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大众文化是20世纪的时代产物。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席卷了全世界，商业化和都市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高雅的文化传统受到了猛烈冲击，而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大众文化迅速占领了整个世界。畅销书刊、广播、流行音乐、肥皂剧、电视娱乐节目及电影等，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大众文化已经渗入文化空间乃至生活空间的各个角落。

面对大众文化这种如火如荼的发展局面，文化理论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之一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声音。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捍卫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不仅满足人们物质上各种虚假的需要，而且也导致了文化的异化和物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更是催促着文化的全面异化。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将大众传媒（包括报纸、电视与广播等）生产的文化命名为“文化工业”，其特征就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批量化生产。“这种大批量生产的、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主要将情感纳入统一的形式，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是迫使个性无条件交出，被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3]由此可见，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这种大众文化，是无法完成颠覆、否定资本主义和救赎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使命的。更严重的是，通过此类文化产品的长期喂养，大众逐渐丧失了批判社会的意识和抵抗的能力，成为一群没有任何分辨能力的文化傻瓜，单质的、非个体化的社会原子。显而易见，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诉求，虽然在当时看来是切中肯綮的，但这种批判理论离不开纳粹德国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这两个典型的语境。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完全否定大众文化的理论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伯明翰学派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的传统，但反对这一传统中浓厚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他们把研究对象主要定位在发掘大众文化中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方面。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致力于把文学从高雅的圣殿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直面普通大众，模糊甚至消弭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人为界限。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雷蒙德·威廉斯就认为“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文化并非是贵族和精英阶层的特权，“文化跟生产、做生意、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它是一种活动”^[4]。可见，大众文化也和高雅文化、精英文化一样，是一种文化。这种将大众文化现象纳入“文化”范畴的做法扩展了“文化”概念，提升了大众文化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概念的独特理解，“伯明翰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审美趣味，强调这种与现代大众传媒密切相关、与精英文化迥然相异的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积极功能，借此批判了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并且乐观地认为大众对自上而下强加的文化作品的接受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大众有能力逃避或抵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5]。总的说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肯定和研究热情，表现了对普通大众和芸芸众生的人文关怀。

当年曾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日后成长为文化研究巨擘的费斯克在倡导大众文化方面，与伯明翰学派是一脉相承的。他深受伯明翰学派肯定大众文化传统的影响，试图扭转法兰克福学派确立的批判和否定大众文化的方向，从而建立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为他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确立了明确的方向。

费斯克本人曾多次在公共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个大众文化迷，有强烈的世俗趣味，并喜欢参与大众文化”^[6]。他在“煽情画报、流行小说、迪斯尼乐园、购物商场以及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参观旅行中，常有乐此不疲、乐而忘返的世俗愉悦”^[7]。作为一名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他对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兴趣和极大的好奇心，成为推动他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力。不仅如此，在他的“视界”中，大众文化几乎涵盖了英、澳、美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购物商城、连锁店、时装、化妆品、牛仔裤、肥皂剧、好莱坞大片、摩天大楼、海滩文化、电子游戏、猫王故居、摇滚、麦当娜现象、第七频道新闻、冲浪迷杂志、狂欢节、化妆舞会、城市酒吧、节食减肥甚至小道消息等，这使他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有着广阔的视野和丰富多样的资料支撑，为建立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提供了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费斯克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著作，其中包括《理解大众文化》，表达了他关于大众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代表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