写作的。换言之，他虽然以一个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来写作，但是他没有从特定的巴勒斯坦文化或属性寻求支持，而是通过欧洲诗人表达的基本价值观，以法国哲学形成的分析工具，来进行评价分析，他的大部分批评标准都来自西方文化传统内部。总之，带着“东方人”的情结和西方的学术背景，萨义德的《东方学》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