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大众文化》作为费斯克的代表作，集中阐述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思想，不仅开拓了新的研究向度，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体现出显著的创新精神，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转换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思路。在《理解大众文化》之前，大众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认可大众文化，礼赞大众文化，甚至把大众文化当作民族国家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但却不将它放在权力话语中来考察（而大众文化一直是关于权力的文化），这是精英式民主观念下的大众文化研究路向，完全忽略了大众文化的政治性；另一种虽然将大众文化放置在权力模式中，却过分地强调自上而下的宰制性力量，把大众看成静态的、消极的、原子化的个人，既觉察不到自身的阶级意识，也不自知其社会文化效忠从属关系，根本无视自下而上的大众的抵抗力量，导致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不可能存在。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大众文化的思路。在费斯克看来，这两种思路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所以大众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第三种思路，也就是《理解大众文化》“能略尽绵薄之力的一种趋势”：“它虽然同样视大众文化为斗争的场所，但在承认宰制力量的权力时，它却更注重大众的战术”^[63]，探究大众的活力、创造力，以及大众文化潜在的进步性和推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费斯克的思路，“越来越强调观众、消费和接受，注意力偏离了文本的生产、分配，偏离了文本在媒介工业中的产生方式”^[64]。这也说明了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研究思路的特征。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克服了前两种思路尤其是法兰克福思路的局限，而且代表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向，为大众文化进一步广泛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理解大众文化》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如前所述，费斯克由于不赞成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继承了伯明翰的文化传统，吸收了德赛图、布迪厄、巴赫金等学者的相关思想，加之他大众“文化迷”的立场和趣味，提出和论述了一些富有独创性的大众文化观念。例如他提出了独特的大众概念，这一“大众”不同于群众，也不同于某一下层阶级，是在同宰制性力量对抗中形成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大众具有能动性、生产性和创造性，大众的能动性、生产性和创造性来源于他们被压迫的从属地位，是大众文化生产或创造的主体。费斯克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众文化的概念。大众文化不同于群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是大众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商品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受支配者的文化。这样一种大众文化观，从文本结构的认识转向了阅读实践的认识，凸显了大众文化的实践性品格。费斯克提出并论述了新颖的大众文本的概念，这就是“生产者式文本”，它容易阅读，容易理解，但又具有开放性和可建构性，能被不同层次的大众进行创造性使用；大众文本常被批评家指责为具有“过度”“浅白”“矛盾”等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成为大众文化创造的积极因素。大众文化的生产和创造首先有赖于大众文本的选择，费斯克提出和论述了大众文本选择的“相关性标准”，这是大众根据日常生活与文本的联系，发现或生产的选择文本的依据，即大众选择文本，进行大众文化创造的切入点。大众的日常生活与文本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文本选择的“相关性标准”也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大众文本具有多义性与相对性，否定封闭、绝对和普遍。费斯克一反西方学界许多人的贬低大众文化意义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认为大众文化具有进步性，能在微观政治层面推进社会变革；同时它也能为宏观政治变革积累能量，创造条件，成为宏观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在宏观变革到来之际，还能转变为宏观政治变革的力量，具有推进宏观变革的积极意义，提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地位。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论述都是前所未有的，具有首创的意义和价值，为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想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