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对语言的重视在《文化与社会》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他对字、词、句的运用非常在意，对语言的声调、意义、感情色彩和风格等也都极其关注，对一些学者来说，除了对他们传播的文化进行思想内容评述外，还在不同程度上注意观察、分析或评价其语言表述。例如，我们看他对艾略特的一段话语评述。他说，艾略特“从‘我想说’和‘我相信这就是’，突然转到某种极为不同的语气：“‘热情的’‘震惊’‘荒谬’‘口头上高谈’等感情上的措辞手法断言，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条件，我们就是自我宣判自己对文化漠不关心”^[90]。这可以看出威廉斯注意到艾略特对词语的运用，并从他运用的词语的语气、感情色彩和措辞手法上，看出了某种东西。又如，他在对奥韦尔进行评述的时候，指出奥韦尔提出了许多关于宣传语言运用的论点，比如对“小”这个形容词的用法：“典型的社会主义者……有一份白领工作的一个一本正经的小人”；“一个白脸秃顶，站在月台上乱呼口号的，相当卑鄙的小人。”“……典型的、小小的——即施特鲁布（Strub）所说的‘小人’，乘616路车溜回家……的小老百姓。”^[91]威廉斯注意到奥威尔话语中的“小”i字不仅包含了不同的情绪，而且在不同的语句中也有不同的意义。

威廉斯对语言运用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他对研究对象话语的观察、分析和评价方面，还表现在他自己对语言的运用方面。他在《文化与社会》中选择了民主、阶级、工业、艺术、文化五个关键词，通过讨论这五个关键词意义的变化而引起的人们观念的变化，来反映社会、文化的总体状况，表达他的文化思想。在威廉斯看来，这些关键词之所以会在当代社会与文化中成为关键词，就因为它们承载着最重要的意义变化，其中潜藏着社会关系的重大变迁；对这些关键词语作专门的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展示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自己的认识。所以，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不是撇开关键词而是选择、利用关键词并从关键词入手来考察其前辈学者的文化思想内涵和社会的变迁。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词语的重视。后期威廉斯还对关键词进行了研究，主要体现在《关键词》一书中。他提出“历史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言中词语意义的变化体现着社会权力与支配关系的变化，通过分析词语的意义变化，去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是这部著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由此可见，《文化与社会》使用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就不是一时一地的想法和行为，而是他整个文化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体现，表明他对词语的态度和理解。

在《文化与社会》的结尾，威廉斯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他说：“我们的文明的各种显著问题极为密集，极为严重，任何人都不能认为强调就是解决的办法。在处理每一个问题中，我们都需要扎实、详细的探讨与商榷。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在探讨与商榷自己行动时所使用的词汇——即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而且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词的意义，并使这意义有活力，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接受和再创造了某些词的意义，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并且努力传播另一些词的意义。人类的危机往往是理解上的危机。凡是我们真正理解的，我们都能做到。”^[92]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威廉斯已经明确认识到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虽说文化包括语言，但语言也意味着文化，也就是文化。因为语言是人类、社会存在之家园，是历史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因此，文化研究对语言的认识和分析就显得颇为重要，它绝非是“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而且根本的因素”。这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在文化研究中威廉斯重视语言运用的根本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