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有些地方就像我们的家庭，没完没了地给我们罪受，节假日事儿就更多。但我们还是更加殷切地盼着回去，只因心中深知，我们的命运缠绕在一起。
对我而言，印度就是这么个地方。我恨它，却又爱它——不是爱恨交加，而是爱恨共存。要说这个诱人而又恼人的国家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左的想法也不无可能，而且重要的是并不需要因此付出脑袋爆炸的代价——印度人就是这么强。
在匈牙利出生的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说自己在一九五八年乘坐飞机飞往孟买时，很想“从不同角度，从不同的灵魂海拔，看看西方的窘境”。当我读到这段时，心里不由大赞：没错，太对了！不同的灵魂海拔，或是如作家杰弗雷·佩恩所言，“另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没准佩恩还会加上一句：直通幸福之路。
库斯勒到达孟买时，却被那迎面扑来的热浪和污水的恶臭熏蒸得不行，只觉得“被谁恶作剧扣了一块又湿又臭的尿布在头上”。但要是因此而以为印度让库斯勒失望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印度从不让人失望——它会迷惑人、激怒人，有时还会毒害人，但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我一心想当驻外记者，印度又绝对算得上是个“外国”。因此，当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问我愿不愿意驻守印度时，我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不过，在那之前我还从来去过印度，除了舞蛇者和穷得掉渣这些老套东西之外，我对这个国家真可谓是一无所知。
于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一天，头脑发热的我抵达了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手中拖着的两个大箱子里塞满了录音机、笔记本，以及不合季节的衣物。
我在印度报道过一些重大题材，如经济改革、核扩散问题，或是黑死病的暴发——在印度人看来，疾病也是通往现代化之路。当然，我也关注着印度的另一面，即是充斥着古鲁[1]和神迹的印度。印度的这一面有时也能上升到新闻的高度，正如那个我一觉醒来发现“牛奶神迹”正席卷全国的早晨。
德里的帕哈拉甘也是户外装备一条街。漫步在狭窄的街道上，我见到好些善男信女。这些人几乎不洗澡。他们对钱很是吝啬，却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叫我羡慕不已。比如说，他们可以躺在果阿的海滩飘飘欲仙，或是穿行于喜马拉雅山脉冻个半死，其他时间便一头钻进静修所钻研佛法。在这些精神静修之地发生的一切于我仍是一个谜。我听说，在静修所里能够参觐佛光，还有那群交的传说——作为一名严谨的记者，我觉得十分有必要去探个究竟。待到我终于去静修所见识了一番，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便再也没有踏进静修所的大门。什么群交，根本就是骗人。
我又回到了印度，但这次却抱着另一番目的，一个“幸福”的目的。我还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思维正常的西方人宁愿离开社会功能健全的富裕祖国，跑来这么个不甚健全的穷国寻找幸福？难道他们高估了东方的浪漫，被江湖术士那道骨仙风的外表骗了不成？或者，会不会正如十九世纪学者马科斯·穆勒所言，去了印度就像回到装满回忆的“旧居”，只不过这回忆并不是自己的罢了。我简直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
我差不多每年会回一次印度，每次回来，我都发现印度发生了变化，但又保留着原样。比如说，我发现自己常去的一家德里集贸市场里新开了一家麦当劳，但街角的商店仍在售卖象神甘尼许的佛像。再比如说，印度如今也有了手机、自动取款机，甚至网吧。这新一批外国入侵者们和它们的先辈——来自莫卧儿帝国和英国等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征服这片次大陆的侵略者们——一样来势汹汹，但是印度总能招架得住。印度的文化仍然深入人心、牢不可撼。不过印度对待入侵者的方式却非奋力抗争，而是潜移默化地将其同化。
如今被认为是印度标志的泰姬陵落成于十七世纪，建造者沙杰罕王当时并不能算印度人，现在却成了如假包换的印度人。同样，麦当劳为了迁就不吃牛肉的印度人，头一遭从菜单上撤下了包括巨无霸在内的所有汉堡，取而代之的是土豆汉堡、蔬菜汉堡以及帕尼尔干酪辣汁沙拉——一种蔬菜杂烩。有些人曾担心麦当劳会改变印度，现在看来，是印度改变了麦当劳。
前来印度寻找幸福的西方游客也逃不出印度的影响。大牌如甲壳虫乐队，也乖乖跟着马哈里西·马赫施·友吉在恒河岸边进行超觉静坐。而在此之前，印度早已征服了外国人的心——安妮·贝森特、爱·摩·福斯特、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小马丁·路德·金，等等，不胜枚举。有人前来寻找救世治国的良药；有人则希望能摆脱俗世的桎梏，体验一种摈弃纷扰的非凡，哪怕只有片刻也好；还有的人只是想换个心情。尽管费恩霍芬和他的幸福数据库会告诉你，印度其实算不上幸福。在一片愁云密布的土地上寻找幸福岂不矛盾？矛盾，但也不矛盾。
我听说印度有一位名叫诗丽·诗丽·若威香卡的大师近年来很受推崇。诗丽·诗丽有一头柔顺的黑发，笑容祥和。可以这么说，他是当今印度的“主流”古鲁。
诗丽·诗丽的静修所位于印度“硅谷”班加罗尔郊外。班加罗尔是印度新城，呼叫中心与购物中心林立之地，正契合了印度某个政党的口号——“让印度闪光”。不少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与呼叫中心工作人员（即所谓的“IT民工”）一有空就往静修所赶。新印度不得不向旧印度寻求救赎，至少寻求片刻的宁静。
我打车前往静修所，一路上，我看见一群牛儿狗儿、一些挂在钩子上卖的生肉、几家裁缝店、甲骨文公司闪闪发光的办公大楼，以及一块写着“轻松说英语”的广告牌。车子开过一辆黄包车——这些三个轮子的威胁像一群群杀人蜂穿梭在城市之中，我被车尾排出的黑烟呛得直咳嗽。一个医院挂着的招牌上写着“亚洲顶级专业医院”——在印度，疾病和治疗能够一步到位，一站式购物。
目的地到了。走进一道白色的拱门，一个伊甸园般美丽的小花园便豁然眼前。花园四处种着新鲜的芒果和香蕉，满目苍翠，一切都笼罩在一片宁静的极乐之中。这也许就是印度静修之地的引人入胜之处。又或许这些清修之地只是与门外的纷乱嘈杂相比，才显得如此宁静。
静修所的接待服务倒说不上好，至少远不如我想象中的那般友好。没人给我拥抱，甚至没有人在意我的到来。诗丽·诗丽·若威香卡——也被尊称为古儒吉大师——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接待台之后就贴了一张他的硕大照片，还有一张照片占了一面墙，就连巨大的背投电视屏幕上也是他的脸。
一个女人殷勤地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写。有一栏需要填写是否进行过心理咨询，我撒了个谎，填了“无”。“职业”一栏我写的是顾问，以防他们不喜欢好事的记者闯入这个静修之地四处打探。我有点担心胡乱填写静修所的表格会遭到报应，不过这担心只是一闪即逝。
静修所里什么都有，就像一艘设施齐全的灵魂巡洋舰，让人没有理由离开。一切需要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食物、洗衣房、自动取款机、药房、网吧，一应俱全。但我也很快发现，有一样东西这里没有——嘲讽这东西，在这里一星半点都无。
我拉着手提箱穿过一条小径。小径两旁的花草修剪得很是齐整，旁边竖了块牌子，写着“请您只用目光触碰花朵”。我与几个人擦肩而过。他们都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可怕。我打了句招呼，他们回应道“感谢玛赫西”——奇怪的问候语。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是向一位伟大的思想领袖致敬。我不知道这伟大的思想领袖是谁，是我们自己，还是古儒吉。
我换上了宽大的静修所便服，走下一段陡直的楼梯来到餐厅。餐厅门外堆着几十双鞋子，我也脱了鞋。一个男人往我的餐盘里舀了一堆素食（没有乳制品、洋葱或是大蒜的素食），我找了个位子坐下。不过这儿可没有椅子，大家都坐在地上。有的人天生就适合坐在地上，他们熟练地盘起双腿，悠然自得。不过我可不行。
一个僧人紧挨着我坐下。他身穿橙黄色僧袍，须发飘飘，额头上有一条深灰色印记。这个僧人口中念道“感谢玛赫西”，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一阵，然后开始进餐。只见他用手抓起米饭和扁豆，动作轻快流畅，甚是娴熟。而我这厢却是狼狈不堪，盘里的吃食一半撒了在腿上，还有一些顺着下巴流了下来，好不容易让几颗豆子入了嘴，但也全凭运气。真怪，那些一辈子用手吃饭的人用不了刀叉倒是可以理解，可反过来，回归到用手吃饭这种更为本能、更为自然的进食方式，怎么也这么难？
有人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开始以为是个来传道的——在商言商，在静修所言“道”嘛。不过他传的“道”却再实用不过：印度人吃饭只能用右手，左手一般派做其他身体用途。
有些人穿着印有“服务他人是幸福之道”字样的T恤——其实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点。据统计，经常参加自愿者服务的人幸福感高于不参加的人。我禁不住想告诉他们，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统计学和静修所实在太不搭调。
走出餐厅，我看见公示栏里贴着不少招贴画，展示了古儒吉不断扩张的幸福帝国。有的大学还开设了诗丽·诗丽新闻学院和诗丽·诗丽管理学院。突然，“管理宗师”一词蹦入脑海，我禁不住偷笑起来——其实不是偷笑，是大笑，因为根本没人在乎。静修所的生活之美好全在于此。你可以突然大哭大笑，可以手舞足蹈，可以单脚乱跳，谁也不会管你。静修所的生活简直百无禁忌。不过，对古儒吉不敬的事除外——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事是万万不能发生的。
静修所的主寺外形酷似一个巨大的三层婚礼蛋糕，顶上还插着一个蓝色灯泡。寺内随处可见白色大理石和拱门，一个形似宝座的高台上放着一张巨大的古儒吉画像，足有四英尺高，周围摆了一大圈鲜花。赤脚踩在白色大理石上，凉凉的，好不舒爽。
不过寺庙的整体感觉却有些突兀。穹顶一片花里胡哨的粉，门前镇着两只五英尺高的天鹅，再加上兔子形状的垃圾桶，居然营造出了迪斯尼的气氛。
一个小乐团坐在古儒吉画像下面，乐队的歌手们唱着“湿婆——唵，湿婆——唵”。周围的人群也跟着音乐动了起来，起初是缓慢地摇摆身体，随着节奏的加快，这舞蹈也越发激烈。一些人疯狂地旋转身体，其他人则手握着手。我呢？我还是保持刚来的状态，作壁上观。想到在这里都无法放松自己，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安。刚来嘛，还是给自己一点时间适应吧。我只好又一次这样安慰自己。
静修所里大多都是印度人，其中不少是不堪重压的班加罗尔IT界人士。有一个来自邻国的女人本来想进甲骨文公司的软件部门，但那里已经满员了，于是她来了这里。在印度，软件和灵性原来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这里也有少数几个外国人。我认识了葡萄牙的艾尔莎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艾娃。她们往来于各地的静修所，之前刚刚在离这不远的赛巴巴静修所呆了两周。两人告诉我，赛巴巴静修所的条件比这里艰苦得多，规矩很是苛刻，还有围白头巾的壮汉在一旁监督。这处静修所的奢侈享受，在那里并不得见。我心想，奢侈？洗澡没热水，晚饭还得自己洗盘子——这是好事没错，但与奢侈无关。不过，牺牲了物质享受，却能换来精神的补偿。
“我们见到了神奇的事情。”艾尔莎一脸的神神叨叨。
“圣哲会召唤你。你不用迎合他，他会亲自找到你。”艾娃解释说。
艾娃似乎对这个静修所的放任自流耿耿于怀。
“没人指引我们。”她对静修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语气中略带一丝恐慌，“我们得不到教义。”看得出她精神太过紧张，可不像是刚在静修所呆了两个星期的人。静修所的存在不正是为了让人们脱离指引，自己寻找教义吗？
今天是第一堂课，生活艺术。课堂上坐了三十人左右——当然是坐在地上。其中夹杂了几个外国人：我、艾尔莎以及艾娃。老师是一个名叫艾米的印度女人。她以前是一个公司的主管，现在正和丈夫一起环游世界，将古儒吉的教义传播到各地。艾米盘腿坐在高台之上，这样便比余下的人要高出一截。她穿着一套宽松的印度传统服饰“纱瓦克米兹”，面露微笑——这是我从泰国回来之后所见过的最恬静的笑容了。
课一开始，艾米要求大家进行自我介绍。这可难不倒我。可她还让我们对班上的其他人说“我属于你”，一个都不能落。这下我可有点接受不了。我和这些人都是初次见面，怎么能说这种话？于是我只好嘟嘟囔囔挨过了这一关。接下来，该学习静修所的规矩了。
规矩一：穿宽松的衣服。
这好办。
规矩二：三天内不许沾酒。
有点小问题。我会想念睡前的那口小酒，不过三天还是熬得过来的，以后还可以再补回来嘛。
最后一条规矩：不许喝咖啡、茶等含咖啡因的饮料。
这可不妙。我感觉像被一记重拳击中，如果这会儿不是坐着，没准已经栽倒在地。我偷瞄大门，准备逃跑。我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可这次的代价也忒大了点吧。一阵恐慌感涌上我的心头，真正的恐慌。接下来的七十二个小时一滴咖啡也不让沾，叫我怎么活得下来？
艾米并没有察觉出我的恐慌，至少没有表现出来。她又继续进行下面的步骤，指引我们进行冥想。我此前也曾试过冥想，但总觉得那沉默叫人心里发慌。在广播界，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沉默。当然，有时也会插进一两秒的无声间隔，为的是营造某种戏剧效果。但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限，就意味着出了大问题。
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下自己的呼吸次数。这我也做不来。在我看来，每次呼吸都让我离死亡更近了一步，谁会愿意为自己的末日倒计时？
艾米摁下CD机的播放键，古儒吉高亢而平和的声音便充满了整个房间：“现在，你和周围的环境渐渐融为一体。感激这伟大的融合，伟大的一体。”
我有点心不在焉。伟大的一体？形容一九八七年还差不多。不过我懂他的意思——我们必须对活着心存感激。该把眼睛闭上了，可我却睁开了一小会儿。我看见艾米灿烂地笑着，容光焕发。我找不出更好的词形容这笑容。看来，古儒吉的指引还是有效果的，这静修所也并不是骗人的地方，但我心中的疑虑并没有消除。
这时，艾米传达了一条古儒吉的教义：“我们总是把幸福留至日后品味，却忘记幸福本是稍纵即逝，只能在当下享受。当下是我们逃脱不了的劫数。”我很喜欢最后一句，它比佛教那句“活在当下”的老话要来得高明。“活在当下”多少有些强制的意味，像是在发命令：“给我听着，你必须活在当下，该死的！”如果当下真是我们逃脱不了的劫数，我也非常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艾米接着说：“让孩童在巧克力和心神的宁静之间选择，他们会选择巧克力。但是成人呢，却很可能选择后者。”我心想，若是换成瑞士人，那可就难说了。在瑞士，巧克力就等同于心神的宁静。
课间休息时，我趁机和班上的几个印度人聊了聊。他们大多是IT界人士，成天没日没夜地工作。这些人之所以对“生活艺术”课程产生兴趣，是因为能借此感受一番灵性的光辉，且无需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不用皈依佛门，从此与花花世界告别。古儒吉对弟子的全部要求，只是付出三天的假期而已。
我告诉他们自己正满世界寻找最幸福的地方，之间还提到了费恩霍芬和他的数据库。说起对数据库的了解，莫过于这些成天对着电脑芯片的人，可我怎么只看见一条条皱着的眉头和一张张诧异的脸。
“你为什么会想要给幸福定量呢？”软件工程师宾达问道。
这个看似无心的简单问题却让我无言以对。我思考了不少关于能不能测算幸福的问题，却没怎么想过到底该不该这么做。
我得知，这些印度人之中，有不少人侨居国外，但他们却总是不时回到印度。这是为什么？
“天知道。”大家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
真叫人吃惊。西方人把不可预知当成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开的危险。我们希望自己能够预见一切——无论是前方的路，明天的天气，还是自己的事业，家人的生命。我们最喜欢有把握的事情，iPod上歌曲的随机播放是我们所能容忍的极限。
但如今，我面前的这群软件工程师们却声称他们喜欢并渴望这种不可知性，甚至没了它就活不下去。我于是再次隐约感觉到，印度人的精神所处的高度，并非幸福学所能企及。
晚餐时，我发现艾尔莎和艾娃正在做一件堕落的事情——她俩正坐在椅子上。尽管只是两张脆弱的塑料椅，但俨然已经离了地面，上升到了一个奢侈的高度。椅背上挂着手写的标志，说明这椅子为“老人和外国游客”专座——这些都是“地板不适应”人群。当她们招呼我过去坐时，我心里油然而生一阵感激。
艾娃告诉我，要是在其他静修所，不管是坐在地上还是坐在哪儿，我们都不能这样说话。男女会被分隔开来。“赛巴巴希望人们专注于灵魂的升华，而不是”——她停顿了片刻，手在小腹周围来回扫动——“不是肉体的感觉。”我暗想，这倒不难。每天那顿冷水冲下来，我的肉体早已没了知觉。
今天是个大日子，我们要学习净化呼吸法了。这可是全部课程的重头戏，通往幸福的高承载车道。大家就地坐下，我不得不又一次把双腿扭曲盘起。艾米让我们取下身上所有皮质物件，甚至包括表带在内。因为“皮革是没有生命的皮肤，会妨碍‘普兰哈’的流动”。“普兰哈”特指能量，这个词和“毒素”一道，成为了静修所里的流行词。我并不否认这二者的存在，但若是用得太泛，也就没了实际意义。于是，每每听见这两个词，我都禁不住打个寒战。
每个人都有些紧张。这种呼吸技法一般秘不传人，大家平时只是略有耳闻而已。艾米告诉我们：“大家待会儿大可放任情绪，不要压抑自己。如果听见哭声笑声，也不要去管。那是别人的体验。别人在释放情绪，与你无关。”听了这话，我越发忐忑。我们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情绪波动？要知道我现在实在没有心情。整整二十四小时没有摄入咖啡因，我现在的状态只能用萎靡不振来形容。
净化呼吸法的练习开始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点像让人醒着打呼噜。我们仰面躺了十分钟，我旁边的女人开始呻吟个不停，好像正被痛苦折磨着。我有些担心她，想睁眼看看究竟，不过还是放弃了。那是她的体验，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
练习结束，艾米让我们睁开眼睛，回到盘腿的姿势。然后大家便互相分享（又是一个静修所流行词）自己的体验。艾娃先说：“我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我看见了很多张脸，还有古儒吉的脸。他此刻一定与我们同在。”大家纷纷为她鼓掌。
“我哭了。”有人说。
“我的头疼好了。”又有人说。掌声更响了。
“我去了别处。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我已经离开了这里。”这个人显然已经从那不知是何处的地方回来了。
其中，艾尔莎的体验最富戏剧性：“我仿佛看见了红蓝相间、深浅不一的焰火。然后我的小腿感到一阵发麻，好像被电流击中一样。”
我没有看到焰火，只觉得有些头晕，有些忧郁。也许是没喝咖啡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盘腿久坐而造成的血液循环不畅。我这是怎么了？我的精神焰火在哪里？
有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软件工程师叫做萨提什，他在冥想的时候睡着了。等到大家都分享完了体验，他却还没醒来。有人想把他摇醒，可他睡得太沉，太沉，就是不肯醒来。散会了，大家准备离去，可唯一的出口却被萨提什堵住了。怎么办？艾米让我们从他身上跨出去，别惊扰到他的体验。当我小心翼翼跨过鼾声大作的萨提什俯卧着的身体时，禁不住羡慕起他的幸运——他得到的体验是我们之中最棒的。
午饭时，艾娃和艾尔莎仍然心醉神迷地沉浸在刚才的体验之中。“如果每个人每天冥想个十来分钟，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艾娃说道。她几年前就不看新闻了，因为她对世界大事过于敏感，连身体都会起反应。她告诉我，伊拉克战争期间，她的乳房竟长出了肿块——这也说得太多了一点吧。
闹钟在清晨六点准时响起。新的一天到来了，我又要挨过没有咖啡因的一天。我感到有重物在敲打我的头，“能量”也降到了危险水平，强打精神才勉强做完清晨瑜珈，我是个满腹牢骚的静修者。
做完瑜珈，我心情好了一些，血液也重新流回了四肢。今天的克里亚呼吸法训练比较合我胃口。练毕，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眩晕感——上次体验这种快感还是在好几个月前因研究需要试抽摩洛哥大麻时。我们平躺在地，手心朝上，摆出所谓的“沙法占”——“死人姿势”时，我禁不住开始胡思乱想。我看见没穿衣服的艾米——这是正常的，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这也是正常的，我这是在体验呢。
接下来，男女被分隔开来，艾米让我们“像孩童般纯真地”看着同组搭档的眼睛。我的搭档是一个毛发浓密的印度中年男人，是个卖饮料的。盯着他看让我感到很不自在。练习终于结束了。大家又纷纷更换搭档。这一次要给对方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发现自己宁愿这么聊上五个小时，也不要盯着人家的眼睛看上五秒（更别提还要带着孩童般的纯真）。
之后，我们又看了一段古儒吉的宣传短片。片中，各色人等——包括恐怖组织前成员、囚犯、海啸幸存者、艾滋病患者——纷纷证实古儒吉的强大力量，大谈古儒吉和他的“生活艺术”课程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他们口中，诗丽·诗丽成了一位跨国古鲁，像美国精神医学协会一样，定期向全世界发布权威消息。
静修所里的人提到古儒吉的名字时总是毕恭毕敬。艾米每每提到古儒吉，总会像恋爱中的小女生一样扑闪着睫毛。和所有的古鲁一样，诗丽·诗丽还未出道之前就已经显山露水。据说他四岁时就读了印度宗教圣典《薄伽梵歌》。艾米告诉我们，几年前，静修所还未创立之时，这片土地还很贫瘠。然而“古儒吉亲自从井里打水，说道：‘这片土地如此兴盛、如此青翠、如此美丽，你们难道看不见吗？’后来，他的预言真的实现了。这里的一切，包括这栋大楼在内，都与古儒吉所描述的如出一辙。这里有古儒吉的恩惠，我向你保证。”
实话说，这种个人崇拜反而打消了我的热情。如果我有这念头，崇拜我老婆就行，没必要大老远跑来印度。无论是过度赞扬他人，还是一个劲地自夸，都只会起相反的效果。自我陶醉和盲目崇拜其实并无多大区别。
我曾经见到过古儒吉本人。来静修所的前几天，在德里访友的我看到一则小小的广告——诗丽·诗丽·若威香卡即将来德里开展一堂名为“轻松成功”的讲座。我怎么能错过呢。
我早早到了会场。会场外已经排起了长龙。人们被草草盘查了一番，便被放进了一个大礼堂。礼堂入口处摆着一个木箱，用来盛放人们希望古儒吉解答的问题。我也写下一个问题，叠成小小一块，投入了箱上的小孔。
听古鲁论道可不能空着肚子。我去小卖部买了一些爆米花，占了个前排的座。舞台上放着一张镶了金线的白色沙发，沙发两头分别摆了一张茶几，后面贴着一行标语：“轻松成功——诗丽·诗丽·若威香卡大师论道会。”标语下面是十五家赞助单位的标识。显然，要让古鲁开口，需要大笔钞票作为动力。
古儒吉迟迟没有出现，观众开始躁动不安。突然灯光暗淡下来，一队席地而坐的小乐团唱了起来：“湿婆——崦，湿婆——唵”。他们越唱越快，大家也开始跟着节奏拍手。“湿婆——崦，湿婆——唵。”一个声音吟咏道，“你到来之前，世间一片黑暗；而如今，世间有了光明。”“湿婆——崦，湿婆——唵。”这时，古儒吉出现了。观众立刻纷纷起立，像欢迎摇滚巨星一样，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从天花板上射下一束光芒，像一缕阳光一样笼罩古儒吉全身。他脖子上戴着一个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花环。花环看上去足足有五十磅，我很诧异，他戴着这么重的东西居然还能站得笔直。古儒吉点燃了仪式的灯火，台下西装革履的生意人和权贵一脸崇拜地看着。古儒吉开始说话了。只见他的嘴唇不停在动，却没有任何声音传出。观众们开始担心地窃窃私语。古儒吉这是怎么啦？如果听不到那些智语，又如何铭记在心？
这时，古儒吉开始拨弄袍子上别着的东西。他轻轻拍了一下，没反应。他又拍了一下，还是没反应。众人越发焦躁。古儒吉再一拍——成了。一声低沉的拍打声响彻了整个观众席。随后，古儒吉高亢而又睿智的声音传了出来。
“一切皆因一个小小的按钮而起。”古儒吉眼中闪烁着洞察世事的光芒。
观众们笑着鼓掌。这话若是出自一位古鲁之口，便是意味深长的智语，但倘若换作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除了是在说按钮以外，再无其他深义。正如某些人因为出名而出名一样，古鲁是因为睿智而睿智。他们总是对的。
古儒吉让大家问候旁边的人，人们照做了。
“你们刚才的问候是发自内心，还是随口说说而已？”古儒吉发问了，“你们像飞机乘务员那样说一声‘祝你过得愉快’，心里却不一定在祝对方愉快吧。”观众席中传出哧哧的笑声。
古儒吉告诉我们，婴儿一天要笑四百来次，成年人却只有可怜的十七次。然后他又补充说，已婚人士笑得更少。观众中爆发出一阵笑声。
“没有笑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可有压力的人又怎么笑得出来。”
和所有优秀的演说家一样，古儒吉从舞台的一头踱到另一头，没有冷落任何一边的观众。他说，我们应该为生活中的不完美留出空间。
“我们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我们太追求完美。给生活中的不完美留一个空间吧。你们听到没有？”
“听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异口同声地高喊。
灯光又黯淡下来。古儒吉让我们按摩自己的下巴和眉毛。这感觉还不错。然后，他又要求我们发“唵”的音。“崦”是梵语—一古印度的标准书面语。颤音是梵语的基础，因此梵语不仅能听，还能够感受得到。
倾听和感受一千来号人同时发出“唵”的音，场面蔚为壮观，整个会场都好像在颤抖。我很喜欢这情景。没错，我喜欢。难怪我总爱把印度和声音相提并论——小贩的叫卖声，人力车的喇叭声，印度教徒的祈祷声。颤音不仅仅是神圣的梵语专有，这里的每个音都是颤抖的。颤抖也是一种运动，是空气相互挤压的结果。这个简单的物理运动却能产生大量不同的效果，可以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也可以是高峰时期的喇叭奏鸣；可以是情人之间的呢喃低语，也可以是半自动武器的致命呼啸。
问答时间到了。一个女人从木箱中抽出一张小纸条——居然是我的问题！我几乎不敢相信。盒子里的纸条没有好几百也有好几十，她怎么偏偏抽中了我的？这是某种征兆。在印度，任何事物都可以是一种征兆。
女人大声读出了纸条的内容：“幸福是我们最高的追求吗？除了幸福之外，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追求？”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一阵子。我如今跨越几千公里，就只为寻找最幸福的那片土地。在我看来，幸福是“至善之事”，亚里士多德也这么说。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是否还有更重要的终点？
古儒吉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有比幸福更重要的事，那就是爱。”
观众中响起一片掌声。
古儒吉待掌声停下之后，又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爱不仅比幸福重要，而且还总能胜过真理。我们必须追求一种对心灵无害的大爱。”
我没听懂最后那句话，但古儒吉却已开始念下一个问题：“我们死后会如何？”
这可是个大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紧张地前倾身子，等待答案。
一段无声的沉默，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古儒吉开口了。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答案，但我想还是留点悬念的好。况且，我也不希望你们听了以后走上另一个极端，大叹道‘这正是我想要的。这了无生趣的日子我实在是受够了’。”
观众大笑，我却有上当的感觉——我参加过无数次新闻发布会，见多了人们如何狡猾地避开问题。
这时，观众们开始大声喊出自己的问题，古儒吉一一予以回答。他的回答有些堪称睿智，有些只是在耍嘴皮子，还有一些以上两者皆是。
“我们该如何消灭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人性缺失的表现。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一些宗教教义，这样就不会把别人都当成坏人。”
“我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
“生命是自由和宿命的合二为一，而生命之美正在于二者的水乳交融、难分你我。”
“我什么时候能得到一百万卢比？”
“去问算命的吧。不过别忘了，他会收你一百卢比。”
“期望总会伴随着失望，我该怎么办？”
“你期望我告诉你吗？还是别期望了。”
“印度什么时候能消除腐败？”
“当你站起来对抗腐败的时候。”
答得好。没错，要想消除腐败，正需要提问的人都行动起来。印度教是行动大过信仰的宗教。在《薄伽梵歌》中，克利须那神对阿朱那说，能给予他自由的，是他的行动，而不是他的信仰。或是如古儒吉所言：“在浴缸里泡澡时，需要动一动，才能感觉到水的暖意。”
喊话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问题似乎无穷无尽，但古儒吉却单手高举，向众人道歉，说是今晚就到这里。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会场。
人们于是也纷纷起身离席，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满意。我只感觉自己刚吃了一顿精神爆米花：味道不错，容易下咽，多少有些营养价值，不过却没有饱腹感。
在我看来，言行举止与人的品格息息相关。我总是细细考察他人的言行之中是否有虚伪的痕迹，不放过一丁点蛛丝马迹。一旦发现伪善的存在，纵使是睿智如古鲁，也只会为我所不齿。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备受推崇的古鲁，叫做巴关·希瑞·罗杰尼希。人们也称他为奥修。奥修在印度有众多信徒，之后又红遍美国。他在俄勒冈州创立了一处静修所，在一群错综精致的建筑物之中宣扬爱与悟道的重要。可后来人们却得知，奥修的爱其实都布施给了汽车——他买了九十三辆劳斯莱斯，不久他便被美国政府以违反移民法的罪名逮捕入狱。我读过奥修的教义，其中不乏智慧理性的火花，但一想到那些劳斯莱斯，我就没法把那些话当回事。
我的印度朋友蔓珠却与我持不同看法。蔓珠来自德里，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律师。在她看来，光凭那几部劳斯莱斯就全盘否认奥修的智慧，简直是无法理喻。一天，她在吃午饭的时候对我说：“我赞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来，印度人并不苛求他们的古鲁完美无缺，甚至无所谓他们人格是否一致。睿智的古鲁与虚伪的古鲁这两个完全矛盾的身份，却能在蔓珠的印度脑袋里和谐共存。
这是我在静修所度过的最后一天。课程结束之后，我向艾米告别。她朝我嫣然一笑，说：“一场精神革命将会到来，也许我们在有生之年无法看到，但它终将到来。”我却无力地回答道：“我当然也这么希望。”说完，我转身离开了这里。
我嫉妒艾米这样的人。她思想纯净，心无杂念。她的“能量”非常强大，发出耀眼的光芒。我真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我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嘲讽，热衷于耍心机？我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成功？这一年来我四处旅行，不断思索幸福的含义，渐渐悟出这么一个道理——冷嘲热讽，玩弄心机，雄心壮志，这些自然都无法引我走向幸福，而我如今却欲罢不能。
我向艾娃和艾尔莎道别。她俩正为寻找到新的精神领袖而欢欣鼓舞，已经计划好继续修行进阶课程。艾娃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但心情更加平静，“能量”也更加强大了——听到这个词又让我哆嗦了一下。不过她说得没错，较之三天前，我的确感到更轻松了，连呼吸也平缓许多。我三天不喝咖啡居然也活了下来。我的头不怎么痛了，腿也不麻了——因为不用再盘腿坐在地上了。
是什么带来了这些奇迹？是那些坐而论道的时光，还是那些非得让身体扭曲变形才能完成的瑜珈姿势，我不得而知。也许这便是“开悟”——不是电闪雷鸣的轰烈，却像是一泓清泉，滴答，滴答，声声沁入心脾，不知不觉中，已充盈了你的心。
印度的静修所只有一点不好——一旦走出大门，便又回到了印度。我的出租车堵在路上，嗓子干得冒烟，眼睛针扎一般痛。看路上这情景，似乎比几天前又乱了不少，也可能是我这颗平静且不含咖啡因的心，对热气、灰尘和噪音越发敏感了。我总是听不得噪音——噪音显然是幸福的大敌，作家安布鲁斯·毕尔斯称其为“耳中的臭气”。
车子终于到达了我的目的地——香提路一号，一栋位于闹市区且貌不惊人的双层小楼。香提路一号的主人是一个叫做苏里什的艺术家。我听说他出租空出的房间，还听说他的房子是一间回旋沙龙，人人都到过香提路一号。听起来，这里是一个不错的疗养之所——不但能让我从静修所的修行之中恢复过来，还能多多了解班加罗尔，可谓是一举两得。
香提路一号由苏里什亲手设计。这栋房子绕着一棵硕大的巴旦杏树建造而成。苏里什爱极了这棵巴旦杏树，朋友戏言说这棵树简直像他的老婆一样。
我走上回旋楼梯，行李在扶梯和墙壁上来回磕碰。香提路一号的客厅里摆满了油画、书籍以及印度的小古玩。厨房的水池里高高堆着一叠盘子。苍蝇像歼击机一样，一队队盘旋在芒果皮和咖啡渣上。“今天女佣没过来。”苏里什解释道。在印度，人人都有女佣，连潦倒的艺术家也不例外。
天色尚早，但苏里什的沙龙已是人声鼎沸。人们或坐或躺，吞云吐雾，猛喝咖啡，丝毫不介意这一切会让他们的“能量”降低到危险程度。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和火药味，我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吸进了肺里。
“欢迎来到反静修之所。”有人高声说道。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哈希亚——“哈希亚”在印度语中意为“幸福”，还有维克拉姆、阿君，以及许多记不住名字的印度人。
我闯入了一群印度婆娘的谈话。她们正在抱怨班加罗尔的飞速扩张，怨它糟蹋了她们最爱的城市。我这个刚从静修所里出来的新鲜人一出现，谈话的内容便由堵车转向了灵性——这弯拐得可真急，不过大家似乎都能应付自如，并不觉得突兀。
“这个国家的人都得上了神仙综合症。”维克拉姆——大家都叫他维基——说道。维基穿一件橘黄T恤，左耳戴了一只金耳环。在这个保守的国家，他倒是毫不隐瞒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人们需要精神支柱。古鲁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维基总结道。
我突然觉得有必要为古鲁们说上几句话——这种冲动让我自己都觉得吃惊。我和他们讲述自己学到的呼吸技法，以及拜其所赐的身心放松。
“有人只不过发明了什么呼吸技法，大家就以为他无所不能了。”说话的人是体型健硕的雕刻家威韦克。医生罗伊补充道：“这不过是把更多的氧气输送到了脑部，从而产生了某种快感。”在这方面医生自然最有发言权，罗伊诊断过很多病人，虽然他并没有见过这些病人之中的任何一个——罗伊在美国一家医院从事X光片的分析工作。
好吧，看来我的体验如今有医学解释了——原来一切只是我的幻觉而已。可这样就能抹杀它的真实感吗？
“这是一种精神治疗。”有人应和医生的观点，“只让你舒服一时，却是治标不治本。”
“圣人必须克制欲念。”维基说，“宗教的终极教义便是否定和克制。”
我于是搬出了杀手锏——古儒吉的预言。他的静修所本是贫瘠荒芜之地，连专家也认为那里必定寸草不生，古儒吉却预见到了如今的这片绿意与生机。
有人却将其嗤为“古鲁的典型花招”。古鲁们总爱自称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些所谓的预言却总是以回忆的形式出现。它们只是一纸空文，空口无凭，因此也就无从考证。
“这些人为什么不好生坐着冥想，少聒噪几句？”有人问道。
“那样就太没意思了。”维基回答。
“人可以同时身为天才和骗子吗？”我问。
“当然可以。”苏里什说道，“这就是印度。”
“印度的一切都是真理，但一切的对立面同样也是真理。”有人补充道。
我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大有爆炸的意思。苏里什觉察到了我的不适，为我倒了杯咖啡，但我谢绝了。这三天不喝咖啡的日子也活过来了，现在我只想挑战自己的极限。
谈话的内容从鸡毛蒜皮的小事跳到玄妙莫测的大义，又跳回鸡毛蒜皮。我只觉得有人在用一条看不见的鞭子狠命抽我。最后大家谈到了轮回。这一东方信仰认为，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生，待到圆满之后，便获得自由，再也不用重返人世。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介意来世做一条狗还是当一棵树。”维基这下却表现出了乐观，“我不急着摆脱人世的束缚。”
“在宇宙的某处，某个人被赐予了时间沧海之中的一粟。我们就是这个人，这一世便是我们的时间之粟。”苏里什的话很是玄奥。
维基的乐观来得快也去得快，这不，又发起了牢骚。“你知道这个国家最好的行业是什么吗？是宗教。我就是这么愤世嫉俗。”维基说得斩钉截铁，生怕会有人怀疑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我有什么问题，会去找最好的朋友一起解决，而不会找什么古鲁。这些古鲁，他们一心只想赚钱。我不信世上有真正的圣人，圣人全是假的。”
有人起身要走，又有人加入了进来。在印度，家就是城堡。不过，这城堡却到处是洞眼，也没有护城河，朋友进来容易，敌人入侵也不难。我德里的住处门前，接连不断地行进着一队各色人等组成的游行队伍：管道工、电工、投递员、圣人、公务员、出租车司机。有时这队伍也甚是恼人，比如说，当你只想穿着内衣四处走动而不至于惹来麻烦时。不过，这永不停息的人流倒也说明一个道理：在印度，你永远不会孤独。
在香提路一号，谈话就像恒河水一般，蜿蜒流淌，漫无边际。偶尔激起一些浪花，那是换了话题的动静，而这话题的跳跃，却总也没有定形。不过，有一个话题却被人们反复提及，即班加罗尔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们越来越像猫头鹰。”维基说道，“人们整夜不睡，或是工作，或是狂欢。为什么每个人都是神色匆匆？还有这交通，也乱得可怕。”
“还有手机。”有人提醒道。
“每人都有一台手机。”维基那厌恶的口气，就好像在说“每人都得了肺结核”。
“你有吗，维基？”我问他。
“有啊。”维基有点窘迫地承认，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部全新的机型，“不过我成天咒骂它，至少这态度没错。”他脸上又露出不屑的表情。
“这些IT人士的精力在三十岁就会透支，至多不超过三十五。”有人说，“他们总有一天会醒悟过来，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享受过生活。”
我正寻思这话到底是发自内心的忧虑，还是只是酸葡萄而已，这时艾玛来了。
艾玛提着两个大手提箱，步伐矫健地上了楼。伦敦到印度的航班简直和噩梦一样，她在路上足足走了一整天，但她现在需要的不是睡眠，而是一支香烟，一杯咖啡，越快越好。苏里什迅速将这两样置办齐了。
艾玛是如假包换的幸福难民。在伦敦长大的她，五岁时就爱在餐馆拉扯印度女人身上穿着的纱丽，她学会的头几个单词，其中就有“印度”。
艾玛终于在二十五岁那年圆了自己的印度梦。她在德里下了飞机后，立刻跳上出租车，迫不及待地投身于印度大街的滚滚车流之中。人们大多讨厌印度的交通，一遇着堵车便手足无措。艾玛不会这样。她镇定自若地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一股深深的宁静感笼罩着她。她也许哭了，也可能没哭，她已经记不清了，但至少有一件事能够肯定：她到家了。
在咖啡因和尼古丁的双重刺激下，艾玛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之中。“你最爱印度的什么？”我问她。
“我爱听汽车喇叭的嘟嘟声，爱黄包车，爱看妇女头上顶着瓦罐，爱听卖花生的吆喝，爱听寺庙的钟声。我还爱印度人的口音，太多太多了，说都说不完。总之，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我发现，在她列出的爱之清单上，声响占了多数。印度真可谓是耳朵的盛宴。不过，随着印度的发展，这一情况也许终将改变。繁荣的声音只会是单调无聊的。空调单一的轰鸣声，敲打键盘的滴答声，哪里比得过露天市场的小贩悠扬的叫卖声，裁缝店的缝纫机嗒嗒的转动声。就算是发展中国家拥挤的马路上响个不停的喇叭奏鸣曲，都比发达国家高速公路上的马达呼啸声动听得多。
艾玛在班加罗尔住过一阵子，她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苏里什和这伙朋友。如今艾玛已经搬回了伦敦，但还不时回印度看看。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话，这回的话题是印度地理。大家谈到自己的旧识，谈到社会关系，谈到六度空间理论[2]，印度全国整整有一亿多人，可香提路一号的这班人却好像个个都认识。印度简直是一连串彼此相交的圆圈。
艾玛打开手提箱，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提箱里装着好几十个包，每个都平平整整装在塑料袋里。艾玛干的是箱包行业，她在自己的工作室完成设计工作，然后在香港和班加罗尔进行批量生产。我向她坦白了自己的恋包狂身份，艾玛顿时两眼放光，感觉像是毒品贩子找到了大客户。
我让艾玛分析一下我的爱包情结。如你所知，我家的藏包数量在一般人眼中绝对算不上正常，在心理医生看来也大体都是这个结论。“这——”她长吟一声，就好像医生碰上了疑难杂症，“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包就像是你的安全毯。而且包是用来装东西的。你对包的痴迷，其实是精神包袱在物质上的延伸。也就是说，你需要空间放置你的精神包袱。”
不错，真不错。
我还认识了禅铎，一个住在一楼的矮胖子。他顶着一颗又大又光的圆脑袋，身穿一件绿色无领长袖衬衫，衬衫下摆一直拖到膝盖。这副尊容让我联想到一个友善的火星人。禅铎是一个文化地理学者，在我看来这是份再好不过的工作。他在美国住了十八年，期间在韦科、得克萨斯、法戈以及北达科他等地都住过一阵，以至于现在一听到“法戈”这词，他便会颤抖不已。禅铎还喜欢看《宋飞传》，还养成了每天早晨八点半以前一定要出门的习惯——去任何地方都行，总之不要呆在家里。“我只在去年一年才能安心睡个午觉。”禅铎说。
我突然想静一静，于是来到了天台。听说要想了解印度，只需随便找个街角站着，然后转上个三百六十度，人性的善与恶、荒诞与庄重、猥琐与崇高便一览无余。而在香提路一号，连转圈都免了。只需站在天台上，便能将一切尽收眼底。从一个方向望去，是一片贫民区。那些铁皮屋顶杂乱无章地排列着，乍一看还以为是垃圾场。凑近了细看，才知道是住人的屋。另一个方向却立着一栋闪闪发光的玻璃大楼，那是思科系统公司的办公大楼。
前面说过，印度万物都是某种征兆，招牌也是如此。马路对面挂着一块卓越公司的招牌。我不知道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也许是个软件公司，但我喜欢它的名字。
我回到屋里，人们的谈话俨然已进入白热化状态。
“都对，又都不对。”有人说道，众人也随声附和。
艾玛正在喝第五杯咖啡，抽第七根烟。她的眼睛越瞪越大，语速也越来越快。突然，灯灭了，吊扇也停了下来。我的汗几乎在同时冒了出来，大家却还没有停的意思。
“班加罗尔是断电之都。”有人说起了风凉话。
“那些科技公司怎么办？”我问，“掐了电，可怎么工作啊？”
“噢，别傻了。”维基似乎觉得我天真之极——当然，我本来就很天真，“这些公司有超级发电机，三倍长冗余。而且他们的输电线路也是单独的——他们有自己的电网。”
“整个IT界都是独立的。”禅铎显然不仅仅是在说电路。那些干大事的IT精英们住在封闭式公寓小区里，名字大多叫什么多勒·克罗尼，他们去能够自行发电的购物中心购物，拜的是财富女神“拉克希米”。
班加罗尔没有旧房子。旧楼被拆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写字楼花园或者购物中心。
“没错。”禅铎说，“就是这样。”
我让艾玛给自己的幸福指数打分。
“我是五分，不，应该是四分，也许是三点五。”
她想得越久，降得越快。泰国人会说，她的问题在于想得太多。
“我本来可以过得更幸福些，但恐惧却在内心蠢蠢欲动，消磨了我的自信。我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画家，虽然一无所有，却幸福无比。”
研究者发现，在人的一生之中，幸福感呈现一条U型曲线。人在年轻和年老之时，幸福感达到顶峰，而艾玛现在正处于曲线最低端的情绪低潮期。我不敢把这些话告诉她，唯恐她的幸福指数会因此降得更低。
艾玛告诉我，印度的能量高于伦敦——又是能量，不过这回我没抖。从一个烟不离手的皮包贩子口中说出这个词，似乎还有那么一点道理。
在香提路一号的日子每天都过得相似且惬意。早晨，我天不亮就起床——这是在静修所养成的坏习惯，然后练习克里亚呼吸法。就算这种呼吸法除了让我吸入更多氧气以外没别的好处，也不能带来什么超自然的体验，我都不在乎。至少我感觉很好，还能补充能量。（老天，我也开始用这个词了。）我已经戒了咖啡，如今只能靠这些能量过活了。
练习结束后，我会去天台看阳光慢慢爬过隔壁贫民区里破旧的民房。这里的穷人活得更为坦荡。一个小孩蹲在地上拉屎。一个男人在刷牙。一个女人在为一个男人冲澡，把一桶桶水从他头上浇下。一个男人抠着脚丫子，似乎扎进了什么东西。还有一小群人围在抠脚的男人身旁，叽叽喳喳说着什么。我猜他们是在讨论怎样才能把扎进脚里的东西给弄出来。这些人大多都有工作，每天能赚个两三美元。他们并不是印度最底层的人民——其实他们离底层还有不少距离。这正是印度生活的美好之处——无论地位再怎么低微，总有人不如自己。这是一段无限延伸的阶梯。
接下来，苏里什会用他的摩托车载我去班加罗尔的公园散会儿步——在被称为“科技城”之前，班加罗尔一直享有“花园城市”的美名。不过这儿的公园总是人满为患，散步的，冥想的，拉屎的，做瑜珈的，笑的闹的。回去的路上，我们会顺道买些黑绿豆米饼之类的软糯吃食，这是印度南部传统的早餐点心。
而一天当中的其他时间，大多都是慵懒地打发掉——我会找个地方坐着，一边读书，一边想念我的咖啡。不过，我大多数时间只是干坐着。印度人，尤其是印度男人，都是世界一流的伟大“坐”家。我虽然只能望其项背，却一直努力向他们看齐。
有时候，友好的火星人禅铎会提议大家去科什咖啡馆坐坐——还是坐。这间咖啡馆是班加罗尔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比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时间还早了七年。
自打建成以后，这地方就没变过样子。如今咖啡馆的墙壁已经呈现出芥末一般的黄绿色，急需重新粉刷一番。吊扇还能转，只是转不快。这儿的一切都不紧不慢，不管是侍者、厨师，还是顾客。这也正是它的吸引人之处。人们喜欢在这里坐上好几个小时，访友会客，啜饮姜汁潘趣酒，品尝特色小点“笑脸”——做成笑脸形状的炸土豆片。
这一天，我们见到了禅铎的朋友米娜。米娜有着一头灰色的短发，言谈极为睿智，是一家大报的专栏作家。
“不要误会。”米娜微微歪着脑袋，“古鲁有自己的用途，并不是我一人的专属品。”
古鲁有自己的用途？真新奇，我可从来没这样想过。
米娜曾在美国呆过六个月，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她一心想离开美国。在美国，人与人之间隔得太远——这“远”不仅仅是指距离。米娜发现美国的大街静得可怕。人都到哪去了？她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人都太忙了。”米娜后来想通了，“他们不是忙着工作，就是忙着放松。”
我叫了一杯鲜橙苏打水。米娜也点了同样的饮料，外加一份花生马莎拉，不加辣。
“美国人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我问米娜。
“你们可以学习放松，学习相互关心。印度有其特别之处，并不要求事事完美。这点你们可要好好学学。”
就算这之间存在着教与学的关系，也应该是印度学习美国。美国的商业中心、公寓小区、快餐连锁，现在都来了印度。米娜并不怎么感冒“让印度闪光”的口号，她宁愿印度暗淡一些——不过印度从来都不是个暗淡的国家。
“印度的中产阶级刻意与贫穷保持距离，这是极为危险的倾向。”她说，“拜觐神明的道路总是充满苦难和克制，是一条苦行之路。年轻人对此却不感兴趣，反而一个劲追捧古鲁。”
“信奉古鲁无需作出任何牺牲。”禅铎点头赞同。
禅铎用他的“小毛驴”把我送回香提路一号。我们两个加在一起的重量很是可观，把不堪重负的小摩托车压得左摇右晃。车流近在咫尺，我的小腿都能感觉到车辆喷出的热气。几天前我才见过一场车祸，这次却发现处处都是车祸的征兆。一辆救护车警报大作，呼啸而过——这可是我来印度之后头一回看到救护车。一会儿，车子又经过一块“大脑/脊椎救护中心”的招牌，神啊，又一个征兆。这下我们死定了。好在几分钟后，禅铎的车安全抵达香提路一号。我们逃过一劫。
当晚，我又来到天台上。傍晚微凉的空气很是舒服。我看见贫民区里——视线根本避之不及——有一些孩子正在垃圾堆里翻拣，寻找能够卖钱的破烂。在印度呆上个两三年，你的心便不再为这种景象所动。不过，心外围起的那层盔甲再厚再硬，也总会被某些东西刺穿。
这时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不过三四岁光景，也在用一只手翻拣着垃圾，另一只手却拿着什么东西。那是什么？我眯起眼睛细看，发现那是一只毛绒小熊，虽已肮脏不堪，但还没有缺胳膊少腿。我的盔甲融化了。印度并不幸福。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在印度，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唯独人除外。印度人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许会关怀备至，但并不管其他人如何。因此，也不难解释印度人为何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大门之外不出几米却是垃圾成堆——那不是自家的事情。
艾玛刚从工厂回来，遍地都放着皮包，这画面美不胜收，我好想脱个精光，在皮包的海洋之中打几个滚，可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自己。香提路一号虽是宽恕之地，但这里的住户心中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底线。
我走进厨房，发现水池变得光洁如新，苍蝇也没了踪影。一定是苏里什的女佣莫娜来了。
未见莫娜，却已先听见了动静。她手腕和脚踝上戴着的镯子碰撞在一起，发出好听的叮当脆响。我听说莫娜很穷，住在天台上能够看到的那片贫民区之中，但生活却过得幸福无比。莫娜只会说一个英语单词，“妙”，于是我请苏里什充当翻译。“莫娜，你幸福吗？”
“很幸福呀。”
“怎样才能变得幸福呢？”
“你不该想太多。脑子里最好什么都不留。想得越多，越不开心。开心地活，开心地吃，开心地死。”说着，她的整条胳膊在空中一挥。我突然觉得莫娜很适合去泰国生活。
“可是，莫娜，你就没有烦恼吗？你不担心钱的问题吗？”
她又挥了挥胳膊，这次加了些力道，好像在怪我多虑。也许是嫌我话多。住嘴吧，她忙着呢。莫娜起身走开，镯子的响声回荡在傍晚柔和的空气中。
我不懂莫娜。在那个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危险神话中，野人们一无所有，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但根据统计，这是不可能的。世上最贫穷的国家同样也是最不幸福的国家，印度就印证了这个道理。在费恩霍芬的幸福金字塔中，印度接近于底层。
莫娜却是个特例。她是印度公民，而且是一个幸福的印度人——她就是这么说的，我又凭什么质疑她的幸福？贫穷不能带来幸福，但也不能否定幸福的存在。
几年前，幸福研究者罗伯特·毕瓦思一迪纳走访了加尔各答穷人中的穷人——几百名无家可归之人，并记录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当然还是通过询问的方式获得）。之后，他又以同样的方法，记录下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几百个街头流浪者的幸福指数。
结果发现，加尔各答的贫民比加利福尼亚的贫民快乐得多，尽管加州的流浪汉更容易找到食物和容身之所，甚至还能得到医疗服务。毕瓦思一迪纳分析了这一惊人发现。他认为，加尔各答的街头流浪者虽然物质条件极差，但拥有牢固的社会关系——亲情和友情。我再进一步说，印度没有真正的无家可归者。就算他们没有住处，也不可能没有家。
在我看来，加尔各答的穷人之所以比美国的穷人快乐，还有一个原因：印度人相信，贫穷是命运和神灵的安排，是前世作恶的报应，怪不得他们自己。而在美国，穷困却被看作是个人的失败，人格的瑕疵。
这天，我发现香提路一号竟然只剩我一人。这可真是少见。我懒散地躺在沙发上读书，收音机里放着印度的流行歌曲。突然，我听见一阵熟悉的叮当声。只见莫娜肩上扛着一桶要洗的衣物优雅地走来。虽然我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还是聊了一会儿——自打在摩尔多瓦与卢巴这么“聊”过之后，这还是头一遭。
莫娜“问”我要不要喝茶。我谢绝了，但她还是倒了一杯给我。你真该喝些茶，要不要打开吊扇？这主意不错，天气有点儿热。风扇是不是开得太大？我去关小点。莫娜简直是明察秋毫，她让我不要一心二用，于是把收音机关了。几分钟后，又提醒我，茶再不喝就该凉了。莫娜通过手臂发出的叮当声传达这些信息给我。我心想，让数据见鬼去吧。莫娜很幸福，当然也不乏睿智。
迪瓦里节到了。这个节日自古以来也叫做排灯节，不过如今却成了噪音节和鞭炮乱响节。大街小巷都成了纵火区。小狗们被吓出了心理创伤，我也一样。整整三天，我的耳中都充斥着这“臭气”——劈劈啪啪，噼里啪啦，嘣！还有浓烟！城市被团团烟雾笼罩着，让人感觉来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苏里什和艾玛在天台上为节日做准备。艾玛正在做排灯节的漂流碗，届时这些碗将装上蜡烛和鲜花，放入池水中漂浮。我们玩了一会儿花炮，我却怎么都点不响。苏里什告诉我，他最喜欢的印度神是毁灭之神湿婆，因为“要先毁旧，才能创新”。
艾玛说，她在这里从未有过厄运将至的感觉，虽然拥有这种感觉再正常不过。
“可在英国，我却时常担心得要命。”
苏里什将一大袋准备散给邻居小孩的饼干包好，莫娜把这包饼干放进购物袋。我们坐在那棵上了年纪的巴旦杏树下，树的枝叶悬在天台之上，像是天然的穹顶。
“苏里什，这里的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你对这一切不曾生出一丝厌倦吗？你有时不会想一个人呆着吗？”
“没这个必要。就算身边挤满了人，我也能够独处。我已经掌握了这种本事。”
很快，我就要乘飞机离开这里了。在这之前，我还要再去一趟科什咖啡馆——这段时间我俨然已是这里的常客。我约了一位叫做桑达·萨鲁凯的教授见面。教授有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吸引了我。在文章的一个小段里，他解决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悖论：“欲望是悲哀的根源，却也是行动的动力，没有欲望的驱使，又如何医治行为的瘫痪？”
诚然，印度教——或者说大多数东方宗教——认为，奋斗是欺骗自我的行为，甚至包括为幸福所作的奋斗。一旦动了发奋的念头，你便输了，游戏结束。可如果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同样是输。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桑达对这个问题似乎胸有成竹。他是哲学和物理学的双硕士。就连那头齐肩的长发都与古儒吉有得一拼。
我们在角落寻了个座。我对他立刻产生了好感。桑达有着古儒吉般闪闪发亮的眼睛，却没了那种张扬的虔诚。我急着想聊聊“雄心”这个再三妨碍我寻找幸福的词语。对我而言，它既是成功之本，也是悲惨之源。雄心是一个悖论，一个只有印度人才能解决的悖论。
“每个人都有雄心，它是人性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愿意为自己的雄心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代价指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包括社会代价。”桑达还说，美国人甘愿付出的代价往往高于印度人。
“印度人难道不渴望成功吗？”
“想啊，我们当然想成功，只是我们对待失败的态度不同。我们会说：‘很好，你已经尽力了，现在听天由命吧。’”
“听天由命？”
“我们口中的‘天意’，即有些人所说的机会或是不可知性。同一件事，做上十次，无果。第十一次，突然成了。这个宇宙是机会和或然性的宇宙。因此我们坦然接受一切。”
这便又回到了这个问题：印度教相信，一切生命皆是幻境，是假象。若是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戏、一局棋，一切便陡然间变得轻松、快乐起来。个人的失败与“在夏日剧场中出演的角色一样微不足道”，正如休斯顿·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一书中所言，人生若果真如戏，出演什么角色便无关紧要，只要心里明白这只是一个角色就好。或是如印度教宗师艾伦·沃茨所言：“天才便是那些明白自己戏子身份，并将全部热情投入演出的人。”
就这样，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地聊了一两个小时。谈话如行云流水一般，很是畅快，时间也仿佛漫无边际。我意识到，这正是我爱着印度的原因——这片污秽、贫穷以及贪婪之中隐藏着的小小珍宝。我敢说，我在印度很幸福。
“香提路一号是印度最幸福的地方。”艾玛一来便冒出这么一句，听得我一头雾水。现在我明白了，“香提”在梵语中是“内心平静”的意思。也许香提路一号根本不是反静修之所，而是另类的静修之地。
飞机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起飞了。此时的班加罗尔一点也不平静。排灯节已经行至高潮，到处是爆竹声声。空气里弥漫着辛辣的浓烟。苏里什急急将我送出侧门，已有出租车等候在门外，我突然觉得自己正登上撤离越南西贡的最后一架直升机。我拥抱了苏里什，祝他幸福，然后坐上出租车，绝尘而去。身后，香提路一号逐渐消失在烟雾之中。
我很高兴能从这片狂躁之中解脱出来，可心里又想留下。矛盾吗？没错，但这种矛盾让我安之若素，甚至沉醉其中。
【注释】
[1]印度宗教导师。
[2]也称“小世界理论”，是一个数学领域的猜想，认为每个人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