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首先应从考察他的“大众”（the popular或the people）、“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开始。阅读《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使人最难忘的，便是其对“大众”与“大众文化”概念的独特理解。

1　“大众”的概念

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通过辨析“大众”与“群众、阶级”等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来阐明他的“大众”含义。首先，费斯克认为，“大众”不能等同于“群众”。“群众”（the masses）一词在工业社会以前，一般指乌合之众，是趣味低级、没有教养和自我意识的一群人，因而明显带有贬义。这种“群众”概念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一致认同，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人们逐渐丧失了主体地位，使群众完全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他们是缺乏主动性、丧失自我意识、被迫接受文化产品的一群人，因而成为被贬低、受抨击的对象。那些理论家们还认为，在工业化的社会中，群众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的特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阻隔的、协议式的、单一性的特点，这样就导致了群众日益丧失辨识力、道德感，成为没有自主意识、没有个性、互不关联的一群人。费斯克接受了这种观点，指出，群众是“这样一个群体的集聚，他们是异化的、单向度的，他们的意识是虚假的，而他们与奴役他们的体制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也是不知不觉受欺骗、被愚弄的状态”，把大众与群众区别开来。他认为大众（the popular或the people）的行为或生活完全不同于群众（the masses）。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并不是原子化的群众，更不是受宰制力量操纵与麻痹的被动无助的群体，他们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费斯克相信大众有能力采用各种“游击战”的策略颠覆大众文化文本中蕴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并积极地创造出大众自己的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文化颠覆继而再生产的过程。可以看出，费斯克使用“the people”或“the popular”而不是使用“the masses”来称呼“大众”，这本身就表明了他对“大众”持一种积极和褒扬的态度与立场。

其次，费斯克认为，“大众”与“阶级”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阶级”通常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以及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特定集团。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属于工人阶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处于受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相同的境遇使他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相似的工人阶级意识，而大众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因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劳动分工的相似性等组成的一个固定的团体。但费斯克认为，大众并不等同于某一特定阶级，因为大众是在同宰制性力量的对抗中生成的，指的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他指出，“阶级并非区分宰制与被宰制的唯一轴线，而且在不同的阶级中，有许多不同的大众层理”^[15]。同属于某一阶级的人不一定属于同一效忠从属关系，而不同阶级的人却可以选择同一效忠从属关系。所以把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直接等同于大众的概念有失偏颇，是不够准确的。同样的道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种族的人，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因而也不能简单地与大众画等号。

费斯克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也不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必须要在与权力集团的对抗中来界定大众的内涵。他强调指出，大众阶层不是现成的，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上与宰制力量的对抗中不断地生成并加以组织的；大众阶层也不是固定的，它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费斯克明确指出：“大众、大众的、大众力量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它可以跨越所有的社会范畴；并且形形色色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时常在各层理之间频繁地流动。”^[16]费斯克在这里使用了“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的概念，其实质可以说是大众的一种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是由大众在内部产生，并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语境中，大众会重新调整自己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和立场，从而选择不同的社会从属关系。可以看出，这种“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是以语境和时间为基础的变动的结构，而非固定的结构。

由此可见，费斯克对“大众”内涵的理解有个鲜明的特征：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众与非大众之间流动。既然大众是在与宰制力量的对抗中得以形成的，那么当这种对抗关系改变时，大众与非大众之间就有可能互相转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与语境中，当他改变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时，既可能是宰制力量的对抗者——“大众”的一员，也可能成为宰制力量的同谋者。譬如说，一名富商为了宴请朋友，在体育场的豪华私人包厢里观看足球比赛，这就不能算是对大众文化的参与，而只是一种静观的距离式的欣赏，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大众；然而同一个人，当他在体育馆简陋的露天看台上，为他喜爱的球队摇旗呐喊时，这就可以算是参与了大众文化，他也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大众。二是在大众层理间流动。在一个结构高度复杂且精密的社会中，“大众”实际上是一个杂多的异质关系的组合，由各种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社会关系及兴趣爱好等形成的群体，因此，大众是分层的。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层理间运动，并根据自己现实的需要，可以随意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这些效忠从属关系分别可以从“年龄轴”“性别轴”“阶级轴”“种族轴”中形成。大众在解读大众文化时往往把自己放在不同的社会层理和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做不同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大众的“游牧式的主体性”。大众所具有的这种变动不居的流动性，促使我们把大众理解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单质的整体，看到他的不确定性，参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中的被建构性。

2　“大众文化”的概念

费斯克对“大众”概念的独特理解，构成了他独特的“大众文化”观。正如有学者所指处的那样，费斯克使用“the popular”或“the people”而不是“the masses”来称呼“大众”，直接导致了他使用“popular culture”而不是“folk culcure”（民间文化）或“mass culture”（群众文化）来称呼“大众文化”，其实这种称呼本身已经表明了他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立场和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对于把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群众文化等同起来的观点，费斯克持坚决反对和强烈批判的态度，明确划清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群众文化的界限。

群众文化的关键词在于“群众”。如前所述，费斯克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认为群众只是一群被动、消极、异化的乌合之众，没有自身的阶级意识，不知自己的从属关系，只能臣服统治阶级，接受宰制者的文化，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群众文化。他说，“并没有所谓的群众文化，而只存在着杞人忧天、悲观主义的有关群众文化的理论”。但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群众文化的话，那它就是大批量生产的商业文化，就是操纵性的、使人被动接受的消费文化，也就是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消除了所有社会差异的同质化、标准化的统一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又培植了被动、消极、分散化的人群。费斯克指出，“群众文化生产出一群静态的、消极的人群，产生出原子化个人的聚结，这些个人从其社会结构被分解出来，脱离于而且觉察不到自身的阶级意识，亦不自知其不同的社会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因而全然无力且无助”。这就表明，群众文化是统治阶级麻痹群众、控制群众的，从而有效地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文化，根本不是大众文化。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也不是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虽与民间文化有相似之处，例如，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都是由社会的受支配群体创造的、在民众中流传并为自身服务的通俗文化，但它们的区别显著，民间文化有自己特殊的内涵和特征。民间文化往往是在集体的意义上被生产并再生产出来的，而不是被作为个体的主体生产出来的；民间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往往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不具有变动不居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民间文化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为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虽然也存在社会差异，但差异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不是关于冲突的文化；不仅如此，民间文化一般秉承着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形式，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文化色彩，为了便于民众接受而往往被程式化了，而非现代的、多元化的、非程式化的；民间文化的传播表现形式是口口相传，在一定的民族或地域间传播，而不是经常超越民族、地域、国家的范围，以多种方式在广泛多样的社会层理间流通。因此，费斯克指出，在现代商品化的世界中“不存在什么‘本真的’民间文化”，不能用民间文化指代大众文化。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大众创造的受支配者的文化。他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和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17]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大众虽然具有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但受支配性则是其标志性属性。他们一方面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接受其塑造；但另一方面，又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完全接受其规训和塑造，“他们怨恨其从属地位，拒绝同意他们所处的位置，也不情愿效力于维持着从属状态的那种共识”^[18]。因此，大众从自己的社会属性和地位出发，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受支配者的文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是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商品。从本真的意义上说，由于种种原因，大众无法生产出自己的文化产品。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对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资源的生产性使用，即大众对文化商品进行创造性的解读、改造或变形，赋予其一定的意义和快感，形成了大众文化。例如，牛仔裤、学生穿的校服、工人穿的靴子和军人的制服，是生活用品，也是文化商品，大众买来它们后，通过撕破自己的牛仔裤或者改变校服的长度，甚至通过使用拼装等手段，把工人的靴子和军人的制服组合在一起，生产并言传着他们自己的意义和快感，形成了属于他们的大众文化。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商品，通过观众的解读，赋予其自己的意义，也成为大众文化。例如，《第一滴血》作为生活在澳洲中部沙漠部落的原住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预设的解读方式是强调自由的西部与不自由的东部集团之间的矛盾，但澳洲原住民所读出的主要冲突，却存在于兰博与白人官方阶层之间。这是他们根据对白人、后殖民父权主义的体验所理解的主要冲突，具有他们自己的意义，成为澳洲原住民的大众文化。电视更是如此。根据“霍尔模式”，费斯克认为大众“理解电视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从中激活意义的过程。只有当意义成为电视观众赖以理解其现实生存中的文化资源时，电视文本才能变成大众快乐的源泉”^[19]。这就是说，电视节作为一种符号感受而不只是节目本身，被大众赋予了意义和快感时，才成为大众文化。因此，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提供的现有文化商品，生产自己的意义和快感的过程，也就是费斯克所说的“权且利用”的艺术。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其意义和快感是大众生产的，离开了大众就没有大众文化；但大众创造大众文化，生产其意义和快感，不是本质主义的，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互文关系中，受到一定日常生活的激发，才能有效进行。由于大众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所处的生活语境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同一个大众文化文本，即文化工业提供的同一个文化商品，由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大众的解读，能够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来。比如，购物商城作为文化资源，对于妇女和无业青年来说，就会生产出不同意义和快感的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费斯克举例说，《豪门恩怨》可以说是一个意义的超级市场，观众可以从中选择，并且将之烹调为自己的文化。所以，阿拉伯人烹调出的《豪门恩怨》与犹太人的完全不同；一个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女性主义者做出了迥然不同但同样相关的解读。《豪门恩怨》既提供支持资本主义的意义，也提供反对资本主义的意义；既提供支持父权制的意义，也提供反对父权制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具有多义性。当然，费斯克认为，这种多义性并不存在任何一种意义的对与错或者好与坏的问题。

当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概念，强调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不完全排斥文化工业商品的意义。他把文化工业商品视为大众文化的资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大众文化资源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斯克看到大众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它既关系到宰制者，又关系到被宰制者；既关系到压迫与规训，也关系到逃避与反抗；既关系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也关系到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他说，“大众文化属于被支配者与弱势者的文化，因而始终带有权利关系的踪迹，以及宰制力量和从属力量的印痕，同样，它也显露了对这些力量进行抵抗或逃避的踪迹：大众文化自相矛盾”，显示了他思想的辩证性和深刻性。显然，这两方面在费斯克眼里并非半斤八两，他更倾向于强调大众的解读实践，强调大众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表明了费斯克大众文化概念的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