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站　摩尔多瓦　幸福是身在别处

这一切的幸福却开始让我心烦意乱。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似乎也是同道中人，他曾说：“人若是不幸福，也就看不得别人幸福。”

真是说到我心里了。我现在只想去一个不幸的地方让自己开心开心——幸福相对论认为，不幸之地之所以能让人心情振奋，是因为你会发现比自己痛苦的人原来大有人在。

不幸还能让人悟出幸福的真义。世间万物皆是相辅相成——没有寒冷，便无所谓炎热；有了巴里·曼尼洛，才衬得出莫扎特。同样，幸福的地方也必须靠不幸来烘托它的幸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是的，我要去这颗星球上的某个阴暗角落。那里的不幸不是无病呻吟的小忧郁，也不是一时失意的小潦倒，却是一种漫长的煎熬。可上哪去找这么个地方呢？

突然，我脑中跳出三个字：伊拉克——每天电视上出现的那一幕幕鲜血淋漓的惨状，足以证明它的悲惨。不过，伊拉克的不幸却是战争的恶果，与和平时期的幸福无关。我又翻开了从世界幸福数据库中抄来的资料。有几个非洲国家实在太合我意了，我差一点把下一站定在了津巴布韦。不过，非洲国家的不幸不难诊断出病因，只是解药不怎么好找。

我突然想到了摩尔多瓦。对了，费恩霍芬的数据库显示，这个前独联体成员国是这个星球上最不幸福的国家。就连它的名字都让人闹心。不信你跟我念：摩尔多——瓦。你有没有感觉到下巴快要掉了，肩膀也耷拉下来，就像小驴屹耳那样。（“牙买加”就不同了，说这三个字时想不微笑都难。）我甚至开始把“摩尔多瓦”当成焦虑的同义词了。

“乔伊，今天过得怎样？”

“不怎么样，有点儿‘摩尔多——瓦’。”

“哎呀，高兴一点嘛。”

没错了，摩尔多瓦正是我需要的一剂强心针。

去世上最不幸福的地方应该带些什么行李呢？也许我该带着几本阴郁的苏俄文学——“阴郁”这个词实在多余，俄国的文学作品还有不阴郁的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不错。我这么做，其实也就为让那些摩尔多瓦人知道，我和他们其实是同类。

说做就做，不过还得先准备两张信用卡大小的照片。我坐在快速成影相机前的小凳上。“笑一笑。”店员发出指令，我却一时愣住。该不该笑呢？带一本贴着微笑照片的护照去摩尔多瓦，可不会像带一批粮食去饥荒肆虐的国家那样让我大受欢迎。他们没准会把我当成破坏分子？我的脑中立刻出现一个脸拉得老长的移民局官员——除了这种表情，他们还会有别的表情么。他一边看我的微笑照片，一边朝同事大喊：“嘿，波瑞斯，过来。我这儿来了个捣乱的。”于是我只好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嘴角微微咧起，使笑容介于微笑和嘲讽之间。

下一步便是在地图上找到摩尔多瓦。这任务比料想的要艰巨得多。我把地图颠来倒去地找了好几遍，终于锁定了摩尔多瓦的位置——它被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委委屈屈地夹在中间。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一样，全凭自身努力才跻身于世界最不幸福国家之列，果然是“祸”不单行。

去摩尔多瓦却不比在地图上找它来得容易，就好像是摩尔多瓦人对自己偏安一隅的境况很是不满，于是索性破罐子破摔：“别理我，烦着呢。我就爱一个人呆着。你走开！”

但我明白，这看似拒绝，实为求助，所以并不打算就此放弃。我来看看，摩尔多瓦航空公司有一条从法兰克福飞往摩尔多瓦的线路，不过我却不大感兴趣——我才不要把自己的性命交到那些郁郁寡欢的摩尔多瓦飞行员手上呢。还有一趟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航班，经由维也纳飞往摩尔多瓦。这倒可以考虑。澳大利亚人虽然学来了日耳曼人的不苟言笑，但国民幸福指数却是可观的六点五分。就是它了。

我乘坐的小飞机抵达了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不久，我便站在了入境检查处的队伍之中。机场很小，像是灰狗巴士的终点站，并不像个国际中转站。我忍不住搜寻起那些不幸的迹象——它会不会就弥漫在空气中？会不会对我发动突然袭击，让我再感受一次降落于高海拔机场时，如玻利维亚的拉巴斯，那突如其来的眩晕感？应该不是，至少我现在还感受不到任何情绪的波动。

在一个写有“落地签证”的台子后面，坐着一个一脸苦大仇深的女人。我把贴着咧嘴照片的护照递给她，并附上三张脆生生的二十美元钞票。拇指定律指出，越破旧的国家越喜欢新票子。以瑞士为例，瑞士人根本不在乎别人递来的钞票有无破损褶皱或是其他毛病。可我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买飞机票。售票员反复检查我递给他的每一张百元大钞，像在检验一幅马蒂斯的名画是否是极为逼真的仿制品。之后，他退回了至少半数的钞票，其中有一张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另一张据说是年份太老，还有一张只是他感觉不对劲。

那个女人看看我的照片，又抬头看看我，然后又看看照片。噢不，被她发现了。我就知道照相的时候不该把牙露出来。只听“噗”的一声，她给我的护照盖了个章，又让我签了个名，最后说了声：“祝你在这过得愉快。”可我却没听出多少祝福的口气。

现在我正式来到了摩尔多瓦，这个世上最不幸福的国家。我此刻的心情好似埃德蒙·希拉里爵士爬上了珠穆朗玛峰，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雅克·格斯特潜到了海底，那叫一个畅快。

我在人群之中搜寻娜塔莎的踪影。娜塔莎会来机场接我，并带我去她祖母家住下。宾馆是绝佳的现代发明，但并非窥探一个国家灵魂的理想窗口。实际上，鉴于我在卡塔尔的经历，宾馆只会让我和外界隔上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我不要保持距离，要探寻摩尔多瓦人不幸的源头，就必须近距离和他们接触。我要和一个活生生的摩尔多瓦人一起生活。来这之前，我在一个叫玛丽莎的网站上联系到了一个叫玛丽莎的女人。玛丽莎能够满足我这一需要，她的工作就是为我这样的旅行者联系娜塔莎那样的摩尔多瓦人——对钞票有极大兴趣（这点倒适用于每一个摩尔多瓦人），愿意用一个空房间的临时使用权交换几张脆生生的美元。玛丽莎和我通了几封电子邮件，其间我绝口未提此次旅行的目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几天后，她给我发来邮件，说是为我找着了住处，地点就在市中心，房主是真正的摩尔多瓦人。简直太完美了。

可是娜塔莎现在在哪？她应该就站在这里，手里举一个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我又扫视了一遍人群，仍然一无所获。终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向我跑来。她最多不过十九岁，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纸牌。

“你是埃里克先生吗？”

“你是娜塔莎？”

“是我。抱歉我来晚了。”

“没事。”

我们一同朝等候在外的出租车走去。我这会儿终于有机会好好打量她一番：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高跟鞋，浓得化不开的眼妆让她看上去像只浣熊。一只性感的浣熊。我开始怀疑自己找了一户什么样的人家。玛丽莎网站的这位玛丽莎提供的到底是租房服务呢，还是什么特殊服务？

我们钻进一辆破旧的奔驰。车内不但座位磨损得不成样子，还散发着一股来历不明的刺鼻气味。娜塔莎坐在前座，一条腿就杵在变速杆旁，我不禁担心司机一个不小心便会抓住她的膝盖拉到三挡。

广播里大声放着俄罗斯的流行音乐。怎么说才不会太失礼呢，俄罗斯的流行音乐——很糟，非常糟糕，糟到极有可能直接导致了独联体的解体。我让司机把音量调低一些，他倒是照做了，只不过没调低多少。我们向城里驶去，一路上行人越来越多，街道也越来越拥挤。我看到许许多多个娜塔莎，穿着同样的超短裙，化着同样的浣熊妆。我于是惊叹道，老天啊，难道摩尔多瓦的每个女人都干上了那一行？这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惨呀！可我很快便反应过来：她们并不是妓女，只是打扮得像而已。在摩尔多瓦，女人都爱穿成这样。

除此之外，这个城市给我感觉还挺好。道路两旁树木成行，车辆和行人灰头土脸，看不见一丝不幸的迹象。在这个眼球时代，一说到不幸，我们的大脑便会立刻闪现一些典型的画面：被炸弹夷为平地的大楼，背着枪支的少年，烟尘和水汽凝成的烟雾。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地方没有见到这些迹象时，便会将其排除在不幸之外。但别忘了，静水流深，不幸有时也藏得很深。

“听说这里的人都不怎么快乐。”我问娜塔莎，“是真的吗？”

“没错，是真的。”娜塔莎的英语勉强能让我听懂。

“为什么呢？”

“我们穷啊。”她那口气，仿佛这四个字就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我大可马上打道回府。我心想，真是好笑，我刚刚才从一个钱多得没处花的国家出来，也许你们可以和卡塔尔互补一下。

“你要在摩尔多瓦呆多久？”娜塔莎问道，这时司机推到了超速挡。

“大概两周左右吧。”我说。她点点头，表情很是惊讶。我猜游客一般都不会在摩尔多瓦呆这么长时间。

我们到了目的地。娜塔莎的家藏在一排排低矮的苏式风格楼房之中，看来苏联人建房的方式和汉堡王^[1]处理美食的方式无异，毫无创意且千篇一律。公寓楼前有个公园，里面零星散落着几台陈旧不堪的运动器材，还不如随处可见的空啤酒瓶多。楼道里更是一片狼藉，墙上涂抹着摩尔多瓦年轻人极富表现力的涂鸦作品，如“白色力量”和“政府去死”。

娜塔莎带我见了外婆卢巴。卢巴是位“巴布什卡”^[2]，之后的两周里，她就是我的房东。卢巴是个健壮的矮胖老太，红色的头发，表情有些凶狠——说实话，竟让我有点发憷。可和她身上那件大红大紫，花团锦簇的家居外套相比，那表情倒不算什么了。那衣服，整一幅不合时宜的抽象画。

卢巴出生在俄国，几十年前搬来摩尔多瓦。她和她的几百万名俄国同乡足迹遍布独联体各成员国，将俄国人的大无畏精神推而广之。起初她生活得不错，但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以及苏联的垮台，她的美好生活也戛然而止。如今，节衣缩食的她，已沦落到靠出租空卧室给一个神经不正常的美国佬进行他那不知所云的幸福研究过活的地步，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车轮那将一切碾碎的不可挡之势。

卢巴的全部英语水平只有寥寥两个单词：“不”和“费弗提费弗提”^[3]。说后者时，她的双手总会像跷跷板一样一上一下。在卢巴眼里，一切都是“费弗提费弗提”，从菜场卖的鱼，一直到摩尔多瓦的总统。不过戈尔巴乔夫例外。在卢巴看来，这位加速前苏联解体的苏联前领袖比“费弗提费弗提”还要恶劣得多。

我的俄语比卢巴的英语好，除了能说“不”，我还会说“是”，“我听不懂”，以及“请再来一杯伏特加”。所以，当娜塔莎提出要走时，恐慌如潮水一般向我袭来。之后的两个礼拜我都要孤身一人应付这位老祖母，神啊，救救我吧。

卢巴家似乎自打赫鲁晓夫时代起就没变过样。房里最显眼的摆设是一台电视，卢巴每天花不少时间看俄罗斯肥皂剧。如果电视里有什么不合她心意——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卢巴嘴里便会“哧”的一响，好像轮胎漏气的声音。公寓楼也会发声，时而吱吱作响，时而发出如建筑施工般嘈杂的噪声。但自从我发现附近根本没有正在施工的工地之后，这声音便变得可怖起来。一定是下水管道的声音，我安慰自己。

我问卢巴能不能打个电话，同时一只手做出拿起电话放在耳边的动作。她指了指角落里一张小桌上的黑色物件。那是一台拨盘式电话机，我已经记不清上次用这种古老的电话是什么时候了。拨号盘又慢又笨重，我的手指累得抽筋。不过它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我挺喜欢手指嵌入拨号盘中的感觉，也喜欢每拨一个号时拨号盘往回旋转时发出的脆响。喜欢归喜欢，待到拨完最后一个数字已过去了半个小时，我深深感到这个电话的来之不易。

电话那头的是维塔利，他是摩尔多瓦寥寥几个拥有博客的人之一。维塔利似乎很高兴看到有人愿将摩尔多瓦的不幸宣扬出去，我们便约在第二天见面。他让我推荐一家好饭馆——这倒怪了，他在这儿住了一辈子，却问我这个初来乍到不过一个小时的客人。于是我暗想摩尔多瓦的好餐馆一定不多。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摩尔多瓦，主客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地方相反，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颠倒的主客关系，是这个国家众多奇怪风俗之一。

我向卢巴一阵比划，说要出去走走。她递给我一把钥匙，向我演示如何打开那两扇大门之上密密麻麻的插销。摩尔多瓦的街道还算讨人喜欢，苏式风格，灰蒙蒙一片，好在树还是绿的。我上了一辆去闹市区的公交车。车上塞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凝固着空洞和冷漠——我将这种表情命名为摩尔多瓦式愁容。（与此相近的还有摩尔多瓦式滑步，是摩尔多瓦人惯常的行路方式。）

摩尔多瓦并没从苏联那儿捞到什么好处——尽管苏联能够提供的好处本来也就不多。在苏联一手建立的帝国崩塌之后，摩尔多瓦不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靠着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打下了独立自主的坚实基础；也不像中亚的穆斯林国家，拥有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坚定信仰或坚实文化。摩尔多瓦人只能靠自己，而光凭自身的力量明显远远不够。

我环顾四周，发现到处都是不幸的迹象。一个戴着墨镜的盲人像讽刺画中画的一样，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在街上。一个老妇人的背驼得厉害，上身几乎弯到与地面平行。我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抽泣声，转过身，只见一个深色头发的中年妇女红肿着双眼正在痛哭。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个国家真有这么不幸么？难道我陷入了社会学家所说的证真偏向，先入为主地把摩尔多瓦看作不幸之国，因此走到哪都只看得见不幸？

我经过一栋挂着“传染性疾病特别研究所”招牌的大楼。大楼墙面斑驳，楼房摇摇欲坠，像是传播传染病的源头，而非治疗之所。也许这正是这个“特别研究所”的特别之处。我决定在一间露天小咖啡馆休息片刻。店内有群摩尔多瓦人在喝啤酒。要知道现在才是上午十一点，这个时候喝啤酒似乎还早了点儿。不过这些酒徒看上去却比我在这里见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幸福——当然不包括手机广告画上的笑脸。弥漫的烟雾使空气变得稠密起来，摩尔多瓦人抽烟的架势，就好像明天再也抽不到了——对摩尔多瓦人来说，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摩尔多瓦的建筑大多歪瓜裂枣，丑不堪言，好似一个个整容失败的案例，直叫人见了想别过头去。苏联人曾试图让摩尔多瓦成为一个国家，可他们却失败了。至少，得到的结果不甚理想。摩尔多瓦是从罗马尼亚独立出来的国家，两国可谓是“同宗同文”的关系。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关系，好比美式英语之于英式英语。有人曾编撰罗马尼亚语一摩尔多瓦语字典，也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已。

半杯水的生活哲学在摩尔多瓦根本行不通——关键并不在于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而在于杯中水是流入还是流出。在摩尔多瓦，杯中之水却是泉涌而出。苏联时期，摩尔多瓦比毗邻的罗马尼亚富裕得多，而如今却要忍受罗马尼亚人对其贫穷的讥讽嘲笑。苏联时期，摩尔多瓦人可以自由出入其他十四个独联体成员国，而如今，除乌克兰以外，摩尔多瓦人去哪都得乖乖办签证。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难怪摩尔多瓦最流行的歌会是披头士的《昨天》。

摩尔多瓦本不该是这么一副惨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好几十亿美元外资流入摩尔多瓦。在世人眼中，摩尔多瓦成为了卢森堡第二。时值今日，摩尔多瓦与卢森堡唯一的共同点，却是它们都无法在地图上找到。

我与两个摩尔多瓦警察擦肩而过。这里的警察和所有的摩尔多瓦男人一样，凶巴巴，而且好像很长时间都不曾洗澡。但和摩尔多瓦民众不同的是，警察们大多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在一个国家之中，人民瘦骨嶙峋，警察却脑满肠肥，并不是什么好迹象。

我看见一家书店，便进去转了一圈。书店里一片昏暗，又停电了。借着昏暗的光线，我仍然能辨认出不少普希金的著作。摩尔多瓦人把这位曾在此地小住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当作他们的骄傲，但亚历山大·普希金却并不领这份情。他在书中提到摩尔多瓦的首都时写道：“可憎的基希讷乌城，若是用言语来辱骂你，怕是连舌头也会累坏。”我想，普希金的恨，也许部分在于他来到这个城市并非情愿—普希金当年是被放逐至摩尔多瓦的。换作是谁，都无法爱上自己的流放之地，不管这地方有多讨人喜欢——当然，这不可能是在说摩尔多瓦。

迎面走来一个男人，脖子粗短，一脸凶相，好似黑手党党魁。擦肩而过时，我回头一看，发现他的T恤后面赫然印着三个字：“黑手党”。

我仍乘公交车回卢巴家。半路车突然停下，司机高声喊着什么——似乎是车子出了故障。乘客们于是纷纷下车，我却惊讶于众人的顺从。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叹气，人们默不作声，连多一分响动都不曾发出。看来，摩尔多瓦人对这种境况已是习以为常，甚至达到佛教的一种宽容境界。但我却认为，在这宽容之下，一定还涌动着其他东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个叫做马汀·塞利格曼的年轻人——后来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以狗为对象做了一个实验。他将狗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对它进行电击（电流据说已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当电击伴随着巨响和闪电出现时，狗每次都会逃去笼子的另一头躲避电击。然后，塞利格曼把大笼子换成一个小到仅能让狗容身的笼子。于是，不管狗儿怎么躲闪，都逃不过被电流击中的命运。之后，塞利格曼又将狗放回之前的大笼子。这时，令塞利格曼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狗儿在只需跳过一条低矮栅栏便可避开电击的情况下，却不再躲闪，而是乖乖坐着不动，忍受着电击的痛苦。小笼子里的遭遇教会了它接受绝望的现实。它学会了绝望。

我走下抛锚的公交车时，不由想到：难道摩尔多瓦人和塞利格曼实验中的狗儿一样，被打击（电击）的次数太多，便放弃了争取的努力？难道他们也学会了绝望不成？

不，摩尔多瓦人告诉我，他们绝望的根源其实很简单，只有一个字——钱。他们太缺钱了。摩尔多瓦人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八百八十美元，不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谋出路。为了钱，一些摩尔多瓦妇女操起了皮肉生意，还有一小部分人不惜卖掉自己的一颗肾脏，只为换一笔票子。

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嘲讽摩尔多瓦人窘迫的经济状况。如果要说此次摩尔多瓦之行有何收获的话，那便是让我收获了一个道理：凡事不可单看表面。贫困程度高于摩尔多瓦的国家不胜枚举，比如尼日利亚，比如孟加拉国，但这些国家的国民却普遍比摩尔多瓦人要幸福得多。摩尔多瓦不屑与穷国为伍，一心向意大利、德国等富裕国家看齐，就好比住在富人区的穷苦人家，又如何幸福得了。

回到卢巴家时，卢巴亲自到门口迎接我——在这之前，她花了好一会儿将那些锁头一一打开。我摊开手，耸耸肩，向她问好。“费弗提费弗提。”卢巴指着左肩。我想她是在说左肩有些酸痛。卢巴还一个劲用手往脸上扇风，意思是说她现在有些发热。我心想，只有六个单词可供交流使用的两个人，居然能够沟通到这分上，简直就是奇迹——何况这六个词里还有一个是“伏特加”。

不一会儿，卢巴把头歪向一边，靠在手背上——她要睡觉了。这时我扫了一眼壁炉台上放着的几个相框。那些是卢巴的过去。其中有一张男人的照片，我想那是卢巴过世的丈夫。这是张远景照片——可也太远了些吧，我一边想，一边眯起眼仔细辨认他的脸。照片中的男人留着一蓬凌乱的灰发，很有阳刚之气。他站在一座灰色的苏联纪念碑前，表情诡异——没有笑容，但也绝不是愁容。我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终于看了个真切：那是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虽然笑的痕迹不怎么明显，但依稀还是有的。后来，卢巴通过翻译告诉我，这张照片摄于哈萨克斯坦，他们夫妻俩以前就住在那里。而我却在想，这淡淡的笑容在摩尔多瓦是否能够继续。

此后的日子每天都过得相似且惬意。早晨，吃卢巴准备的早餐：一块辛辣的摩尔多瓦干酪，一杯速溶咖啡，一块涂满糊状物的饼干。然后，冲个淋浴，再去基希讷乌的街头观察摩尔多瓦的不幸。短短几天过去，我俨然已经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我心想，在这个由网络和卫星电视主宰的时代，居然还有这么一处地方，能够把人包裹其中，把他们的世界变成我们的世界。

我买了一瓶摩尔多瓦酒带回公寓。酒是摩尔多瓦为数不多的几件出口产品之一，可谓是摩尔多瓦人的骄傲。摩尔多瓦还专门开辟参观葡萄园的旅游线路，举办酒类的大小展览。摩尔多瓦人还常在家中酿酒，并自豪地拿出来招待客人。我为卢巴倒了一杯，她“咕咚”喝下一大口，闭了一会儿眼睛，便又开始叨念起“费弗提费弗提”——真是个仁慈的老奶奶，摩尔多瓦的酒哪里达得到“费弗提费弗提”的标准。可惜的是，没人敢告诉摩尔多瓦人，他们的酒，他们的国宝，喝起来有点儿发臭。

第二天，我在附近的一家餐馆见到了维塔利，那位博客作家。这家餐馆据说能做正宗的摩尔多瓦菜肴，鉴于食物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之窗，我便急不可耐地想尝上一口。维塔利大约二十来岁，满脸阳光，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自己是扔掉教科书才学好英语的。一个哭丧着脸的侍者领着我们走下楼梯，来到一间黑咕隆咚，散发出霉味的地下室。现在正值中午，我们却是店里唯一的食客。

你说，为什么摩尔多瓦这么不幸呢？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问题。“其实，这完全得怪‘德涅斯特’。”维塔利一脸“说来话长”的表情。

“抗生素都没用吗？”我不解地问。

原来“德涅斯特”根本不是什么疾病的名字，却是一个从摩尔多瓦分离出来的国家：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它是摩尔多瓦领土内的一条狭长区域，由亲俄政权统治，出产白兰地和纺织品。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颗炸弹在德涅斯特爆炸。随后，穿着双排扣套装，喝着依云矿泉水的调停者们便纷纷从布鲁塞尔飞来，召开一个个会议，解决一个个议题。之后，这些人打道回府，等待下一次爆炸发生，再将这一幕重演。

维塔利一个劲儿说德涅斯特的局势“愚蠢之极”，我频频点头。后来我和一些摩尔多瓦人聊天时，发现他们说起德涅斯特的口气明显透着一股骄傲，叫听者摸不着头脑。我认为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没错，我们是个不幸到极点的落泊小国，可至少还有个国家从我们的领土上分离出去。那些大国也不过如此啊。”

维塔利是个金融顾问，自由职业者，客户大多来自国外。他的月薪是二百三十美元，在摩尔多瓦算得上高收入。维塔利妻子的月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于是他们一家稳居摩尔多瓦家庭中的中等偏上水平。夫妻俩住在一栋赫鲁晓夫式风格的公寓中——这位前苏联领导人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一次将鞋子脱下重重拍在联合国的会议桌上，魄力十足。这些千篇一律的五层公寓式建筑每一栋都有足球场那么长，房间却不大。维塔利解释说：“房子建出来就是让人睡觉的，白天大家都去工作了，要那么大房子有什么用？”

哭丧着脸的侍者过来写单。维塔利向我推荐一种叫做“马马利加”的食物，说是摩尔多瓦的国菜。我喜欢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芝麻街》^[4]里面的小角色——嘿，男孩女孩们，来和马马利加打个招呼吧。

等待上菜的当儿，维塔利给我讲了不少摩尔多瓦的趣事。比如，摩尔多瓦总统以前是烤面包的，总理是个做糖果的。若是重操旧业，他们定会是一对厨房好搭档。不过照现在的情况看，这两人显然不是政坛好搭档。摩尔多瓦人对他们的政府——如果他们把它当成政府的话——更是不闻不问。人们自顾尚且不暇，又何暇去管政府。

维塔利最不爽摩尔多瓦糟糕的服务态度——这也是他众多苦恼中的一个。他认为这是苏联时代的遗留产物——那时的售货员把顾客当成存心来捣蛋的家伙，认定只要横下心来不管不顾，冷眼相对，这些捣蛋鬼便会自己走开。这种独特的服务态度延续至今，每次都会把维塔利气得发疯。但维塔利却不像大多数摩尔多瓦人一样默默忍受，而是奋力回击。几天前，他才刚和一个超市的经理吵了一架，让她好好教教自己的店员懂懂礼貌。这位经理却反唇相讥道：“我们的员工就是这个样子。”——都是这样，维塔利说。摩尔多瓦人遇事的第一反应，必是为自己推脱责任。

我们说了一大堆话，菜却迟迟不见端来。我的马马利加在哪里？

维塔利告诉我，信任——确切地说，是缺乏信任——是摩尔多瓦人陷入不幸的主要原因。这也应证了一些学者对于幸福与信任之间关系的论述。摩尔多瓦人不相信超市出售的商品（超市可能贴错价钱），不相信邻居（邻居可能满口谎言），甚至不相信自己的家人（家人可能在算计我）。

摩尔多瓦的不幸还有其他原因吗？“摩尔多瓦的国民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摩尔多瓦人。我们被诅咒，被弃之不顾。我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语言。摩尔多瓦政府官员中，有不少人从来不说摩尔多瓦语。他们只说俄语。我不想承认，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摩尔多瓦没有文化。”

这让我立刻想到了卡塔尔。不过，卡塔尔虽没文化，却富得流油，与穷得叮当直响的摩尔多瓦形成鲜明对比。比较一切因素，卡塔尔自然更占优势，至少他们可以花钱把别人的文化租来。

我询问维塔利关于民主的看法，并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雪碧，好像这瓶人工添加柠檬香精的碳酸饮料代表了人性对于自由的永恒追求。摩尔多瓦的民主程度虽然不高，但一定比苏联集权统治时期要好得多。民主难道不能带来幸福吗？

不能。维塔利想都不想便一口否定。在苏联时代，人人脑中只有共产主义。没人想过去争取自由，没人会在早晨睁眼时祈祷：“上天，请赐予我更多的自由吧。”自由何用？不过在那个时候，至少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屋住，这多少也算是一种自由吧。而现在，摩尔多瓦人却连这种自由都丧失殆尽。

政治学家认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会比其他社会制度下的人更加幸福。这种观点乍看似乎有理，还有充分的数据支持，但苏联的解体却将其颠覆了。独立出来的国家大多（并不是全部）成为半民主国家，而幸福指数却不见上升；一些国家的幸福感甚至还有大幅下降。如今，这些前独联体成员国成了世上最不幸福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还是那个孰因孰果的古老问题。正如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得出的结论：民主不能带来幸福，只是幸福的民族更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而已。

肥沃的土地有利于民主的扎根，这土地便是文化。文化远比体制重要，而文化之中又有哪些养分能够催生民主的扎根？答案是信任和容忍。不仅是对那些团体之内的成员信任，如家庭成员，还要信任外人，信任陌生人，信任对手，甚至信任敌人。民主便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这不正像一次巨大的赌博吗？

正因如此，民主让瑞士人更加幸福，却对摩尔多瓦人不起作用。对瑞士人而言，民主是一块硕大蛋糕之上的奶油。摩尔多瓦人吃不到奶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蛋糕。

“好吧。”我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麦当劳现在也开到了摩尔多瓦。这至少也能说明一点问题吧，不是吗？”

不能。维塔利又是一口否认，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摩尔多瓦，麦当劳并不是平民的快餐，而是为数不多的有钱人和俄罗斯黑手党们的特享，或是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的去处。维塔利告诉我，他十岁妹妹所在的班级最近组织参观了麦当劳。他想不通这么做能有什么教育意义，便问妹妹，同学们有没有去柜台后面看看汉堡是怎么做出来的。妹妹回答说，没有，大家吃完就走了。维塔利立即想到了腐败——学校一定有某位领导的亲戚在麦当劳工作。在摩尔多瓦，人们必会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裙带关系，不过往往也八九不离十。维塔利说，在这里，腐败猖獗到超乎想象。他告诉我，病人塞钱给医院的职工，便能插队就诊。“在这里，洁身自好几乎不可能。”维塔利总结道。

我的马马利加终于端上来了，我迫不及待挖了一大勺——如果食物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之窗，那么摩尔多瓦的灵魂一定又淡又软，还和玉米脱不了干系。

“味道怎样？”维塔利问我。

“不坏。”我撒了个谎。

我们又聊了一阵子，期间我一点一点咽着我的马马利加，尽量不显得无礼。最后我付了账，我们起身离开餐厅。

我们站在人头攒动的街角互相道别之时，我突然想到，还有个关键问题没问。

“维塔利，你最喜欢摩尔多瓦的什么？”

维塔利想了片刻，然后回答道：“摩尔多瓦人还不至于变得像西方人那样脆弱。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不高，我觉得这是好事。还有，那就是水果和蔬菜。”

“水果和蔬菜怎么了？”

“都很新鲜。”

这时，恰巧有一个妇女提了好几篮满满当当的覆盆子和樱桃经过。我心想，没错，看上去是挺新鲜。

这些前独联体成员国有三件特产：伏特加、巧克力，以及腐败。我听说有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单靠这三件东西过了两个礼拜。我在当地一家食品店买到了其中的两件，然后回家——我俨然已把卢巴家当成了自己家。我吃着巧克力，喝着“完美”牌伏特加——这牌子实在太具欺骗性。卢巴坐在电视机前面，嘴里“哧哧”作响，不时还大笑几声。我想，各方面看来，看电视都不失为摩尔多瓦人晚间的不错消遣。

第二天，我和玛丽莎网站的玛丽莎共进午餐。玛丽莎是我至今为止见过最幸福的摩尔多瓦人。不过有可能只是因为她刚嫁了个英国丈夫，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国家而已。她的丈夫曾是她的客户。玛丽莎向为数不多几个来摩尔多瓦冒险的游客提供服务，靠赚几个服务费过活。有一阵子，她还帮来摩尔多瓦寻找另一半的外国男人物色对象，不过现在这项业务已经取消了。玛丽莎解释说，这里有太多的女人为了爱情以外的因素结婚。她管这些姑娘叫“骗子”，她们给身在美国或是英国的男友写信，称需要钱办理出国签证，或是为买彩票中得的新车交税——你能不能寄些钱给我？那辆车真是太漂亮了。

“有人上当吗？”我问玛丽莎。

“当然有。”她说。

于是我脑中出现一幅画面：美国，克利夫兰，一个可怜虫坐在电脑屏幕前面惴惴不安，自从不久前寄了支票过去，奥尔加妹妹怎么没了消息？也许他还会再发一两封电子邮件，心里暗骂摩尔多瓦的网络服务器。不知过多久他才会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一周，还是一个月？

也许这便解释了克利夫兰人不快乐的原因，但摩尔多瓦人又是为什么不快乐呢？我问玛丽莎，她的回答也是钱，不过并不是指缺钱。“我们把一切和钱画上了等号。”

聊了没几句，玛丽莎便开始大谈新开的商场。这是摩尔多瓦的第一家商场，坐落于市郊。她把这看作是进步的标志，我却想大喊“不要！不要这样！你会不知不觉陷进这些所谓的进步之中无法自拔！”不过这些话我始终没有说出来。

午饭后，我们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散步。走过几个街区后，我们来到了自然人种博物馆。这间博物馆似乎从苏联时期就不曾变过，馆内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大有责怪我们搅了他们清静的意思。博物馆的展品很少，不过还挺有意思。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展示摩尔多瓦泥土的展览，颜色和深浅度各不相同的泥土装在树脂玻璃的大型圆柱型容器中。“摩尔多瓦没有矿产，也没有石油或是天然气。泥土便是我们的宝藏。”玛丽莎解释道。她说得没错。维塔利不是也说过么，摩尔多瓦的泥土里能够长出十分新鲜的瓜果蔬菜。不过若是按照这种逻辑，摩尔多瓦也必定出产好酒，可事实上呢？

另一个展厅有一幅巨大的壁画，画的主题是前苏联理想中的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苏联人否认神的存在，却试图发明另一种精神信仰。壁画中的物象热闹地打成一片，塞满了整个天花板和一部分墙壁。我一时眼花缭乱，只恨自己没多生一双眼。只见宇宙飞船，摩天大厦，千奇百怪且颜色阴郁。一面墙上画着一对一丝不挂的年轻夫妇，他们将手中的婴儿朝着那片无神的天堂高高举起。这便是摩尔多瓦人看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难怪他们的精神会缺乏寄托了。

在这个博物馆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原来，摩尔多瓦人几个世纪以来经受过土耳其人、蒙古人、鞑靼人、哈萨克人——当然还有俄国人——的侵略。但玛丽莎却坚持认为摩尔多瓦人是近年来才开始越发变得不幸的。“我们一直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不过这话实在没有说服力。

分别的时刻即将到来，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玛丽莎，怎么说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摩尔多瓦女人的穿衣风格，实在有点儿……”

“性感。”

“没错，性感，可她们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

“她们觉得这很正常呗。”

这一回答很好地印证了供求原则。大量的摩尔多瓦男人背井离乡去国外打拼生活，留守的女人们于是不得不面对因“资源”稀缺而引发的残酷竞争。男女比例的失调同样也解释了摩尔多瓦男人不修边幅的原因。“他们的职责不是打扮自己，而是多赚些钱。”玛丽莎说。

我乘公交回去。天很热，司机把衬衣扣子全解了，袒露着毛绒绒、松垮垮的胸膛，无意中又证实了玛丽莎的观点。

摩尔多瓦人发明了大量的口头禅来减轻心中的绝望——至少这些话能够安慰自己。最常用的一句是“这就是摩尔多瓦”，说这句话的时候必须哀怨地摊开双手。还有一句类似的话：“有什么办法呢？”通常用于公交车又出故障的时候，或是房东平白无故将每月房租涨了四十美元时。

其中，我最喜欢的却是“不关我的事”。这句话把摩尔多瓦人的心态概括得精辟到位，就好像将这个国家压缩成块，捆成了方方正正的小包裹，末了再绑上一个蝴蝶结。这个国家拥有众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关任何人的事，没人愿意承担责任。举个例子说，卢巴住的公寓楼急需更换一根新水管（这便是那怪声的出处），她让住户们一起凑钱。这事显然是从大家的利益出发，却没人肯出一个子。谁都不愿意为了方便他人而掏出口袋里的钱——尽管他们自己也能从中受益。

摩尔多瓦人并不了解利他主义的力量。也许这听上去会有点像主日学校的说教，但帮助别人的确能让人心情舒畅。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的心理学家们证实了这点。他们将一群大学生分为两组：一组和往常一样生活，另一组则要求记录所做好事的数量——不是要求他们做好事，而是让他们把做过的好事记录下来。一周之后，第二组的幸福感大幅度增长，远远高出第一组的幸福感。研究者于是得出结论：“仅是记录自己在一周之中做过的好事，就能够心情愉快，并学会感恩。”

与此同时，神经学家也声称他们找到了大脑之中与利他主义相关的区域。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片区域比之前所预计的还要原始，在过去通常被认为与食欲及性欲有关。也就是说，利他主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倾向，而不是虚情假意的装模作样。

在塞缪尔·贝克特的独幕剧《结局》中，那个住在垃圾桶里的无腿老人有一句台词说：“还有什么比不快乐还要可乐。”我猜贝克特没有到过摩尔多瓦。我在这里没看到一丁点可乐之事，甚至连无心的幽默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听过一个笑话的，这个笑话也解释了摩尔多瓦的不少现象。

一群官员去地狱参观。“这是我们为美国人准备的房间。”导游介绍。只见熊熊火焰从一口烧着沸水的大锅下面喷出，好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守卫警惕地盯着在锅中煎熬的犯人。“这间是留给俄罗斯人的。”这里的火烧得更旺，但守卫却要少一些。“这间是给摩尔多瓦人的。”炉中的火比上个房间还要旺一些，但这回却不见守卫。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官员问，“为什么没人看守摩尔多瓦人？”

“没这个必要。”导游回答，“如果有人从锅里爬出来，其他人会立刻把他拉回去的。”

幸福的头号敌人——嫉妒，在摩尔多瓦遍地开花。嫉妒通常会消磨了人们的雄心壮志，让人萎靡不振；但有时，也能催生出一派商业发达、高楼林立的繁荣景象，让人们个个踌躇满志，努力展现自己的过人之处。摩尔多瓦中了嫉妒的毒，却丝毫没有尝到嫉妒所带来的甜。他们的快乐来自于同伴的失败，而不是自己的成功——还有比这更为不幸的事情么。

我开始怀疑不是所有的摩尔多瓦人都这么不幸福，也许只有首都的居民才终日郁郁寡欢——我得离开基希讷乌，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打电话和玛丽莎说了这一打算，让她转告卢巴，就说我要离开几天。我这次要去一个遥远的南方小镇，卡胡尔。这里每天都有搭载散客的小车“路缇拉”过去那里。卢巴主动提出送我去乘车，于是我俩一同进了电梯。电梯里喷着色彩凌乱的涂鸦，像是扎染工厂爆炸的遗迹。涂鸦之中还混着不少脏话。我指了指这片东西，卢巴甩了甩手，用俄语说了声“重建”——卢巴常用这个词形容看不顺眼的事情和她那一塌糊涂的生活。路上的洞？重建。犯罪？重建。难喝的伏特加？重建。

我俩来到一个公交站台，默不作声地等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路缇拉”。我上了车，卢巴和司机说了一句俄语，便和我招手告别。这辆车和摩尔多瓦所有的公交车一样挤满了人，能有立足之地就不错了。一个女人的乳房悬在距离我的脸六英寸远的地方，胸型不错。我的眼睛可没有乱瞄，要知道，那乳房足足有三分之二袒露在外。过了几分钟，这个乳房上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不一会儿，汗珠便汇成了小溪。我看得津津有味，但脑子里却并不曾闪过一丝不良的念头，只想着流体动力学的原理。十五分钟后，这汗水小溪居然开始分流，一条条支流滴滴答答流到了另一个乳房之上。

“路缇拉”每隔几分钟便停下来搭载乘客。我见到这么小一辆车居然能够塞进那么多人，惊讶得说不出话，可仍没听见有人抱怨，也没有人说话。天花板很低，我不得不缩着脑袋。司机光着脚开车，我见了有些不快，却又说不上这不快是因何而起。一个汗津津的腋窝凑在我面前，我又有些不快，这回倒很清楚原因。乘客与挤满人的车构成了一个活的有机体，每一次停车下去几个人，再上来更多的人，这个有机体也随之忽而收缩，忽而膨胀。终于，我边上的位子空出来了，运气真好。我心里立即涌起一阵狂喜。美国励志作家第一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书中写道，幸福感“并不总是来自百年一遇的天大好运，更多却是出自每日的小小惊喜”。的确如此。

车子经过一个LG等离子电视的广告牌，我看到一行字：“LG:生活总是美好的。”寥寥数语却很是讽刺。首先，摩尔多瓦的生活并不美好。其次，这车里除我以外，没人买得起等离子彩电。但我宁愿自己的“血浆”^[5]流淌在血管里而不是摆放在客厅里。这幅以摩尔多瓦的顾客为宣传对象的广告画，却把“上帝”们好生嘲讽了一番——摩尔多瓦的绝大多数人没准一辈子都买不起这广告中的产品，除非他们卖掉一个肾。约瑟夫·爱泼斯坦在谈到嫉妒时，将广告业形容为“巨大而精密的嫉妒制造机”。在摩尔多瓦，这嫉妒无处排解，只能像毒素一样越积越多。

我换乘了一辆车。这次不那么挤了，但车上坐了个农夫，还带着二十多只唧唧直叫的小鸡。起初我还觉得这幅情景挺有意思，可不出几分钟，便被小鸡没完没了的叫声烦得不行，直想跳起来把它们一只只掐死。不过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摩尔多瓦。”忍字头上一把刀，可还是得忍。

车里很热，我打开旁边的窗户，然后昏昏沉沉睡了一会儿。可半个小时后醒来时，却发现有人把窗户关上了。我又把窗户打开，再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又发现窗户被关上了。真是活见鬼了。后来我才知道，摩尔多瓦人认为在行驶的汽车上开窗是不吉利的。就算气温升到华氏一百摄氏度，且车上没装空调——这里的汽车大多如此，摩尔多瓦人也宁可死扛着绝不开窗。看来这真是一个迷信的民族。有的迷信说法让人听了还算舒服，比如“打喷嚏便是有人在想你”，但大多却不是什么好事。在周日洗衣服，在周一给别人钱，以水代酒和别人干杯（若这么做，你生的孩子会变傻），回头去取忘拿的东西，坐在人行道上，把包放在地上，在行驶的汽车上打开窗户——这个自然不用说，都会招致霉运。虽然全世界的迷信之人大有人在，但迷信一般是某一信仰体系的副产品，如宗教信仰。而摩尔多瓦人的迷信则附着在笼罩着这片不幸之地的愁云惨雾中，散布到每个角落。

几个小时后，我终于抵达卡胡尔。号称摩尔多瓦第三大城市的卡胡尔，在我看来却更像是一个大村子。我找了一家宾馆，前台的女人把蹩脚英语和蹩脚俄语混在一起对我说，有三种套房可供选择：普通，半豪华，以及豪华。我谨记古希腊人“中庸处世”的箴言，选了中间的半豪华套房。

这所谓的半豪华套房透着一股古老的味道：开裂的木头家具，硬如砂纸的毛巾，以及一台有六十七个频道的电视。尽管这六十七个台中没有一个是英语频道，我还是看了起来。看电视的确是不错的消遣方式，还可以顺便玩玩猜谜游戏。一个戴头巾的女人正怒气冲冲地大喊大叫，猜猜她是怎么了。换台。布什总统的讲话用俄语配了音，猜猜他在说什么。换台。足球比赛，猜猜比分是多少。我不知道这游戏我玩了多久，但肯定比正常情况要久一些。

美国和平队^[6]的宗旨是“协助有需要的国家进行人员培训”，“帮助所服务的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实际上，这个志愿者组织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的幸福。虽说不能称其为美国幸福队，但这恰恰就是它的目标：让世界接受美国人的幸福价值观。

我很同情摩尔多瓦的和平队志愿者们，他们的工作可谓是举步维艰。我约好了与一群志愿者见面，他们都迫切地盼望着我的到来。我是新鲜的血液，是新的倾听之耳。我找到了约定的咖啡馆。这间店的环境不错，且有一部分在室内，一部分在露天。大家坐下，点了份沙拉，又叫了几瓶啤酒，便聊了起来。

金发碧眼的拉拉队长艾比开了个头。她有一天去银行取钱，但银行出纳员却不让她取。“他一直在说：‘你为什么要把钱取出来？你昨天已经取了一些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我的钱。”

“他们根本不懂怎么对待顾客。”另一名志愿者说。

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或大或小的怨气要发。大家最看不惯摩尔多瓦人不排队的陋习。“在这里，不是先到先服务，而是谁最能插队先服务谁。”艾比愤愤不平地说。有人抱怨在污染的河流中捞起的臭鱼吃了可能会致命，还有不少人抱怨这里的人缺乏信任。一名志愿者说：“在这里，连朋友之间都是相互猜疑。如果朋友遇到了什么倒霉事，人们会想：‘这下好了，这种事应该不会再让我遇上了。”

还有腐败。学生之中盛行贿赂老师以求考试通过，这直接导致摩尔多瓦人看病绝不找三十五岁以下的医生——他们担心医生的学位是买来的。这种担心其实不无道理。也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愈演愈烈。

三十二岁的马克来自丹佛，是个讨人喜欢的男人。马克会说西班牙语，一心想去南美服务，和平队却把他派来摩尔多瓦。他抱怨说住处到处都出了问题：水管漏水，大门也吱呀作响。马克在一个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自愿者中心工作，中心每周最多能接待到一位女性。马克能肯定，这只能说明女性大多不敢寻求帮助，而绝不能说明摩尔多瓦的家庭暴力少到没有。

马克担心自己的身上已经烙下了摩尔多瓦的印记。有一天在街上，一个熟人和他打招呼。“她说：‘马克，你这是怎么了？你以前很喜欢笑的，可我很久没见你笑过了。’我觉得她说得没错。我的确不爱笑了。我这是怎么了？”和平队的工作本来不该是这样的。这些快快乐乐、干劲十足的美国青年本该为绝望的人们送去希望。而这次，却像是摩尔多瓦人笑到了最后——如果他们会笑的话。

这些不再快乐的美国人急着想离开摩尔多瓦。但在如愿以偿之前，他们只有靠大口喝酒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艾比喜欢想象自己正身处气候宜人的希腊，大家一边欣赏优美的乡村风景，一边吃着羊奶干酪——尽管这东西并不怎么好吃。

我专心地听着，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他们的委屈。简直难以置信，这儿的一切居然如此让人灰心。“振作点，摩尔多瓦的生活一定有好的一面。总不可能事事都糟成这样。”

刚刚还是滔滔不绝的众人，此刻却鸦雀无声。每个人盯着自己盘里的沙拉，最后，终于有人开了口——听声音像是马克——他说道：“这里的水果和蔬菜都很新鲜。”

“没错。”另一个人兴奋地插话进来，“非常新鲜。”

我回到宾馆，发现半豪华套房成了蒸笼，于是冲着楼下的前台喊话。

“空调在哪？”

“噢，没有空调，先生，半豪华套房没有空调。豪华间才有。”

“是吗，那我能换到豪华间吗？”

“不行，先生。换不了。”

“那能不能给我台风扇？”

“不行，先生，给不了。但你可以自己去买。”

我打开电视。国家电视台似乎正在大力推广摩尔多瓦文化。一些穿得很少的女人双手放在臀部，围做一圈大跳其舞，旁边有个戴孔雀帽的男人大声放歌。我很快就睡着了，不过睡得不怎么安稳。

第二天一早，我下楼和乔安娜一起吃早餐。乔安娜也是美国和平队队员。她来摩尔多瓦差不多有两年了，因此便成了这支小分队的头头。大家都极力劝我见见她。

乔安娜在宾馆的咖啡厅等我。这家阴暗的咖啡厅有一名女服务生，人人都叫她“泼妇”。这个绰号一点儿也不夸张——“泼妇”简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粗鲁的服务员，其态度之恶劣，堪称世界第一。昨天大家还热烈地讨论了一阵子“泼妇”会不会笑的问题。有人说见她笑过一次，但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驳，说那次根本只是她脸部抽筋。是灯光，灯光造成的错觉。

乔安娜让我把盐递给她，然后在咖啡里撒了一些。“我的口味偏咸。”她看见我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便解释说。我很快便发现，乔安娜几乎每道菜都要加盐。除此之外，她还有好些古怪的饮食习惯。乔安娜说，这是她妈妈的遗传。

我问乔安娜为何加入和平队，她说：“我是个实干家，喜欢干些实事。”之后她又马上补充说，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飞机。乔安娜以前有恐飞症。每次乘飞机必会大哭不止，生怕飞机坠毁。有一天，她终于不哭了。虽说心里还是害怕得不行，却怎么也挤不出眼泪了。“于是我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得把这习惯找回来。”主意已定，乔安娜便辞了美国运通纽约总部的工作，加入了美国和平队。

乔安娜一开始希望被分去一个“吃白米饭，不吃面包”的国家。亚洲就很符合她的条件。但她递交的书面申请不知被谁弄错了，上面把所有吃白米饭的国家都筛掉之后，把她分来了摩尔多瓦。“我最不想来的就是这里了。”乔安娜无奈地说。没人愿意留在摩尔多瓦，包括摩尔多瓦人自己。

乔安娜自愿帮酗酒者戒除酒瘾。对酒鬼来说，摩尔多瓦是天堂，也是地狱——这取决于你是不是正在戒酒。摩尔多瓦人喝酒喝得很凶，但和冰岛人不同，他们并不觉得喝酒是种享受。我见过穿着体面的摩尔多瓦女人钻进城里随处可见的小酒馆，一口喝下一杯伏特加，然后便去上班。对摩尔多瓦人而言，酒精只是一剂麻药。

乔安娜越说越激动，语速快得吓人，还一个劲往咖啡里撤盐。（她说自己每天都要花四十五分钟进行冥想。我闻言大吃一惊，心想她要是不这么做，还指不定舌头能振得多快呢。这么想着，便不由得浑身一颤。）她说自己试过在居住的村子里组织一次戒酒集会，但待到实施那天，情况却和预计的完全不同。到会者到场时，大多已经喝得头重脚轻，听到“酒精”这个词时，都以为是什么啤酒俱乐部的名字。“如果我是摩尔多瓦人，我没准也会这么喝。”她最后说。

乔安娜住在附近村子一户摩尔多瓦人家的家里，还养了一只叫布布的小鸟。这家人虽说是心地善良的人家，却完全不给她私人空间。他们会随时闯进她的房间，逼她吃东西，还不让她打开房间的窗户。房间里没装空调，就算温度到了华氏九十摄氏度也不能开窗——开窗会倒霉的。在摩尔多瓦，天知道呢。她每天只能冲两次厕所，于是只好把这珍贵的机会留到“大号”时再用。还有，他们觉得她老。

“在纽约，我还算得上是《欲望都市》里那些三十出头的轻熟女。到了这里却成了个‘巴布什卡’。真是太打击我了。”

“为什么摩尔多瓦人都不快乐？”我问。

“是无力感。”乔安娜脱口而出，“摩尔多瓦人总会感到无助、无力，而对此他们同样无能为力。在这里就只能这样。度过的每一天，迈出的每一步，都伴着这种无力感。还有任人唯亲，成心要打消人们的积极性。要想在这里创业，起码要花上个一年时间打通关系。人们花钱买文凭，居然还不以为耻。简直让我太他妈无语了。”乔安娜把桌子拍得呯口呯直响，以泄心中之愤。我瞥了一眼“泼妇”，她正朝这边射来同样愤怒的目光。

可乔安娜还没发泄完。“学生们到学校注册，交学费，然后就可以由着性子乱来，反正最后一定能拿到学位。学生要是成绩不好，就怪老师教得不好。我每次听到这种事就想砸东西。”

我真心希望她只是说说而已。真要砸起东西来，“泼妇”一定不会高兴。乔安娜说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低头喝她的咸咖啡，权当中场休息。

幸福学研究者们也同意她的观点。无法掌控自己生活的人，一定不会感到幸福——这里说的“掌控生活”并不是什么地理政治学的抽象概念，而是指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摩尔多瓦人陷入了一个不幸的怪圈。他们的不幸滋生了疑心，疑心又导致了不幸，从而滋生出更多的疑心。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乔安娜过得幸不幸福，虽然这问题的答案再明显不过。

“说实话，是的，我很幸福。”她说，“比在纽约幸福得多。我觉得，在这里更能实现我的个人价值。”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确实在理。个人价值感是幸福的一个隐性来源。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们对五万名从事各种职业的人进行幸福度调查后得出惊人结果。声望度高的职业，如律师、医生、银行家，幸福度反而不高。而牧师、理疗师、护士以及救火员，却是最为幸福的职业，即帮助他人的职业，以及无私奉献的职业。

乔安娜还说，摩尔多瓦也并非一无是处。这里有一些良好的传统，如尊敬老人、拜祭先人。在每年的“死者复活节”——这是她自己的叫法——人们带着鲜花去扫墓，拜祭逝去的亲人。看来，摩尔多瓦人对死人比对活人还要好。

“当然，还有蔬菜和水果。”她补充说。

“都很新鲜，对吗？”

“没错。”

我把“泼妇”叫来结账，她面无表情地拿走我的钱，一个字也没说。回到房间后，我开始收拾行李。这摩尔多瓦的乡村景色我已经见识够了。

回城的途中，车里热浪滔天，我却懒得开窗——这让我不禁担心自己被摩尔多瓦同化了。我开始仔细考察自己的一言一行。是的，我不如以前有礼貌。我不再说“谢谢”或是“请”了，因为就算说了也得不到回应。摩尔多瓦人走进商店时，只会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玛丽莎告诉我，摩尔多瓦人承受不起礼貌的昂贵。要是在几周之前，我没准会同意她的观点。我在日本这个也许是全世界最有礼貌的国家住了四年，被日本人的礼貌折磨得几近发疯。“请”啊，“谢谢”啊，“对不起”啊，说起来简直没完没了。

其实我误解了日本人。他们天生就把礼貌看作是让社会齿轮运转顺畅的润滑油。没有这润滑油，零件便会相互摩擦，然后一个接一个坏掉。可无论何时，我宁可接受摩尔多瓦人这种真实的粗鲁，也不要忍受日本人虚伪的礼貌——您甭费这力气了。

卢巴依然穿着她那件花衣服来门口迎接我。我心想，真有意思，我才来这么几天，我们俩就俨然成了一对老夫老妻。她做饭给我吃，我帮她换灯泡、开咸菜罐子。有时我们还爱斗斗嘴——鉴于语言不通，这斗嘴也不失为一项成就。

“这趟旅行怎样？”她打着手势问我。

“费弗提费弗提。”我说，她笑了。

卢巴给我端上晚餐——一条看上去不错的鱼。我大口吃了起来。几分钟后，我突然慌了神。噢，不，我吃了鱼！我要死了！谁叫我不听和平队队员们的劝告！

卢巴打着手势告诉我她要出去理个发。我从窗户里看着她走过那个破破烂烂的公园，去往一个应该也好不了多少的理发店，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对这位“巴布什卡”的深厚感情，这感情不知不觉占据了我的心。

但我同时也发现，我一点也不了解卢巴，不了解她的过去。我打电话给玛丽莎，约她本周晚些时候过来当翻译。我想听听卢巴的故事。

然后，我转动拨盘，又拨通了一个电话，这回是打给手机——拨盘电话到手机，实在让我感叹现代技术这极大的飞跃。电话那头的是亚历山德鲁。他管自己叫桑德鲁，是个彻头彻尾的摩尔多瓦民族主义者。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种主义，简直迫不及待想见到他。

“你真的没有手机吗？”桑德鲁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没有，我不相信手机。”我最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决定不用手机——自从在瑞士和不丹两度被手机搅了我的好事之后，手机便被我当成了与幸福不共戴天的仇人。手机会硬生生把你拉去另一个时间，甚至另一个空间。

“是吗，可你现在不是在和手机通话吗？”

“这不一样。”我反驳道，“我自己不用手机，但不拦着别人用。”

他勉强接受了我的解释，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我跳上公交车，目睹了自从我来摩尔多瓦以后看到的第一件善举。一个龇着金牙、下巴上生出几缕花白毛发的老太婆也想上车，奈何却使不上劲。于是，一个男人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上了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这个国家还不至于毫无希望可言。可我又错了。老太婆发现她上错了车，每个人便开始生气地对她大喊大叫，其中也包括那个拉她上车的男人。等到车子再次停下的时候，乘客们几乎是连推带搡地把她赶下了车。

桑德鲁是个瘦瘦的小伙子，手里把玩着一副太阳镜。我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尽管在摩尔多瓦迟到十分钟根本不算是迟到。我们去了他最喜欢的去处，一个有着露天桌椅和阳伞的咖啡馆。桑德鲁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心里的憎恨和苦难却并不比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少。

桑德鲁恨俄国人为摩尔多瓦带来的苦难。“我们丢了自己的身份。摩尔多瓦人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俄罗斯人把你当作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却把你当成俄罗斯人。摩尔多瓦这颗受伤的心急需得到治疗。”原来，摩尔多瓦人不幸福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连自己从何而来都说不清楚，又怎么幸福得起来？

当侍者过来写单的时候，桑德鲁用摩尔多瓦语和她说话，侍者则用俄语回答。两个人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说开了话，谁也不愿迁就谁。

侍者走后，我问桑德鲁：“你会说俄语吗？”

“会啊，还很流利呢。”

“那你为什么不和她说俄语？”

“为什么要说俄语？这是我的国家，又不是她的。她应该说摩尔多瓦语。我们不能总这么被人瞧不起。你知道他们说我们什么吗？他们说：‘你们怎么不说俄语？你们怎么不说人话？'”

和冰岛不同。在摩尔多瓦，语言不是幸福的源头，却是分歧的源头，是武器。

“你知道吧。”我说，“苏联人说他们解放了摩尔多瓦。”

“没错，他们从人民手中解放了摩尔多瓦。”

我换上另一种策略，和他说起了卢巴。卢巴是俄罗斯人，至少她的根在俄罗斯。但她是个特别好的人，她也在受苦，也失去了一切。

“我很高兴她失去了一切。”桑德鲁仍不肯松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终有报。”

和桑德鲁的谈话让我陷入了疑惑。在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在想自己是不是错看了这个国家，错看了卢巴。这位好心肠的“巴布什卡”难道也是迫害摩尔多瓦的同犯？难道我又一次犯了太过天真、太过单纯的错误？

我到家时，晚饭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卢巴很生气，不停戳着手表——确切地说，她只是在指自己的手腕。那个地方并没有手表。

吃过晚饭，也等来了玛丽莎。她还是一副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样子。看来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也不见得个个意志消沉，萎靡不振。

我们仨在餐桌旁坐下。就着茶和点心，卢巴的故事开始了。

从卢巴嘴里，我断断续续知道一连串事情：俄国有十三分之一的婴儿出生在农村。她在一所建筑大学遇见她的丈夫。结婚后搬去哈萨克斯坦。挖铀矿（对，为了造原子弹）。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拉瑞莎，还生了一个儿子。女儿因为辐射而患病，全家人搬来了摩尔多瓦。

卢巴拿出一本泛黄的相册给我看她的照片，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她曾经在建设部位居高职，拥有一辆车和一栋别墅。那时的生活虽不算奢华，却也富足。然后，有个男人介入了她的生活，他的名字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个蠢货，卢巴眼珠一转说道。他加快了苏联的解体，她也失去了一切。说到这里，她抽泣起来，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后来，卢巴的丈夫不幸中风，昏迷一年后撒手人寰。如今，她靠每个月四十美元的养老金过活。女儿在土耳其“为狗理发”（玛丽莎是这样翻译的）。儿子在俄罗斯的远东当建筑工，已有十年不曾回家——回家一趟的机票相当于他半年的薪水。

“现在的生活有没有比以前好的地方？”我问。

“有的。商店更大了，选择更多了。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买得起货架上的商品。”

“人民的自由呢？”

“什么自由？消费自由吗？我不需要这种自由。如今有钱才有自由。我的女儿了解工作的价值，可我的孙女儿娜塔莎只知道大谈自由的价值。”看来卢巴并不认为自由有什么价值。

卢巴并不幸福，这谁都看得出来。但我还是问了她这个问题：什么是幸福的生活？我以为她会说钱，至少是足够维生的钱，但我想错了。

“我对钱有不同的看法。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挣来，所以你要努力工作，与人为善。人性都是善良的，都值得去爱。”

我们静静地坐着。过了好一会儿这沉默才被打破。言归正传，我要结账了。我递给卢巴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她接过钱，夸张地贴在嘴唇上亲了一口。

我回到房间，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思考着卢巴的悲哀。从新闻的角度说，这几乎是老调重弹。这几年来，我笔下写过不少这样的悲情故事。地理政治的改变，不可抗力导致卢巴失去一切：高位、名车、乡村别墅，于是她心有戚戚。这分析看似有理，但幸福学又会如何评价卢巴的不幸呢？这一切一定会被归为金钱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失去同志之间的情谊，或是亲人离散之苦——亲情和友情构成了幸福的很大一部分，而且都与金钱无关。但在我看来，这一分析却不甚妥当。积极心理学的黄金定律——快乐适应性认为，无论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是灾祸还是好运，我们都会主动适应它。我们会回到或是接近生活的“原点”。但是，苏联解体已有十五年之久，为什么卢巴却还没有适应？

我认为，这又要回到文化这片浸淫万物的大海。海水若是被放干——如摩尔多瓦，人们便无法呼吸。一旦心灵失去了方向，快乐适应性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卢巴生活在俄罗斯的阴影之下——摩尔多瓦是俄罗斯的土地，但又不是俄罗斯的土地。这些在地缘上算是摩尔多瓦人的人们也生活在阴影之下——他们是罗马尼亚人，但又不是罗马尼亚人。

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摩尔多瓦的书中，查尔斯·金把摩尔多瓦称为“条款之中的国家”。更进一步说，摩尔多瓦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个虚构的国家。你可以和我一样，来到这个地方，漫步在这儿的街道，吃这儿的马马利加，喝这儿的烂酒，和这儿愁苦的人们聊天。之后，你回到家中，翻开护照，端详——不知这个词用得对不对——那枚“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印鉴，但这一切其实无关紧要，摩尔多瓦就是不存在。在这本书中，存在是幸福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身份——属于什么人种，来自什么国家，说什么语言，吃什么食物——才不会对自己的存在产生怀疑。也许我们并不会每天把自己的身份挂在嘴边，但它就像银行存款一样一直存在我们脑中，逢了艰苦的世道，便可取出来当作救命的稻草。但这世道再怎么艰苦，却也苦不过摩尔多瓦的现状——当然，如果摩尔多瓦存在于这个世界。

看来，该离开这个并不存在的地方，回到现实世界了。虽然现实世界苦难不断，但它至少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过，走之前我还想做点什么，虽然这件事多少有点愚蠢，有点冲动——我不知该不该告诉你，趁着卢巴不注意，我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塞进了书架上一本卢巴常用的俄英字典里，还特意把钱放在俄语词条“幸福”的旁边。这种做法未免落了肥皂剧的俗套，甚至还有点自私——在利他主义看来，的确如此。我明白自己的好心只是徒劳。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加上我在卡塔尔的经历，统统指向一个事实：一百美元根本不能让卢巴过上幸福生活。但是，这些钱至少能让她幸福好一阵子。有时，就算只有一小会儿的幸福，也足够了。

我和卢巴站在她住的公寓楼下等出租车。这辆车将把我送去机场，飞去外面的世界。“记得要回来看看。”卢巴突然冒出一句英语，吓我一跳。我答应了她，但我们彼此心中都明白，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事实上，我从来不曾这样急切地想离开一个国家。查尔斯·狄更斯曾说过：“离开便意味着忘却。”老天，我真希望他说得没错。

我早早就到了机场——这是必然的——发现还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我点了一杯摩尔多瓦的烂酒，一边喝着，一边总结在这个不幸的地方度过的这段时间。首先，我可以一脚踢开所谓的相对幸福论。说什么去摩尔多瓦这种不幸的地方能让我心情变好，就因为他们比我不幸得多。根本就不是这样。我本来就离幸福阶梯的底层不远了，摩尔多瓦人这又把我往下拉了一截。

显然，我们要不顾一切代价，避免被摩尔多瓦的不幸所传染。但除此之外，这个愁云密布的国家还带来什么更大的启示吗？我想是有的。启示之一：“不关我的事”不是一种生活哲学，而是一种精神疾病。消极悲观也是如此。其他人的问题当然关我们的事。如果你的邻居丢了工作，你也许会暗自庆幸自己躲开了失业的炮击，但其实你并没有躲开。炮火同样也击中了你，只是你还没感到疼痛而已。或是正如费恩霍芬所言：“社会的兴衰比你在社会中的地位重要得多。”换而言之，宁做清池中的小鱼，不做浊湖中的大鱼。

启示之二：贫穷，尤其是相对的贫穷，常被用作不幸的借口。摩尔多瓦的确不如其他欧洲国家富有，但愁苦至此，却明显是由其对待贫穷的态度所致，而非贫穷本身。

摩尔多瓦这颗不幸的种子播撒在文化的土壤之上——一种贬低信任、轻视友情，却赞颂自私、奖励欺骗的文化，它容不下不计回报的善心，容不下圣奥古斯丁口中所说的“希望之福”（圣奥古斯丁早在克林顿之前就提出这一概念）。或是如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言：“希望是每个人最后的港湾。当希望破灭了，巨大的悲恸便随之而至。这悲恸，与死无异。”

摩尔多瓦没有任何东西让我留恋。没有。不过似乎也不全然——我会想念卢巴，还有她的花花衣服。卢巴是个好人。当然，还有这里水果和蔬菜。它们都非常新鲜。

【注释】

[1]Burger King，美国最大的快餐连锁之一，和麦当劳、肯德基号称三巨头。

[2]babushka，俄语，意为“老奶奶”。

[3]feevty-feevty，应为英语fifty-fifty，意为“对半分”或“利与弊各占一半”。

[4]Sesame Street，美国著名儿童节目。

[5]等离子彩电的英语为plasma-screen TV，plasma也有“血浆”之意。

[6]U.S.Peace Corps，由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在美国成立，是一个美国志愿服务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