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是一位大众文化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不仅承载着他本人的洞见卓识，而且还深受伯明翰学派及其他几位欧洲思想家的影响。

从上述费斯克在伯明翰大学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影响，我们阅读费斯克的著述和相关资料，也可以看出伯明翰学派对他的大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重要影响。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Hall）在其论文《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电视文本思想，这成为费斯克的电视文本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霍尔认为电视文本的流通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编码阶段、成品阶段和解码阶段，并明确指出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解码阶段。在霍尔看来，观众如果想要理解或消费电视文本的意义，就必须对文本进行解码，即解读出文本的内涵。霍尔提出了三种立场来建构电视文本的解码过程，即“霍尔模式”：第一种叫“支配——霸权立场”，这一立场与电视文本的制码立场相一致；第二种叫“协商的立场”，即观众与支配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这是大多数观众所采用的解码立场；第三种解读的立场被称为“对立码立场”，它是指观众能看出电视文本的“制码”立场，但仍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选择自己的解读立场。“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从文本中‘生产’的。”^[9]费斯克接受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提出了电视经济理论和生产者式文本的观点，认为文化产品在文化经济的流通过程中，观众能够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解码能力，从而生产出与制码者的意图相悖的意义和快感来，与霍尔的解码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

此外，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的抵制理论、巴特的文本理论及符号学理论、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以及布迪厄的审美趣味差异理论等，也成为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理论资源。

法国学者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书对费斯克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蒂文森曾指出，“德塞图的著作与费斯克的研究方法具有一种特殊的共鸣”^[10]，明确说明了这种影响。德塞图着重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大众战术上的“抵抗”，尤其关注大众在文化实践中，利用宰制者或者利用强加给他们的限制，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和决断的空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抵抗。费斯克吸收了这种思想；此外，还吸收了德塞图“符号游击战”的思想，认为“强势者是笨重的、缺乏想象力的、过度组织化的，而弱势者则是创造性的、敏捷的、灵活的”^[11]，因而大众可以使用战术如游击战、偷袭、诡计与耍花招等对抗着宰制者力量。费斯克运用这些理论对购物场所中类似于“游击队员”的无产者的行为进行了解读。在《理解大众文化》文本中，费斯克多处引用了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指出，“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矛盾的利益不断得以协商和竞争的空间之所在。德塞图便是思考日常生活的文化与实践方面最精深的理论家之一”^[12]，对德赛图的这些理论颇为欣赏，并给予较高的评价。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是著名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论家，他的许多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斯克主要借鉴了其文本理论和符号学思想。例如，在文本理论方面，罗兰·巴特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本的两种倾向，即“读者式”文本倾向与“作者式”文本倾向。他指出，“读者式”文本具有读者所熟悉的特征或规律，包含规约读者理解文本的种种预设，使读者比较容易理解文本，但也限制、压抑了读者反思、选择意义的能力。“作者式”文本中则具有多样的陌生化处理，意义的模糊性和复义性的特征，凸显了本身的开放性，邀请富于创造性的接受者参与文本的建构活动。在罗兰·巴特的启发下，约翰·费斯克提出了他的大众文化文本观——“大众的生产者式”文本。“生产者式文本”具有“读者式”文本的一些特征，比较容易理解，但又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需要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显然，约翰·费斯克的“大众的生产式文本”是在吸收罗兰·巴特的“读者式”文本和“作者式”文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此外，费斯克运用巴特的理论，还对麦当娜现象、海滩文本、电子游戏、西尔斯大厦等大众文化实践进行了具体的解读。这更能明显地看出，费斯克所受到的罗兰·巴特思想的影响。

巴赫金（Bakhtin）是20世纪俄国影响深广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诗学等宝贵的文艺理论遗产。费斯克主要运用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去解读电视上转播的美式摔跤给人们所带来的快感。在巴赫金看来，“狂欢提供了打破日常生活的压抑的机会，提供了被压制者的声音在最大时可被听到的机会，提供了社会接受它通常所压制和否定的快乐的机会。狂欢的本质是它对规范着日常生活的规则的逆转；狂欢的必要性源自被压制者最终对屈服于社会规范的拒绝。所以狂欢的力量是从属者的日常生活中起压制和控制作用力量的对立面”^[13]。费斯克主要是从民间狂欢节的三种主要文化形式入手来分析《摇滚与摔跤》节目，通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费斯克全面地解读出摔跤比赛等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快感意味以及权力因素，表明他所受的巴赫金的显著影响。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一生著作颇丰，涉及面很广。布迪厄的“趣味差异”理论给了费斯克很大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中产阶级的审美标准是精英化的、美学的，它强调审美距离，喜欢对艺术作品进行凝视、审美，身体的参与也只是限于鼓掌；而大众的辨识力则不同，它从语言和身体两方面亲身融入其中，如通过欢呼、吹口哨、呐喊及摆弄各种姿态等方式积极地参与到大众文化中去。费斯克借用了布迪厄的“趣味差异”理论，说明了大众的辨识力与中产阶级的审美标准之间的区别。史蒂文森认为，“在联系文化实践中大众对强烈参与感的需要这一方面，费斯克和布迪厄的阐述具有某种相似之处”^[14]。这就揭示了他们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总体来看，费斯克灵活地借鉴了霍尔、德塞图、巴特、巴赫金、布迪厄等学者的理论资源，并对他们进行了整合，为构建自己的大众文化理论做了佐证和支撑，增强了其理论的说服力。当然，应该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费斯克使用有些学者的理论方式是存在问题的。例如，有人认为他使用布迪厄的理论资源的方式是不科学的，他只是有选择地吸取了布迪厄的一些理论，如关于文化趣味、斗争等理论，而忽略布迪厄理论中与自己思想不符的内容。这种“权且利用”的实用主义方式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