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对英国工业社会的全面反思。随着文化观念的不断变化，威廉斯开始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其中明显的表现是他认清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把文学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内在地联系起来，把文学纳入文化系统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崛起，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利维斯以传统的审美价值标准对电视、通俗文学、广播等大众文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威廉斯早期的美学思想虽然受到了利维斯的影响，但却不受利维斯思想的束缚，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他超越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贵族立场，纠正了对现代社会“大众”观念的偏见，从而把文化从狭隘的精英文化的定义中解放出来。这为大众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建构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并为大众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前景。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批评了某些学者用一般结论代替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或以公式来硬套现实的做法，认为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立场和原则。例如，在对待“大众”与“群众”这对词语的意义时，存在一个公式，就是把“群众＝多数人”或把“群众＝群氓”。他不能容忍脱离实际地理解大众或群众，认为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他反对直接地、随便地套用公式的做法，指出，公式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当我们发现这些公式不足以诠释我们自己时，就可以不承认公式的成立。同样，他也探讨了“大众传播”的观念，认为要想充分考察这个观念，首先必须详细考虑传播手段（技术）的进展状况，尤其是现在新出现的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电影、廉价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广告和海报等，要对这些传播的产物进行简单明确的价值判断，这虽然做起来很难，但必须去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低劣的艺术、娱乐、新闻、广告等，关于这个问题有个著名的定义，认为这是“低能的人为低能的人所写的东西”。但如果去问一下新闻记者或撰稿人，实际上那些低劣的东西是技巧娴熟而且才华横溢的人为这样的一些公众所写^[93]。这个“定义”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威廉斯认为这些所谓的公式、定义、先在结论都是可恨或可怕之物，研究事物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态度是面向未来的。他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他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前途来思考大众文化，在大众文化这一新的文化现象中发现了许多正在生长的积极的东西。他对以往的大众概念进行了修正和重构，积极肯定了大众及大众文化的作用，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信任乐观的态度。这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有具体的表现。例如，当有些学者谈论“文明”与“文化”时总是向后看，流露出怀旧情绪时，他则站在未来的角度指出，将社会的赤贫、偏狭、专制、疾病与死亡率、无知与聪明才智的受挫等排除在外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因为这些同样是那个社会的一部分。并且，他在后来的《传播学》一书中，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社会发展的进程会继续前进，绝不会倒退回或试图倒退回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他对未来社会充满信心。由于威廉斯采取了面向未来的研究态度，他因而避免了西方有些文人学者在论述现代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时所显示的怀旧的、悲观主义的或高人一等的情绪。他在理论研究中，总以面向未来的视角，对新兴工业社会出现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中肯、辩证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论点^[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