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文化与社会》时，不难发现威廉斯在评论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学者时，一般并不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而是采用温和、中肯的态度。这表现在对许多学者的评论中。比如：他谈托尼对文化的主要论述时，肯定了他的观点是正常的、具有人性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其语言运用并不令人钦佩，因为他语言上的不确定标志着一种重要的感觉上的躲闪，容易掩饰一些矛盾。可见，他分别指出了其成功和局限之处，并没有因为强调其成就而忽视了其不足^[84]。又如，他讲到欧文早期论著的观点时，认为他讨论工业关系仍然有低级理性主义的表达，但如果说他沉迷于这种论证法，却并不能公平地代表他的主要精神^[85]。当提到吉辛的作品逐渐受到普遍冷落，很少有人关注时，威廉斯却认为他的《有产者》等几部书是有用的读物。此外，威廉斯在著作中还对奥韦尔做过一些批评，指出：“奥韦尔（Orwell）作品的总体效果是一种矛盾的效果。他是一个人性十足的人，但却传达了一种极端非人的恐怖……这些也许是这个人的一般的矛盾的成分。”^[86]在批评了奥韦尔及其作品之后，威廉斯指出，奥韦尔在当时生活环境的压力下，还能坦率地把当时的情景记录下来，他是一个勇敢、宽厚、坦率、善良的人。比如他说，奥韦尔“因为威望等品质，能够与前辈们相提并论”，“我认为他是一个坦率的人”^[87]。即使谈到某些学者的思想观点或作品的问题、负面价值或影响，威廉斯也总是指出或挖掘出其中正面的或积极的意义或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威廉斯身上，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虽然他声明自己的主张，但对异见者并没有采取激烈的一棍子打翻的态度，而是总能发觉其好处，并加以赞颂。”^[88]奥韦尔及其作品常常成为被人争论的对象，很多人都激烈地批评他的观点，然而威廉斯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特殊人物，却很温和、中肯地指出像他这样一个靠感性生活的人所做出的这些反应正是当时工业主义及其产生的后果对英国带来的反应，不能只看到他的为人，也要看到他在整个形势中所产生的压力。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态，除了个人因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所以不能只是一味粗鲁又傲慢地谴责，应该仔细地了解产生矛盾的原因。对于一些被众多学者批评的人及其作品，威廉斯也总是通过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分析，为他及其作品减轻责任，做出合理的、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评价。采用这种温和的、中肯的批评态度更能公正、合理甚至正确地对待学者及其作品，避免了主观、偏激甚至错误的批判。

总之，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的文化批评没有那种尖锐、激烈甚至刻薄的批评态度和话语，而总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切合实际地使用词语，给人很温和的感觉；也没有那种主观的、偏激的态度和话语，总是对一个人做出富有说服力的评价，给人以非常中肯的评价。威廉斯的这种批评态度，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与善良的天性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有关系，但在我们看来，更与他开阔的视野和渊博学识有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使威廉斯宽容、大度、深刻，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功利主义倾向，形成了温和、中肯的批评态度，表现出了大家风范，成为文化批评态度的一种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