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阐述了大众文化的概念，但也没有忽视对大众文化资源的研究。对于大众文化资源，费斯克通常用大众文本来表达，它不是一般所谓作品可见可感的表层结构，由一系列语句串联而成的有待读者去阅读的系统，而指的是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商品，不仅包括电影、音乐、电视、出版物等传统所谓文化产品，而且还包括牛仔裤、家具、汽车等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产品（它们除了一定的物质—功能的意义外，还有一定的符号—文化意义，所以也是文化产品），是一个广泛的文本概念。如前所述，大众文化的生产离不开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文本，但不是所有的文化文本都能生产出大众文化。只有那些具有生产意义的文本才能生产出大众文化。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费斯克阐述了作为大众文化资源的大众文本的特征。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是“生产者式文本”。生产者式文本主要是指罗兰·巴特的“作者式文本”，但也包含“读者式文本”的一些特点，是这两种类文本特征的综合。因此，它包含有两层意思：首先，生产者式文本具有“读者式文本”的通俗性。这种文本本身一般比较简单，不一定非要读者绞尽脑汁才能理解，也并不以它和其他文本或日常生活的惊人差异使读者感到陌生和困惑。其次，生产者式文本又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这种文本不论是在结构还是在意义上，都留下了很多解读空间，为大众生产意义提供了可能。文本本身已经承载着一定预设的意义，但“它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的文本间隙使得读者得以从中生产新的文本”^[20]。可以看出，生产者式文本是一种读者能够自主控制的文本，是开放性文本，大众在轻松消费的同时也能很容易地生产出自己的意义和快感。

但是，大众文本是多种多样的，如何在众多的文本中辨别出生产者式文本，是创造大众文化的关键。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视域里，生产者式文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双关语

大众文本经常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是对语言的误用，侵犯了语言的规范化用法，其实这正点明了大众文本一个重要的语言特征：双关语。“双关语”通常指在特定的语境中，利用词的多义或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是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方式。双关语的运用，“使语言偏离了官方语言系统限定的规则，使其成为口语文化中不受控制、依据上下语境来确定意义的语言”^[21]。大众文本大量使用双关语，是与标榜着“正确无误”的语言系统的规范化法则相悖的。双关语的存在使得大众能从文本中解读出多种含义，对官方语言系统进行挑战，产生多种快感。

双关语给大众带来的快感至少是双重的。第一重快感在于，双关语提供了词语在街头方言中的多重含义，而这些含义与官方语言系统中的含义大相径庭。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双关语的使用能使粗俗用语比官方用语更真实、更有力，而且把语言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缩影，反转了正常的强弱关系，给大众带来乐趣。例如在曲波的《林海雪原》中有这么一句话：“可是匪徒们走上几十里的大山背，他们没想到包马脚的麻袋片全烂掉在马路上，露出了他们的马脚。”这后一个“马脚”其实是指“破绽”的意思，但用“马脚”一词使大众能体会到对强悍、残暴匪徒们的不屑意味，从而感觉到快感。第二重快感是“生产者式”的快感：双关语的使用召唤着大众“生产者式”的阅读，从而使大众在找寻并解决双关语的语义的过程中感受到快感。如果大众能从话语中读出适合于自己的语意时，那将获得更大的快感。比如，20世纪40年代山西有谚曰“打破盐（谐阎锡山姓）钵子，捣烂酱（谐蒋介石姓）罐子，百姓才有好日子”，这一双关语是大众自己的创造，暗喻了民心所向，大众就能产生快感。

当然，双关语本身并不能控制那些相互对立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所能做的只是把那些话语放在一起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找寻并感受那种乐趣。还有，大众文本使用双关语并非是想去规训或教育大众，而只是出于一种文本设计的考虑，使读者能够巧妙地言传他们的社会体验。因此，双关语并没有试图使大众的社会体验陌生化，只是想促使读者能够从中识别出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

2　过度性

过度性被认为是“生产者式文本”的主要特征，它为大众文化的创造提供了肥沃土壤和丰富资源。

费斯克指出，过度性指的是“意义挣脱控制，挣脱意识形态规范的控制或是任何特定文本的要求”^[22]，即是说大众文本的意义超出了一定的度的范围。这种过度性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首先，过度是语义的泛滥，是语义不加节制的汹涌而出，超出正常的度。表面看来，过度的符号代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其实质却是超越并摆脱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使得过度的意义能自由地抵抗或逃避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文本中那些规范被过度超越后，文本便呈现出了开放性的姿态，等待不同观众的多义解读。其次，过度还包含了戏仿的因素。戏仿，又称谐仿，通常是指在某一文本的中借用其他文本，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戏仿使自然常规能够进入人们嘲笑的领域，并逃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传统规范自相矛盾。再次，过度就是煽情。煽情是规范的过度。规范是指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而规范的过度就是把规范推到其合适性的极限，然后再超越它。煽情的大众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怪诞反常的世界，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规范无力澄清或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事例，这种煽情出版物也就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最佳表达。如对“他者”进行否定性的描述就使得肯定性的快感成为可能。

在大众文本里，浅白是过度的另一个极端性表现，具有多重含义和意义。费斯克指出，浅白不仅指文本处理的事物是浅易的，而且其处理方式本身也是浅显的，是对“有深度”的真理的拒绝，可以给大众带来巨大的乐趣。浅白还是指陈词滥调，陈词滥调不是指语言缺乏创意，而是指一些常识性的、浅白的字词，表达着霸权式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但也可以揭示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费斯克站在大众文化支持者的立场上，对批评大众文化鄙俗、通俗、浅白、煽情等过度的说法，坚决予以否定。他认为，“那些自以为趣味高雅的批评，其分析是准确的，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评价往往是错误的”^[23]。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描述语言，但应该拒绝甚至反驳他们对于这些特征的负面评价。因此，他对大众文本的“过度性”做出了肯定性评价，对其体现出来的语言的张力进行了独特且深入的挖掘，使得观众能清楚地认识到大众文本的表述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从而获得了既强化又否定文本内涵的自由进出能力。

3　矛盾性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充满了无法控制的矛盾，即大众文本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大众文化文本是简单的，它可以被任何人阅读，因而这种文本也是低俗的、不受尊重的，与中产阶级的高雅品味完全不同。大众文本不仅简单，在中产阶级看来，它们还是病态的、腻味的和倒人胃口的（这些词汇具有幼稚的、不成熟的、轻率的趣味），自然也就比中产阶级成人的成熟口味低劣。然而费斯克却旗帜鲜明地指出，大众文本同时也是真正复杂的。“大众文本的复杂性既在于它的内在结构，也在于它的使用方式。”^[24]大众文本将自己向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敞开，形式上虽是浅白的，内在空间却是无尽的未被言说和书写的，使“生产者式”读者能够填入个人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间的联系。文本意义所赖以存在的是复杂的社会而不是文本，是由读者而不是文本作者独自创造的。费斯克没有把大众文本看成单纯的故事叙述或情感表达，而是重视大众文本矛盾性中包含的多重意蕴，指出由于文本自身存在的矛盾，为受众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4　互文性

费斯克指出，大众文本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贫乏，这主要是指大众文本没有高度的技巧性，是一个不完整、非自足的客体。但这正说明大众文本具有互文性。所谓互文性，就是指同一文本的上句内容与下句内容，或者一个文本的某些内容与其他相关文本的某些内容是互相体现、互相补充、合而为一的。也就是说，某一大众文本的意义不仅存在于它自身之中，还存在于其他相关文本之中。大众必须结合其他相关大众文本以及周围其他语境才能全面解读某一文本的意义。费斯克以麦当娜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当麦当娜本人作为文本在女性主义者、男性和少女歌迷中流通时，分别被视为对父权制价值观的重新书写、窥视快感的对象和赋予权力及获得解放的行为人，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这说明麦当娜作为文本不是由一个文本构成的，是由多个文本构成的。只有把她置于众多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文本中才能完整地把握麦当娜的意义。大众文化就是以这种互文的方式，在初级文本（如麦当娜本人）、次级文本（如关于麦当娜演唱会的海报及对她的评论）和持续存在于日常生活过程中的第三级文本（如模仿麦当娜的着装风格）之间流通。认识大众文本，了解互文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可能是明确的、密切的，也可能是隐含的、松散的，但不管是怎样的关系，大众文本存在着互文关系是没有疑问的。

综上所述，费斯克阐述了大众文本的一系列特征，并且在这些被传统精英美学批评的“问题所在”和“失败之处”，看到了它们的积极意义。这不仅由于费斯克的智慧，更在于他的立场。费斯克指出，“大众文化分析的起点之一，是探究传统批评在大众文本中忽略或痛诋的是什么，并且关注那些完全被传统批评所忽略，或者，只是遭受传统批评斥责的文本”。这就是说，费斯克是站在传统美学精英批评相反的立场上来看待和研究大众文本的特征的，所以具有了独特的眼光，形成了崭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