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解大众文化》的理论局限
费斯克以其创造性的研究，颇为新颖的见解，为大众文化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在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受到许多学者肯定和褒扬；但也引起了不少学者质疑与批评。在我们看来，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存在一定的问题或局限。
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强调大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大众文化抵抗宰制集团的力量，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的微观政治功能，其论述却存在着过于乐观的倾向。例如，麦克盖根指出：“某些大众文化学者所作出的学术假设，即大众象征性的经验与实践，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比开头字母C大写的Culture更为重要。”[65]批评了费斯克把大众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实际上包含对大众能力的某些理想化理解。他对大众文化抵抗功能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拔高倾向。宋伟杰认为，费斯克的理论实际是“言语偷袭、学院内造反、体制内抵抗的行动方案”[66]。这种抵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真正的冒犯式冲撞、生产式抵抗以及进步式解放，仍然存在疑问。费斯克弱化了资本的权利和宰制性力量。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费斯克“眼睛只盯着文本和受众，而排斥对文本得以产生和消费于其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的分析，将截掉文化研究的重头戏”[67]。赵斌认为，“费斯克在刻意强调大众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恰恰忽略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的事实，这种不平等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有增无减”[68]。还有，费斯克对大众文化只是一味肯定与赞扬，而对其存在的不足、局限或问题却缺少辩证的分析与批判，甚至对在商场里一些“购物者”顺手牵羊、随意移动价格标签、反复试穿衣服而不买等小偷小摸或恶作剧行为也不加分析地视为反抗行为而加以肯定，无怪乎有学者认为费斯克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过于乐观的倾向降低了其理论的说服力和穿透力。
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费斯克在肯定和褒扬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却贬低了传统文学、激进艺术、先锋艺术等“精英”文化。例如，在他看来，文学被人们赞赏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对于语言的运用，以此表达个人微妙的情感，而无关乎社会和政治的内容、意义。他说：“诗歌与文学为人所激赏的价值尤其在于它对语言的使用，在于它能充分地使用语言资源，从而为个人情感微妙的多样性和细微的差别提供艺术上的表达。在最基本的人性层面上，这种价值链接了我们：因此，它拒绝社会层面，尤其回避政治。”[69]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使表达最微妙的个人情感也是社会意识的表达，甚至可能具有某种政治的意味；另外，有许多作品直接表现了社会和政治的内容，具有社会和政治的意义，是公认的事实。否认文学的社会及政治的内容和意义，这对文学是不公平的。费斯克认为，文学尤其是经典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不在于文本的区别，而在于社会运用的方式的不同。他说：“它与大众文化的差异之处在于他们在社会中的运用方式的不同，而非文本本身的差别。”[70]文学尤其是经典文学与大众文化当然是有区别的，但这区别首先是文本的区别，难道莎士比亚悲剧能与街头小报相提并论？正是由于文本的区别，才有它们在社会中的不同运用。这里，费斯克把优秀文学文本，尤其是经典文学文本与大众文化文本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等量齐观了。他还借用布迪厄的观点说，文化的功能在于区别不同的阶级和阶级群体，高雅艺术是用来表明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即能够欣赏高雅艺术的人表明他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非下层大众。他说，“‘高雅’艺术的难度和复杂性首先被用来建立它相对于‘低俗’或浅白艺术的美学优越性，然后，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符合这些高雅趣味的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趣味（或品质）是优雅的”[71]，不符合高雅趣味的人就是低俗的。它“只接受买对了票的人，而排斥大众”[72]。高雅艺术是否具有区分功能暂且不论，仅从人们公认的观点来说，费斯克无视了高雅艺术审美娱乐功能、心理解放和精神提升的功能。
费斯克还贬抑甚至否定美学。他认为，审美判断作为在19世纪末流行起来的概念，受到中产阶级的青睐，成为与中产阶级高雅品位和“精致”欣赏相关联的审美原则和艺术评判标准。他毫不留情地加以指责：“审美判断是反大众的，它否认解读的多样性，否认文本功能的多样性，也否认同一个文本在社会秩序的不同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中可以实施不同的功能。”[73]这一说法就不完全正确。西方20世纪以来的一些美学，例如英美新批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都指出并阐述了文学文本存在着空白点、不确定性、意义的含混性以及对话性等特征，这就强调了文本解读的创造性和多样性。至于文本的功能，例如，弗洛伊德认为具有补偿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具有解放的功能，阿多诺认为具有社会批评功能等，美学并没有将文本的功能定于一尊。费斯克不尊重事实，贬低、漠视“精英”文化，就颠覆了文化判断的标准，否定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一种主要和重要形式，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都是极其有害的。
此外，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接受并引用了许多理论家的思想言论，并随意地对它们进行综合，从而为自己的大众文化理论作支撑和论证。他在《理解大众文化》“前言”中自述道：“实际上我所运用的‘理论’，其源泉来自欧洲——布迪厄、德塞图、巴特、霍尔、巴赫金是我思想的支点，不过我用这些欧洲理论来分析英语国家的大众文化。商城、内设投角子电视游戏机的游乐中心、海滩、摩天大楼与麦当娜现象，都是在美、澳两国流通其意义的，但我是用欧洲人的眼光来解读它们的。”[74]我们知道，这些理论家的某些思想言论虽然与费斯克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理论的思想基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语境都是很不相同的，与费斯克也是很不相同的。麦克盖根在《文化民粹主义》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他选择性地引用了几个观点并不完全相容的理论权威（巴赫金、巴特、布迪厄、德塞图等）来支撑他的论点，目的是帮助他反对那些看不到大众文化微观政治潜能的人，而完全忽略了他们理论中与自己思想不一致甚至完全相悖的部分。费斯克不加分析地引入这些理论，简单化地任意加以使用，完全是一种“权且利用”的实用主义做法，也跌入他一再反对的本质主义的陷阱。这就不免降低了他理论基础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一些问题上，难以有力地回应人们的质疑，也经不起文化实践的验证。
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作为其代表作，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但其主要理论和主导倾向是完全应当肯定的。这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消费性的大众文本，如流行音乐、娱乐杂志、MTV、街舞、时装模特表演、超级女声、肥皂剧等。这些大众文本迅速扩张，几乎垄断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市场，占据了普通大众大部分的文化生活空间，成为一种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并与传统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并驾齐驱。大众文化的繁荣给大众日常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需要中国的文化学者对它进行一种全新的研究。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除了其思想理论价值外，它的视野开阔，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方式也比较全面，既有理论上的思辨性把握，也有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既有对大众、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文本的独到阐述，也有对大众文化政治实践的创造性分析。我们借鉴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方法，有利于探索我国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回答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出现的现实问题，推动我国大众文化蓬勃、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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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陈立旭：《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分野》，《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
（袁金刚、贺 丽撰稿）
【注释】
[1]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2]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3]黄梦阮、申睿：《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8期。
[4]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5]陆道夫：《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特质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7]同上。
[8]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
[9]陆道夫：《互文性的电视和主体性的观众——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理论研究之二》，《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
[10]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4页。
[1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12]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13]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14]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2页。
[15]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16]同上书，第23页。
[17]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18]同上书，第177页。
[19]陆道夫：《互文性的电视和主体性的观众——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理论研究之二》，《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
[20]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21]同上书，第120页。
[22]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2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24]同上书，第130页。
[25]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2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27]同上书，第151页。
[28]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29]同上书，第157页。
[30]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31]同上书，第159页。
[32]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33]同上。
[34]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35]同上书，第20页。
[3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37]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38]同上书，第76页。
[39]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40]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4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42]同上书，第36页。
[43]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44]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45]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46]同上书，第90页。
[47]同上书，第92页。
[48]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49]同上书，第103页。
[50]同上书，第106页。
[51]同上。
[52]同上书，第108页。
[5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54]同上书，第198页。
[55]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56]同上书，第200—201页。
[57]同上书，第201页。
[58]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
[59]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60]同上书，第200页。
[6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62]同上。
[6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64]转引自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65]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6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67]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介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4页。
[68]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69]同上书，第129页。
[70]同上。
[7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72]同上。
[73]同上书，第137页。
[74]同上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