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的写作首先缘于社会和思想理论的背景，其次还缘于他的个人生活背景。此外，一些写作上的具体因素也为他写这本书打下了基础。“二战”后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形成，这为威廉斯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渊源。威廉斯文化思想的形成，从理论渊源来考察，主要受到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等密切相关。英国的经验主义作为英国文学与文化的伟大传统，十分看重和关注人在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中的体验。英国经验主义的伟大传统已经历史地积淀在其民族身上，威廉斯作为英国社会的一员，他也感同身受且受其影响较大。随后他接触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的理论，但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后期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限制，力图从精英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特别关注大众文化。其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产生了兴趣，而且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然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的静止、僵化、片面倾向给予了严肃的批判。同时，他还批评了英国庸俗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静止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应该以动态的、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学与社会、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可以说，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深深地影响着威廉斯的思想与理论创造，并促使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思想。

另外，威廉斯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丰富的社区生活经验以及所从事的非学院式的成人教育，为其日后文化理论探索和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基础。威廉斯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很早就参加社会活动，14岁时参加工党活动，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关心社会和工人的命运。入剑桥大学后，他的工人阶级的背景与剑桥这个上层文化堡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和学术的选择。因为能进入剑桥大学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剑桥的学生中，工人阶级出身占极少数。这种文化背景使他逐步放弃对工党的信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于1939年12月加入英国共产党，成为英共学生支部的重要成员。1945年后，他主编《政治与文学》时，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西方文化，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写作。

促使他写作《文化与社会》的还有一些关于当时文化概念的使用以及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上的具体因素。第一，他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一些著名访谈中，回忆了他写作《文化与社会》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他特别重视文化观念的使用。他说，“‘根据传统本身，以文化概念的当代用法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大众教育’，基本上是反动的”^[5]，对文化概念的当代用法极不满意。第二，对“文化”一词的含义进行思考并产生了兴趣。1948年艾略特出版了《文化的定义刍议》一书，威廉斯不同意该书对于文化的定义的观点，于是他就开始反复思考“文化”一词的含义。威廉斯在大量阅读词典、文献的基础上，发现“‘文化’这个词在英文中意义的转变似乎是开始于19世纪初期。其与‘民主’‘阶级’‘工业’‘艺术’所产生的关联性蕴含了一种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历史的结构”^[6]。所以应当在文化和社会的总体构成上去理解这些词语。威廉斯漫长的写作、分析和教学生涯的其他部分是延续这种怀疑文化概念的最初冲动和研究乐趣。第三，威廉斯对文化的探索研究是从编辑《政治与文学》时开始的，是用现代人的体验来重新诠释“文化”一词所描述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可以看作他编辑《政治与文学》杂志对文化探讨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