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站　英国　幸福是一项努力之中的工作

两三年前，在英国一个阴郁的小镇——斯劳镇，开展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实验。与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实验一样，这次实验同样是一次电视运作一英国广播电视台找来六名“幸福专家”，让他们在斯劳镇四下活动，以使小镇能够“改善心理气氛”。

“改善心理气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立刻来了兴趣。原来我一直都忽略了幸福方程式的一个重要元素：改变。我在全世界乱跑乱窜，四处寻找世上最幸福的地方，甚至还为此探访了最不幸福的地方。但我却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这些地方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或是幸福，或是不幸，非此即彼。可不曾想，人会变，地方自然也会变。也许这改变并不明显，也不常有，但总归还是在变化。如今，不知是谁冒出这么个颇有挑战的想法，要从不幸的地方下手，让它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至少也要让它比以前幸福一些。这可能吗？

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时，我还是一副睡眼蒙眬的样子，但一想到英美人民的“特殊友谊”——此话出自温斯顿·丘吉尔之口，精神顿时一振，睡意全消。我一直都很喜欢“特殊友谊”这个词，在国际上那些冷冰冰的外交辞令中，这一亲昵温暖的表述可谓独树一帜。我立刻感到自己也变得特殊起来，于是大摇大摆晃到移民署官员面前——我们是朋友嘛，就连他那身制服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英国移民署官员的制服并不像警服或军服那么死板，而是亮色夹克上衣，让人感觉身处一个鸡尾酒化装舞会，而他们则是舞会的主人。

我把护照递给夹克衫官员，做好了速战速决的准备。

“你来英国的目的？”

“为我的书进行一些研究。”

“讲什么的书？”

“幸福。”

之前一直低头检查护照的官员，一听见这两个字，猛地抬起了头，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这可不像是友好的眼神。

“幸福？”

“是的，先生。”

“英国的幸福？”

“呃，是的。”

显然，这个故事很是可疑。它太像一个借口，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编造出来只为掩盖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一个个问题连珠炮一般向我发难：我将在英国停留多久？我将和谁一起住？这个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我是不是恐怖分子？——好吧，其实他没有说出最后那个问题，不过这样问来问去，大多离不开这层意思。盘问持续到第二十分钟时，我开始担心他会随时操起家伙将我解剖了，可他却“呼”的一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印章，不过却是一脸的不情不愿。

英国旅行作家E.V.卢卡斯说过：“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对幸福的怀疑。”一个英国人也曾学着美国人的口气和我说：“我们不相信幸福。”从不。在德国人的炸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这片国土的时候，英国人紧抿的嘴唇也许是沉着冷静的表现。但嘴唇一旦抿起，也就笑不出来了。

在英国，快乐的人屈指可数，而且一旦表现出快乐，还会引人怀疑。如果你是一名洁身自好的英国人，一直遵纪守法，却陷入了莫名的喜悦之中——不要恐慌，保持冷静，谨记英国幽默大师杰罗姆·K.杰罗姆的忠告：“不要声张（你的快乐），和其他人一样嘟囔抱怨吧。”对于英国人而言，幸福是大西洋彼岸的舶来品——这“大西洋彼岸”自然是指美国人，而“美国人”自然是指那些淌着口水说着傻话的幼稚家伙。整个一泡在蜜罐里的国家。

走出机场大厅时，伦敦的天空一片阴霾。我招了辆出租车，去见朋友罗布和他的妻子南希。你一定还记得罗布，就是那个深深迷恋着免费续杯、一心想成为美国人的家伙。他现在又回到了伦敦，在自己的国家当起了“驻外”记者。这就对了，再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这个既是英国人，又不算英国人的小伙子，凭着他的特殊身份，一定能为我这名美国听众好好讲解一番英国的点滴。这两种语言都是罗布的拿手好戏。

罗布的家舒适温馨，还透着一股陈旧的韵味——英国人最善于将岁月经营出味道。南希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英国式教育——彬彬有礼，会烤面包，把晚餐的盘子放进烤炉里加热。不过，她和自己的丈夫一样，并不怎么喜欢这英式的躯壳，所以夫妻俩一逮着机会就往美国跑。

一个美国人和两个英国人聚在一起喝酒，难免不聊聊英美人民见面时必谈的话题——那些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差异。那些被相同的语言所掩盖，无法一眼识别的差异。

南希说：“在美国，人们一聊起来就恨不得掏心掏肺，简直无话不说。我每每有冲动想脱口而出：‘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才认识。我和你不熟，别老和我说你的子宫切除手术。’”

当然，这些话南希从来不曾真的说出口。她明白，这么做实在太过无礼——英国人总是竭尽全力避免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冒犯任何人。南希觉得，英国人的这种谨小慎微和美国人的滔滔不绝一样讨厌。

她说：“英国人有时未免太过谨慎。有一次我在泰特美术馆门前排队买票，想和边上的人聊聊。你知道，就是随便聊聊，比如说‘这队伍真长，不是吗’，可是人们都不吭声，只是盯着我看，就好像我是个疯子。英国人总是担心打扰到别人。就算有熟人去世，也不会致电慰问他的亲属，生怕打扰到对方。英国人不喜欢高声谈笑，表现得太像美国人。”

在英国，最坏的评价无疑是“太像美国人”，最差的处境莫过于变成美国人。“美国人”成了热心过头、不够乖巧、哈巴儿狗一样撒欢乱叫的代名词。美国人买励志书的那股热乎劲，就好像没了它们便活不下去。英国人对此很是不屑，在他们看来，这是孱弱的标志。一个英国人自嘲道，就算他的同胞要看励志书，也只看那些把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书。

对英国人而言，生活就是混日子，并没有幸不幸福一说。这点很像古阿芝台克人。阿芝台克每当有婴儿降生，祭司会祈祷说：“你出生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你只能受苦，并默默忍受。”但这隐忍之中，却闪现着一种高贵的光芒。诚然，阿芝台克文明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灭绝，现今残存的几处废址，还整日被晒得黝黑的美国游客在脚下踩来踩去。不过没关系，至少阿芝台克人还保持了一点起码的体面，没有哀叹自己的衰亡。一个衰亡的文明能有如此精神，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聊得正欢，罗布突然插话进来，一心要为同胞们辩护。只听他煞有介事地说，英国人拥有一种“潜在的幸福”。它就藏在他们的肚肠里，只是你看不到，摸不着，听不见，更无法用任何人类已知的方式探测到，但是——罗布口口声声说——它确确实实就在那儿。

就在托马斯·杰斐逊把“追求幸福”写进《独立宣言》的同一年，闷闷不乐的年轻律师（律师快乐得起来么）杰里米·边沁正在伦敦埋头苦算他的“幸福计算法”，苦写他那关于“最多数群体的最大幸福”的论文。

与美国人那同心协力的乐观精神不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即是以实用为宗旨，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情感因素。不过大家都是冲着同一个目标：建立一个幸福国度——不管这幸福是隐藏心底，还是张扬在外。

我决定去拜访边沁。他现居伦敦大学学院。这所学院的教学楼古朴肃穆，颇有教堂的气势，边沁就藏身其中。但是，会是这些建筑之中的哪一栋呢？

那边有一个咨询台，于是我便朝那边坐着的金发姑娘走去。

“您有什么事吗？”

“是的，我想见杰里米·边沁。”

“你有他的分机号吗？”

“噢，你搞错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我怕是帮不了您这个忙了，先生。”金发姑娘的双眼立刻瞪得又圆又大，显然心里正在盘算这个人是个无害的疯子还是个危险的疯子。

“不对！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边沁两百年前就去世了，可他现在还在这所学校里啊！”

危险的疯子。她正要叫警卫，一个研究生从天而降，解救了我。

“你是在找自体圣像吧。”他说。

“什么？”

“自体圣像”，看来这位已故哲人有了个与时俱进的名字。研究生指了指大楼中的一栋，于是我便在那里找到了他。老爷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坐着，精神看上去不错。

边沁坐在一张木头椅子上——当年他正是坐着这把椅子挥就他的幸福学论文，他身着黑色背心和西装外套，戴一顶柳条帽，与他一八三二年去世时的打扮并无二致。衣服之下，是边沁本人的骨架，这是他本人的要求。

边沁喜欢和人们开一些善意的哲学玩笑，就连死亡也剥夺不了他的这一权利。边沁甚至在遗嘱中做了这样的指示：“如果我的私交和弟子们进行集会……我身为幸福学伟大体系的创始人……一定要莅临会场。”于是，时至今日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在伦敦大学的每一次大型会议上，边沁会被轮椅推进会议室，而他的名字则列在“出席但不投票”的与会者名单里。

对于边沁而言，幸福是一个数学题。他花了数年时间，不断完善自创的“幸福计算法”——这绝对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组合，我就从来不会把幸福和算术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联系到一起。

“幸福计算法”虽然听上去颇为深奥，实际却是道极为简单的数学题——将你生活中获得的快乐相加，再减去不快乐，所得结果即是你的幸福指数。边沁相信，这个计算法同样适用于国家。政府所做的每一个举动，通过的每一项法律，都可以通过这个“最大幸福”的棱镜折射出来。例如，边沁认为，给一个穷人十美元比给富人更有价值，因为穷人从中获得的愉悦更多。

边沁的理论很有意思，却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说，边沁没有从质量上对快乐进行甄别。在他看来，普通人扶一个小老太婆过马路所获得的愉悦，与虐待狂把这个小老太婆打个半死而获得的愉悦是一码事。在边沁眼中，愉悦就是愉悦。

这里面还有一个陷阱——功利主义只关心如何让最多数群体得到幸福。也即是说，它所关注的只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对余下一小部分不幸之人却是不闻不问。要是有幸身处幸福的大集体之中，倒也无所谓，但如果恰巧是那不幸的小群体中的一员，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直到今天，边沁主义还在英国广为盛行。人们并不介意政府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干涉。比如说，英国人就很乐意向BBC付上一笔自家电视的使用费。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最近开始向高峰时期开车进入伦敦中心地带的司机征收一笔“堵车费”。这是功利主义的经典表现。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那些司机们，幸福感下降，只为让更多数量的伦敦人幸福感上升，哪怕只上升一点点也好。如今纽约也开始引进这一理念，但美国人却闹得甚凶。诚然，美国人还是不如英国人功利。

这些天，英国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幸福。“我们不应只考虑如何把钱放进大家口袋里，而是该多想想如何把快乐放进大家心里。”说出此番言论的人，并非满脑美国思想的疯子，也不是极“左”思想的政客，却是热切觊觎首相宝座的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

说到英国首相，自然不能不提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布莱尔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乐观、最快乐的领导人，要说起他的乐观，简直与美国人有得一拼。首先，布莱尔爱笑，不像他的前任们，总是傲慢地板着脸。布莱尔对新兴的幸福学很感兴趣，并萌发了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想法。二○○二年，政府战略制定小组还召开了一次“生活满意度”研讨会，有人甚至称其为幸福司。

小组发表了一篇分析性论文，列出了几条关于政府如何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建议——请注意，只是建议而已。这些建议包括：建立幸福指数系统——这与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学校开设课程，传授“幸福技巧”；倡导“轻松愉快的工作/生活平衡”；以及向富人征收更高税款。

不难想象，最后一条建议引来了最多的关注。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是最早提出高税收能带来幸福的人。莱亚德认为，富人会激起他人的嫉妒之心，并因此排放出“社会污染”。因此他建议，国家既然向制造污染的工业征税，也应该让这些制造嫉妒的富人交钱。这一提议自然激起一片反对之声。某报登出头条，高喊“小心幸福部队”。还有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凭什么要因为他人的嫉妒之心而惩罚这些无辜的富人。

自由主义者们更是要失了理智：这些官僚连道路上的坑洞都填平不了，又怎么给我们幸福？况且，决定幸福的主要因素，如友谊、性爱以及信任，大多都无法为政府所掌控。

我理解人们的忧心，也不鼓励政府成立什么幸福司。不过别忘了，政府早已涉足幸福事业。每当政府向已婚夫妇提供税收优惠，督促人们系好安全带，或是致力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时，也即在人们的幸福之中插了一脚。何况，政府的职责不正是为了让人民更加幸福吗？

BBC选择斯劳镇进行此次实验并非偶然。位于伦敦市郊的斯劳镇在希思罗机场的飞行路线之上，且常被英国人挂在嘴边当作笑柄。小镇的名字就有不好的意思：“斯劳”的字面意思是泥巴地；蛇到了季节便会“斯劳”，即“蜕皮”；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提到的“绝望的斯劳”，即“绝望的深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位约翰·皮得曼还写了首打油小诗来讽刺斯劳：

炸弹快来炸斯劳！

这里环境真糟糕，

牛羊饿得嗷嗷叫，

死神也来凑热闹。

此诗一出，皮得曼即被千夫所指。直到今天，斯劳镇的人们仍然怨恨着这首诗。而在英剧《办公室》将拍摄地定在斯劳之后，这个绝望的小镇更是声名远扬。人们都看好这六位专家，认定他们能让斯劳镇幸福起来。他们可以让任何地方幸福起来。我没赶上这部剧在伦敦的播出，于是买来DVD碟片，坐在罗布的客厅里看起了《让斯劳幸福》。

一开始，屏幕中出现了空中俯拍的小镇全景，旁白的声音低沉地响起：“一个饱受诟病的波克夏小镇，斯劳。”

接下来，六位幸福专家一一亮相。他们之中有男有女，个个兴奋异常，哇哇乱叫。旁白用上帝般的语气介绍了这项实验的内容：这六名幸福专家将在斯劳挑选五十名志愿者，接受为期十二周的“幸福训练”。之后，这些志愿者便能将“幸福病毒”播撒到全镇，从而改变斯劳镇的“心理气氛”。大致就是这样。

听上去很有意思嘛。我倒了杯酒，往椅子上一靠。第一项任务是测量志愿者们的“幸福体温”。结果大大出人所料：斯劳人的幸福水平与他们的同胞相差无几，近乎于平均水平——虽说比得意洋洋的瑞士人和丹麦人低了不少，但却远远高于闷闷不乐的摩尔多瓦人。

既然是要传播幸福，也就无人费心顾忌什么形象尺度问题，甚至无需担心自己太像“美国人”。只见这些斯劳人握手、抱人、抱大树，随着音乐浑身抖，打太极，练瑜珈，捧着肚子拼命笑，盐池里面游潜泳，超市过道跳劲舞。

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啪的一声摁下了暂停键。看这些英国人疯癫的样子，无异于看大象交配——你知道世上有这种事，也知道它必定会发生，但每每看到，只觉得闹心，而且难看，于是你禁不住想：我真的有必要看这种东西吗？

深吸一口气，我又把手伸向了遥控器。嘀嗒一摁。“斯劳五十人”人手一本幸福宣言。其中，有十条以上的内容只是日常小事：给朋友打电话，记录幸福时刻，把看电视的时间缩短一半——这点我现在非常赞同。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宣言本身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一部分，于是说服力大减。

其中有一集，“斯劳五十人”中的几人跳上一辆大巴，去拜访一个彩票中彩者。这个人告诉他们，她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幸福——哇，好吃惊！——只能说比以前过得更好了。她的哥哥最近过世了，她说，她愿意拿出全部的彩金换回哥哥的命。

下一集。一名幸福专家——龅牙心理学家理查德·史蒂文斯正在用吸尘器除尘。在激昂的背景音乐映衬下，他目露疯狂之色。史蒂文斯对“斯劳五十人”中的一个说：“吸尘的时候也能心怀关爱。”斯劳人听得一愣一愣的。之后有位八十三岁高龄的雷克斯·巴洛站出来说，他这辈子还有“很多事”要做。我想他说的应该不是吸尘，不过，也说不准。

有些实验还有点意思。有一个实验叫做“坟墓疗法”（死亡又一次出现在一本关于幸福的书中）。史蒂文斯组织大家参观当地的公墓，为的是教会大家这么一个道理：“我们都会死，但我们现在还活着。”结果，有人感到振奋，有人吓得不行，还有个女人哭得满脸是泪。

最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两周期限已到，快来看看“斯劳五十人”有没有一跃成为幸福天使，看看这个饱受诟病的波克夏小镇是否已换上一派崭新气象。首先怎么少得了戏剧因素——来些拥抱，来些眼泪，再来些煽情的音乐。接下来，史蒂文斯架上眼镜，开始校验数据。其他几名幸福专家则是侧手侍立，一脸期待。史蒂文斯发话了：请把信封拿上来，结果是……大获成功！“斯劳五十人”的幸福指数提升了百分之三十三之多。史蒂文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的幸福指数居然一跃超过了丹麦瑞士。如果斯劳是一个国家，不就是我正在找寻的世上最幸福的国家么。香槟伺候，大家举杯祝词：“为世界幸福干杯。”听听，听听。酒杯叮当，今宵难忘。

至此《让斯劳幸福》全剧便告一段落。可谁都知道，电视和现实之间是一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关系。我禁不住怀疑这些幸福学家是果真改变了斯劳的“心理气氛”，还是仅仅耍弄了一番小镇的五十个居民？

我打电话给理查德·史蒂文斯，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位幸福专家在电话中的口气却不怎么好，粗声粗气，哪里像是电视里那个雀跃地吸灰尘、抱大树的幸福家伙。我猜他今天过得不怎么顺心。原来幸福专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过，他还是答应了见我。

史蒂文斯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皮肤黝黑，不知道是不是晒出来的——英国人很难得晒黑。不管他们怎么晒，就是黑不了，除非用上些技术手段一比如说常去“美黑沙龙”，或是常坐飞机。史蒂文斯是后者，他刚刚从印度海滩度假回来。我暗想，怪不得他在电话里那么冲。史蒂文斯的公寓整洁明亮，通风良好。房间的一角有一台钢琴，钢琴上面放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女人和年轻时的比尔·克林顿的合影。

史蒂文斯和我讲述他如何从佛教、进化心理学、新积极心理运动、南美舞蹈等一系列事物之中琢磨出这套“幸福疗法”。在他们这些幸福专家面前横着重重困难。首先，斯劳镇议会就不肯合作。其实也不能怪他们——斯劳人过去受尽嘲笑，如今便学会了不再妥协，哪怕对方是BBC。

史蒂文斯说，有一些实验明显较受欢迎，有些则不尽如人意。心情舞蹈太随性，英国人实在接受不了。欢笑瑜珈则收效甚微。此举本意是把人们聚在一起，听着笑话和幽默尽情欢笑，用笑声感染心情。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欢笑俱乐部居然源自印度。我曾在孟买体验过一次。早晨大家在公园集合，围成一圈，在心脏病专家买丹·卡塔瑞尔的指引下开始大笑。注意，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单纯的大笑。别说还真有效，我当时就笑得直不起腰。现在想起来，仍会禁不住捧腹大笑——真是太可笑了。不过英国人却笑不出。他们还是改不了在欢笑这道主菜之前先上些幽默开开胃的习惯。

我问史蒂文斯，如果时间足够，且方法到位，有没有可能真的改变一个地方的心理气氛。他半晌没有做声，显然也意识到，幸福水平很少会发生太大的波动。

最后他说：“我想是可能的。有很多方法都值得一试——比如说和学校合作，或是树立人们的集体意识。”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只不过做不出好看的节目而已。

史蒂文斯还一个劲建议我亲自去斯劳镇看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去一趟摩尔多瓦就让我郁闷了好几个星期。这次要是再去斯劳，怕是又要朝着不幸的深渊滑下几丈了。

为了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我专门拜访了蒂姆·利波恩，一位“哲学咨客”。蒂姆善于用古代的思想来帮助人们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处不好人际关系？遇上变态老板？来找蒂姆吧。蒂姆畅游于哲学的汪洋之中，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对话一一狂性大发之时，也会和尼采聊聊。

蒂姆听闻我满世界寻访幸福之地的壮举，于是抱着和希思罗机场那移民署官员一样的疑虑，也想打听打听我来英国做什么。我们把见面地方选在英国最快乐的去处之一——酒吧。这间名为包迪西亚女王的酒吧里烟雾缭绕，熙熙攘攘，感觉挺暖和。我们四下张望，终于找到一个无人的沙发坐下，点上了两品脱啤酒。

蒂姆的几个客户全是外国人。英国人不相信治疗，无论是心理治疗还是其他什么治疗，他们统统不信。正如他们不看励志书一样——软骨头才爱这么做。蒂姆给我讲了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有一次，他去当地图书馆找一本名叫《坐而论变》的美国励志书，但找到的最相似的书却是《坐而论食》，说的是英国的礼节。“这倒是能够说明问题。”蒂姆说着，凄凉地盯着手中的啤酒。

在英国当理疗师是悲哀的。蒂姆的朋友没人说得清他是做什么的，陌生人一听“理疗师”三字，便惊恐地退避三尺，就好像听见他说自己是恋童癖，或是美国人。

一方面，我能够理解他们的疑虑——我就和理疗师打过不少交道，钱花了不少，心情却不见得好了几分。另一方面，英国人的保守也让我浑身不舒服。每每听见英国人说“祝你愉快”，我只隐隐感到他们根本是在口是心非，至少不是真心的祝愿。也许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涌动着英国人婉约的热情与内敛的友好。但就算如此，也委实隐藏得太深，太深。

我很为英国人惋惜。他们无法领略励志产业所带来的好处。我们能为这些忧伤的灵魂做些什么吗？也许制定一个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我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满载着狄巴克·乔布拉和韦恩·戴尔所著的励志书籍与CD的飞机在英国乡村的上空盘旋，扔下一个个小小的包裹——当然，包裹上还系着起减速作用的小小降落伞，因为要是被狄巴克·乔布拉的书当头砸晕，那就再讽刺不过了。地铁里的广播大声念着玛丽安·威廉逊的小说。没错，一次新的闪电战，只不过这次的炸弹并没有恶意，而弹药则是伟大的自强精神。

蒂姆还在教授一门关于积极心理学的课程，他对这门学科笃信不疑。蒂姆告诉我，有时人们宁愿选择痛苦，其实也无可厚非。弗洛伊德死于癌症时，去世的地点离这家酒吧不远。弗洛伊德拒绝使用吗啡，为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继续工作。如果你相信愉悦或者毫无痛楚是人类最高的理想，那么弗洛伊德的选择便毫无意义可言。然而蒂姆却认为，幸福并不只是连续不断的愉悦体验—一在他看来，这也是积极心理学理论的不足之处。

蒂姆认为积极心理学对于乐观的过度强调让人费解。虽说乐观是好事，但也不是没有例外。蒂姆举了个例子：你正乘飞机旅行，突然一个发动机着了火。这时你会希望驾驶飞机的是一个乐观的飞行员吗？或许吧，但你真正想要的——蒂姆说——却是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他那多年飞行经验中汲取的智慧足以带你脱险。

“积极心理学倡导乐观向上，但欢笑和逗趣有时也不合时宜。有人不想要快乐，这当然可以。他们要的是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并不总是等同于快乐生活。”

我没法不同意他的观点。蒂姆将美国人的乐观与英国人的审慎合二为一，我想，他一定是个不错的心理理疗师。

斯劳镇位于希思罗机场以西几公里，紧挨着M25高速公路。尴尬的地理位置使小镇斯劳成为了一个边缘地带，不属于伦敦，却又没有完全脱离出去，就好像两口子闹离婚，自然快乐不起来。

我沿着斯劳的主干道闲逛，悠然自得。这是条步行街，而我对步行街一直颇有好感——拥挤的交通从来不会与幸福相提并论，无论是对于司机，还是对于行人。道路两旁有卖鱼和炸薯条的店子，有咖喱餐厅，还混杂着好几间典当行和彩票销售点。这些店铺大多灰蒙蒙一片，从深灰到浅灰，应有尽有。路人也个个灰头土脸，歪歪倒倒。我脑中突然蹦出一词：闭塞。没错，是这个感觉。斯劳镇就是个闭塞的地儿。

英国人把那些吊儿郎当的小混混称为“悠布”。斯劳也有不少“悠布”。人们一直警告我要小心这些人，我却把这警告当耳边风。在我看来，“悠布”听上去更像我给我两岁小女儿买的布绒玩具，却不像在指某些威胁社会安定的家伙。

我拿起一份当地小报《斯劳观察家报》，浏览起了新闻。有一则报道题为抵制“超市偷袭”，乍一看还以为说的是哪个变态狂在冷冻食品区偷瞄女人，仔细一读才知道，其实是指责近年来超市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害得零售小店纷纷倒闭的行径。另一则讲的是两家出租车公司之间的旧怨新仇——两个竞争对手如今正为争夺火车站接客权唇枪舌剑，大打出手。还有一则提出了为新移民开设语言课程的设想，并讨论了谁该为这些课程埋单的问题。

和英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斯劳镇也拥有多元文化体系。一方面，这是好事。移民们往清淡的英国菜里撒上了花椒大料，将英国人的寡然无味变得趣味盎然。另一方面，移民的流入也带来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便是恐怖主义者。政治正确性和幸福研究在这里分道扬镳。虽然多样性被广而推崇，却并不是幸福的必要元素，君不见，世上最为幸福的国家大多是单一民族国家，如冰岛。

我的首要目标便是打入斯劳镇内部，层层剥开斯劳人阴郁的外壳，看看他们心里究竟藏着什么。为此，我决心使出看家本领。记者天生就该是巧言令色的引诱者——不是引诱美女共度春宵（尽管男人天性如此），而是诱导对方呈上我们想要的一切：声音、话语以及任何信息。与所有成功的花花公子一样，我们巧舌如簧，只为将猎物手到擒来。

作为一名广播记者，麦克风是我工作的利器。全世界患了话筒恐惧症的人的数量之多，说出来都没人相信。日本人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有一次，我在东京的一家百货商店拿出了麦克风，结果路人纷纷露出惊恐神色，避之唯恐不及，就好像我掏出的是一把半自动手枪，或是我把裤子脱了。

在阿拉伯国家，要先殷勤地喝下对方端上的一杯又一杯茶，才能进入实质性问题。在印度，几句动听的奉承话便能把人们的话匣子打开。而在美国，话筒恐惧症却甚是罕见，预热的前戏反而多余。如果真有什么问题，也在于如何让说话的人闭嘴。

可这次要对付英国人，我却没了主意。一开始，我考虑过直接切入主题一“你好，我是美国人埃里克，你幸福吗？”——拉倒吧，这么说只会得到三个字——“你走开”。

成熟老练如我，眉头一皱，自然计上心来。我决定去理发店碰运气——这和采访出租车司机一样，是新闻界历史悠久的传统。不过这次我可不想卷入斯劳镇出租车司机们的恩恩怨怨之中。

沙宾奴理发店看上去很有地方特色——一个字，旧，还散发着一点霉味。我扮做前来理发的普通顾客，计划堪称完美无瑕，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我没有头发。不过这难不倒我，我的锦囊里还有一条妙计——幽默。

“你们为毛囊稀少的顾客提供优惠吗？”

“没有优惠，不过我们只收一定的服务费用。”

答得妙，老伙计。英国人的幽默最多也只能到这分上了。说这话的是托尼，一个机灵的小伙子。他的头发乌黑浓密，胆子和一台小冰箱一样大。托尼一辈子都住在斯劳镇。他认为斯劳是个好地方，工作遍地都是，要是不想工作了，还有救济金养着。当我说起那首关于“炸弹”的打油诗时，托尼便立刻为家乡辩护起来。他说，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何况诗人的一个女儿已经代表诗人道了歉。这事早就结束了。

“那你说，斯劳到底有什么好的？”当托尼在我头上搜寻疑似头发的物体时，我问道。

“多呢。我们处于中心地带，交通非常便利。去伦敦或是瑞丁只要二十分钟，温莎城堡也离得不远。”

我寸草不生的脑袋里顿时警铃大作。当介绍一个城市的优点时，如果只说它离某些地方很近，交通很便利云云，那可不是什么好迹象。不信，就去问问新泽西人。我们小聊了一会儿，待到托尼准备动手给我理发之时，我便起身告辞。

我向大门走去的时候，托尼推荐我参观斯劳博物馆。“你一定要花上足够的时间——至少二十分钟。可别错过了好东西。”也不知道托尼是不是在说反话，不过我也懒得去深究。

斯劳博物馆像个弃妇一样，孤零零地立在主干道的一头。我走进馆内，花几个小钱买了张门票，便在展品之间闲逛了起来。通过这些展览，我得知了不少关于斯劳的宝贵知识。譬如说，早在十七世纪，斯劳便是伦敦与巴斯之间一个人来人往的车马驿站。换言之，斯劳那时就已经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小镇。我还得知，斯劳的农民们“有充足的马粪供应，田地肥沃”。很好。看看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斯劳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遍地粪肥的“方便”之地。

另一个展厅展出了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一辆辆军用卡车排成一条望不到尽头的直线，下面的标签上写着：“一战期间，斯劳成为军用车辆的维修点，人们称它为‘垃圾站’。”

我不得不承认，斯劳的确有一个优点：始终如一。等等，还没完呢。一个玻璃展柜中，整齐地摆放着斯劳的特产：袜子、火花、艾尔维克空气清新剂（用以掩盖马粪的气味）、指甲油、火星巧克力棒。据说雷达也是在斯劳发明的。我心想，这可太讽刺了，斯劳显然很难被雷达搜索到。

二十分钟到了。我现在只想喝上一杯——当然，还是为了研究。要了解一个英国的小镇，就一定要去当地的酒吧坐坐。这可不是我说的，而是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的观点。她花了好几年时间，像考察新几内亚巴布亚岛的史前部落一样观察同城居民的行为，然后写了一本名为《观察英国人》的书。书中论述了人们对于当地饮酒习俗的重视：“若不肯多花些时间去英国的酒吧坐坐，就别想了解英国人。”

在酒吧里，英国人便会抛开他们的羞涩。酒吧诞生的初衷便是给人们提供交流的场所——英文单词“酒吧”即是单词“公共房间”的缩写。因此，英国的酒吧不设招待，顾客们必须亲自去吧台点单。这样便免不了遇上其他同样前来点单的顾客，于是也就有了对话——生硬、委婉、结结巴巴的英国式对话，不过好歹也还算是对话。

英国人把他们苛刻的礼节也带到了酒吧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的这条：不要太快进行自我介绍。福克斯说，这样会被看成是“讨厌的美国人”。我记下了这点，也记住了这么个事实：在英国，“美国人”常常出现在“讨厌”之后。

在英国小镇找酒吧，并不比在阿拉巴马州找教堂困难。斯劳镇为我提供了不少选择。我喜欢“赫歇耳之手”的装潢——这间酒吧以斯劳最著名的子孙，英王乔治三世的私人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的名字命名。

虽然这间酒吧有着极深的英国渊源，当家的却是聪明的爱尔兰人汤姆。酒吧里随处装饰着小古董。一块古旧的招牌上写着“鲍德温神经药片”，据说能治“神经质、暴躁易怒、恐惧和不安”。还有一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式收音机，上面也挂着个牌子：“不要醉倒，不要停杯。”

我倚在吧台上，手里握了一张五英镑钞票。这也是听从福克斯的建议，她说“手里拿着钞票或是空酒杯，酒保便不会冷落了你”。其实真没这个必要，因为酒吧里除我以外就没别人了。

我来得的确早了点，啤酒端上来时还不是很凉，不过也能喝。我沉浸在酒吧张扬的旧式氛围之中。从窗外望去，对门是一家伊斯兰书店，书店门口挂着一块色彩斑斓的醒目招牌：“安拉赋予你光芒，赋予你真义。”真是一片和谐的景象。我喝了一口温热的啤酒，心里默默祝福新大不列颠帝国。老天助之。

我来酒吧的初衷是为找个真正的斯劳人聊上几句。不想事到临头，我却紧张起来。凯特·福克斯说：“每个酒吧都有自己的隐语、诨号、切口、手势。”我这初来乍到的生人又怎么分辨得了？

就在我心里渐渐不安之时，一个容貌清癯的七旬老者走进酒吧。他身穿一件精工剪裁的西装上衣，口袋里露出一角叠得齐整的手帕，派头十足。

“今天天气甚是糟糕。”

“没错，”我说，“甚是糟糕。”

后面这半句从我这名美国人口中说出未免有些怪异，不过对方并未就此发表评论。也许是没有察觉，也许只是出于礼貌。

老者往我这边靠了靠，说：“你知道吗，这间酒吧是以威廉·赫歇耳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个天文学家。”

“知道，我听说了。”

“你知道他发现了九大行星中的一个吗？”

“真的吗？这我倒没听过。哪一个？”

“天王星。”^[1]

接下来是一段尴尬的沉默。我极力忍住笑意，喝了一口酒，又把新一轮的大笑冲动压了下去。最后，他的一句话救了我。

“我懂。这名字不错，不是吗？”

话音刚落，我们俩同时大笑起来。

坚冰就这样融化了。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询问起斯劳镇的点滴，并尽力避免刺激他敏感的神经。

“我想你一定清楚斯劳在外的——呃，名声吧。”

“活该。这个鬼地方。狗屁不如。”

让什么敏感神经见鬼去吧。老头也听说了《让斯劳幸福》，他压根不信电视炒作，并引经据典，运用粪便学原理对此作出了精辟评论——这次并没有用上费解的英式肢体语言。

“你看，对这个屎都不如的垃圾地方，做什么都是白搭，不是吗？”真是妙语惊人。寥寥数语，便将整个幸福实验和积极心理学的大部分理论全部无情否定。我一时语塞，于是又换了个安全话题。

“这酒吧不错，你觉得呢？”

“噢，过去还行。现在这样子实在有点过了。你知道吗，他们居然还卖起了吃的，酒吧倒成了餐馆了。”他说完最后一句话时，露出一副卫道士的厌恶神色，就好像这间酒吧把海洛因和啤酒搁一块儿卖，而不只是卖洋葱圈而已。

我们边聊边喝。我又叫了一打啤酒，这一举动获得了他的好感，他于是立即与我熟络起来——看来凯特·福克斯说得没错。我们的谈话渐入佳境，于是大家互相介绍了自己。他名叫杰弗里——这一信息实在难能可贵。在英国，要想知道别人的名字可不是一件易事，就算中央情报局出马也不过如此。此刻，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酒过三巡，我们言谈甚欢——不过谈话的内容事后大都忘得一干二净。杰弗里一直都板着身子，上身微微前倾，与大腿呈四十五度角，颇有军人的仪态。他笑起来很有分寸，是标准的英国式微笑。

即便是在酒吧的微醺氛围之中，英国人仍然吝于袒露更多的内心世界。个人信息要经过一番精心挑选之后，才能摆上台面。就如同供应顶级巧克力或是上等好酒，量少才显珍贵，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应该懂这个道理。因此，英国人一旦开口透露内心创伤，才真正算得上难能可贵，比美国人的“交心”更有价值。来英国之后，我才头一回把寡言当成美德来欣赏。

杰弗里的内心逐渐在我眼前展开。他和我说，他喜欢温暖胜过寒冷，因此“全球变暖是好事”。他和我说，下周他就要去埃及的海滩享受生活，“就算地球爆炸了也不关他事”，因为他活得很好。他和我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三年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他深深思念着她。

我怀疑，这便是杰弗里留在斯劳的原因，不过，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感情如此脆弱。死亡和地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时候，当巨大的灾难——如丧子之痛，袭来之时，我们会立即产生逃离的想法，就好像只要改变身处的环境，便能减轻那铺天盖地压来的巨大痛苦。而有的时候，我们却强迫自己留下。离去就是背叛，留下，也留住了回忆。我想，杰弗里便是后者。他不爱斯劳，但他爱他的妻子，在这里——一个饱受诟病的波克夏小镇——深深地爱着她。所以，他选择留下。

杰弗里告诉我，他当然想过离开，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双腿。“也就是说，你最终还是会回来，因为这是你生活过的土地。”这最后一句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深度，不过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第二天早晨，在我跌跌撞撞回到宾馆，倒在床上一通狠睡之后，才悟出这层深意。“你会回家，因为这是你生活过的土地。”杰弗里用他那英国人特有的，平淡直白的方式，道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真理：家是心的所在。

我睁开眼睛，看见一片新雪。美丽的雪花将大树团团裹住，也为大地铺上了一层洁白的地毯。不过，下雪对于伦敦显然是稀罕事，这寥寥几英寸的白面儿居然成了全国性的紧急事件。在英国南部各省，此次“大雪事件”——一家当地媒体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出了这个词——让人们紧紧抿起了嘴唇。此情此景，会让人误以为德国人又把伦敦给炸了。一时间，学校停课，飞机停飞，不过播音员气喘吁吁地保证，英国人下定决心要继续过着正常生活，否则，便是白雪的胜利，而这是英国人万万不能容忍的。

于是，我也下定决心，绝不屈服于这松软洁白的雪花，按期进行和希瑟·怀特的约会。希瑟是“斯劳五十人”之一，我想知道那次电视实验有没有让她获得永久的快乐。希瑟住在浓毛小牛路——听见她在电话里说出这个地名的时候，我会心地笑了。浓毛小牛路？简直像是从神话里蹦出来的地方。

不过在我看来，这浓毛小牛路和英国的普通道路并没什么两样。路上没有小牛，无论毛多毛少，一头也没有，只有大量逆行的小车。我来到希瑟家门前摁响了门铃。在来之前，我翻了不少书，学习了一通当地人的问候习惯。塞缪尔·约翰逊两百多年前说过的话今天看来仍然适用：“两个英国人碰面，第一句话必提天气。”虽然这些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却叫人安心、舒服。匈牙利幽默大师乔治·米克斯则警告说：“谈及天气时，切记不要反驳他人观点。”好的，没问题。幸运如我，恰逢大雪降临，一定有足够的谈资。

“这天气真糟。”我对出门迎我的希瑟说。

“啊，不会吧？我不觉得很糟呀。”

我顿时语塞。她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希瑟穿了件羊毛背心，戴着黑框眼镜。八十高龄的她仍然脑筋灵活，思维敏捷，而且还自认为不超过三十五。希瑟来自一个光荣的英国军人家庭。她的父亲是曾与温斯顿·丘吉尔在印度并肩作战的指挥官。希瑟十三岁那年恰逢二战，她骑车为英军送情报时被榴霰弹击伤，并因此获得了一枚奖章。

希瑟请我进屋，一边发出嘘声赶开丽萃——她养的公牛犬。客厅到处挂着公牛犬的画，还堆了不少书：一本印度烹饪书，一本简·奥斯汀的自传，一本《可兰经》的英文版。希瑟·怀特总能给人惊喜。

希瑟大半辈子都在斯劳度过。她和杰弗里一样，也对这个小镇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以英国人惯有的保守方式向我道出了这份感情。

“斯劳这个破地方简直烂透了，我恨死它了。”

希瑟不喜欢斯劳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她不喜欢到处建房，不喜欢拥挤的交通，不喜欢购物中心，不喜欢亚洲人——不过她的邻居，一些很和气的巴基斯坦人，并不在此列。

我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男人照片问她是谁，结果和我猜的一样。那是希瑟几年前刚刚去世的丈夫。希瑟告诉我，她丈夫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深表同情。”我说。

希瑟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傻瓜。原来，她的丈夫是位醉心于研究的科学家。这个男人的聪明才智体现在不少方面，比如他追求希瑟时常用古希腊文写情书，希瑟还得找来朋友帮她翻译。

希瑟·怀特很快乐，不过我怀疑她在幸福专家们来到镇上之前就已经如此了。希瑟是一名护士——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们早就发现护士是最快乐的职业之一。希瑟已过了退休年龄，却还常去医院帮忙。希瑟被人需要。希瑟总是盼着周一早晨的到来。

在《让斯劳幸福》节目组找到她之前，希瑟从未听说过“幸福学”。她之所以答应加入，完全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希瑟觉得这些实验总体上还不错，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没有狗和花园。要知道，这二者可是英国人幸福的重要来源。尤其是狗。“把狗带去医院，病人便能痊愈得更快。这是我的亲眼所见。狗儿是通往幸福之门的钥匙。”

希瑟很喜欢照相。她现在的职责是为斯劳拍摄照片，这些照片将会贴在一面大墙上，在主干道上展出。希瑟一辈子没怎么摸过相机，不过学起来却很快，显然是个天生的摄影师。问题只有一个：斯劳人不爱笑，也不喜欢被拍照。所以希瑟只好把镜头朝下，对着窨井盖一顿猛拍。咔嚓。咔嚓。原来窨井盖也有不少类型。咔嚓。原来每个窨井盖都各不相同，就像雪花一样——就是不如雪花漂亮，还比雪花重上不少。

一个志愿者借给希瑟一本积极心理学的著作。希瑟翻了翻，觉得这本书“美国味太浓”，甜得发腻。希瑟·怀特对待生活如同饮茶一样，不喜加糖。

“你有过挫败感吗，希瑟？”

“噢，当然有过。不过我至多也就抱怨一通，然后想办法挨过去。”

嗯，抱怨一通。这就是英国人。他们一般不抱怨，不哀叹，也不发牢骚。要是这么做了，也就离忘却不远了。

英国太适合我了。这里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牢骚大王，大家没事还可以多多交流。英国还有专门为我们这类人写的书，甚至还以我们为题材，专门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即是现在人气极高的《斗气老顽童》。

我拿起一本《斗气老顽童》的同名小说翻到前言部分。前言的作者叫做亚瑟·史密斯，自然也是同道中人。他开篇第一句便对生活进行了描述：“生活是一群杂种屙出的大便。”再看下文，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想，亚瑟一定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从牢骚中获得了特殊的快感。他形容自己发牢骚时的感受时说：“我抱怨来，抱怨去，劲头越来越足，心里一边哀叹自己的不幸，一边憎恨这该死的世道，于是越发兴奋，一发不可收拾之下，终于达到了高潮。”看看，这才是抱怨的最高境界。快乐的异教徒希勒马所提出的“享受不幸”在英国得到发扬光大——英国人不仅享受不幸，还沉醉其中。

我也一样。鉴于“韦纳”和单词“爱抱怨之人”读音相同，我一直努力做到名副其实。如今，我已经养成不少惹人厌烦的习惯，比如喜欢重重叹气。我在生活中时常不忘叹气，写作时叹气，开车时叹气，甚至开会时也叹气。别人见了，大多以为我叹气是出于无聊，或是表示不满，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叹气是为了释放内心积压的郁郁之气。长叹一声，抱怨一通，都是人体自我修复的机制。不过到了英国这一“抱怨大国”，我却只能甘拜下风。英国的怨夫怨妇们一旦被激起了性子，满腔的怨气能够凝结成一股不可抗拒之力，单单是那旷日持久的本事，便能让见者大惊失色。

但希瑟·怀特和我一样，也只算得上是个“业余选手”。她只是抱怨几句，便能恢复愉快心情。希瑟与我历数身边乐事：她的狗、她的花园、她的朋友。在她的节目播出之后，这些乐事之中又多出了一个名声。钱对希瑟没有吸引力，太多的钱只会让她不知所措。“我见过不少痛苦的富人。能带来快乐的并不是钱，而是人。当然，还有狗儿。”

希瑟提出要开车送我回宾馆。我忙不迭系上安全带，却被她看破内心的不安：“你该不会是担心我的车技吧，嗯？”

“当然不是。”我撒了个谎。

结果我发现，希瑟的车开得相当好，她一边小声哼着歌，一边在白雪皑皑的道路上左转右拐。那一刻我发现，希瑟·怀特是幸福的，只不过幸福得不明显而已。

我和理查德·希尔约在一家中餐馆门口见面。远远看见他时，我便发现他似乎身体抱恙。理查德走得很慢，很小心。尽管才五十出头，却驼着背，脸色也没有血色。走到近处，他那一口东倒西歪的黄牙便清晰可见。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里坐下，理查德叫了一大杯卡布奇诺——那杯子简直有碗那么大，不，比碗还大。我手头没有急救药品，真不该让他喝这么多。

理查德一边往他的卡布奇诺里倒下三包糖，一边说他三十岁那年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当时他在一个离这儿不远的朋友家中看电视，突然疼痛排山倒海般袭来。在那之后他又犯过两次病。理查德还患有严重的心绞痛。他体内的胆固醇过高。运动和节食都不管用。他身体太弱，不能工作。他做过两次分流手术，拼命吃药才能压住病情。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火随时可能熄灭。

“我随时可能倒地死去。”理查德看着我，一脸坦然，说话的趟儿又往卡布奇诺里倒进一包糖。

我开始暗暗懊悔当初没有参加红十字会的心肺复苏术培训，这时威尔士人理查德说起了他初来斯劳时的情景。经历过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理查德突然喜欢上了斯劳，想来这里安家。“一个很棒的小镇。”这是他对于斯劳的评价。小镇的多元文化体系在理查德看来是好事一桩——这意味着不出斯劳便能环游印度、巴基斯坦和波兰等国。

理查德一听说《让斯劳幸福》这个节目招募志愿者，顿时心动不已。他觉得自己还算幸福，但既然有机会将现有的幸福提升一个档次，还能在电视上露露脸，又何乐而不为呢？而最最主要的是——还不用自己掏钱。

一开始，理查德觉得那幸福宣言简直冒着傻气，不过他还是将所有条款了熟于心。如今一年半载过去了，理查德还时常记起其中的几条，比如记录下幸福时刻，或是每天感恩五次——尽管都是简单的小事。

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奄奄一息的无业游民有什么好感恩的，于是禁不住多问了一句。

“我感恩自己还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我感恩自己没有在半夜突发心脏病死去。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我亲历过死亡。谁都逃不过死亡，再怎么费尽心机也是枉然。”

“那你会不会因为身体不好而烦恼？”

“不会，恰恰相反。”

“相反？”

“没错。我来问你，你上次做心脏检查是什么时候？”

我心里猛抽了一下。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这年龄正处于心脏病高发期，但我活得还算舒坦。

“我两岁的小女儿经常会用她的玩具听诊器听我的心跳，这算心脏检查吗？”

“当然不算。那你上次拍血管造影片是什么时候？”

“血管造影片？”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心脏的状况，但我清楚自己的状况，也知道它现在还在尽职地工作。我胸口常痛，毛病多得数不清，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但其他人也是一样。有一阵子，我因为心脏问题而消沉，提不起劲做任何事情，总担心自己第二天就见了上帝。可不想我那身体健康的表弟竟突然去世，而他才五十出头，是个健壮的农夫。于是我想开了，没错，我是随时会去见上帝，可谁又不是这样呢。至少我还清楚自己身体之中那颗关键脏器的状况。”

“可是你不怕死吗？”

“不怕。我只怕被疾病慢慢折磨而死。我不怕猝死于心脏病。那么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我早已尝过了死亡的滋味——其实也没那么痛苦。”

之后，我把话题转回《让斯劳幸福》的实验，却仍摆脱不了死亡的纠缠。理查德和我说起了坟墓疗法，这于他是一种启发。他按照指示在墓地之间来回走动，突然看到一个四岁男孩的墓碑。“我于是想，这对于生者无非是撕心之痛，但孩子却无感于自己的死亡。如果他是安乐地离开人世，完全可以说他拥有了完美的一生，我敢肯定。”

理查德同意我所说的英国文化妨害了英国人的幸福。最显而易见的证明便是英国人不爱拥抱，甚至不肯拥抱自己的妈妈。理查德十岁那年去了趟加拿大，发现了一片处处有拥抱的新大陆。之后，他每次看到妈妈都会拥抱她。他说，拥抱“拥有一种振奋人心的真正力量”。

我向理查德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给他一千五百万美元，让他在五年之内让斯劳幸福起来——发自内心的幸福，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幸福——他会怎么做。

“首先得告诉大家，钱并不是幸福的关键。遵照幸福宣言的要求，和沮丧的人聊天，享受当下的生活。就像这卡布奇诺，要是觉得难喝，人们会马上投诉；可若是觉得它的美味超出了想象，我们会写文章大赞这间咖啡馆吗？显然不会。”

理查德喝干了他的卡布奇诺，像是在品尝美味佳肴。我们走出咖啡馆。外面的天是灰色的，在我看来，不过又是一个阴天。但理查德·希尔这位幸福宣言的守约人，这位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勇士，在抬头仰望天空时，却只觉得那灰并不妨碍天空的蓝，欢声说道好晴朗的天——只是多了几片云而已。

牙膏还是厕纸？维罗妮卡·普利亚面前摆着一个严酷的选择。维罗妮卡刚刚离婚，靠着救济金过活，现在手头上的现金只够买一件必需品。她最终选了牙膏还是厕纸，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还是先说说她的情况吧。维罗妮卡来自一个波兰移民家庭，娘家姓在波兰语中意为“疯人院”，而她对此很是骄傲。一天，维罗妮卡的一个女儿递给她一张《让斯劳幸福》节目组寻找志愿者的广告传单。维罗妮卡一看便来了兴趣。她很想知道让整个小镇幸福起来的设想行不行得通。同时，她也不介意顺便让自己变得更加幸福。

实验很有效果。维罗妮卡的确幸福起来了，但却不是幸福学的功劳。她的幸福不是心理治疗的突破，也不是灵光乍现的启示，却是多亏那个老掉牙的方法——走出家门，与人交往。

维罗妮卡参加了访问彩票中奖者的那次活动。她完全不信那一套关于彩票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快乐水车”理论。她说，给她那么一笔钱试试。别人也许会大手大脚、胡吃海花，可她却完全知道该怎么好好利用那几百万美元。而且，她一定会幸福。在维罗妮卡看来，中了彩，也就有了大量选择，而选择总是好的——等等，应该说大多数选择总是好的。她要中了彩，一定不需要再纠结于选择牙膏还是选择厕纸。维罗妮卡告诉我，中彩后，她会开一间酒吧。没错，我看得出来。维罗妮卡一定很适合当酒吧老板，她能把酒吧经营成人们的第二故乡。

实验结束了，维罗妮卡的生活——准确地说是生活环境——却变得愈发糟糕。她丢了那份在当地中学教授简历写作课程的工作，领起了救济金，过着缩手缩脚、入不敷出的日子。她向我抱怨，这日子简直没法活了。

“维罗妮卡，我想问你个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说，“如果用一到十来打分，你会给你这段时间的幸福指数打上几分？”

“六分。”我看得出她的忐忑，她还在考虑，“不对，不是六分。这只是我认为凭自己的处境应该获得的分数，又拿救济金，又离了婚，简直一团糟。可是，说句实话，我应该是八分。不，八点五分。没错。我应该是八点五分。”她身体健康，有两个漂亮的女儿，每周一晚都和几个实验的志愿者在红狮酒吧玩问答游戏。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牙膏还是厕纸？维罗妮卡发现，世上有两种人：牙膏人和厕纸人。维罗妮卡自己是什么呢？她是牙膏人。厕纸经常能找到替代品，比如说餐巾纸。但牙膏不能。牙膏和厕纸不同，它的功能无法替代。牙膏能给你的口腔带来舒爽，也能让你神清气爽。没错，维罗妮卡就是个牙膏人。

暮色渐渐笼罩了斯劳小镇，我走着回宾馆。半路经过了一个教堂墓地，于是我停了下来，想尝试一下坟墓疗法。我跌跌撞撞穿过高低不平的泥泞小道，在每一块墓碑前站立片刻，大声读出上面的名字。对我而言，有些事情非要说出口才会有存在感，不至于太过虚无。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一个八十四岁的男人。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我心里明白该对生命充满感激，却实在有心无力。我又冷，又累，站在坟墓之间自言自语。简直像个傻子。

我来到一个叫做埃伦·格林威的人的墓碑前。她卒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去世时正好是我这个年龄。我顿时产生了某种共鸣。对我，她并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于是，就在这里，在泥泞墓园的萋萋荒草丛中，我一边冷得瑟瑟发抖，一边默默发誓：从此刻起，我要把每一天看作是一笔意外之财，一碗纯正、高脂，且极易引发心脏病的浓汤，需要小心享受。

看来，电视实验的效果还算不错，不过我仍然怀疑是否真能让斯劳或是其他任何地方变得幸福起来。难道只是减少一个个问题就行？降低犯罪率，停止建新房，清洁污染的空气，幸福就能像温热的啤酒一样从龙头里徐徐流出吗？乔治·奥威尔对此表示出了怀疑：“构想乌托邦的人，大多都像牙疼之人，以为牙不疼就是所谓的幸福了。”

他说得没错。幸福并不仅仅如叔本华这位悲观主义者所言，是“痛苦的缺席”，而是某种事物的存在。可这事物究竟是什么？此外，一个地方真能被改造吗？这些地方又愿意被改造吗？

在斯劳，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幸福的病毒根本无法侵占这个小镇。“斯劳五十人”也许了解了幸福的皮毛，却没有将其发扬光大。难道幸福理论存在着漏洞？我并不这么认为。其实这只是数量问题。播下足够的幸福种子，多几个理查德·希尔、希瑟·怀特、维罗妮卡·普利亚这样的人，幸福便会以几何级数增长。我相信，一旦超过了一个临界点，幸福便会像加利福尼亚的森林大火一样，熊熊蔓延。

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大家可以多播种。但要谨记，重要的是播，而不是收。众多哲学家们都已指出，幸福应是一个副产品。纳撒尼尔·霍桑认为，幸福是一只蝴蝶，不速而来，轻轻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因此，与其主动将幸福强加于某个地方或某个人，不如遵循加拿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的建议：“不快乐的时候，不如少操些心，多看看自己能从这不快乐之中发掘出什么宝物。”

于是，我开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闭塞的古老小镇。斯劳不再是那个饱受诟病的波克夏小镇，不再是人们取笑的对象，而是一片藏着宝物的不幸之地，等待着人们的发掘。

【注释】

[1]Uranus，发音时若不小心，便会读成“your anus”（你的肛门），或是“unine us”（对我们撤尿）。此处老者应是故意犯了其中一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