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站 泰国 幸福是不用思考
很多时候，尽管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却总是逃不出冥冥之中的安排。现在是凌晨一点。我居然坐在一间叫做苏丝黄的酒吧里，看不穿衣服的泰国女人扭动荧光闪闪的身体，耍弄着所谓的“乒乓球绝活”。相信我，这真不是我的本意。
此前，我便在心里反复叮嘱自己，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可无奈事儿一环扣着一环发生，最后我还是坐在了这里。我觉得吧，这都得怨斯科特。我这位住在曼谷的朋友肯定知道会有这么一出。其实，我在飞机上就隐约预感到，一些麻烦事肯定躲不过。
坐在我旁边的是尼克，一个经常在纽约和曼谷之间飞来飞去的企业家，触手几乎伸遍两地的所有行业。尼克穿着短裤和凉鞋，蓄有一蓬桀骜不驯的胡子，一副“泰国通”的架势。在十七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他叨叨不停，急不可耐地要和我分享自己的所知。其内容之多，我在此就不一一道来了，挑重点的说吧。
尼克谈到泰拳时，说：“别坐前排，那是游客的位子。而且，要不想被溅一身血，就靠后坐。”
尼克谈到泰国的商务正装时，说：“我去参加商务会谈时，就穿这一身。短衣短裤。但千万别穿无袖上衣。我犯过一次这种错误。泰国人看到毛茸茸的腋窝会不爽，生意也就泡汤了。”
尼克谈到泰国的约会法则时，说：“泰国妞不是个个都容易上手。虽然投怀送抱的不少，但难免也会吃几顿闭门羹。若是体面人家的规矩女孩，没准要约她三十来次才能将她搞定。”
苏丝黄酒吧的女孩们扭累了，下台歇息去了。斯科特抓住时机，和我大谈他的泡妞秘诀。要泡到女孩，方法、条件、机会三要素必须三位一体，完美排列。可对于一个中年发福的男人而言，这无异于等待太阳、地球和月亮运行至一线，简直百年难遇。不过，这可是在曼谷，这里有大把的机会——真得感谢美元的坚挺和泰国的纸醉金迷。
我应和着，目光扫了一番周围的人。苏丝黄酒吧的顾客清一色是身材走样的中年男人。他们人手一支啤酒，脸上永远挂着一副色迷迷的表情。我立即想到了那些加拿大的实验老鼠。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之前提到的那次实验——一九五○年，加拿大心理学家在老鼠脑中引发快感的区域植入电极，并将电流开关放置于老鼠能够触碰到的地方。结果，老鼠不断去摁按钮，频率高达每小时两千多次，并停止了一切正常活动，包括进食。
这不正像这些住在曼谷的外国男人吗。虽然“芭乐”[1]们无需摁什么按钮，只用从钱包里掏几张泰国铢出来，但那几近疯狂的求欢心理却并无两样。如果愉悦真能通往幸福，那么“芭乐”们和那些老鼠一定都生活在极乐之中。但事实上，幸福并不仅仅是肉体的快感。
乍一看，泰国人的放纵和荷兰人的很像，但仔细分析，却能发现差别。荷兰人的纵情声色是一项国策。荷兰人对此甚是引以为豪，甚至制成宣传片广而告之。“看看吧。”荷兰人说，“这就是荷兰。你有福消受吗？”泰国人却不这么张扬。他们只是了解人对钱和性的基本需求，并满足这些需求而已。加拿大作家蒙特·雷德蒙有一个比喻：在泰国，“那些大到不能扫到地毯之下的物品，便被自然而然当成是家具”。泰国人可能不怎么喜欢这些“家具”，也许还时不时被绊上一跤，但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
在曼谷的民间流传着很多故事，大多具有警世意义。其中有个故事，说的是英国一家颇有声望的报社的一名驻泰记者陷入曼谷的花花世界无法自拔，再也无法正常工作，最终被召回伦敦。这也算是一种医疗撤离，但情况却与平常不同——折磨这位记者的并非病痛，却是愉悦。
斯科特告诉我，这些人统统被称为“性移民”。“性移民”有明显的外表特征：晒得黝黑的脸，挺拔的啤酒肚，以及不修边幅的外表。他们知道，只要钱包还是鼓的，享乐就能继续。“这些人真是可悲。”斯科特一脸不屑。可我不敢和斯科特说，他的肚腩已经微露雏形，他的衬衫总是不塞进裤腰里，他的脸上也有了轻微日晒的痕迹。
在斯科特的住处，我们看了一部盗版DVD影片。可那声音嘶哑难听，画面又抖得厉害，我们忍了十来分钟，终于还是放弃了。斯科特递给我一本厚书，书名是《佛教教义》，很像旅馆常备的《基甸圣经》的亚洲版。斯科特解释说，这本书是他在亚洲某国的旅馆房间里顺手牵羊拿来的。虽说种下的恶果早已数不胜数，斯科特还是一度担心这么做会给他带来报应。可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索性不去管那么多了。
斯科特是一名虔诚的无神论者。但自从他三年前搬来泰国后，便逐渐沾染上一些佛教思想，虽然他自己对此矢口否认。首先，斯科特越发变得圆融——佛教徒的明显特征。他不再积攒物质财富，连最爱的书也是读完就送人。“当我意识到，不该把书当成战利品炫耀时，一切就变得容易起来。”斯科特告诉我。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他还送了我一本破旧不堪的《月亮和六便士》-斯科特是萨默赛特·毛姆的超级“粉丝”，就连平日生活也不忘谨遵毛姆指示：“既要为所欲为，也要小心拐角处的警察。”当然，泰国的警察大多都忙着到处捞油水，剩下的也懒得搭理你。我心里想着，并没有和斯科特说。
在曼谷，怪事就像这热带高温，简直无处不在。斯科特也应了那句老话：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比如他有一次居然吃到草莓做的披萨。可有时这怪事太过离谱，连斯科特都无法接受——泰国有“不动手”餐馆，餐馆的泰国女服务员像母亲喂婴儿一样，给男性顾客喂食——顾客自己不用动手，这么个“不动手”。我敢打包票，弗洛伊德对这种事情一定有不少话要说。斯科特则口口声声说，这事情“怪得叫人接受不了”。
斯科特的女朋友诺娃是个活泼的泰国女孩。诺娃以前是“跳舞的”（具体是跳什么“舞”，我没好意思多问），现在则是斯科特的专职洗衣煮饭婆。不过，诺娃大多数时间还是坐在电视前看泰国肥皂剧，她能不休不停地看上十五小时，这功力着实叫我吃惊。诺娃和出租车司机砍起价来张牙舞爪好似恶鬼，但她做的泰国炒面却好过顶级泰国餐馆供应的所有食物。那味道，真叫一个正。看得出，泰国人坚信，吃辣椒也能让生活变得火辣无比。对了，诺娃还吃虫子——听上去有些耸人听闻，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在诺娃的家乡，人人都吃昆虫。大个儿的黑蟋蟀，长条的水虫，整只整只扔进热油，炸得香香脆脆，一口咬下去，咯吱脆响。不过我却无胆消受——我那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早已被腐烂的冰岛鲨鱼肉打消得一干二净。
诺娃笑起来灿若桃花，令人目眩神迷。就算在挑剔的泰国人眼中，都算得上倾城之笑。以前诺娃在海滩度假村工作时，还被同事们推选为“最美微笑”。在泰国这个号称“微笑之邦”的国家，这已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很多年前，泰国航空公司做过一次巧妙的宣传。他们在广告中放了两张微笑照片，一张是泰航乘务员的微笑，一张是其他航空公司乘务员的微笑。两个微笑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照片旁边写着一句话：“你能找出真正的微笑吗？”
区别确实是有的，外国人往往不明就里，泰国人却能一眼看出端倪。因为，他们打出生起就知道，笑容，尤其是真正的笑容，并不仅仅是嘴角的上扬那么简单。真正的笑容应出自双眼，更确切地说，出自眼周的每一块眼轮匝肌。我们骗不过这些小小的肌肉——微笑绽放的那一瞬间，它们忽然有了生命，只为成就那会心的一笑。
与西方相比，泰国人赋予微笑的含义更多——或者说更少。泰国人的笑容是一张面具，确切地说，是一张张面具。泰国人的微笑可以是快乐，可以是愤怒，可以是疑惑，可以是焦虑，甚至还可以是悲伤。泰国人甚至会在葬礼上微笑，这在外国人看来根本不可理喻。
泰国人让我们懂得，微笑并不是个人的事。研究者发现，人们独处的时候很少微笑——至少正常人如此。笑容更多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仅仅是心情的反映。
我怀疑泰国并不会出产像哈维·鲍尔这样的人，发明什么笑脸图案。泰国人若是看到笑脸图案，一定会觉得这主意很蠢。他们没准会说：好吧，这的确是微笑，但究竟是哪一种微笑？
正如因纽特人[2]用很多词来形容雪一样，泰国人也有很多词来描述不同的笑容。有赞赏的笑容；有“我不赞同，但你大可去做”的鼓励笑容；还有悲伤的笑容。我最喜欢的则是“我强颜欢笑，但还是笑不出来”的笑容。
很有趣吧，但我也发现，泰语中形容笑容的词汇太多，反而叫人心里发慌。在我看来，笑容就应该展现快乐和满足，可如今这信念却遭到了撼动。我不再相信泰国人的笑容，甚至，不再相信任何笑容。从笑容中，我只看到了虚伪和欺骗。而且，我开始不自觉盯住人们的眼轮匝肌，机械地寻找肌肉活动的痕迹。也许是我太过偏执，不过，也不一定。弗洛伊德会怎么说来着——有时，笑容仅仅只是笑容而已。
诺娃对斯科特简直爱得发疯，总爱用一句泰国俗语来表达她的爱意：“我爱你，就像猴子爱香蕉。”真是可爱得不行。
和大多数泰国人一样，诺娃也相信因果报应。在她的脑袋里记着一本流水账。向和尚布施，做善事，都能在她的功劳簿上添上一笔，来世便能坐享其福。
诺娃不看电视的时候（尽管这种时候少得可怜），喜欢喋喋不休地向斯科特吹风。什么“别这么认真”，“别想太多”，常在她嘴上挂着。这几句也是泰国人的口头禅，他们还经常谈及自己国家的种种，谈及什么是美好生活。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喜欢思考的人。大到宇宙万物，小到针头线脑，事无巨细，统统心头过。唯一一件我不怎么思考的事情，也许就是思考本身了。
像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深究思考的价值。对我而言，这无异于探讨呼吸的价值，简直是多此一举。以我们的语言为例，“我思故我在”，“三思而后行”，“好好想想”，“多多考虑”，“让我想想再给你答复”，“你想得真周到”，不胜枚举。
有人认为（也还是思考的一种），当今浅薄的流行文化泛滥，剥夺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其实不然。流行文化的确让人无法深度思考，却带来另一种思考——浅度思考的盛行。浅度思考仍是思考。
我们被告知，不断进行自我反省，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心理疗法便是基于这一前提，其中又以认知疗法最为突出。认知疗法要求人们改变错误的思维模式，修正堕落的想法。这样，就算幸福没有如期而至，也至少能够缓解不幸。
我花了大半辈子思索自己的幸福之路，却仍然不得其解。我以为，自己始终不曾找到幸福，是因为想得不够透彻。可我从未想过，其实这无关思考的能力，却在于思考本身。
直到，我来了泰国。泰国人对思考抱有极深的疑虑。对他们而言，思考就像跑步，双脚不停摆动，但仍不是哪都能到——你可能是顶着风跑，可能是原地踏步，还有可能正往回跑。
泰国人不买励志图书，不看心理医生，更不会无休无止地念叨自己的问题。他们也不看伍迪·艾伦的电影。当我问起诺娃以及其他泰国人是否幸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微笑——这是当然，然后，便彬彬有礼地作出回答。不过我隐约感觉到，这些泰国人觉得这个问题很是怪异。也许，泰国人都忙着感受幸福去了，无暇思考关于幸福的问题。
我不禁扪心自问，这些年来我不断进行反思，到底得到了什么？满满一书架励志书，还是“我有麻烦了”“你说这是什么意思”等烦人的口头禅？泰国人可从来不说这种话。
至于泰国文化，除去对于思考的怀疑这点比较突出之外，并不算独树一帜。因纽特人一听人说到思考就皱起眉头，心想此人要不是精神有毛病，就是脑子转不过弯——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书中提到，一个因纽特妇女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不思考”，还有一个女人向同伴抱怨另一个女人，怪她逼自己想问题，害自己减寿。“幸福之人没有理由思考。他们享受生活，而不用质疑生活。”段义孚总结道。
在这点上，这门新兴的幸福学说一直无力反驳。这也难怪，毕竟学者不会去质疑思考的价值，正如厨师不会怀疑烹饪的价值。不过，仍有几名勇敢的心理学家研究了幸福和反思之间的关系。
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蒂姆·威尔森和乔纳森·斯库勒让参与者倾听一段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部分人在听音乐之前没有得到指示，另一部分人则被告知要记录他们的幸福感，让他们在听音乐时“尽量保持好心情”。结果，后面这部分人从音乐之中获得的愉悦较少，而那些没有得到指示的人都觉得这音乐十分动听。这一研究的结果不言自明：思考幸福只会让人失去幸福。
哲人艾伦·沃茨如果活到今日，一定会对此会心地点点头。沃茨曾说：“糟糕的音乐才有意义。”意义需要通过词语和符号体现，这些词语和符号除了内在的含义外，还有外在的意义。好的音乐没有意义，只是纯粹的好而已。同样，生活若是不幸，人们才会觉得有必要探讨幸福，而且往往大有话说。幸福却无需多言。
一旦你开始认真思考幸福，往往能够发现，幸福的条件有且只有三点。第一，增加积极情感（也即好情绪）；第二，减少消极情感（也即坏情绪）；第三，不去想它。其中，鲜有人考虑第三点，就算有，也会被嗤为是一种逃避心理。不去想它？那是逃避，那是懦弱！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异议。不成，我们就得抓住它不放，分析它，品尝它，再一口吞下它，再吐出来，再吞，接着还要谈论它——没错，大谈特谈。我一直相信，通往幸福之路应由词语铺就。名词、形容词、动词，各归各位，让我踩着它们，一步步走向极乐。可是，在泰国人看来，这种想法却是闻所未闻，愚蠢之至。泰国人不相信言语。在他们看来，言语是欺骗的帮凶，而非事实的载体。
泰国人有着自己的理念：“没关系”。这一句“没关系”，并不同于西方人口中愤愤然说出的“没关系，大不了我自己来做”，而是一种真正超脱于悲喜之外的淡然。住在泰国的外国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被它同化，或是被它逼疯。
“这个世界糟透了。”丹尼斯·格雷指向办公室窗外一望无际的混凝土建筑，大声嚷道。他给我看了一张摄于一九六二年的照片，拍的就是这个地方。照片中的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我眼前的情景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有一两栋楼和路上的一两辆车。丹尼斯宁愿回到一九六二年，不过他也承认，大多数泰国人可不会乐意。丹尼斯告诉我，泰国人能够很好地适应变革，但旧物在这里却不受待见。
丹尼斯是一名美国记者，在泰国已经住了三十五年。他很讨厌泰国人对曼谷的糟蹋。这个城市曾因市内纵横交错的运河而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如今却已全部铺上了地砖，变得面目全非。但丹尼斯依然欣赏泰国人的洒脱。他告诉我，几乎每一天都能撞见“没关系”的事情。
丹尼斯说：“有一天，我和公司业务主管正在解决账目中出现的问题。问题藏得很隐蔽，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翻来覆去地算，可那堆数字加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对。最后她说：‘丹尼斯，就这样吧。解决不了也没关系的。’于是我们就这样撒手不管了。”
丹尼斯并没有被这洒脱迷了心智，他承认“没关系”的态度也有不少弊端。有时，这个词会被用作无能的掩饰或是偷懒的借口。但丹尼仍相信，从大体上看，这种洒脱仍不乏是解决生活中各色问题的明智之举。毕竟，不懂辞旧，又如何迎新——新的工作，新的恋人，新的生活观，都是如此。否则，就像双手拿满了东西，却还要再提一大袋食物。保不定一个闪失，所有的东西“哗”的一下撒落一地，只落得个两手空空。
我很想赞同他的话，真的，但内心那个神经过敏的自我却不能不反对。我无法将问题弃之不顾——对我来说，那与放弃无异。一想到放弃，我便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许我要在泰国住上个三五十年，也会被这“没关系”的态度同化。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它逼疯。
丹尼斯还喜欢泰国人冷静的态度。在泰国，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失了冷静。所以泰国人都不大看得起一些外国人的盛气凌人——当然，盛气凌人的，大多也是外国人。
“泰国人喜欢搬弄是非，耍手段。”丹尼斯告诉我，“但这三十多年来，公司同事发生情绪失控的次数，加起来不会超过十来次。”哇，若是换成美国的公司，怕是一天就不下十次。丹尼斯的公司还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许发脾气。要是同事之间发生了争执，请等气消了再说。丹尼斯有时也会允许人们正面冲突，让大家“用美国人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实在屈指可数。
后来，我与一位名叫库尼普的泰国校长探讨泰国人的冷静。我们坐在教师休息室里，淡色的木质地板让我想起了某个机场的商务舱候机室。库尼普的肤质极好，白衬衫与红领带的搭配也很是赏心悦目。外表对于泰国人来说极为重要。他们不但厌恶腋毛支棱在外的腋窝——正如尼克所言，还不喜欢褶皱或是污垢。为了说明泰国人的冷静，库尼普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库尼普的隔壁邻居种了一棵香蕉树。香蕉树繁茂的枝桠伸到了库尼普家，虫子也顺着枝头爬了过来。如果是美国人，一定会立马跑去敲邻居家的门，冲他大喊：“喂，你家那棵该死的香蕉树赶紧给我处理了，我家都长虫子了。”要是我，肯定也这么说。
但是库尼普不这么做。他只是从香蕉树上折了一片叶子，只有一片，以这种温和的方式告诉邻居他的不快。几天后，邻居便叫来一个园丁，把香蕉树砍了。一场冲突就这样不费口舌，圆满解决。
“处好人际关系才是首要的，这比解决问题重要。”库尼普解释道。
我很吃力地去理解他的话。西方人总会把解决问题摆在人际关系之前。为了寻找答案，寻找真理，我们会很乐意将朋友弃之不顾，把家人丢到一旁。
我问库尼普，那为什么不能礼貌地要求邻居处理这棵香蕉树呢？
当面说只会显得咄咄逼人，他回答道。愤怒是“愚蠢的行为，失去理智的表现。所以要遏制怒气。泰国有句俗话说得好：脏水留给自己，净水献给大家”。
这种冷静处世的理念听上去不错，但泰国相对较高的谋杀率又如何解释？还有既残忍又暴力的泰国国术——泰拳，又如何与冷静联系得起来？还有曼谷艳皙医院[3]的外科医生们那独一无二的高超技术。这些世界顶尖的专家们擅长接驳断离的阴茎。当然，只有当你和那玩意儿真正分了家，才会想见到他们。
其实，专家们精湛的医术并非天生神力，却是出于大量的实践。每两个月，泰国的报纸上便会刊出一则新闻，说有某位妻子受够了丈夫的暴戾，于是操起刀子，痛下狠手云云。但用不了多久，又会有盛赞医生们高明医术的文章见诸报端。这么一来，怒气冲天的妻子们便换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恐吓方式：“我要把它割下来，扔给鸭子吃。”这平静而决绝的寥寥数语，却吓得不少泰国丈夫立刻正身端行，不敢造次。
看来，这些信仰佛教的泰国人显然有失这门宗教所倡导的“中庸之道”，不是冷静得可怕，就是挥刀大砍别人的“命根”。两个极端。
人们总说曼谷不是“真正的泰国”——他们也爱说纽约不是真正的美国，巴黎不是真正的法兰西。我却不这么看。这些城市并非凭空冒出，而是播撒在这片土壤之上的种子，根茎深植于此。它们不是例外，却恰恰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纽约就是美国，且只会是最为典型的美国。曼谷也是如此。
我约了一位曼谷摩天风景的建设者见面——书梅·居姆塞，泰国著名建筑师。这个城市最富创意的大楼之中，不少便是出自他手，例如机器人大楼——没错，正是一栋看上去酷似机器人的大楼。这位泰国国王拉玛三世的直系后代成长于英法，就读于剑桥，据说能说得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我迫不及待，想见到这位难能可贵的文化诠释者。
可欲速则不达，我的出租车不幸堵在了半路。司机倒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反正他还有来世可活。可怜只有这一条命的我，在后座抓耳挠腮，急得快要发疯。终于，我忍无可忍，付账下车，挥手叫了一辆“摩的”。这种载客摩托外形和普通摩托无异，只不过车手穿着橙色背心，且费用低廉，给他几个小钱就能拉着你满城跑。我的屁股一坐上后座，只听见“呼——嗖”的一声，摩托车便像装上了风火轮一样，飞跑了起来。我们在车河之中来回穿梭，与一辆辆汽车几乎贴身而过。要想驰骋于曼谷的马路之上，似乎只有这么个法子。同样，若想走马观花游曼谷一圈，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现代西方城市大多经过了除臭处理，空气中闻不出一丝异味。但曼谷的空气却俨然是各种气味的大杂烩。刚出炉的泰国炒面，新摘的金盏花，热腾腾的人类排泄物，堪称鼻子的盛宴。在历经几次癫狂之后，曼谷逐渐从沉睡中苏醒，朝着四面八方不断开枝散叶。毫不夸张地说，这座悸动的大都市热力似火，欲壑难填。谁也无法断言曼谷的确切边界，更无法说出它的准确人口。曼谷就是这么无法定义。
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谁更幸福？这个古老的问题至今无解。研究成果总免不了有些偏颇。不过我还记得费恩霍芬的话：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要比农村居民幸福。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农村不具备城市的繁华？我认为并不尽然。事实上，搬去大城市的泰国农民，身虽已动，心却未动。他们也把自己的村庄一同搬到了城市之中，并同时享受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截然不同的好处。
诚然，与其把曼谷看成一个城市，不如把它看作一个大屯子。在那些毛细血管一般穿城过市，纵横曼谷的狭窄小巷之中，人们的生活与农村多少有几分相似。炸面条的飘香，小贩的叫卖，浓得散不开的人情味，尽在其中。
走进书梅·居姆塞的事务所，我立刻感受到了一阵愉悦和刺激，那感觉与乘坐飞驰的“摩的”无异。保安领我穿过一个花园，来到一楼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房间虽不大，装潢却赏心悦目，素描图和设计图四处摆放着，一幅建筑师办公室的典型景象。书梅转过椅子向我问好。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英俊男人，上身穿一件卡其布狩猎衫，体型健硕，器宇轩昂。
“欢迎，欢迎。”书梅用纯正的英语示意我坐下。不等我开口，他便说自己正在“干坏事”，并邀我一同加入。幸好，这“坏事”指的仅是喝一杯烈酒而已。
书梅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我看到瓶上赫然印着的“不丹制造”，兴奋地喝了一大口，心里默默祝福不丹军队。上帝保佑他们。
书梅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看得出这已不是第一杯了。“你们基督徒有‘十戒’，我们佛教徒只有‘五戒’，其中之一便是戒酒。”他说着，呷了口酒。
我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一心只盼着能在已是微醺的书梅喝到语无伦次之前问完。事不宜迟，我便开了个头，和他探讨起积攒功德。功德真是像银行存款一样越存越多吗？
“其实是可以的。道理很简单。善事能与你的负面能量相抵消。”会计们一定喜欢这种算法。
那乐趣呢？泰国人似乎很注重享乐，这是真的吗？
不曾想，书梅听见这个词后，眼睛一亮，身子一挺，似乎酒气全消。
“啊，乐趣。没有乐趣，一切也便失了意义。没有乐趣，薪水再高的工作也无人问津。”
“可是谁不喜欢找乐子啊，这还算是我们美国人的发明呢。”
“没错，但你们美国人太把它当回事了。我们泰国人就不同了。我们不赞成那种努力工作，尽情玩耍的观念。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穿插着不少乐趣。”
“你的意思是？”
“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也总是笑口常开，不像美国人一样板起脸做事。我们的假期安排也不同，不会像欧洲那样，在八月放一整个月的假。泰国人这个月放一天假，那个月放一天假，凡事都讲究一个平均。”
书梅伸手拿笔——我一眼认出，那是一支贵得离谱的钢笔。他兴奋地大笔一挥，并把写下的东西递给我看。我发现自己一个词都看不懂，因为他写的全是拉丁文。
“这说的是‘你会变得和我一样’，有意思吗？”书梅突然喘起了粗气，这动静把我吓了一激灵。也许我该走了——等等，他又不喘了，开始说起了他弟弟，一个每天打坐参禅的“虔诚佛教徒”。
“你会坐禅吗？”我于是问他。
“不会，我的思想较为西化。不过，在我绘图的时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坐禅。”
“你幸福吗？”
“一句话，幸福。在基督教教义中，我是罪人。但我用无意攒下的功德抵消了我的原罪，我对被压迫之人有着天生的怜悯。”
不知不觉中，我又喝下好几杯不丹威士忌，我们的谈话也开始变得不着边际起来。我暗想，这可不成，得照着那些事先拟好的问题进行才对。可脑中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没关系”。好吧，就这么着，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谈到了曼谷。书梅说，曼谷就像是袖珍版的上海，意指这里每几个月便会有一次大变样。因此，曼谷的人们总要不断重新认识这个城市。
“曼谷是一个国际化都会，就像意大利面一样，全世界都离不了它。曼谷充满了活力。当然，巴黎和伦敦也同样活力四射，但当你走进巴黎或伦敦的商场，却看不见一张笑脸。在曼谷，处处都能看到微笑。还有那些庙宇，噢，还有小巷，在那儿花上几个泰铢就能买到一份美味的炒面。”
书梅邀我多呆些时候，再陪他喝上几杯。我礼貌地谢绝了他的盛情。但在起身离开之时，却依稀感觉到他眼中的悲伤。我想，书梅一定很受用我这种美国式的自省，他应该不常这么做。我有预感，他还会这么说着，喝着，过上好一阵子。
有人认为，城市是无神之地。但创立城市的初衷，却是建造一处人神和谐共处之地。基督教也是萌芽于城市，而非乡村。在曼谷，对神明的虔诚与亵渎却是并驾齐驱，就像一对离婚的夫妇，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继续共处一室。不过，这虽算不上是完美的安排，但也不至于像听上去的那么颇具争议。
我坐在“空中列车”之上——这是一种环城的单轨铁路，与迪斯尼的游乐飞船相似。向窗外望去，一座多层的佛教寺庙闪着微弱的金光，坐落在两间购物中心之间。我下了车，穿过几个街区，来到四面佛前。这个佛坛还有一个现代传说。几年前，建筑工人在建造一座高层宾馆时，遇到了一系列怪事。机器总是发生故障，一切都不对劲。有人建议，何不建造一个佛坛安抚神明。于是便有了这个佛坛，工程也得以顺利进展下去。
如今，泰国人每每经过四面佛，常会进去拜拜神明。起初我并不觉得这处神坛有何特别之处，看它周围那些建筑——巴宝莉、路易·威登、麦当劳、星巴克，整个一西方的万神之殿。
可大家似乎都不觉得这其间有什么不协调之处。寺内的空气中弥漫着香烛的味道——也有可能是汽车尾气。一个人把一篮子红棕色的鸡蛋供奉在神坛之上。其他人伏倒在地，一动不动，一声不发。一张告示上写着“出于安全考虑，请勿点燃大型蜡烛”，但总有人无视这警告。这时，警卫便会走上前，用他那顶大大的草帽扇灭烛火。
是的，这是曼谷城中一处宁静的绿洲。不过就在几年前，有个疯子却用一把榔头敲碎了神像的金身。那一次，泰国人不再冷静。愤怒的人群立刻扑了上去，把疯子活活打死。泰国媒体谴责了这一残暴的行径，并纷纷哀叹神像的痛失。
我继续在曼谷街头漫步。亚洲的城市总是叫人费解。放眼过去平淡无奇的建筑，却往往有深意蕴藏其中。萨默赛特·毛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于亚洲一游。他感慨道：“它们坚强，硬朗，熠熠发光……却让你一无所获。在你离开之时，只带着满心失落。你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忍不住猜测那些不为你所知的秘密。”
我穿过曼谷的唐人街。这里并不是另一处形同摆设的唐人街，而是这城市之中生机勃勃的一部分。中国对泰国的影响可以回溯至几个世纪之前，而这交集也延续至今。
我经过一排商店——不知为何，竟大多都是五金商店。这些商店全都一尘不染，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四周有不少脏兮兮的狗儿，有人正在对弈，每一间商店都大门洞开，不少住户也是如此。显然，这个国家的人们并不如西方人那么注重生活的隐私。我仿佛突然有了透视能力，目光能够洞穿表面直达内在。我看见一家人正在烧饭，一个男人在理发。接着，我看到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间店铺门口。他穿着牛仔裤，闭着眼睛，瘫坐在椅子上。一开始我以为他在睡觉，后来却意识到，他是在这喧闹之中寻找片刻的宁静。突然他睁开了眼，与我四目交对，我马上尴尬地移开视线。
每个商店以及每家每户门前都立着一个小小的神龛，乍一看，很像小巧精致的鸟舍。泰国人认为，为恶灵造一个去处，让其拥有自己的房间，便能让它们远离自己的家庭。这让我想到，不少迈阿密家庭都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为岳父岳母公公婆婆搭建小屋。二者虽大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
我经过一排广告牌。一个健身房广告上写着“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有一个马桶广告上写着“幸福马桶，幸福生活”。泰国人也许不怎么思考幸福，却特别爱用这个词。“幸福”二字简直随处可见：幸福按摩店，幸福酒吧，还有道菜叫做“双福临门”（豆腐炖面糊）。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便到了联合国驻曼谷办事处。这是一栋宏伟的大楼，一副官派气息，不过门口并没有立什么小神龛。联合国总能勾起我很多回忆，其中无一与幸福有关。不过联合国和维和部队一样，都在经营着幸福事业——尽管联合国的官僚们不会说出这个词。
我到这里来，其实是为了见一个叫苏瑞拉的女人。一个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女人对于泰国人的幸福没准会有独到的见解。
苏瑞拉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并带我去餐厅喝咖啡。她约莫三十五六岁，单身，和父母住在一起——和父母住对泰国的单身女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算在男人之中也不罕见。
我问苏瑞拉，为什么泰国人总是快快乐乐的。
“泰国人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我们不会去较真，无论现实如何，都能坦然接受。”
“你的意思是？”
“举个例子吧。在美国，如果你被什么绊了一跤，没人会搭理你。大家一脸漠然，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在泰国呢？我们会大笑不止，并跑过去，边笑边拉你起来。”
“这么说，你们生活中不会有任何压力喽？”
“当然有，我就有不少压力。有的事情并不为我们所控制。可是，不能改变外界因素，却能改变态度。我想泰国人就是这么做的。比如说有人把你惹火了，可你却拿他没辙。你很想揍他一顿，但只能想想而已。你只好深呼一口气，忘掉这一切。要不然，这一天都过不好。”
她说出这些话，就好像呼气那么轻松。
“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你们认为幸福需要用钱来买，什么事都花钱雇人来做，甚至连自家草坪都不亲自修整。可在泰国，再富有的人也会自己刈草坪。我们从中能发现很多乐趣。”
“乐趣”，又是这个词。在泰国人的心中，乐趣真这么举足轻重吗？
“没错。我们开会的时候总是说说笑笑，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解决各种问题。一件事若是没有乐趣，也就不值得做。”
泰国人不但爱笑，还爱取笑别人。
“我们总爱拿胖人开玩笑。你大可管自己的朋友叫‘河马’，她可能会拍你一掌，但大家都是笑嘻嘻的。在美国可不能这么干，不是吗？”
没错，我告诉她，的确不能。
苏瑞拉要回去工作了——或者说，要回去找乐子了，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对。我们经过一排电梯，苏瑞拉看到一个朋友，便上前用泰语和她聊了几句。之后她对我说：“看到没，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个子不高，就像一只大虾。”
“所以你刚刚叫她‘大虾’？”
“错了。”她似乎在责怪我没有仔细听她们聊天，“我叫她‘龙虾’，明白不？”
我还是不明白。看来，泰国人好找乐子，却并不好懂。
泰国的人们，即使不是修禅之人，也总能保持一片难得的宁静。就算生活露出多么狰狞的嘴脸，也不会把他们吓得手足无措。
二○○四年的印尼海啸仅在泰国就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却没有人出来指责政府——他们其实大可这么做，政府预警机制的欠缺，对灾难做出的反应迟缓且混乱，都是显而易见的弊端。美国人就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事实上，在卡特琳娜飓风横扫新奥尔良市之后，美国人正是这么做的。总得有人承担过失，任何人，除了上帝——他老人家的收件箱满了，暂时受理不了任何抱怨。
泰国人接受一切业已发生的事情，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这些事情，更不表示他们希望这些事情再次发生。这是当然。他们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来生。若是这一世没了指望，还有来世，来世的来世，以此类推。人生的起落犹如晴雨交替，世事多是如此。拥有这样的世界观，便不会将得失看得太重。泰国人所重视的，是命运，或者说，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我对自己的命运也很是好奇，于是诺娃帮我预约了一位神媒。她向我保证，这位神媒非常灵验，而且还来自名门望族——在泰国，算命是一项家族产业，被当作传世的技能一代代往下传。
斯科特虽然不信算命这套把戏，却乐意陪我前往。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无神论与泰国人的迷信所发生的碰撞。就像一天早晨，他醒来时发现人人都在折纸鹤。从街边小贩到股票经纪人，无一例外。这到底是怎么了？原来，泰国南部几十年来不断发生暴动，泰国国王宣布，国民必须想办法让南部的人民冷静下来。泰国首相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千纸鹤！于是泰国人折了成千上万只千纸鹤，用飞机空投在南方的土地上，以示和平。“他们简直是在用这些纸鹤变相轰炸南部。”斯科特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是我见过的最离谱的事了。”
我们仨从斯科特的家中出发，没走几步路，便拐入一条狭窄的小巷。一路上经过街边小贩、美容院、流浪狗，最后来到一栋毫无特色的房子前。我们上了楼，房里基本没有家具，只有一个吊扇，以及光秃秃的白色油布地板。几个女人坐在地板上，吃着聊着，说话好像打机关枪——泰国人说话没有不快的。
我们被领进一间房间，房间里同样空无一物——除了神明以外。一面墙上集齐了印度众神：猴神哈奴曼、牧牛神讫里什那，以及我最喜欢的象头神甘尼许。甘尼许是智慧与灵感之神——这二者都是我时常需要的品质。一尊小佛像端坐在房间一角，我发现这尊佛像的位置比其他佛像都高，甚至比人还高。地板蓝绿相间，狂躁凌乱，有如东方地毯上的不祥花纹。房间里没有空调，我的额头很快便沁出了汗珠。
我们跪在地上静候神媒的到来。斯科特心里越发怀疑，于是一等诺娃出去购买供奉神灵的贡品，便和我说了这疑虑。
诺娃回来后，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两小盒牛奶，两根吸管，两听百事可乐。她把这些东西放在金色的托盘之上，又放上了三十九泰铢。斯科特小声对我说：“如果把百事可乐换成可口可乐，你猜会怎么着？”我嘘了他一声，又顺势用胳膊肘顶了顶他松垮的肚子。
神媒来了。这是个瘦削的中年女人，相貌平平，头发紧紧束成一个小髻。神媒身穿红色T恤，橙色围巾一头垂落下来，搭在手臂上。她在一张红毯之上盘腿坐下，身旁放着一叠纸牌。
神媒点燃了供奉百事可乐的神坛上插着的蜡烛，让我跟着她念一段泰语。虽然诺娃在我耳边缓慢重复着每一句话，但泰语奇怪的发音几乎让我舌头打结。不过我还是依葫芦画瓢念完了，颇费了一番力气。
神媒将眼睛阖上，双手合十举在额前——这一泰国传统手势既表示问候，又表示祈祷。她像挥动魔杖一样挥舞着一根香，嘴巴不停蠕动，却不曾传出丁点声音。诺娃在我耳边低声说，神媒正在“等待时机，等待神明降临的吉时”。我一心只盼这吉时早点到来。我的腿已经开始抽筋了，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滚下，一直掉进眼里。痛。
神媒突然有了反应，她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诺娃解释说，通灵开始了。这位神灵显然是位男性，因为神媒的一举一动由阴柔变为了阳刚。诺娃也改了口，把“她”换成了“他”。神灵终于上身了。
她——不好意思，是他——开始吐露我的情况，细数我生命中的不同片段——确切地说，应该是生活片段。原来，我在前世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由于语气不敬，便不怎么受读者欢迎。我心想，太棒了，哪个作者能像我这样收到前世的恶评。
“在书中提到佛祖时，一定要小心用词。”她/他说道，“否则会遭到抗议。”话音刚落，只听“噗”的一声，神媒将一团红色物体（我真心希望那只是一颗槟榔）吐在金色的碗里。她/他这一口吐得甚猛，吓了我一大跳。“这也是通灵的一部分么。”斯科特小声嘀咕，又被我的胳膊捅了个正着。
神媒的占卜连珠炮似的冒了出来，诺娃费好大力气才跟上她/他的速度。有几条占卜完全错了，比如我能讲泰语（其实不能）。有些占卜大致是对的，比如我不怎么自信。有的占卜让我感到难堪，比如神媒教我取悦我的妻子——她居然还提供了详细方法，具体细节在此恕不透露。不过，有的占卜居然正中事实——我发誓她之前绝对打听不到这些事情——比如说，我的女儿不是我的亲身骨肉。我们夫妻俩的确领养了一名哈萨克斯坦小女孩。我听闻，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轮到我提问了。我只问了两个问题：我何时才能得到幸福？我在哪能够找到幸福？
“你最好呆在自己的国家，并且少操些心。不要眼红别人的东西。”很中肯的建议。
这回轮到她/他问我问题了：“你相信神灵吗？”
噢不，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向神媒撒谎似乎会增添我的罪孽，而且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信什么。就在这危急时刻，摩尔多瓦的卢巴突然冒了出来，于是我脱口而出：“费弗提费弗提。”神媒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也松了口气。
“你信奉的神是甘尼许。”她/他说道，“你还有一尊甘尼许的神像，对吗？一个棕色的神像。”
“对，我是有一个。可是你怎么……”
“神像不是站立式，而是坐式的，对吗？”
“没错，可是……”
神媒还说，我冷落了我的甘尼许神像，应该为他供上鲜花，定期在他跟前祈祷。这样我的问题便会解决。我一一答应。最后，神媒又抽搐了一阵，便从男女难辨的状态变回女人，通灵宣告结束。
我们一走出房间，热浪便劈头盖脸扑将过来。斯科特和我在一间小商店买了两支啤酒，一屁股坐在了两张小塑料椅上，开始回忆刚才的占卜。
“她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我问斯科特。
这不难，斯科特回答道。完全有合理的解释，有的占卜结果是大路货，适用于每个人。他对此大手一挥，表示不屑。还有的占卜虽然匪夷所思，但还不至于没法解释。在泰国，收养小孩非常普遍，因此神媒能猜到我收养了一个女孩的事实也算是有理有据。
“那棕色的坐式甘尼许神像又该如何解释？”
“这也很简单。外国人大多都有甘尼许的神像，而甘尼许的神像大多是棕色的坐式像。”斯科特嘴上不肯放松，语气却越发变得不肯定。看得出他也有些心虚。
我意识到，这便是大多数泰国人的生活。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听上去很可怕，但也预示了一种自由。既然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生活于是也减了不少分量，变成了一场消遣，一个游戏。任何一个十龄童都知道，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游戏才是最棒的游戏，而且，最好是能够一遍又一遍地免费玩耍。当然，要是再加上一些很炫的特效，那就再好不过了。
转眼就到了离开泰国的日子。我收拾起了行李，与此同时，斯科特在发邮件，诺娃和平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电视上放的是国王的纪录片。这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每个台都在播放这部摄于国王年轻时期的早期纪录片。诺娃认为这很不正常——鉴于诺娃每天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她俨然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我立即担心这位国王是否还在人世。拥戴国王的泰国人自然会觉得这是天大的噩耗，但我也不会好过——要是整个国家都陷入沉痛的哀悼之中，机场一定会关闭好一阵子。不行，我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离开。这种想法实在有些自私，我默默反省。在积攒功德的大道上，我的路还长着呢。
“是武装政变。”斯科特在另一个房间高声说道。一听这话，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谢天谢地，只是武装政变而已，国王还活着。但紧接着我便反应过来：武装政变？这个到处开着星巴克和肯德基的国家？这个以乐趣为民族精神，人人冷静处世（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的国家？然而事实却毋庸置疑，坦克都开到了大街上，还颁布了戒严令，就连那些艳舞酒吧都关门大吉了。
我那记者的本能又冒了出来。于是我给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华盛顿总部打去电话，播报了这条短讯，不过说实话，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在这趟幸福之旅中，未曾料想会横空冒出个武装政变——这恰恰是我一直极力避开的一种不幸啊。
我一心要赶上班机，于是费尽周折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国家正在上演这么一出戏，看到去机场的公路第一次畅通无阻，他的心情还很是欢畅。路上，我们路过一个度假村的广告牌。巨幅照片之中，是一片美轮美奂的银色沙滩，以及一泓清澈碧蓝的海水。旁边还有一行粗体字：“想去天堂其实不难。”我立即被这个广告牌吸引住了。原因有二：首先，在这发生武装政变的当儿，这块广告牌立在这里，简直是种讽刺；其次，这句话本身也有问题。我们果真希望如此么？想去天堂其实不难？天堂不就是难以企及之地吗？若是轻而易举就能到达，还能算是天堂吗？
机场大厅空无一人。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武装政变的缘故，还是因为现在是凌晨三点。等等，我看到了几个旅客。事实上，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他们正在高声谈话，语调中透出浓重的纽约口语。
“打扰一下。”我说，“请问这机场还开不开？”
他们听了似乎很困惑。
“我想是开的吧。”一个女人回答，“为什么不开呢？”
“你们没听说武装政变的事情吗？”
这下众人来了精神：“没听说啊，武装政变？真正的武装政变？”
“是啊，军队颁发了戒严令，街上还开着坦克呢。”
“噢，老天爷啊。”另一个女人开口了，“太——有趣儿了。哈里特，你听到没？发生了武装政变呢。”
“是吗？”那位哈里特说着，敬畏地扫了我一眼，就好像是我发起的政变，“可是，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真不知该怎么和她说。论及军队强加其意志于世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之前。于是我只好敷衍一句“原因很复杂”，好在哈里特似乎还算满意。
事实证明，机场的确没有关闭。这只是一次小型政变，较一般的武装政变而言，坦克数量几乎少了一半，破坏程度也只有正常的三分之一。不久，这些坦克便会撤退，百业又将复兴，苏丝黄酒吧的美女们会重回舞台，扭动着身体，上演着她们的“乒乓球绝活”。
几周后，我在迈阿密的家中看到一条简讯。新上任的泰国总理，军队的代言人素拉育·朱拉暖宣布，从今以后，泰国政府制定的方针路线将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主，而是以人民的幸福安康为重中之重。我明白，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次收拢人心的公关策略，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惊叹——一个执行幸福政策的军政府！
待到这极度的惊异平复之后，我作出了唯一一种合理的反应：微笑。一个大大的正宗泰式微笑。真的。如果你亲眼看到，就一定能明白。在我眼中，你能读到一切。
【注释】
[1]泰国俚语，特指身在泰国的白种外国人，该词来源于一本由在泰国生活游玩的外国背包客创立的杂志的名字。
[2]北美原住民族之一，分布于北极圈周围包括加拿大魁北克、西北地区、育空地区等地，属于爱斯基摩人的一支。
[3]Yanhee Hospital，泰国最大的变性手术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