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东方学》的文本写作主要借鉴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和葛兰西的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是萨义德赖以展开对东方主义话语批判的两块主要基石。前者构成他的基本的批评武器和理论框架，后者则为萨义德的分析矫正了目标，挖掘了深度。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话语理论与霸权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即福柯与葛兰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造成了萨义德后来在分析东方主义话语时表现出某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1　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福柯是萨义德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事物的秩序》是对萨义德产生影响的关键性文本。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理论直接获益于福柯的话语概念，他说：“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约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把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5]“福柯指出，人文科学一直为话语的修辞所控制，在其中，这些修辞构造（而不仅仅意指）它们假装研究的对象。福柯对人文科学演变及其沿革的多种研究旨在戳穿怂恿这些学科的修辞（虚构）策略。……因此，在福柯看来由语言建构的知识学科，构成了对世界与人的一种规约（discipline），真理不过是语言的建构物，反过来语言又生产了一套真理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形成一套知识管理技术，乃至一种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6]萨义德运用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认为东方学也是这套“知识—权力”建构起来的真理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7]。其中，“控制”“重建”和“君临”就是借助于福柯的话语观念来进行陈述的具有权力色彩的词汇。因此，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权力话语，这种话语产生了控制东方的权力，这种权力正是西方得以控制东方的一种方式。

所以，很明显，萨义德的权力和话语的关系源自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萨义德将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扩展到对异文化知识的分析与批判领域，这可以说是将福柯思想系统应用到文化分析的最早尝试。”^[8]因此，萨义德引用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借鉴了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思想，接受了福柯“再现总是受到它们所位居其中的权力体系的影响”的观点。所以，他认为：东方学对整个东方进行的机械的图式化的处理，依靠的是他们文化上的霸权，以至于最后完全忽略了东方的客观现实，东方学的知识话语体系反过来又加强了西方的文化霸权。

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出了“知识型”问题，即知识和话语的形态，强调要写出一部知识型的历史，以此弄清在话语领域的一系列转型：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一类话语而不用那一类话语？人们为什么从这个层次、角度、纬度去看问题，而不从那个层面和那个纬度去看问题？甚至每个人为何都在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断裂性，而放弃总体性、同一性？在福柯看来，对话语形成和知识谱系进行分析，应该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角度出发，应该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致力于反思话语系统所隐喻的知识与权力的联结，这就是福柯的“权力分析法”。萨义德正是借助于福柯的这种“权力分析法”，通过对边缘话语的分析，去揭露宗主国文化政治霸权的实质，重点考察了东方学话语传统暗含的霸权本质。他认为：“如果不研究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力，更正确地说研究其权力的配置，也就不能认真地研究思想、文化和历史本身。”^[9]因此，萨义德承认，“福柯的体系和东方学间的平行关系非常显著”^[10]。可见，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阐释，是将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理论具体运用于考察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话语体系下的东西方关系问题，所以，“借助福柯的话语理论，萨义德有效地揭示了赋予东方学内在连贯性的体制性因素，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互动机制这个层面阐明了东方学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11]。

此外，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进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分析，涉及了许多学科领域，因此体现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征，这也给萨义德极大的影响。萨义德自述：“我发现，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戒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科学，而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12]萨义德正是通过学习福柯跨学科研究的思维方式，揭示了隐含在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并实现对其发展和演变历史的基本描述。

但是，在关于话语、权力、再现、知识和客观性等一些关键的概念问题上，萨义德同福柯的关系是复杂的、游离不定的和充满矛盾的。对此，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曾指出：萨义德与福柯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福柯思想中反人本主义立场在萨义德的文章中反复出现，福柯所反对的总体化、规约化、本质化以及对本原主义追求的否定，却经常既成为萨义德攻击的对象又成为萨义德自己的辩护基础^[13]。因此，在借鉴福柯的同时，萨义德也有不同于他的地方。比如，福柯的权力无主体性，而萨义德的权力则方向明确地指向西方、欧洲的殖民统治者或者美国。这在《东方学》以及萨义德其他许多著作中都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萨义德就一直试图在福柯话语理论的框架内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然而，由于葛兰西与福柯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就使得《东方学》一书中存在某些表述矛盾含混的地方^[14]。

2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启示

萨义德东方学的另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霸权，在传统意义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本义是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和垄断关系。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淡化了其政治上的暴力和强制含义，而强化了其文化意义，主要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优势将自己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观推行为其他国家所普遍“认同”的准则。西方的话语霸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而统一在某种人们所积极“认同”的意识形态中。总体上看，葛兰西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或暴力或温和的统治方式，通过这种权力话语理论，葛兰西为后殖民批评确定了一种分析的基本模式^[15]。

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思想无疑给了萨义德极大的启示，正因为如此，他借用文化霸权的思想，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种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宰割、重建和话语权力压迫。萨义德之所以引入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概念，是为了说明话语的支配权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权力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因此，萨义德并不认为东方主义是帝国主义政治在文化、学术中的简单反映，也不是帝国主义的简单代表。他指出，东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文化霸权”，它的影响力并不是透过暴力统治强加于人，而是透过葛兰西所谓的积极的“认同”来实现的。所以，萨义德坦率地承认：“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及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16]

可见，萨义德对东方学的解构和批判所依据的理论之一就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难怪有学者会明确地指出：“总的说来，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理论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知识、话语与表述等方面关系上一个新方向的拓展，它巩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使文化霸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顽固化。”^[17]因此，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明确谈到了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对其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运用到了对东方学的研究之中，揭示出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霸权、控制与歪曲。萨义德认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18]；“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着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9]。萨义德指出：从18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开始对东方实行霸权，致使一个复杂的东方呈现于世，“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20]。因此，西方的“东方学”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软殖民政策”，它的目的终究是要建立一种类似“宗主”与“从属者”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此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讨论了国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斗争。这对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也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他也将权力关系放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文化形态的意识斗争领域，只不过把葛兰西国内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换成了西方统治阶级文化与东方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萨义德的东方学就是揭露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文化支配关系与文化霸权关系，它涉及经济、历史、社会、美学以及哲学等领域的不平等的文化话语交流。“对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而言，东方学为社会、历史和文本自身特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东方在西方所起的文化作用将东方学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逻辑、相对性问题联结在一起。”^[21]

总之，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东方学》的两大理论渊源。因此，“在这部书里，萨义德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产生、发展和传承的历史进行剖析。他认为，19世纪欧洲所做的就是证明自己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征服是正当的……欧洲的殖民者确信他们完全能够精确地描述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居民。萨义德认为，西方殖民者没有也不愿意识到的是，所有知识都可以从其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方法论背景来考察，没有任何理论、包括政治或文学的是客观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