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在评述现代以来一些文化现象及其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还联系当代文化实际，对有关大众文化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如“大众”“大众观察”“大众传播”“共同文化”等进行了集中的思考和论述。

1　“大众”一词观念的重构

目前“大众”一词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延伸到传播学、哲学和社会学、美学等多个学科。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虽然“群众（大众）”观念已被人们习以为常地使用，却还带有严重的偏见。威廉斯重新阐发了“大众”（Themasses）概念。首先，“大众”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化后的集合概念，它既是不断的城市化带来的实体集合，又是大规模集体生产的社会性集合，同时还是工人阶级发展的社会政治性集合；其次，“大众”是乌合之众的新名词，保留了乌合之众的传统特征：“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性低级。”^[65]这样，“大众”被认为构成了对文化的威胁，是产生通俗和低级文化的原因。与“大众”相关的许多观念也带有了贬义色彩，如大众民主、大众文明、大众传播、大众建议等。“大众”更多的是在第二层意义上成为应当被改善的对象，而这种意义的取舍是专制的，它体现了社会中已获得身份、地位或成就的精英们的恐慌。

在日益增长的民主化与社会混杂的条件下，新城市空间难以维持社会距离，使中上层阶级与劳工阶级在日常生活中挨得越来越近。“精英”们害怕失去对自身的认同和控制，怕被粗俗的“大众”吞噬，于是出现这种把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贬低为群氓的观念，盲目地把“群众＝群氓”。威廉斯认为这种大众观念实质上是英国精英分子用以证明少数人文化的合法性，以维护精英传统和现行体制，而对大多数人实行统治和控制的一种手段^[66]。

对此，威廉斯反驳了对“大众”的偏见，他认为：“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看待其他人的方式，已经成为我们这种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为了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的目的而受到重视的。折中地看，我们看到的是其他人，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是我们不了解的其他人。实际上，我们根据某种方便的公式把他们聚集成群并加以诠释。……但是我们应该检验的是这个公式，而不是群众。如果我们记住我们自己也一直被其他人聚集成群，将会有助于我们进行这种检验。只要我们发觉这种公式不足以诠释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承认它不足以诠释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67]在他看来，大众并非乌合之众、群氓，而是工业化社会导致的一种自然的组合，不能随便地把“大众”与“群氓”等同起来。

另外，“大众”一词隐含有意识形态功能和控制功能。对此伊格尔顿曾指出威廉斯的大众观念忽视了大众的阶级特性和革命性：“在反对他所认定的操纵性抽象概念，为人们进行辩护的时候，威廉斯用自由人道主义的短暂变化代替了革命变化的理论工具。……在拒绝资产阶级的‘大众’定义时，威廉斯同时坚定地拒绝了革命的定义。”^[68]但在随后的著作中，威廉斯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把大众组织变成特定的阶级、民族或种族，以作为反对个人认识的一种方式。这样，“大众”被赋予了一种价值、关系，即“大众”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大众”不是完全被动的受控对象和客体，而具有主体的潜质和功能。这样的大众观念反驳了英国知识分子对“大众”的贬低，避免了对大众的偏见，并肯定了大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的不信任是完全不一样的。威廉斯对“大众”概念的考察既认定了当时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巨变，在共时性的角度从社会生产的、阶级的立场注意到了大众作为某种“集合”的诸特征，又从其实际运用中敏锐地抓住其在历时性上由阶级、阶层对立的延伸所造成的在运用大众概念出发点上的偏见，从而达到实时、实事的分析效果。

2　“大众观察”理论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结论中提出了“大众观察”理论，注重从观察的视角来探讨大众文化，并指出了在观察选择上的局限。主要有两点：第一，一些当代研究通俗文化的历史学家为了急于证明他们的论点，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低劣的东西上，而忽略了好的东西。生活中低劣的东西有很多，但优秀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且这些优秀作品的流通也非常广泛，因而，优秀作品的读者也越来越多^[69]。这种忽略优秀作品的大众观察显示了对真正的通俗文化的轻视和对自身通过受教育获得了高雅文化品位的一种优越感。忽略选择的结果使人们看不到真实的历史面貌，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这种忽略经常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而这种无意识的流露有时是很危险的。威廉斯认为解决此“危险”的办法是通过民主的传播系统，让社会个体最大可能地参与到文化的创造与享用中来，必须把“优劣”标准暂时放在一边，以历史的、动态的观点看待大众兴趣，使文化传播真正具有开放性。第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观察者的习惯巧合的那些习惯上，是不足以判断一种文化的。威廉斯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学问高深的观察者认为阅读在自己的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从阅读中获得了大量的观念和感受，于是他误认为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然而事实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把阅读看成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况且一个人的观念和感受是由一个更复杂、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模式塑造的。因此，站在自己习惯的立场上来考察一种文化，难免带有局限性。实际上，阅读已成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以至于他们没能注意到技巧的、智力的、创造性的活动还有其他形式，不但有戏剧、音乐会、画廊这些性质相同的形式，而且还包括了各种一般的技术领域。例如：园艺、金属制造、牧工业、现行的政治等。一些学问高深的人，常潜伏着许多轻视这样活动的情绪，这种轻视体现了观察者的局限性而不是这些活动本身的局限性。威廉斯指出：“最粗野的人莫过于在受过一段漫长的训练之后，就反过来嘲笑那些刚刚参加训练的人，鄙夷那些由于困窘失措和尚未安定下来而难免要犯错误的人。”^[70]

威廉斯在分析了观察存在局限后提出了观察的立场。威廉斯称大众观察是要观察一个实际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方面，而不是观察一种“公众”有选择的方面。而一个共同体的最基本原则是生命平等的原则，因此，他在对生命尊重的基础上主张在共同体中建立一种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共同文化。这体现了观察的首要立场是尊重。他追求共同体文化思想包括了对普通大众日常文化的尊重与接受：在观察中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大众及大众文化，不能只看到低劣的东西而对优秀的作品视而不见^[71]。

威廉斯通过对观察的局限进行分析后，指出我们应调整社会训练以适应一个广泛识字的文化的一些策略。我们不能听任技术的改变远远走在教育的改变之前，要确保识字训练与技术训练并驾齐驱。由于新技术具有极端复杂的社会性，且教育的内容往往是实际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又不能确保教育设施能跟上识字能力的扩大，因而问题不能在一个专门的领域中得到解决，我们需要把大众文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来观察、研究。

3　“传播”的含义及其大众传播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的技术已经发生了由最古老的印刷到现在新传播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的巨大改变。随之，“大众传播”观念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视野。威廉斯重新对“传播”进行了梳理和辨析：第一，传播具有“普遍”“普及”和“传播媒介、通讯工具”等基本内涵。第二，就其动词而言，主要指“使普及于大众”。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传播”本身是一种中性的手段或技术。这时的“传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单向的传递；二是双向的分享或复式传送。完成传播所需要的接受和反应，依赖技术以外的其他因素。现代社会有一个新的因素，传播放入潜在观众中扩展，要用“大众传播”一语来解释^[72]。用“大众传播”来命名新兴的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的时候，其潜在的意图在于：这些新兴的传播媒介是和传统的传播方式相对立的，前者属于大众，后者属于精英；“大众传播”的复式传播冲击着传统传播方式中由精英向大众的单向“普及”趋势。精英主义的立场往往是保守立场，必然导致精英主义者对新兴传播媒介的恐惧和遏制，以“大众传播”（其含义就是“乌合之众的传播”）来指称新兴传播不是一种客观描述，而是精英立场的体现。进而，当精英主义者以“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来命名或指称这些新兴传播手段所承载的文化产品时，也同样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是其精英立场和所谓高雅趣味的偏见。

对“大众”“大众传播”“大众文化”的使用往往是将其同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文化纠缠在一起的。因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领域代表大多数人的文化观念，所以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等概念的使用是对精英立场进行辨析和驳斥。他认为大众传播可以成为“文化普及”和“文化统治”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民主参与、民主分享的途径，也可以是各种阶级的文化产品的载体。总之，大众传播的文化既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也可以成为“大众”积极参与民主的手段，为“共同文化”的建立作基础。但他也明显意识到在当代的民主共同体中，支配性的传播态度仍然占主导的地位，这是不利于创造一种共同文化的。威廉斯真正的旨趣在于改善传播体制，为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民主共同体服务。在后来的《漫长的革命》和《传播》中，他关于文化革命和传播建设的理念越来越清楚：建立一种有用的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伴随着社会信息传播中的一系列新变化，人们对传播的兴趣猛增，这是人们对当代社会新形势做出的重要反应。大众传播的发生，是人们经历中的突破，它已贯穿渗透到各种通常的范畴之中，并且正在改变人们关于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

4　“共同文化”的观念

为了更好地理解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一词，我们把他与平等文化、文化共同体、大众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这有助于深入理解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的观念。

（1）共同文化与平等文化。

威廉斯的文化观念最终指向一种“共同文化”的理想。所以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他提出“共同文化”的设想，并对它的一些必要特征进行了阐释。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观念再一次强调了文化是“大众的”和“社会的”，不是少数人的和特权阶级的。此词直接来源于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2）的《平等》一书，托尼坚持经济平等为共同文化的基石，但是，经济平等是不可能的，因此，威廉斯提出以“平等的生存权”为共同文化的基石。共同文化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交流，保证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并实现其民主。他说：“我们当代的共同文化，将不是往昔梦想中那种一切一致的单纯社会，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需要不断调整和重新规划的组织。从根本上说，团结的感觉是唯一可能稳定一个如此困难的组织的因素。”^[73]

共同文化指某一共同体成员平等拥有的文化，记载着共同体验过程中的代表大多人的思想、情感和实践活动等的变化。平等文化给我们的含义是各个方面都要求平等的。而共同文化里的“平等”是基于平等的生存和平等的机会之上的复杂的价值、意义系统和实践的有机体，它强调的是人们有平等的参与和建构文化的权利。威廉斯倡导的“共同文化”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是由差异性的个体共同参与建构的；其二，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由成员共同不断创造和再创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机动性，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没有最后的确定性。由于共同文化由共同体成员不断地生产，因此它不像精英文化那样有可计划性。威廉斯用“自然生长”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文化生产的不可计划性，用对自然生长的管理喻指共同文化发展过程中人的行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每个人既是共同文化的生产者，也是其管理者。威廉斯这种文化的自然发展观，强调了文化建设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屏蔽了过程中的各种不平等和冲突。

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社会的“分裂”和“不平等”。资本主义这种“分裂”和“不平等”使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丧失了有效交流和沟通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一种共同文化，就没有真正的共同经验，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延续持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同文化”是寻求一个平等社会的基础。威廉斯坚决拒斥共同文化是绝对的平等文化或统一文化的观念。他是这样来理解共同文化对“平等”的追求的：在任何层次上，共同的文化都不是平等的文化。但是，生命的平等总是共同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否则共同的经验就不会有价值。任何人要加入共同文化的任何活动，共同文化都不能加以任何绝对的限制。威廉斯所设想的“共同文化”是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文化共同参与、自由交流、彼此交融的一种过程和趋势，而不是一种文化的既成状态或固定形态。“共同文化”观念所追求的“平等”是并不平等或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文化都具有参与建构“共同文化”的机会和权利，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恰恰相反，正是各种不平等的文化事实才为形成“共同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2）共同文化与文化共同体。

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里，威廉斯认为当代对共同体的观念解释有两种：服务的观念和团结的观念。这两种解释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相对立，实际上这两种解释也是相互对立的。前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发展而成的，后者则主要是工人阶级发展而成的。从柯勒律治到托尼，功能观念到共同体服务的观念，都得到了最有价值的强调，这些观念和个人主义主张相对立。共同体观念目标是创造一个共同的教育设施，致力于物质分配的公平，致力于塑造一个传统、一个经验的共同体^[74]。

威廉斯提出的“共同文化”概念后来在《共同文化的概念》一文里做了进一步阐释，并把它与“共有的文化”和“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更明确地区分开来。他强调，第一，共同文化是要求大多数人共同拥有、创建和享有的信仰、文本和实践活动；第二，共同文化是训练有素地参与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价值观；第三，共同文化的建构过程体现了自由、贡献、普遍参与的特征；第四，共同文化可以指某一特定地方、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民族的共同文化。而文化共同体却强调单一的区域性或团体性，具有文化传统的强制性共享，文化专制，阻碍任何自由选择的特点，采取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制度，把共同体建成牢不可破的“封闭的城堡”，所以，要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3）共同文化与大众文化。

威廉斯提出“共同文化”发展的设想是：“创造一个社会，其价值既是共同创造的，又是共同批评的。在此社会里，有关阶级的讨论和排除可以用共同的平等成员关系的本质来代替，这就是共同文化的观念。在发达社会里，它正日益成为小规模的革命。”^[75]共同文化是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的，而“大众文化”则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化后集合体的文化。两种文化形式都是大众共同参与，而“大众文化实际上所产生的影响与此恰恰相反，它是为社会权威服务的”^[76]。大众文化批判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传统中的精英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与艾略特的“共同文化”观念，有实质性的差异，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艾略特和威廉斯都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存社会阶级的价值观预告了未来：在艾略特看来，是贵族和右翼知识分子；在威廉斯那里，是工人阶级运动，其团结一致和合作制度的伦理预示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共同文化。”^[77]可见，艾略特“共同文化”的形成寄希望于贵族和右翼知识分子，本质上仍然是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威廉斯提出的“共同文化”则主要看重工人阶级，所体现的是大众的和激进主义的立场。因此，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观念就与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联系在一起，“它要求一种具有共同责任、在社会生活所有层面完全民主参与的伦理，包括物质生产和平等主义进入文化塑型的过程”^[78]。虽然“共同文化”和大众文化有一定差异，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观念却是在大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共同文化”概念的提出很容易让人误解。其实，最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主要有一种“民主文化”观念的色彩，是一种有教养的、参与中的民主，民主是生命的平等。因此，“共同文化”由对少数人特权的批判进而成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参与民主实践、构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的过程。共同文化就是对民主的追求过程和民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技术革命所促发的文化扩张将逐步导致文化（整个生活方式）的变革，而这既是民主发展的基础，也是民主发展的过程。由此，以不断的文化扩张为基础的共同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和经济、政治革命同等重要的深层次的文化革命。

威廉斯指出共同文化要得到发展，必须在充分民主的社会才能得以实现。而且，文化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所以，共同文化要有一个积极的发展态势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是“日益增加的专门化与一个真正的共同文化并存——只有通过充分的民主程序在物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解决”^[79]。威廉斯指出要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是一个人要意识到：只有自己不断努力去肯定并尊重别人的技术，以及更多人的技术价值，才能有更多的文化得到肯定。二是怎样做到共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造成分离的问题^[80]。因为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不仅需要容纳各种文化的变化，还必须容纳文化之间的异议。威廉斯认为：“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聆听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其他人的看法。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地思考每一种价值，因为我们不了解未来，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是什么东西会使未来变得更加丰富。我们现在只能聆听并思考任何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从而吸收我们所能吸收的东西。”^[81]总之，共同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很多困难与障碍，我们要多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价值的丰富多彩，让共同文化的成长渠道畅通无阻。

最后，他总结说，真正的“共同文化”是“自然成长”与“扶持自然成长”相结合的产物。在两者结合的整体观点中，则每一种观念都标志着一种必要的强调。我们强调自然成长，是要指出整体的潜力。但是，我们同时也强调社会现实，也就是对自然成长的扶持。任何文化在整体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一个共同文化的特征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共同的，或者是自由的、共同的重新选择。扶持则是一种以共同决定为基础的共同过程，而共同决定的本身包含着生活与成长的各种实际变化。“自然成长以及对自然成长的扶持是一个互相协调的过程的一部分，保证这种过程的基本原则是生命平等的原则。”^[82]可见，威廉斯提出的“共同文化”的发展是在生命平等的基础上，在民主充分的氛围中，多样文化形态协调着自然地成长^[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