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大众文化在中国兴起后，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在短短几十年里，发展成为能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相抗衡的中坚力量。它的发展壮大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与日常生活，这使得学界不得不去思考它的存在、价值及评价等问题。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需要我们借鉴有关的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需要借鉴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的大众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是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也是当今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更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转向征途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完全批判的立场，延续了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肯定的传统，并以“抵抗”为焦点来突出大众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积极进步因素，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约翰·费斯克（又译为约翰·菲斯克）于1939年出生在英国，并在剑桥大学完成学业。20世纪80年代，他穿梭往来于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科汀大学、默多克大学等大学任教并从事理论研究。现为美国康斯威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与文化研究教授。约翰·费斯克的学术论著主要有：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合著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78）、《传播符号学理论》（Introduction to Com munication Studies，1982，又译为《传播研究导论》）、与霍杰和特耐（Bob Hodge and Graeme Turner）合著的《澳洲神话》（Myths of OZ，1987）、《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1987）、《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解读大众文化》（Reading The Popular Culture，1989）、与蒂姆·奥沙利文（Tim O’Sullivan）等合著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1994）、《媒介的实质——美国政治中的种族与性别》（Media Matters—Race and Gender in U．S．Politics，1996）等。另外费斯克还发表有《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后现代主义与电视》《黄金时间电视节目中的犯罪现象》等多篇论文，并参加过多种图书的编写工作，同时也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期刊的总编辑之一。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以其积极乐观的立场和鲜明的反传统特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在国外，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例如，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等的《文化研究导论》，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的《通俗文化理论导论》，戴维·莫利（David Morlev）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安吉拉·默克罗比（A．Mcrobbie）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约翰·多克（John Docker）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和《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接合》，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的《电视与社会》，尼克·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等等。他们也都从不同方面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阐释，对他的理论传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大都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持以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大概是最早的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全面剖析的学者之一，他在《文化民粹主义》（1992）一书中指出，“费斯克的立场……暗示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批判能力的衰落”^[1]。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麦克盖根的批判态度，批评他的理论代表了民粹主义倾向，引起了文化研究中的范式危机。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澳大利亚文化学者约翰·多克认为，费斯克的理论具有一种危险的立场，他对大众文化的同情使大众文化渐渐变成一种正统的观念，这显然是不能被某些理论家容忍的。

但是，在众多的学者中，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是少有的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辩护者。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斯道雷强调大众的能动性以及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而且还把文化消费视为一种收编与抵抗之间的积极关系。另外，他也阐述了费斯克著作的主要特色，以此来反驳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评价几乎一边倒的局面。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毁誉不一，并没有形成共同的认识。

在国内，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2]大概是国内最早研究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而陶东风的《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和鲁哲的《意义的生产与流通——费斯克〈电视文化〉述评》两篇文章则是国内最早发表的关于费氏理论研究的论文。

进入21世纪以来，阐述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逐渐增多，其中阐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有：陈龙的《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姜华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陆扬、王毅的《文化研究导论》和《大众文化与传媒》，莫少群的《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萧俊明的《文化转向的由来》，于文秀的《“文化研究”思潮导论》，等等。专门研究费斯克理论的论文有：姜华的《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与质疑》，黎青的《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快感理论》，刘海龙的《从费斯克看通俗文化研究的转向》，刘晓静的《约翰·费斯克研究概述》，陆道夫的《狂欢理论与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的《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徐贲的《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张殿元的《大众文化操纵的颠覆——费斯克“生产者式文本”理论述评》等，大约有40多篇。

迄今为止，国内关于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但总体来看，我们对费斯克理论的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不仅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而且从内容来看，大多属于引介一类。因此，我国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2001年，国内出版了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文化》的中译本。接着，他的《电视文化》以及与蒂姆·奥沙利文合著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也陆续问世。如果包括在台湾地区出版的《解读电视》和《传播符号学理论》，费斯克著作的中译本已经有6部，这就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他的大众文化理论进一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主要体现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我们选定《理解大众文化》进行细读和研究，对发掘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资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提供新的视角，建立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