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共领域的概念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源自德文ffentlichkeit，具有“开放”“公开”的意思。前面说过，“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贝马斯所创造。但公共领域概念能够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中一个普适性概念则应归功于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含义非常特定；另一种含义较为宽泛。较为宽泛含义的公共领域指称某类现象，包括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平民公共领域、“高度发达工业社会中那种公民表决加万众欢呼式的、以专制为特征的、被宰制的公共领域”等。这种公共领域在指涉一种普遍现象，即现代社会里日益扩张的公共生活领域，它可以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含义特定的公共领域即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特指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开始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相伴相随。哈贝马斯这样谈道：“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中。正如我们所要阐明的，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才真正有‘公共舆论’可言。因此，我们把‘公共领域’当作一个历史范畴加以探讨。”^[6]它上承中世纪代表型公共领域，在欧洲封建权威逐渐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私人要素和公共要素的两极分化过程发生和壮大，并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双向运动的过程中衰退和瓦解。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是在含义特定的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即研究的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问题的。哈贝马斯指出：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Das ffentliche Rasonnement）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在我们的措辞中，该词既保留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细微差别，即既依赖理性，又吹毛求疵。……市民阶级是一些私人，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统治权。因此，他们是要破坏现存统治原则。^[7]

哈贝马斯的这段话说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含义。首先，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属于私人领域，即由私人组成，与公共权力机关相对，摆脱了公共权力控制的私人自律的领域。其次，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又是作为私人的公众的领域，就是说它虽然属于私人领域，但它又不等同于私人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8]，是处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具有公共性。再次，在那个中间地带，作为私人的公众可以对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理智的讨论，并能够不断地发表批判性意见，通过公众舆论的方式，干预公共事务。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指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摆脱了公共权力的控制，自由地发表批判性意见，形成公众舆论，干预公共事务的那一部分社会生活的空间。它包括三个构成要素：公众、公众舆论、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

公众。哈贝马斯指出，公众“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9]。这就是说，公众是由私人自愿组成的，自由地集合和组合，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并且拥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这一群体超脱于个人或集团的私利之上，不受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力尤其是公共权力的约束，也不为它们服务，而是共同关注普遍的利益问题，通过公众舆论，维护市民社会的利益。公众是公共领域的主体，没有他们，就没有公共领域。

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是作为私人的公众撇开个人的偏好，对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并表达出来的“公共意见”。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批评、监督并最终控制国家权力。所以，公众舆论是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范畴”^[10]。只有借助于公众舆论，市民阶级才能形成批评和批判的力量，公共领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公众媒介与公共场所是公共领域中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公共权力形成影响、约束乃至监督、控制的媒介和场所。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主要表现为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而在历史上，它们曾经以沙龙、剧院、宴会、咖啡馆乃至街头集会、广场演讲等形式出现。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是公共领域的物化形式，也是公众舆论的表达手段，在很多时候，很可能也是公共领域的主体与标志。

2　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为了进一步理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必要认识它的基本特征。

（1）开放性和平等性。

这一特点首先是就公众的来源而讲的，即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的公民开放。哈贝马斯对17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公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指出，公众（republic）在17世纪的法国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随着有关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讨论很快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进入公众范围的个体逐渐扩大到更多的阶层：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而且主要是向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自由开放^[11]。在德国，宴会和语言学会上的听众“除了来自王公贵族当中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私人之外，受过良好学院教育的市民在其中占据绝对多数”^[12]。显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公众可以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说，无论是王公贵族、中间阶层，或者手工业者、小商人都能够进入公共领域。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公共领域。因此，称得上是资产阶级法制国家主体的公众是把他们的领域看作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他们认为在原则上一切人都属于这一领域”^[13]。

其次，公共领域的公众都是平等的。这里的平等不是指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是指单纯作为“人”的平等，也就是说抽取掉贫富差异和身份差异而仅仅作为自然人的平等。哈贝马斯指出：“（公众）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其中的趋势是反对等级礼仪，提倡举止得体。所谓平等，在当时人们的自我理解中即是指‘单纯作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础上，论证权威才能要求和最终做到压倒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私人构成公众，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附关系在原则上不容许继续存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道被悬搁了起来。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14]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众来源的普遍开放性和公众地位的平等性体现了它进步的民主性倾向。

（2）公共性。

公共性在哈贝马斯的一些语境当中，与公共领域是同义语。我们在这里使用公共性是就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言的，即指公众讨论话题的公共性和公众精神。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参与讨论的话题，不是个人或某些人觉得有兴趣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或某些人认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不是与个人某个集团有着利害关系的问题。私人进入公共领域要将自己或所属集团的兴趣、事务或利益搁置起来，唯一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是公众普遍关心的“公共事务”，或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普遍利益问题”。这一点是公共领域与任何形式的私人领域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一区别又是与公众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在考察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中公众舆论的发展情况时谈到公众精神，他说，柏林布鲁克称“受到启发和引导的公众精神是反对腐败的当权者的自由精神。……而他本人创立的政治新闻业，则使民众的意愿发展成为具有反对性质的公众精神”^[15]。

公众精神是公共性在公众身上的表现，是公众区别于私人的标志，它使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一种信念、权利和义务，保证了公众讨论话题的公共性，从而也保证了公众舆论的形成。哈贝马斯指出，“在公众精神当中，完整的公正和正确的意义以及通过公开论证协调舆论向判断的转化”^[16]。

（3）讨论性和批判性。

讨论性和批判性是就公共领域中公众的活动方式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来说的。公共领域作为公众特别是受过教育、具有知识的公众进行活动的不同形式的空间，尽管在其公众组成、交往方式、批判氛围以及主题趋向上殊为不同，但它们总是组织私人就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共识。正如国内有的学者所指出，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生活的领域，在那里，人们可以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讨论，而不必受制于政治权力、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17]。每个公民从自己的利益和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信仰和良知出发，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最后通过辩论形成公众舆论。这样的公众舆论“其来源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开讨论”^[18]。所以，公众舆论是在“公众讨论”存在的情况下形成的，未经“公众讨论”的意见，意味着未经过民主合法程序的确定和公众的理性思考，即使得到公众的认可，也不是公众舆论。公众的讨论对于公众舆论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与国家的理性交往过程，批判性是其本质特性。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社会公众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达成共识的领域，它秉承的是自启蒙运动确立的理性批判精神进行活动，当然它也通过言语、对话，采用宽容、妥协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由于公共领域是面对公共权力领域而形成与存在的，因此它一直以批评性和批判性为基本机制，在它的周围总会形成文学批评中心或政治批评中心。无论是文学批评中心还是政治批评中心，都矢志不渝地将矛头指向上层阶级。同时，人们以批判为目的，还能形成公认的可以作为讨论依据的理性尺度，并形成真诚坦率的商讨氛围，由此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

而就公共舆论本身来说，它当然也必须是“批判”的。判断公众舆论是否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大众意见中是否具有批判意识以及批判性意见在大众意见中所占的地位。哈贝马斯在考察18世纪法国公众舆论概念的形成与“批判”含义的关系时指出，直到18世纪中叶，“公众舆论才具有了严格的意义，才被公共领域中的批判讨论提炼成一种真正的舆论——这样，在公共领域中，舆论与批判的对立消失了”^[19]。这就是说，公众舆论概念形成的标志就是它包含着“批判”的意义。

透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上述含义和基本特征，我们发现，虽然哈贝马斯同葛兰西一样强调市民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但就其内涵而言，公共领域却远远超出了文化领导权，意义显得更为丰富、更加充盈。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此处所论公共领域已经接近于他后来所谈的交往空间和生活世界，或者说它已构成后者的雏形。这就为哈贝马斯在第二阶段以全新视角界定市民社会做了先期的理论准备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