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键词阐释
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具体审视了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的40位著名作家、思想家的观点，客观地分析、评价了他们的一些论述，既肯定了他们的理论贡献，也批判了他们一些观点的局限性。威廉斯从民主、阶级、工业、艺术、文化这五个词语在关键时期意义的变化来考察社会生活与思想的变化。这些词语观念的变化是人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普遍改变的见证。威廉斯通过考察这几个关键词的意义变迁，主要在于揭示文化观念的历史演变，因为“今日围绕‘文化’一词意义的许多问题，的确都是由‘工业’‘民主’‘阶级’等词的改变所代表的重大的历史变迁所引起的”[7]。
1 民主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导论中，对“民主”这个词的词义发展演变做了简要的梳理。“民主”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本意为“由人民治理”。在当时社会中还没有成为常用词语。直到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词才成为英语中的常用词语，并由一个文学词语转向了政治词汇。所以“民主”“民主人士”是伴随着革命，被人民使用，才成为日常用语的。当然，最初一般被视为具有危险和颠覆性色彩的词汇。在英国人争取“民主代议制”阶段，也就是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英国正处于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动荡时期，很多人还在墨守旧英国的陈规，严厉谴责新的发展。这种把“民主”视为具有颠覆性危险性词语的现象在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中都有所反映。
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认为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是伯克（Burke）、科贝特（Corbett）、卡莱尔（Carlyle）、罗斯金（Ruskin）、马洛克（Mallock）、萧伯纳（Bernardshaw）这几位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对民主批判的角度各不相同。信仰民主的是劳伦斯，但其民主和功利主义的民主又是不同的。威廉斯分别探讨了他们的观点。
威廉斯认为伯克对民主是坚决抨击的。伯克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民主的发展趋势是暴政。他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说道：“那些蒙冤受屈的人们被群众剥夺了一切外在的安慰，他们似乎被人类所抛弃，被他们整个同类的共谋所压制。”[8]这正是“民主”惹的祸。他觉得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也不能体现真正的民主，所以他是坚决反对民主的事业，反对所有的全盘革新和激进的重建，反驳政治变迁。在伯克的时代，对民主的批评，“常见的论点是：一、个人受群众压迫；二、一般地说，美德来源于个人而受到群众社会的威胁”[9]。对这样的论点，伯克持有坚决的批判态度。首先，他反对个人主义民主，认为一切人类美德都是社会创造的。然而威廉斯认为他这些只是经验地观察，并不能代表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同时他也没有任何被称为群众社会的经验，所以威廉斯不赞同他这种论点。其次，针对个人主义民主，伯克还提出了民族的观念，认为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共同体，没有任何人能游离这个共同体，并且，共同体也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他只强调社会这个共同体的重要作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力量，个人和整体的关系应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威廉斯认为伯克理解的当时社会的民主是不够全面的，因此他说：“今天我们看伯克，看作为整体的伯克，可以看出他由于多种误解而失于完美。”[10]
威廉斯认为科贝特对待民主虽然也持反对态度，但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科贝特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革命前没有现在这些恐怖残暴的乌合之众。美国独立革命后，他回到英国，认为英国一定没有革命，还说自己庆幸回到“民主之蛀虫和联邦主义之锈尚未腐蚀之出生地”[11]。他认为民主就是社会的蛀虫，可见他对革命后的民主制度的反感。当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崛起时，他目睹了社会各方面的变化，目睹了阶级的出现、冲突的爆发、贫富的差距等一些不可能有民主的影子的社会现状，所以他是大声呵斥提倡民主的。但是针对当时社会提出的民主在新的工业经济社会表现出的这些恶劣状况，科贝特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积极地抢救家庭工业和传统的日常技术；二是认为劳动力是贫民的唯一财产，工人应该享有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力，并且劳动应该有合理的报酬。科贝特反对一些“安慰”的形式，如慈善计划、散发宗教小册子、国家权威的压制、一些所谓的联合法案等，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内容。威廉斯肯定了科贝特的这些观点，认为他要比同时代人切合实际得多。另外，科贝特在《乡村旅行》中提出两个策略：一是普及教育，主张学习和行为不能分开，教育产生于整个生活方式并教人参与整个生活方式，而不是孤立地学习书本知识，这一点威廉斯很是赞同。二是建立公社式社会，以取代个人主义。这一点威廉斯则不赞成，认为科贝特应当负重要责任，因为这样的观点和正在崛起的工业社会的理想正好相背离[12]。但威廉斯认为他这些观点的出现在如此巨变的早期阶段是十分正常的，而且伯克、科贝特、卡莱尔、罗斯金、马洛克和萧伯纳他们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卡莱尔对于民主持有批评态度。他在《卡莱尔著作》里指出：“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民主不是最终的解决；即使完全赢得民主，也不算赢得什么——赢得的只是一种空洞的东西以及大家彼此自由倾轧的机会。”[13]威廉斯认为他的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是将民主看成了放任主义精神，让人们自由追逐自身利益，社会生活没有秩序和政府。但威廉斯也承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认识也有一些合理之处。这种批评对于那些改革中只把民主当作政治上的摆设最合适不过。因为卡莱尔看到社会统治阶级的玩忽职守，所以在他后来的论述中，他呼吁更多的政府管理、更多的秩序、更多的道德控制。他呼吁掌握政权的阶级应拥有妥善运用权力的权利：使自己成为一个主动、负责的统治阶级。他的这些呼吁和号召受到了中层阶级的热烈响应。同时，卡莱尔也反对普遍的放任主义的精神和瘫痪的激进主义，对此他提出两项建议：全民教育和计划移民。这两项建议后来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罗斯金坚决抵制民主。他认为人类社会必须有秩序和“功能”，所谓人类民主平等的观念是不符合真理的，社会必须有不同等级构成。所以，他理想中的“有机社会”形式，是一个家长式的国家。社会必须由现存的、在功能方面训练有素的（最优等贵族）来充当统治阶级。社会中各类工作又要分成不同的等级，社会的底层是一些比较低等的劳动阶级。他认为由这些阶级组成这样的共和政体，没有任何事物能把它改变和推翻[14]。但他的这种理想在现实的社会中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只是一种想象，没有得以实施的具体措施。威廉斯意识到他存在的问题，认为他的这种理想社会是一个缺少活力的想象，其中缺少必要的社会寄托。可以说罗斯金对当时工业社会下的英国的民主认识不够深入，也不切合实际，只是在纸面上规划新社会。真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必须在它要取代的旧的政府条件下做起，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虽然罗斯金的认识有诸多不足，对社会改革的建议也很抽象，但威廉斯认为他对社会价值做了一些出色的探讨，同样是有意义的。
马洛克的对待民主的观点在威廉斯看来是有一定的局限的。马洛克认为民主理论的真理是少数有权力的寡头政治，多数人都只能与之分享。他在《纯粹民主的界限》里写道：“多数人只有参与某些利益，才能繁荣兴隆，但是，除非多数人服从具有超人能力的少数人的影响和权威，否则将没有人能享受到诸如物质上的舒适、机会、文化以及社会自由这些利益。”[15]所以满足社会每个成员的纯粹的民主理论是幻想，不可能实现。民主的理论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的，如果“群众”跟着纯粹的民主走，只会受骗或者幻灭；他只能承认寡头政治不是民主的对立，而是民主的必要补充。威廉斯认为这是马洛克没有把政府与社会贡献弄清楚，混同了两者的缘故，他说：“在这种论点中，可以相对容易地指出政府与社会贡献之间的混淆。”[16]
萧伯纳同样也不赞成民主，认为英国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在《明智妇女指南》中提道：“民主，或者是通过人人投票选出的民治政府，从来就不曾是完全的现实；从曾经实现的非常有限的程度而论，它也算不上是成功的。”[17]他认为在英国实行民主是不曾有过的现实，即使不同程度表现出民主，但也算不上是成功的民主。萧伯纳认为社会主义和平等是由选举构成的贵族阶级提出来的。但最后他却给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道德的胜利都是经过尝试和错误而取得的。我们可以对民主和资本主义感到绝望，但不会对人性感到绝望。他认为人性会进行一种超乎人类的进化，现在“资本主义人类”的人性是扭曲的，所以他期待一个新的民族的出现来完成他们失败的事业。威廉斯认为他这些论述具有代表意义，是明确而深入透彻的、有经典的参考的价值。
劳伦斯（Lawrence）与上述人们则完全不同，是信仰民主的，但威廉斯认为他的民主和功利主义的民主是不同的。劳伦斯在《民主》文选中提出民主的首要目标是：“每个人都自发的成为他自己——每个男人成为他自己，每个女人成为她自己，而且没有任何平等或不平等的问题；谁都不应该试图决定任何其他男人或女人的生命。”[18]威廉斯认为这些语言初看不像是说民主，但事实上正是民主的本质。劳伦斯认为那些试图决定其他任何人的生命的都是一种蛮横和卑鄙的强迫。他发现现代民主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人人都想成为财产的拥有者，而财产只能让人使用，而不是让人拥有。只有每个人都不再想拥有财产，把财产交给国家，才有可能实现民主。而现代社会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只是强行把这些设想纳入固定的理想之中。同时，劳伦斯认为现代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于人类平等，人类平等要考虑物质需要的问题，人们生活在一起都需要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但人类的平等不只是物质需求，而更在于人类的生命问题。所以他认为纯粹的离开物质的两个人是平等的，一旦有物质的加入就出现不平等了。这样就不能说人类都平等，也不能说人类不平等，因为在追求物质目的之际，不应该脱离意识问题。这个过程是整体性的。但是，有人却试图把物质和意识分离开来分析平等问题[19]。劳伦斯清楚地看出了这些问题的所在，因此，威廉斯认为劳伦斯对于民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重要价值的。
总之，威廉斯通过对伯克、科贝特等人关于民主问题的不同观点的述评，说明民主的意义是发展变化的，这是文化观念普遍变迁样式的重要体现之一。
2 阶级
威廉斯认为“阶级”这个词的意义有个转变的过程，其最重要的现代意义可追溯到1740年前后。在1740年以前的时期里，英文“阶级”一词的普通用法是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年级或群体。18世纪末，具有社会意义的“阶级”一词开始出现。随即而来的“下层阶级”“上等阶级”“中产阶级”“中层阶级”等词不断出现。19世纪以来，“劳动阶级”“阶级冲突”“阶级战争”“阶级意识”等词又纷至沓来。19世纪90年代出现“中上阶级”，20世纪又耳闻“中下阶级”。“阶级”一词新用法的历史，并不是指这时英国才有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可以清楚地指出这些社会等级划分性质上的变化，也记录了人们对这些等级划分的态度的改变。这个词意义的构造是在19世纪时期有关阶级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根据英国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感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英国正在经受工业革命的洗礼，而且是处在政治民主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20]。
英国工业革命后，新阶级的出现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多影响，统治阶级和各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冲突，各自都暴露出丑恶的一面。科贝特、阿诺德（Arnold）、萧伯纳、托尼（Tony）、利维斯（Levels）对此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批判，威廉斯对他们的观点做了分析和评价。
科贝特目睹英国新社会的阶级正在出现，同时也看到了新阶级之间的冲突。所以他认为英国的新阶级制度为“不自然”。这个词是对批判新工业文明的强调，他在《政治纪事》中做了描述，提到一个代表性的问题：“在英国，一位只有一妻三子的劳动者，虽然未曾一天停止劳动，虽然全家极其省吃俭用、努力勤奋，但任他如何辛劳，如今却终年也吃不上一餐肉食。这难道是劳动者应处的状态吗？”[21]英国社会表面看上去国家富强、个人丰衣足食、幸福康乐、资源丰富，可事实上却有很多饥寒交迫的贫民，他看出了表面富庶和实际贫穷的问题。因此他认为英国长期以来在一个商业制度下呻吟，是有史以来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具有压迫性的一个制度，有一种悄悄令人窒息、令人痛恨的压迫。这些就是他称的“不自然”的体现，社会出现这些现象是国家资源被“不自然”地聚集到少数人手中，隐蔽了生产劳动中的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果必然带来的是工人阶级的反对，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雇主们联合起来反对，双方互相抱怨，这时会很自然地出现阶级冲突。科贝特认为雇主可能会采取一些安抚的态度，但不会给工人阶级财产的权利，因此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工人的地位不会比奴隶强。威廉斯认为，科贝特对阶级的认识要比同时代的人切合实际得多，他认识到了社会真实矛盾的现状[22]。
阿诺德对现实社会中的各阶级都不抱有希望，他考察了每一个阶级，觉得没有任何阶级有资格担任统治的重任。阿诺德对英国出现的工人阶级很是担忧，他认为工人阶级人数多，又有原始粗野……随处游行，随处集会，随意进出，随意叫喊，随意恐吓，随意捣毁权利。社会将走向一种无政府状态，没有秩序和安全，这样的社会根本就无法生存和发展。贵族（野蛮人）是无用的阶级，他们的品德特征是在于维护现状，不能自由发挥各种新观点，不追求“和谐”的完美；中层阶级（市侩）也是无用的阶级，只追求外在的文明，信仰个人的成功，不追求“普遍”的完美；劳动阶级（人民）要么追求外在的文明，只希望自己尽快变成市侩，要么堕落。所以阿诺德对任何阶级都不抱有希望，他认为必须由各个阶级中有“普遍人性精神以及对人类完美爱的人”（每个阶级中存在的少数的异己的人）创立的国家来运用权力[23]。威廉斯对阿诺德关于工人阶级的认识并不完全赞同，认为这些正在组织自己不时进行示威的工人阶级不都是在损毁社会，而是在寻求改变当时流行的社会秩序排列的方法。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显著的事实是工人阶级运动有意识地、认真严肃地避免普遍的暴力而坚定相信有其他的前进方法。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征，往往不受那些浪漫的拥护者欢迎，但是这些特征表现为一种真实的人类力量，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不是怯懦的产物，也不是麻木不仁的产物，而是道德力量信念的产物。威廉斯认为这是英国工人阶级对“追求完美”的最大贡献，而阿诺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夸大了工人阶级的粗野一面[24]。
萧伯纳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阶级都没有好感，他认为不论富人和穷人都可恨，希望他们消亡；工人阶级、商业阶级、职业阶级、有产阶级、统治阶级，一个比一个讨厌，不可能接受工人阶级掌握并得到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他决心走社会主义的路子，希望19世纪人类能把工人、警察、士兵等召集在一起，在人类皆兄弟、人类平等的旗帜下，使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对人类的进化有积极作用[25]。威廉斯认为这位痛恨“资本主义人类”的人也许有点扭曲，但在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
阶级不平等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个人品质的差异往往隐没或消失于财产和收入的差异以及整个精巧的社会门面的背后，形成阶层或者说阶级的社会，因此，托尼更多地思考的问题是阶级与个人之间的平等问题。托尼认为平等是经济环境、机构、生活方式的平等，不是个人能力、天赋的平等。同时不能因人的需求各有不同而摒弃平等，“供应的平等并不是供应的相同”。威廉斯认为托尼的“平等”的观点是针对当时英国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提出来的，不能抽象地理解它。此外，个人品质的差异和环境、机会的不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威廉斯非常认可这一观点，但很难同意他关于强调和强化社会机构计划使人组合成共同人性的观点。还有，威廉斯认为他有关阶级的观点既有成就，也有局限；对于托尼专心致志奉献的勇气也深表认同，说这在19世纪的前辈思想家中是屈指可数的[26]。
威廉斯认为利维斯有关阶级的认识来源于阿诺德，但也不完全如此。阿诺德所说的少数人（统治阶级）是指从所有的社会阶级中找出来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的特性是摆脱了阶级统治的限制。而利维斯说的这个少数派本质上是文学上的少数派，其功能是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威廉斯认为利维斯的这种演变很具有启发性，因为当时主张以文学上的少数派作为“中心”的呼声是软弱无力的，但一个社会的发展确实不只是需要有丰富的文学资源，还需要借助历史、建筑、绘画、音乐、哲学、自然科学、人类学等全部学问，还有其他方式记录下来的经验：礼仪、风俗。但是，威廉斯也看出了其中存在的危险：全部个人和社会经验品质的责任都由文学或者文学批评来承担，这会成为一种抽象和实际社会可能出现孤立的状态。后来利维斯虽然也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如进行全民教育、改变生活方式、注意文化观念的认识等，但他认为文学的少数派观点还是存在危险的，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现状[27]。
总之，威廉斯通过对科贝特、阿诺德等人关于阶级问题不同观点的述评，说明“阶级”的意义是发展变化的，这也是文化观念普遍变迁样式的重要体现之一。
3 工业
威廉斯在导论中概括道：“工业”一词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指一种特殊的人类属性，意译出来是“技术、刻苦、坚毅、勤奋”，这种用法至今仍然存在。但是，18世纪末，这个词又有另外的意思，指我们的制造与生产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一般活动。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1776）中首次这样用，此后这种用法即确定沿袭下来。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工业”被视为自成一义——一种机构、一个活动群体，而不只是人类的一种属性。在19世纪，除了形容人的“勤劳的”意义外，还有形容机构的“工业的”的意义。这些机构迅速成长，日益重要，被看成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制度。19世纪30年代，这个新制度首次被称为“工业主义”。采用这种称呼，部分是承认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技术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生产方法的转换效果，然而这也是承认这些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会也在改变。“工业革命”这个短语首先是法国作家在19世纪20年代使用的，后来英国作家在同一世纪里也逐渐采用，这显然是在模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28]。
英国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其带给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冲击都是全新的，不同的人都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热烈拥护的、激烈批判的、困惑不解的、忧心忡忡的，不一而足。在此期间，批评家普遍强调文化与工业主义之间的对立，突出对“工业主义”的全面批判。骚塞（Southey）、欧文（Owen）、浪漫主义派、卡莱尔、劳伦斯、托尼等都对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批判的态度，贝洛克（Belloc）认为社会困境不是工业的产物。威廉斯认为通过这几个人的观点可以看出，“工业”这个词语的意义在发生着变化。
威廉斯认为骚塞和欧文虽然都对工业持有批判的态度，但他们代表了保守派和激进派对新的工业社会的不同立场。骚塞的思想有改良性质，他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兴起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又使人被分割为“机器”，带来了身体和道德的邪恶；因此，他呼吁采取改良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健康，促使人类的道德文化与物质力量同步发展。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欧文对新兴的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充满了道德色彩。威廉斯认为，欧文的道德批判阐明了两个命题：（1）生产条件的改变引起生产者的根本改变。（2）工业革命即属于这种重大的改变，并且产生了实际上的一种新人。但是，在欧文看来，工业革命所塑造的“新人”所具有的国民性格从根本上改变了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的英国国民的纯朴性格，不利于个人或大众的幸福，因此，他强调国家必须采取措施遏制这种性格的发展，以创造新的道德世界，改造国民性，他寄希望于“国民教育”[29]。从某种程度看，虽然骚塞和欧文对工业社会的批判都充满了道德色彩，但是，威廉斯认为“欧文的主要方向导致社会主义与合作社，骚塞则与伯克和柯勒律治走向新的保守主义”[30]。
自18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文学和艺术也逐步被看作市场商品，工业社会的市场在带给作家独立性的同时，也使作家不得不依赖于市场。因此，市场成为对作家新的束缚，艺术品的商业化同样制约着艺术。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就主要集中在对这些新的束缚及其对人性的破坏方面。在布莱克（Blalce）、华兹华斯（Wordsworth）、雪莱（Shelley）、济慈（Keats）等人看来，要改变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解体”趋势，其中心在于“人类完美的理想”，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艺术家的作品是“一种可行的模式”。他们坚持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优越于市场影响下的特殊商业化艺术作品。对此，威廉斯认为：“在一种新社会把人看成只是专门化生产工具的时代里，显然有必要强调普遍共同的人性。对爱和关系的强调，不仅在直接的磨难中是必要的，而且必须用这种强调来反对新社会所体现的、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至上的各种关系。同样，强调创造性的想象，可以看成是要另谋确立人类的动机与活力，以对比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的种种假定。”[31]威廉斯对浪漫主义诗人们对“普遍共同人性”以及“创造性的想象”的推崇是基本肯定的。因为这样的强调不仅是对工业社会的批判，而且在对艺术功能的强调中将解决问题的方向指向了未来，指向了“共同人性”在艺术创造性中的逐步形成。
卡莱尔在《缝衣匠哲学》中提出了“工业主义”这个名称，也是首次下了工业主义的定义。卡莱尔很早就提出了工业革命时代是“机械时代”的观点，认为他们生的时代不是英雄时代、虔诚时代、哲学或道德时代，而是机械化时代，就是由手工转向机械的时代，这些工业上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变迁[32]。另外，他在《时代的征兆》中指出，机器用于生产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而且剧烈地改变了人的心灵状态，“如今不仅外在与物质方面由机器所操纵，内在与精神方面也是如此。……这种习惯不但规定了我们的行动模式，也规定了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模式。人的手固然变成机器，脑和心也是如此。……他们的整个努力、寄托、看法都转向机器，而且全部具有机械性质”[33]。卡莱尔对“机械时代”的“机械性质”的认识将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从肉体的异化上升为对精神的异化。他和之前以及之后的许多批评家一样将改变这种“机械性质”的希望寄托于文化，寄托于精英阶级的文化，寄托于“精神贵族”的形成。他所谓的“精神贵族”是指“界定并强调社会最高价值为目标为己任的极有教养的极负责任的少数人”[34]。威廉斯认为，他和柯勒律治的“知识阶级”的观念以及后来阿诺德的“其余人”观念是相通的，他们都把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和问题解决的最终希望寄托于精英文化的形成。
卡莱尔对机械时代工业带来的一些具体变化也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机械的出现不仅使人的物质方面机械化，而且也使人的精神方面机械化。这样整个社会都会对机械论、物质重要性给予至高无上的信仰。卡莱尔批评这机械信仰的时代，但并没有完全摒弃这个时代，而认为时代正在前进，是很有希望的，知识和教育会改变社会这些不良的状况。威廉斯赞同他关于工业上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变迁的观点，但也认识到他观点的局限：对时代的设想带有虚无色彩，观念的表达过于理想化[35]。
威廉斯认为劳伦斯对工业主义的态度主要是批评的。劳伦斯本人出身于工业家庭，他的生活状况对思想的影响是不能分开的。劳伦斯认为人类把所有精力投入竞争和掠夺之中去是工业的心理状态所引起的，出现的“机械性的物质主义”导致一个工业社会的丑恶。他对工业制度的批评态度坚决程度都与他的实际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这导致了他后来太过于专注如何摆脱工业制度，而从没认真地触及如何改变工业制度，同时他也没有客观地看到工业制度带给了社会一些好的变化。他一生的成就就是对抗他所面临的工业上的主题。托尼对工业也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工业主义不是一个社会经济发达的必要特征，工业也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同时也不是判断一切其他兴趣与活动的标准。所以他对新的工业秩序没抱希望，认为自由主义和各种启蒙运动是很必要的。威廉斯认为托尼和阿诺德对工业生产的批判是如出一辙的，对工业的认识过于偏激。
另外，威廉斯认为如果不参考一组有趣的小说，我们对了解工业主义所引起的反应将会是不完整的。19世纪中叶的小说，不仅生动地描写动荡不安的工业社会，而且也阐明了当时人们对工业社会的不同认识。《玛丽·巴顿》这部书深刻有力地记录了工人阶级家庭中对日常生活的感触，反映当时社会中的工业苦难；《北方与南方》的作者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随主人公到工业发达的城市，一路上看到她的反应、观察以及行善的尝试；《艰难时世》对工业主义做了彻底的、富有创作性的考察；《西比尔》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政治小说，主要是对工业上的龌龊状况的描写；《奥尔顿·洛克》重点叙述“价廉物丑”的制衣行业中的劳工；《费立克斯·霍尔特》情节以常见的财产继承的纠葛为枢纽，在穷困的环境中表现出埃斯特先天的教养。威廉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来反映新社会的一些客观现实情况，并最后得出结论：
对以上的几部小说的分析，不但可以足够清晰地论证对工业主义批评传统的共同之处，也可以论证那个具有同等决定性的普遍感觉结构。认识到邪恶，却又害怕介入。同情未能转化为行动，而是退避三舍。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种感觉结构持续地进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的程度[36]。
他通过对几部小说的分析，重点呈现的是工业主义批判传统在当时文学中的状况。他肯定的是小说中的一些批判立场，但反对小说中的保守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这些工业小说的内容，也可以了解到工业社会下的以工业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形式已成为推动文化革命的一种有利形式。
总之，威廉斯通过对骚塞、欧文、卡莱尔和劳伦斯等人关于工业问题的不同观点的述评，说明“工业”的意义是发展变化的，这是文化观念的普遍变迁样式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4 艺术
威廉斯在导论中梳理“艺术”一词时，指出“艺术”原是一种人类属性、一种“技术”，“艺术家”原是指技术熟练的人，如“艺匠”，而在作者所处的时期，“艺术”则成了一种机构、一种团体活动。“艺术家”现单指那些精选的具有想象力或创造性技术的人。音乐、绘画、雕刻、戏剧等各种艺术统称为“艺术”。后来，“美学”一词的出现也用来形容艺术上的判断。在这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时代，艺术、艺术家及他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后来市场经济的出现，让艺术家专门化，艺术商品化，艺术在新的社会关系下有了新的变化。罗斯金、莫里斯（Maurice）、王尔德（Wilde）、休姆（Hume）、理查兹（Richards）等人对“艺术”的认识各不相同，侧重的方面不一。
罗斯金在威廉斯看来比19世纪的任何人物都难以评价。很多人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当然这些评价并不全面，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排除一些不相干的材料的影响，才能更接近他，尤其应当看到他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罗斯金的兴趣从艺术兴趣向社会兴趣转变的缘由，是因为他看到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研究艺术目的的思想的转变，艺术的发展变化和社会是不能分开谈论的。他认为艺术就是揭示“美”的面貌。他早年就给“美”下了定义：一是典型之美，就是指形体的外在性质；二是生命之美，就是生物功能的巧妙实现，尤其是人类生命完美和喜悦的美。这种美的观念把艺术和社会联系到一起，而且他认为社会如果腐化，艺术家终究也不会有教养。在《艺术演讲集》里，他指出：“任何国家的艺术都是这个国家的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的代表者……有高尚的人，才有高尚的艺术，两者都与其时代和环境的规律相关。”[37]可见，他的美的观念和社会思想连到一起，并指导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方向。威廉斯认为这些词语里潜在着艺术和整个社会存在方式的关系。
莫里斯自己作为一个手工艺家，特别思考了艺术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也看出了手工劳动的乐趣被机器生产所破坏，他认为罪过不是机器，而是制度。今天生活的美受到摧残都是因为机器成了我们生活的主人，而不再是仆人，导致我们生活中失去了很多幸福感。所以有教养的、有艺术性格的人是最讨厌机械的。他在《艺术与社会主义》里指出：“艺术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我们有一天将会重新赢得艺术，也就是说，赢得人生的乐趣；使艺术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劳动之中。”[38]此外，他还强调说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是不会挽救艺术的，因为艺术取决于产生艺术的社会性质。威廉斯认为他的这些观点是相当重 要的，但他过度依恋手工业，排斥机械，也存在一些问题。威廉斯看到了他的一些失去活力的作品，但也注意到了他具有生命力作品的珍贵性[39]。
新美学时期王尔德的一些艺术观点具有传统性，在《谎言的衰败》中他提出了“新美学”的三个原则：一是艺术只表现它自己；二是一切低劣的艺术都来自回归生活和自然，以及把生活和自然升华为理想；三是生活模仿艺术远远多于艺术模仿生活。威廉斯认为他的这些观点继承并学习了前人合理的观点，他对社会的态度很值得尊敬。王尔德在《社会主义下人类的灵魂》中批评了人类的自私行为，并指出，社会主义建立后将把人类从为他人而活的病态 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社会主义为人类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幸福健康的生活，但是要让生命充分表现最完美模式，还是需要个人主义的。艺术不只是和物质主义相对立，物质的改善对艺术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艺术和物质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艺术是随社会变迁而发展变化的[40]。
休姆在威廉斯眼中是一位真正的先驱，是第一位重要的反浪漫主义批评家。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都被英国批评界批评，但他的艺术主张是很重要的。在威廉斯看来，他在某些角度上是一位具有非凡促进作用的批评家。休姆的一个社会的原则与该社会的艺术特点之间是相联系的，他把新的艺术运动看成是改变原来社会的第一征兆的观点很有价值。但是威廉斯对休姆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关于艺术的新运动问题以及对浪漫主义的摒弃，是否真的以休姆关于人类的“古典”观点为基础？这些问题在休姆生前都没有合适的解释[41]。
理查兹关于艺术的一些观点是从艺术家的心理、艺术的标准以及艺术的社会功能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首先，他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指出：“艺术家不同于一般人……他们是在大多数人中已提高了的组织发展中更推进一步的发展。他可以变化的部分是心灵中最新的、最可塑造的、最不固定的和最容易重新组织的那些部分。”[42]而且艺术获得的经验范围比一般人更广，他们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克服混乱的一种手段。其次，他关注艺术标准的变化，认为现实中好的艺术有助于进行更为精巧组织的共同过程，坏的艺术不但无助于这个共同的过程，而且还会极大地阻碍这个过程。这成为他后来整个批评教育纲领的基础。最后，他提出了关于艺术的社会功能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即游戏的理论是艺术回归中心地位的基础。游戏在任何领域中都具有训练行动的能力，而艺术正为我们创造并提供一个场所。但是，威廉斯认为把文学作为生活的训练场地是一种奴性的观念，夸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总之，威廉斯通过对罗斯金、莫里斯、王尔德、休姆和理查兹等人对“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点的述评，说明“艺术”的意义是发展变化的，这是文化观念的普遍变迁样式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可见，工业、民主、阶级和艺术这几个关键词都与“文化”密切相关。在威廉斯看来，“文化”作为一种抽象与绝对的浮现过程，不只是针对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工业”的反应，它也是对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民主”的反应，而且又是对社会“阶级”的各种新问题的一种复杂而激进的反应，也对“艺术”的意义和实践具有普遍影响。因此，“文化”这个词比其他任何词都包含了更多的普遍变化样式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在观念上和关系上都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所以，威廉斯明确地说：“我的全部目的就是描述并分析这个综合体，并且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43]因此，他重点探讨的是“文化”这个关键词。
5 文化
在《文化与社会》导论中，威廉斯概括了“文化”一词的意义演变过程。起初，“文化”这个词基本上是指“培育自然物的生长”，此后引申为人类训练的过程。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却自成一义，通常指某种事物的文化。这时，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44]。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与社会》关于“文化”一词的观念演变，我们从文化与教育教养、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整个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几个方面来展开阐述。
（1）文化与教育、教养。
威廉斯意识到文化与教育、教养之间的关系对“文化”一词的意义演变很是重要，柯勒律治（Coleridge）、卡莱勒、阿诺德等都从不同方面谈到这个问题。
在穆勒（Mill）论柯勒律治章节中，穆勒认识到“文化”的观念是从柯勒律治的那个时代起就确凿地进入英国社会思想的。柯勒律治提出了“教养”一词，指心灵的一种“状态和习惯”，也称为文化。威廉斯认为这和穆勒的用法一样。柯勒律治在《教会与国家政体》中指出：教养与文明之间的永久区别和一时的区别只有哲学才能让统治者充分领悟和正确鉴赏。他认为一个国家永远不会有教养过度，但却很容易变成一个过度文明的种族。他把这种教养或文化的观念肯定为一种社会的观念，而且应该能够体现真正的价值观念。柯勒律治认为人要试图追求完美就要有一颗教养的心，而教养要出自人的内在意识，并且要参与社会的个人修养、教养或文化。这说明有教养不只是表现在个人身上，还要体现在社会中。另外，文化要有更好的发展就要扩大教育体系，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穆勒。威廉斯认为，以艺术为尺度建设文化的做法可能起源于柯勒律治以及后来的罗斯金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他同意穆勒将柯勒律治描述为一个“种子心灵”，并认为他的观点在不同的理解下会生出不同的观点来，这可以看到文化与教养之间的紧密联系[45]。
威廉斯指出，卡莱尔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认为社会中不只是存在经济关系，还有其他关系。他强调了文化的观念，严重抨击了工业主义，认为文化的观念是人们批评新工业社会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威廉斯认为他这种过度强调文化的观念，使文化成了和社会分离的实体，成了一个批判的观念。这种观点的影响非常深远，他本人的失误和不足之处至今还可以感受到。而面对当时英国工业社会一些惨状，他提出了全民教育的建议，这点是很中肯的。他在《卡莱尔著作》里提道：“不虔诚的知识不是知识，知识可能是内在或外在逻辑或手艺能力的发展，但不是人的灵魂的文化。”[46]这里文化体现的就是教育的重大意义。他坚持认为必须开始实行根本的、国家推行的教育，在众多的管理要求中，教育是中心的主题。
阿诺德认为教育将以“世人的思想和文字的精华”为基础，教育是通向人类完美的途径。教育是作为唤醒潜伏在所有人之中的那些被阶级意识形态和习惯的缺陷所蒙蔽的“最佳自我”的方式之一。阿诺德进一步指出：“受高等教育的少数人，而不是受初等教育的多数人，将成为人类知识与真理的载体。”[47]他说：“我们始终认为在各个阶级内部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也就是说，有这么些人，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48]这些人组成了人文知识阶层，利用教育、诗歌以及批评等手段唤醒潜伏在所有人之中的被各自的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最佳自我”，从而促使“文化”或理想“国家”的形成。显然，阿诺德所谓的“异己分子”不是科技精英，而是类似于柯勒律治的“知识阶层”和卡莱尔的“精神贵族”。所以他寄希望于以上各个阶级内部的“异己分子”所构成的少数“其余人”。他们能够以“文化”来拯救处于工业文明困境中的国家。
此外，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中提出：“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为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并通过这些知识，将源源不断的新鲜自由的思想输入我们固定的概念与陈旧习惯，现在我们仍然忠实而机械地遵循着这些概念与习惯，徒然无益地认为忠实地遵循会有益处，并能弥补机械地遵循这些概念与习惯所造成的危害。”[49]这里，他对完美的研究，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一种和谐的完美，而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还把它看成一种普遍的完美，而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这个含义强调了文化不但是文学的文化，而且还要发展社会中人性的所有方面；也不但是关系个人的活动，而且是关系社会某些层面或部分的普遍活动。
所以，威廉斯对阿诺德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肯定并赞赏阿诺德对全民教育的理想和实践，以及他所表现出的优秀能力，独立建立普及人性的教学制度；另一方面，他又猛烈抨击阿诺德的精英主义和权威式立场，忽视了工人阶级对“追求完美”的更大的贡献[50]。
（2）文化与文明。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论述了莫里斯、马洛克、理查德（Richard）等人对文化观念的思考，他指出，他们三人是从有关文明问题的思考中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的，概括地说，莫里斯的文化观念表现为痛恨现代机械的文明，热爱原来文明的纯朴；马洛克的文化观念是指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近真正的文明；理查兹认为文化观念的实质是重新界定艺术对文明的重要性。下面我们来分别具体阐述一下。
莫里斯批评辉格党对于现代文明的那种满意心理，他反对“文明”的观点和卡莱尔、罗斯金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他一生的最主要激情就是对现代文明的痛恨，是现代文明让现代社会出现混乱现象和文明的愚蠢、卑劣的东西。国民没有原来的纯朴乐趣，都是这些机械文明带来的灾难。他热爱人类原来的历史文明，热爱生命。他在《我们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中指出，社会革命将会改变现代的文明，真正的艺术的职责是为勾画出充实合理的生活理想，这就是他的文化观念，一种积极的标准，认为艺术能揭示社会生活目标。威廉斯指出他这怀旧的观点是“愚蠢”的，因为社会是不可能将赤贫、偏狭、专制、疾病与死亡率、无知与聪明才智的受挫等排除在外，它们同样是这个社会的组成成分[51]。
马洛克在《纯粹民主的界限》中提到关于文化的观念：“在文明国家的社交品质所依赖的三种生活——知识生活、美学欣赏的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少数人的活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要是缺失他们的活动，公民群众无论拥有多大的物质财富，都将像今天在文明的边缘那些最近致富的人一样，变成文盲、迷信、半人半兽的野蛮人。”[52]所以，少数派才能接近真正的文明，多数人必须承认和维护少数人的统治。寡头政治的重要性在他观念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而且还都要都遵从它。这种观点过度强调少数派的统治能力，文明、文化、民主等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威廉斯和其他同时代的人都看到了马洛克这种文化观念的认识偏见。
理查兹在《文学批评原理》里指出：文学和艺术就是扩散心灵影响的主要手段。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中，高度文明即自由、富于变化、不浪费生活，对艺术与文学的依赖程度，自是不必多说[53]。威廉斯认为这就是以提出一个特殊的文化观念为基础，这个文化基础实质上是重新界定了艺术对文明的重要性。他说：“他像阿诺德一样，舍去无政府而取文化，但是认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必须建立在一种价值观念之上，这种价值观念不能依赖于旧有的‘智慧秘诀’，而应该依赖于在新的意识中所能发现的东西。”[54]
（3）文化与整个生活方式。
有学者从整个生活方式的角度来思考文化问题，艾略特就是其中之一。艾略特认为“文化”是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概括。威廉斯认为他已经把文化的讨论推上了一个重要的新舞台。艾略特在《文化定义笔记》中有关“文化”的两点讨论，威廉斯认为很精彩，需要得到重视。第一，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意义和文化“层次”的含义；第二，区分“精英分子”与“阶级”，并对“精英分子”进行批评。
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观念得到重视是从柯勒律治和卡莱尔那里延续下来的，艾略特（Eliot）也接受了这种观念，在《文化定义笔记》里写道：“文化这个术语包括……一个民族所有的独特活动和兴趣爱好。”[55]从这一点来看，他注意到文化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但威廉斯认为他并没有完全领会“整个生活方式”的含义，而是在区别传统的专门的那些“通俗文化”。另外，他讨论了个人文化、团体文化或阶级文化、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艾略特认为这三个文化的次序很重要，而且三者不能孤立地分开来说，必须同时考虑到他们的关系。威廉斯认为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另外，艾略特认为文化层次与阶级有直接关系，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对一个特定层次的文化的维持，不但对维持该层次的阶级有益，而且对整个社会有益。但威廉斯认为他对阶级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没有把握清楚，实际社会的复杂情况不断发展变化，尤其在新的工业社会，把阶级变成功能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威廉斯认为他对文化层次的讨论是失败的。
艾略特在对文化是“一种整个生活方式”的思考中，认为生活方式分为有意识部分和无意识部分。有意识部分即我们称的“文化”——一种宗教、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法律体系、一种艺术品等。但社会中的无意识部分与有意识部分之间的区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是复杂的、不能分开的。所以威廉斯认为他的这种“层次”理论给人的启发在实践中会引起人的误解，而且有意识的文化程度与社会特权的程度很容易混淆，引人误解。另外，关于文化的传播、扩散，艾略特认为有两种危险：一个是把文化看成一种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各种艺术和整个文化中抽离出来单独运转的思想，这将是可怕的；另一个是认为文化扩散有支配性质，代表了某一现有阶级特殊的已经形成了的思想。在扩大中，不需要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只是文化的内部广泛扩大，所以他批评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必须改变才能转移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中。不可能有意识地吸收好的价值观，摒弃不好的价值观。威廉斯认为他的这些讨论虽然有一定价值，但不是彻底的[56]。
艾略特强调文化中必须有精英分子（精英阶层），还需要有统治阶级的参与。艾略特对精英社会有异议：一是精英社会的文化生活将会很贫乏；二是精英的原则要求每一代人都有精英人物的更换，而这种更换除了延续精英人物本身的特长外，并不能保证有任何延续。保证广泛全面的延续，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作者说他这是有局限的看法，因为当时自由主义已经普遍被人接受了。艾略特的原则是坚持整体性，而实际效果却是支离破碎的，文化如果只是一种专门化的产物，就可以脱离当代社会的实际推动，而存在于一种被保留的领域中。但艾略特认为必须是“整个生活方式”，必须把整个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评论。所以威廉斯对艾略特的传统社会的保守主义给予了批判，同时对自由主义也有所抑制，并认为对他的观点我们应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这样才可以吸取其成就，指出其不足[57]。
（4）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威廉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出或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英国有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不公正的理解，沃纳、韦斯特、考德威尔、列宁等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一些新认识。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批判和吸收的态度。
马克思本人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化理论，但他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表明了他的构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8]威廉斯看到这一理论常被人们当作公式接受，而事实上社会整体是复杂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常引起争议。恩格斯也曾说到这个问题，他首先肯定马克思的观点，但他又说到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但归根到底经济因素作为首要因素影响着各种因素的向前发展。威廉斯认为恩格斯所说也有公式化倾向，他认为经济因素处于首要地位，而对其中变动的因素没有充分的重视[59]。
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在遵循马克思的观点基础上，寻找着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试图找到更合适的完美的模式。他在《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中强调，只有经济这根线运动，才能生长出意识形态运动的各种形态。威廉斯认为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理解一种文化也要围绕经济结构为导线的社会关系来进行。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很混乱的，威廉斯认为有些批评家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公平的，没有正确把握那些理论的真正意义。他还认为沃纳（Warner）、韦斯特（West）、考德威尔（Caudwell）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一些新认识是有一些价值的。
沃纳在《被缚的心灵》中写道：“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在文化与社会组织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在社会组织变革势在必行的历史时期，文化都走向了固有的社会标准的对立面，这些标准曾经受到过去文化的推崇和特别的称许。但是，事实已证明这些标准对于向未来更进一步前进并不适应，而且缺乏号召力。”[60]威廉斯认为这种文化观有一些现实意义，应该值得尊重。很多人以为文化走在经济、社会组织的前面，体现着理想的未来，而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超前。
韦斯特在《危机与批评》一书中指出：浪漫派及以后的一些人曾把艺术和文化等抽象的关系用来代替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是唯心论的[61]。威廉斯认为韦斯特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有很多疑问，这些疑问值得我们去思考。如韦斯特在《新城堡纪事》中提到汤普森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莫里斯的评论时，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有一些问题。例如：“艺术”这些意识形态除了具有“反映”人类物质社会状况的作用外，有没有“改变”人类社会的状况的作用？文学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文学是否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以上这些问题在现在的文学理论中也是一直在探讨着，观点不一。
考德威尔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著名的一个，他的理论和批评也是很有影响的，但威廉斯认为他在试图解释艺术的作用时，被人误认为有“唯心论的糊涂观念”。他认为艺术的社会价值是在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中产生一种情绪，并不断加以调整，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姿态。而艺术家是不断挖掘新的心灵世界，科学家是探索外部现实世界，主体都是人类，客体都是外部现实，两者相互作用。威廉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新的认识。另外，就如何使用“意识形态”的问题，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行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威廉斯认为列宁在意识发展的问题上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些分歧，但从整体上看，列宁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存在一致性和延续性。
威廉斯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以上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主义中，如果基本的文化技能已经普及，沟通的渠道已经扩大和畅通，一切可能做到的都已经准备好，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对整个现实的真实反映，并且就有价值。”[62]这里指出的文化价值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原本属于理念范畴的文化价值有了区别，强调的是文化的社会价值。后来，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新鲜空气[63]。
综上所述，威廉斯试图“再现”当时英国工业社会中这些人物作出的有效的、决定性的论述，并由此推出这些词语新的变化和意义。上面这些人物对文化观念的探讨没有离开有关民主、阶级、工业、艺术这几个词。因此，我们对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的有关文化观念，可以做出以下总结：第一，威廉斯指出文化一词在不同时代的意义都只是一个过程，不能当作一个结论看待，所以文化的观念是动态发展的。他说：“‘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这些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64]另外，他认为工业、民主、艺术这三个词总体来说有三个不同认识的关键阶段：工业具有拒绝——对抗——接受的转变过程；民主有怀疑——反抗——恐惧的态度转变；艺术也经历了强调独立和对共同生活的重要性——强调艺术的自身价值并分离出来——结合艺术和共同生活的演化过程。通过这些转变可以感受到，人们对这些关键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认识，“文化”的观念就在这些变化中自然地成长着。第二，威廉斯的文化观念是在对之前的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文化观念开始尊重通俗文化，尤其是给予了新兴的工人阶级文化极大的空间，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呈现出鲜明的激进的政治立场。但是，我们绝不能把他的文化观念简单地定义成一种大众文化理论，因为他给予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以空间，并不停滞于此，而是要这些新兴文化形式成为和所谓的精英文化一起参与共同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三，威廉斯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化观念是他一生整个思想的基础，在这之后的文学研究都以其文化观念为理论基础，其主要是探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在文化革命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在参与共同文化建设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和问题。但是，由于这个时期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掌握极其有限，其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激进立场主要建立在其人生经历和有限的马克思主义资源上，这一方面带来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文化思想上的更多原创性。因此，威廉斯的思想为其展开具体的文化、文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些思想又与其具体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一起，共同构建了他后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来重构其理论和思想的平台。这为他在后期以马克思主义资源来重构这些思想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