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派（“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位后起之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颇具活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威廉斯对他的文化思想理论的形成及转变都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伊格尔顿的工人阶级背景和在剑桥的经历有许多方面与威廉斯相似，由于他们的思想和剑桥作为上等阶级文化堡垒发生了冲突，所以，他们在精神方面所受到的伤害也颇为相似。伊格尔顿在剑桥读书时，在学习后期得到了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指导。1964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与威廉斯同在剑桥的基督学院教书，并在威廉斯的指导下进行了五年左右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他在思想、政治以及道德方面都深受威廉斯的影响，而且，其文化理论也有威廉斯社会主义倾向的明显影响，他后来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启示。

1969年转到牛津大学瓦德姆学院任教时，伊格尔顿的学术道路已经不同于威廉斯，转向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阿尔都塞学派在英美学术领域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伊格尔顿的美学研究是把审美活动放到历史发展的价值关系中去分析，不是从艺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或情感话语内部复杂的关系，去展开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其《美学意识形态》一书集中体现了他后期的思想，开始从感性经验和身体话语的角度思考审美启蒙和把握现实生活关系，试图走出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困境。阿尔都塞的理论受到法国唯理论哲学的影响，强调理性的思辨过程，其意识形态理论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伊格尔顿清楚地认识到了阿尔都塞的理论盲点，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又回到了威廉斯的理论思路，开始致力于解决美学研究的物质基础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造性发展。对此，有人明确地指出：伊格尔顿“早年师从威廉斯，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向阿尔都塞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阿尔都塞学派在英美学术领域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80年代后又回到威廉斯的理论思路”^[96]。另外，伊格尔顿在1986年的一个访问记中也坦率地承认：威廉斯对批评家在学术界的作用所持的态度，他对什么应该是文学批评的态度，以及他对文化研究和超学科界限的必要性的态度，使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现在重新转向他的作品^[97]。显然，威廉斯对伊格尔顿早期思想的形成和后期思想的转变，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当然包括他的代表作《文化与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