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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已知的所有物质之中，最不稳定的是一种叫做钫的元素。钫的稳定状态从来不会超过二十三分钟。任何时候，钫在地壳之中的含量都只有一盎司。人们习惯用“微乎其微”来形容这种元素的稀少，而这个词还能用来形容某些国家。

我到达冰岛的时候，风雪呼啸，墨黑的天空广袤无垠，让人仿佛置身于茫茫宇宙之中。现在的时间是上午十点。

“太阳什么时候出来？”我询问宾馆前台的服务员。

对方看我的神情像是在看一个傻瓜。他开口作答，并有意无意地拉长了音调：

“太阳？噢，我想，您今天怕是见不着太阳了。”

听他那口气，像是在陈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比如“噢，今天是周日，商店当然不开门”。

见不到太阳？我可不喜欢这种感觉。来这之前，太阳一直都为我守候在天边，是一颗值得信赖的天体。不像冥王星，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它是一颗货真价实的行星，结果到头来，却发现它不过是一颗矮行星。

从迈阿密飞到冰岛的路途遥远，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天体的问题。放弃佛罗里达的阳光，飞来冰岛感受这荒凉肃杀的冬天，说得好听是判断失误，说得难听是摔坏了脑袋。我的身体先于其他器官觉察到不对劲，好像是自然的权威遭到了忤逆，于是极尽撒泼发横之能事，借此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但我也有自己的理由。根据费恩霍芬教授的幸福数据，冰岛始终位居世上最幸福国家之列，而在某些调查之中，甚至排到了第一。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数据，和你此时可能出现的反应一样。冰岛？那个冰做的小岛？那个又冷又黑，缩在地图一角摇摇欲坠的小国？没错，正是它，冰岛。

见着了冰岛的冬天，我能想象到，冰岛的夏天会是多么的惬意：太阳照耀在午夜十分，气温“乍暖还寒”——这是一个冰岛人的形容。但是冬天，那又冷又黑的冬天，才是对冰岛人幸福的真正考验。

我一头倒在宾馆床上，呼呼睡了好几个小时。尽管时值正午，但却并不妨碍我睡觉，因为这天色实在太像午夜。醒来时，天空不那么黑了，达到了一种“乍明还暗”的状态。可是，这“乍明还暗”之于明亮，却始终比不上“乍暖还寒”之于温暖。

我不由得开始在黑暗中思考黑暗。我承认自己之前从没在这个问题上多花脑筋。对于我，黑暗就是黑暗，有什么值得深思？大多数人应该也怀着相同的想法。可实际上，黑暗的形态之多，并不亚于风景或是云朵。有的黑暗残酷无情，有的黑暗则在月光或是远处城市的微光映衬下，显得柔和无比。还有凌晨五点那充满希望的黑暗，让我们感觉到那将至却仍然未至的黎明。

冰岛的黑暗又不同于以上所述，却有着独特的形态。那是一种空然无物的黑暗，吝于透露一切。如果这黑暗能够说话，定会操着一口浓重的纽约口音说：“唷，您找黑暗先生有事儿么，嗯？”每年有好几个月，这片黑暗笼罩在冰岛之上，包围它，压迫它，就像穆斯林妇女那身从头到脚裹个严实的长袍一样，又黑又窄，透不过气。

我从宾馆的窗户向外望去，凝视着那片虚无的黑，心里暗想，常年被这么一片黑暗笼罩着，冰岛人又怎么幸福得起来？我常把幸福的地方想象成长着棕榈树，有着沙滩、蓝色冷饮，当然还有水上酒吧的地方。就像天堂一样，不是么？全世界的旅游业者当然也巴不得我们这么想，看那些旅游广告上写着：去别处寻找极乐吧。那里有着阳光和华氏八十摄氏度的适宜温度，而且四季如春。甚至从我们的语言里都透着对棕榈树的向往。幸福的人，有着“阳光”的特质，总能看到生活“明亮”的一面；而郁郁寡欢的人，灵魂“阴郁”，连胆汁都是“黑”的。

但是那些在世界幸福数据库里埋头处理数据的先生们却又一次反驳了我们：大家都搞错了。气候固然重要，但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如果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来，那么更冷的地方才更幸福。这个结论的意义是重大的。也许我们都得把度假地点改成冰岛，而不是加勒比海。同时，全球变暖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它不仅威胁着要破坏生态系统，淹没沿海城市，终结地球上的生命，且大有把人类也赶尽杀绝的架势。也许，这才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寒冷的寒带居民比温暖的亚热带居民更幸福，不少理论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我最喜欢的一条是被我称为“不合则亡”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温暖的地带，生活不费吹灰之力，下一顿甚至会从椰子树上掉下来，因此合作也变得可有可无。而在寒冷的地带，合作却是不可或缺。人们必须同心协力，才能保证好的收成，才能捕到一大网鳕鱼。不团结，就是死路一条。可就算如此，却仍是同心协力共赴死亡。

需求是不是发明之母还有待考证，但依赖性一定孕育了感情。人类之所以会合作，是因为彼此需要。虽然这一前提纯粹是出于个人考虑，但当合作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个人因素便退到一边，剩下的只有团结。帮助他人，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或是能够从中获得愉悦，而不是指望对方在以后能够报答自己。用一个字形容这种感觉，那便是爱。

我迫不及待想喝上一杯劲头十足的东西。当然，这是为了研究需要。在我启程之前，了解冰岛的人们都告诉我，要想触及冰岛最深的灵魂，了解是什么造就了那些维京的传奇子孙们，就一定要见识一下他们最为自然流露的状态：醉酒。

幸运的是，我到达的时候恰巧是周六，冰岛人的周末狂欢刚刚过半——用上“狂欢”一词，是为了与冰岛人平日的清醒区别开来。冰岛人赞成有节制的放纵。他们相信，万事万物，包括中庸在内，都必须行中庸之道。周末完全可以喝个酩酊大醉，但若在周二晚上抿上哪怕是一小口夏敦埃酒，就有越界之嫌。冰岛人将这种怪异的行事方式，连同所有的小毛病，全都归咎于他们的维京祖先们。据说，在往昔的艰苦岁月里，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知道下一网鱼或是下一拨庄稼在哪里，所以，每每得到食物，定会放开肚子大吃特吃。当然，现在的冰岛除了阳光之外什么也不缺。但古老的狂欢习俗却像阑尾和尾骨一样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如今只剩下狂欢。

实际上，我所听过关于冰岛人周末纵饮的最佳解释，却是出自一只晒得黝黑的企鹅之口。好吧，其实不是真正的企鹅，而是一个住在迈阿密海滩边的冰岛人，马格努斯。一天，我们约在一起吃午饭。一看到他，我脑中顿时浮现出一只晒黑的企鹅——之后我们在一间咖啡书吧吃吃喝喝的两个小时里，这只企鹅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在马格努斯看来，冰岛人拼命喝酒，只是因为人太少了。每天总是那几张熟得不能再熟的面孔在眼前晃来晃去，厌烦得很。于是每个周末，冰岛人想从这一张张熟面孔中解脱出来，可出岛一趟却不容易。人们只好喝酒，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还真灵，那些熟面孔果然变得鲜活起来。“就好像是换上一副不同度数的新眼镜，世界看上去变了个样，至少有了些许的不同。”晒得黝黑的企鹅告诉我。

此时，我身处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酒店隔壁就有一间酒吧，叫做斯尔库斯。酒吧的外墙漆上了亮红和绿色，看上去颇有加勒比海岛的风格，却与雷克雅未克的黑暗寒冷不怎么搭调。我让宾馆的服务员介绍一下这间酒吧的情况，又被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看毕，他宣布：“我觉得这间酒吧不适合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嬉皮？”我极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受伤。

“不全是，不过我劝你别听朋克音乐，也不要去二手店买衣服了。”

他说得在理。我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心听从他的指点，去更适合成人的去处。

事实证明，这间酒吧还是挺适合成年人的——不过我指的是生活在一九八二年里的成年人。酒吧里到处镶着木板，满墙都是投射灯，而那背景音乐竟和迪斯科可疑地相似。我看到一群冰岛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紧紧盯着放在桌子正中的物品：两大瓶浸在冰桶里的添加利毡酒。看来，这群人正准备有节制地好好放纵一晚。

我叫了一瓶啤酒，却没料想酒的价格几乎堪比某些国家的大学学费。冰岛酒类的高价恰恰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冰岛人“赶尽杀绝”的豪饮作风。冰岛人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既然喝一杯这么贵，要是不喝个痛快，那简直是在浪费钱。北欧人强悍的逻辑有时实在让人无语。

冰岛和酒还有一段漫长而纠结的渊源。这个国家曾试过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实行禁酒令，时间与美国的禁酒时间大体相同，收到的效果也是大同小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禁酒令被解除，得到大赦的冰岛人于是喝得更凶了。但奇怪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政府都没有解除对啤酒的禁令，显然是担心人们会沉浸于每日的微醺无法自拔，而抛开几天清醒、几天大醉的节制之道。直到一九八九年，对啤酒的禁令才最终解除，冰岛人便放下小酒杯，重新端起硕大的啤酒杯。一位冰岛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以前让冰岛人醉倒的是伏特加这样的烈酒，如今却是红酒和啤酒。”听他的口气，似乎很为这种进步自豪。

我一边喝着这杯奢侈的啤酒，一边自娱自乐地计算起每一口的价格。结果算得一大口啤酒是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一小口则只要七十五美分。正算着，突然听见身后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的居然是英语。她在对我说话。

“你能帮我绑上吗？”我转过身，看到一个健壮的女人，她的左前臂有一处难以辨认的文身。我茫然地看着她，坐着没动。

“你能绑我吗？”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少用了几个字，却多出一丝挑逗意味。她指了指裙子后面松开的蝴蝶结。于是我帮她绑好蝴蝶结，并介绍了自己。

她叫艾娃，喝得已是头重脚轻。几分钟后，我知道了今天是她生日，她是一个单身妈妈，她的丈夫虐待她，她过去七年都侨居国外，她现在有三份工作。艾娃显然不怎么腼腆，也不怎么快乐。她给自己的幸福指数打了六分，并把我介绍给她那位同样醉醺醺的朋友，赫帕。赫帕却比艾娃要幸福得多——九分，她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胳膊搭在我肩上，像老朋友一样。我在脑中飞快地做起了算术。赫帕和艾娃两人的分数加起来，再除以二，得分是七点五，和冰岛人的平均值相差无几。难怪她们会成为朋友。

赫帕和艾娃却不是在这间酒吧喝醉的，她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喝高了。二人告诉我，冰岛人一般会在家里先喝上几杯，因为家里的酒比外面的便宜。一旦觉得预热得差不多了，就去酒吧继续喝。有的人实在囊中羞涩，便在酒吧附近的人行道上放上一瓶酒，每过几分钟出来抿上一小口。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我心想。也许这些坚强的维京人就凭着这足智多谋，才得以在这个生存环境堪比冥王星的小岛上存活了一千多年——只可惜冥王星不是行星。

嘈杂的音乐，神志不清的艾娃和赫帕，被时差折腾得晕乎乎的我。这三个因素一同捣乱，我们能好好说上几句话就怪了。“我是个作家。”我告诉艾娃，只想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她却一脸不解地问：“捉家？捉什么的家？”

“不是捉家，是作家。”我大声说。

不过，这一头衔倒是为我挣了不少面子。在冰岛，作家是再好不过的职业。在人们的眼里，作家无一不成功、勤奋、著作等身——尽管这极有可能只是你的臆想。冰岛人热爱他们的作家，一方面，也是自恋的表现，因为在冰岛，人人都是作家，都是诗人。出租车司机、大学教授、宾馆服务员、渔夫，每个人都是。冰岛人戏谑地说，哪天要在雷克雅未克的市中心立一座雕像，纪念那位从来没写过诗的冰岛人。这座雕像到现在还未立起来，因为这么一位冰岛人还不曾出生。

冰岛有谚语说：“宁可不穿鞋，不可不带书。”一连三年，政府会为作家提供丰盛的奖金——就像发工资一样。冰岛最有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多尔·古兹永松曾说过：“我真不明白那些艺术家为什么会饿肚子，我可一直是三餐无忧。”

这时我意识到，是时候把我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会来这个到处钉着木板的酒吧烧钱，就是为了解开这个谜。

“那么，冰岛人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呢？”

“因为黑暗啊。”赫帕一口咬定，“我们喝酒，是因为这里太黑了。”

“那你们夏天不喝酒吗？”

“不，不，我们夏天也喝。为了光明。我们在夏天喝酒，是为见到光明而高兴。”

赫帕端着一个马克杯，东倒西歪地站着。最后，她那被酒精浸淫的大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冰岛人全年都在喝酒。

我买不起第二杯啤酒了，而赫帕和艾娃也越来越醉。我该走了。

“等等。”赫帕好不容易露出了一丝难得的清醒，“你必须了解一些事情。关于黑暗的事情。”

“是吗，什么事情？”

“不要和它斗，而要张开双臂拥抱它。”

说完，她和艾娃便淹没在香烟的烟雾和含混不清的冰岛语之中。有意思，我一边裹上外套，一边想，怎么听着像海豹在叫。

第二天一早，我听从赫帕的建议，起身拥抱黑暗。这不管用。与其说我主动拥抱它，不如说黑暗紧紧把我抱住，几乎让我窒息。闹钟告诉我现在是早晨八点，但窗外却俨然是午夜。我啪的一下关掉闹钟，一次，又一次，再一次，一直磨到九点半，才终于决心起床。从宾馆窗户向外望去仍是一片漆黑，丝毫没有要天亮的意思。太阳像生活中的大多数东西一样，待到失去之后才会念起它的好。

等等，我的确看到了一些亮光。不是金黄色的阳光，却是一道蓝光。难道这就是那曙光女神的恩物，传说中的北极光？这道光从马路对面的大楼里射出来。抑或是某种维京人的奇特仪式？我戴上眼镜，发现这道光却是发自一台电脑终端机。冰岛人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我很好奇。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一天如何在黑暗之中开始，又在黑暗之中结束？

闹钟显示现在是九点五十五分。噢，不。宾馆的免费早餐还有五分钟就停止供应了，要在冰岛吃到免费食物可是比登天还难的。我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往盘子里猛堆鲱鱼和高德干酪，直到食物满得要溢出来，最后，再倒上满满一杯咖啡。在冰岛，咖啡是必需品，和氧气一样不可或缺。

你肯定会认为这旷日持久的黑暗会带来季节性情绪失调（也叫冬季忧郁症）的泛滥。冬季忧郁症的成因是缺少光照，症状表现为悲观绝望，精神萎靡，嗜食碳水化合物食品。在我看来，这真是种残忍的折磨手段。它让你陷入抑郁，于是你吃下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于是你体重猛增，于是你更加抑郁，于是你吃掉了更多的碳水化合物，于是你变得越发抑郁。

然而冰岛人却根本没有这种顾虑。美国东北部的冬季忧郁症患者都远比冰岛要多。于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心理学家们得出结论，几个世纪以来，冰岛人已经进化出对抗这一疾病的免疫基因。那些冬季忧郁症患者被自然淘汰，他们体内的致病基因也随之绝种。生存下来的只有快乐的人。

喝完第三杯咖啡，我萌生去意。太阳看来是一时半会儿等不来了，怕是还要等上好几个月呢。于是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出了门。冰岛人给冰取了好些名字——谁叫冰岛有那么多冰。比如说，我现在脚下踩着的这种叫做“哈尔克”，即是“飞冰”。冰并不会飞，人会。我在冰上一步一滑，好几次差点摔了个四脚朝天，幸好手都及时撑在了飞冰之上。

我很快便喜欢上了雷克雅未克。与其说这座冰岛的首都是一个小城市，不如说是一座国际化的小村庄。但不管是城市还是村庄，它都堪称二者之中的极品——既有小城的亲切，又有寿司可吃。在雷克雅未克，步行十分钟之内到不了的地方，大多也没有去的必要。我喜欢这种感觉——不仅缩短了踏在飞冰上的时间，而且这感觉很对。不像其他城市，大多陷入了大而无当的境地。好处过多，反倒落得个过犹不及的下场。

雷克雅未克却不会有越界的顾虑。冰岛的总人口不过区区三十万，相当于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冰岛之小，小到几乎不能被称为国家，不过，它仍然还是一个国家。

三十年前，那位见解独到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认为，在经济领域，应以小为贵。但小的事物也会更幸福吗？像冰岛这样的小国，会比美国或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容易达到全体国民的幸福吗？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冰岛的小，意味着父母们不用再担心孩子和陌生人说话的老套问题——在冰岛根本没有陌生人，人们在路上遇到的不是朋友就是亲戚。冰岛人上班迟到半小时也合乎情理，因为每每在路上遇见亲朋好友，总要寒暄几句。但话又说回来，这也是迟到的一个极好借口。冰岛语里等同于“交通”的词是“地狱”。不过，小也有不好的地方。冰岛是全世界最不适合外遇的地方，不过，这也没能打消冰岛人跃跃欲试的热情。

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在告别演说中声称：“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希拉克只是打个比方，但冰岛却的确是一个家庭。遗传学家发现，若是回溯到七八代之前，每一个冰岛人之间都有亲属关系。通过网站，冰岛人可以查找到自己和同事、朋友，甚至昨晚共度良宵的那个小妞之间，有着多么接近的亲属关系。

一个女人向我感叹这种事情实在疯狂：“你和那个初次见面的帅小伙一夜缠绵，第二天却发现一夜情成了亲人团聚。他蹲在角落吃熏鱼，你此刻的心情却是——‘老天爷，和我上床的居然是二表哥’。”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对政府的运行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以失业为例。如果失业的汉斯是弟弟的好朋友，政客们便会多花些心思在失业之上。在美国，人们达成共识，认为百分之五到六的失业率都是可以接受的，但通货膨胀率却必须保持在不超过百分之一到二的低标准。

在冰岛，情况恰恰相反。失业率一旦到了百分之五，举国上下便认为是奇耻大辱，非把总统罢免才能解恨；通货膨胀率高得让人咋舌，人们却安之若素。何以如此？

答案便在于，不同的国家对于痛苦的感觉不同——这里的痛苦指的是在经济方面承受的痛苦。高通货膨胀率是全民性的痛苦，每个人在去食品店或是加油站时，都必会感受到那种啮心的痛。但这痛苦却是大家的小痛苦，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大痛苦。失业却恰恰相反，是一种个体性的痛苦。只有少数人会感到特别痛苦，我们大多数人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不过，我们真的不痛苦吗？研究发现，高失业率比高通货膨胀率更会影响到整体的幸福感。失业的魅影会像池塘的涟漪一样，从人们的心头扩散开去。

一个老人慢吞吞地走过。他穿着件短款皮夹克，头发蓬乱，胡子拉碴。我怀疑他是鲍比·菲舍尔。早就听说这位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住在冰岛。冰岛人爱死了鲍比·菲舍尔。当年就是在雷克雅未克，菲舍尔参加了一场国际象棋的世纪之战。在一局世界瞩目的比赛中，他着着妙手，一举击败苏联棋王鲍里斯·斯帕斯基。在美国人眼里，菲舍尔顿时成了国家英雄，成了一名击败邪恶之国的冷战战士——哪怕这战场只是棋盘而已。冰岛人同样把菲舍尔看成了英雄，但原因却和美国人完全不同——菲舍尔让冰岛在世界地图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对于这个弹丸小国而言，这便是天大的恩惠。

菲舍尔到老来却变得古怪。他的脾气越来越坏，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满口反犹太言论的菲舍尔，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更是对美国大放厥词。二○○四年，菲舍尔在日本遭到拘留，美国也下令吊销他的美国护照，指控他公然违抗政府禁令前往前南斯拉夫。紧要关头，冰岛救他于危难之中，让他加入冰岛国籍，之后菲舍尔便定居冰岛，常在雷克雅未克来回徘徊，自言自语，活脱脱一个冷战幽灵。

鲍比·菲舍尔这一段离奇而又不幸的经历对于冰岛的意义却远大于对他本人的意义。冰岛人对国际象棋意乱神迷，对朋友忠心不二，对跻身世界地图痴心一片，对个性的容忍也堪称世间少有。我还发现，这容忍不仅仅是对人而言，对食物也是一样。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食物和幸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麦当劳公司的人一定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把汉堡和薯条的组合套餐取名为欢乐套餐，而不是什么超值套餐或是巨无霸套餐。人们也许喜欢细细咀嚼悲伤，但一定要一口吞下幸福。

“亲口尝过，才知其味。”古老的苏菲派箴言如是说。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相信，食物是灵魂之窗。“告诉我你爱吃什么东西，我就能说出你是怎样的人。”

那么这和冰岛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冰岛人对于食物有着千奇百怪的想法。自古以来，冰岛人不吃长得难看的东西。直到一九五○年，冰岛的渔民还把打捞上来的龙虾扔回海里——嫌它们长得太丑。而今天大多数冰岛人不吃鳕鱼，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北大西洋里的鳕鱼多到一个劲地往你的盘子里游，还自动剔了骨头，往美味的柠檬酱里跳，但冰岛人就是不稀罕。他们把鳕鱼出口到那些对食物的长相没有特别要求的国家，比如美国。

虽然冰岛人对食物的外观吹毛求疵，却不怎么介意食物的味道，要不他们怎么会那么爱吃“羊丸羊蛋”——羊睾丸，以及“哈库尔”——腐烂变质的鲨鱼肉。而后者，据说对生殖和肠道健康都颇有益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人奥登去冰岛游历。他在尝过哈库尔之后，大摇其头：“要说它的味道，只能让我联想到一样东西，那就是擦鞋布。”还说：“那气味，简直不能在屋里吃。”

这可不像是大力推荐的口气，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有多难吃。此外，一种新闻记者的责任感也鼓动着我。如果食物果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之窗，那么我就有责任伸头进去探探情况，哪怕只能看到一团糟。

有人告诉我，最好去周末的跳蚤市场上挑选哈库尔。市场摆在海港旁边的一个像洞穴一样的仓库里，冰岛人常去淘便宜货。在这个咖啡卖到十美元一杯的小岛上，这种地方的存在很有必要。市场里到处是旧书和旧衣服之类的老旧古董，置身其中，我倒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是在时尚的浩瀚海洋之中找到了一个质朴的小岛。

我在市场里转来转去，不多时便找到了哈库尔。它看上去很无害，不过是切得方方正正的灰色肉块，和骰子差不多大小。柜台后面的女人咧着嘴笑，露出结实的肌肉，我怀疑这条鲨鱼是她空手杀掉的。我怯怯地走上前去：请给我来一块。她手脚麻利地用牙签叉起一块递给我，脸上却没了笑容。

我深吸一口气，把这块肉吃了下去。顿时，脑子里只冒出一个念头：奥登说得没错。我从没吃过擦鞋布，不过现在总算知道滋味了。哈库尔吃起来有种不自然的酸味，可更糟的却是那种回味无穷的后味。那气味徘徊在我舌尖上，怎么赶也赶不走。我喝了好几杯水，吃了一袋蜜烤腰果，一整块高德奶酪，又灌下两瓶啤酒，还是不管用。待我一个小时后回到宾馆，那倒霉的味道已经溜进了喉咙，且大有赖着不走的意思，害我恶心到不行。

“你吃了哈库尔吧？”前台的服务员觉察到了我的不适。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

他发出一阵啧啧声，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转而建议我喝一种名叫“黑色死亡”的饮料。这种饮料堪称冰岛的国饮，同时，也是人类已知的唯一一种能够祛除腐烂鲨鱼肉留在喉咙的气味的饮料。“黑色死亡”的确奏效，虽然也在我嘴里留下了一些恶心的残渣，但这点小小的代价比起我获得的解放而言，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我又在雷克雅未克四下“溜”达，却感觉有些……不对劲。没错，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踏实。这种“不踏实”，不是卡塔尔那种飘渺的气体感，而是朝生暮死的短暂，就好像昨天才冒出来，明天又会消失。我总是觉得下一秒就会听见有人大喊一声“拍摄完毕，收工”，然后舞台工作人员走出来，把城市的布景全部撤掉。这种感觉多半来自那些建筑，那些波纹钢板搭建而成的、略显单薄的建筑。还有那些悬崖、山丘，以及大海，似乎每次转过街角都能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仿佛要抹去城市的痕迹。前一分钟还置身于咖啡馆和服装店的城市气息之中，只消转过一个弯，一片渺无人烟的大自然便豁然展现于眼前。

雷克雅未克不像纽约或上海，没有丝毫宏大的表象。这个城市了解自己在宇宙之中所处的地位，知道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并难能可贵地泰然处之。冰岛人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欣欣向荣地生活，自然让他们警醒，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付之一炬。最重要的是，自然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们生命的脆弱。大城市总在伪造着不朽的假象，让人们以为光是以它们的宏大，以它们对自然的征服，就能驾驭死亡。在冰岛，自然永远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不朽在这里显然是个笑话，因为没人会把它当真。

实际上，冰岛人似乎时刻都活在自然的威胁之下。克里斯汀是一名电视制作人，不久前，她花了十分钟，从家里散步去雷克雅未克郊外，走到离一片熔岩原很近的地方。她和我谈到这次经历时说：“放眼望去，一个人都没有。如果我摔了跤，扭伤了脚，死在冰天雪地里只是时间问题。”我听着只觉得可怕，但她兴奋不已。这份死亡的刺激和极限跳伞者或摩托特技表演者所感受到的刺激一样吗？我想不是。这并不是生理上的冲动，却是一种和自然之间深厚而永恒的联系。对死亡的预期也包括其中，却不是全部的内容。

我溜达来，溜达去，很快就发觉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地方。似乎每两三座建筑之中，就有一间艺术馆，或是音像店，或是坐满正挥就冰岛鸿篇巨制的作家的咖啡馆。这也许就是冰岛人的幸福所在在吧，我想。

显然，幸福并不是冷酷死板的硬性逻辑——否则会计师岂不是天天都笑口常开。伟大的思想家们早就发现了创造力和幸福之间的联系。康德曾说：“幸福不是先验统觉，而是先验想象。”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幸福，而创造任何事物的第一步都是想象。

英国学者理查德·索奇在《幸福的秘密》中这样写道：“想象必然凌驾于理性之上，因为它是一种对未来现实的幻想，一种对未来的自己的幻想。”

我们总是把文化看作古老而又脆弱的事物。文化是我们从祖先那继承到的遗产，或是得到极好的保护，或是被糟蹋和浪费——这种情况往往更常见。这话说得不错，但不够完整。文化同样也正在被创造。文化当然可以被创造。总得有人把文化创造出来让我们糟蹋。

冰岛正在创造它的文化。当你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些冰岛音乐家正在谱写冰岛自己的音乐。冰岛至今没有自己的音乐，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没有器乐。或许是漆黑寒冷的环境让人们实在有心无力，又或许是古代冰岛人当年因饮酒过度而误了这事。因此，年轻的冰岛人只得用自己的手创作出冰岛的音乐。而作为旁观者亲临这创作的时刻，实在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

如果有这么一种语言，光凭说出它的名称，便能激发人们心中的幸福感，唤醒内心的创作灵感，那么这种语言一定是冰岛语。冰岛人热爱自己的语言，甚至胜过爱自己的祖国。对于冰岛人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话是我从一个冰岛人口中听来的。要是在别处，我会将其嗤为宣扬民族主义的大话，甚至还会嘲笑几声。但在冰岛，我却不会这样。

任何一个冰岛人都口口声声说（他们会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强调），只有他们才真正继承了维京语的衣钵，北欧的其他国家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和法国人一样，冰岛人不顾一切地捍卫着自己的母语；可冰岛人又和法国人不同，并没有母语至上的偏激。这里每个人的英语说得和冰岛语一样好。“双语能力”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每当一个新的发明诞生——比如电脑，或是低脂蓝莓松饼，世界各国便忙着为这些新东西造出新词，充实本国的语言。大多数国家会投机取巧，将英语中的词汇拿来稍作改造，为自己所用。所以，英语中表示个人电脑的词“personal computer”到了日语中就变成了“persu-con”。但冰岛人却执意要用百分之百的冰岛语词汇来命名这些现代发明。

冰岛的语言学家们在创造新词的时候，用的仍是古老的维京语。鉴于维京语中不可能有“电灯泡”这个词，更别提“宽带”，因此语言学家们只能完全仰仗自己的智慧。例如，冰岛语中的“电视”一词，字面意义其实是“视觉投影机”。“洲际弹道导弹”是个大考验。最后，语言学家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词：远距离喷火飞行体。相当之有创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电脑”的冰岛语“tolva”，字面意思是“数字先知”。这么一来，我的电脑和魔法扯上了关系，还隐约透着一点邪气——谁说电脑没有那么点小邪恶呢。

外国人对冰岛的最高评价出自于十九世纪的一位丹麦人之口。其人名叫拉斯穆斯·克里斯蒂安，他说自己学冰岛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思考”。我听到这话时，也不由得开始思考，思考语言和幸福之间的联系。语言能让我们幸福吗？词语不仅能用来描述我们的心情，更能为我们带来好心情吗？

显然，有的词一说出口就会让人开心，比如“我爱你”和“你赢了”。不过，有的词当然也会带来相反效果，如“查账”和“前列腺检查”。

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可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特征。我在瑞士发现：每个文化都有大量形容负面情绪的词语，形容正面情绪的却不多。难怪让别人和我讲述他们的幸福总是那么难，原来他们不是无语，而是词穷。我不禁怀疑，难道悲伤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倾向？难道人类从来都是一个哀怨的种族？也许吧。又抑或是幸福这种感觉太过张扬，太过明了，一两个词便能画龙点睛，再也无需赘述。

乐观的人们也许会从精神科学的领域寻找有利的证据。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大脑之中控制语言的区域和控制幸福感的区域一样，是新近进化的区域。这两处新区之间是否有联系？如果有，那么语言究竟是搭车的乘客，还是坐在驾驶位的司机？语言是否掌握着某种人类尚未知晓的权力？

虽然这个问题一时还无法解答，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语言，至少对于冰岛人而言，是幸福的重要源泉。在这个奇特的小小国家之中，一切的智慧和美妙都源自它的语言。冰岛人见面时说“komdu sæll”，意思是“来得快乐”；分手时说“vertu sæ11”，意思是“走得快乐”。我喜欢“走得快乐”，和“保重”或是“回头见”相比，“走得快乐”更添一分愉悦。

冰岛语和像它的主人一样，提倡平等，从不装腔作势。比尔·霍姆甚至写了一首诗赞颂冰岛语这种不经意间的雅致——只有诗才最能胜任夸奖的工作。

我特别欣赏最后一句，在文字之下流淌的，是冰岛语那逼人的气势。

冰岛最伟大的诗人，是一个叫做伊格尔的维京人。这位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诗人可谓闻名遐迩，在一位冰岛艺术家口中，他是个“笔下流淌出优美诗句的、有着火爆性子的家伙”。可不能小看这位诗人：“他能写出最为优美的诗句，可一旦听到一两句不称心的话，便劈头将诗稿扔在对方脸上，作势要把他们的眼珠子活生生抠出来。”我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一拿起伊格尔的文稿时，一定都会相当的——小心。在冰岛，诗歌和暴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还体现在一个事实之上：挪威的奥丁神是战神，同时也是诗歌之神。

这种强烈的文艺追求是否能解释冰岛人的幸福呢？不好说。对语言的热爱也许不能确保幸福感，却能让人尽情表达内心的失望之情。这便是了。说出痛苦，便能减轻痛苦。相信任何一位诗人或是“博客”都深谙这一真理。

可这还是没法叫人真正信服。雷克雅未克这个世界尽头的国际化小村庄，竟能成为创作灵感的勃发之地？而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其他国家，纵使占尽人口众多的天时，在艺术上的造诣却难望冰岛项背。冰岛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要我说，一切答案尽在冰岛的名字之中。首先，是冰岛的“冰”。想象一下，几百年前的人类如何度过那些漫长寒冷的冬季。感官上的愉悦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殆尽，然而人类的大脑是憎恨空白的——看看有线电视的受欢迎程度就知道了。由此，古代冰岛人凭空想出了矮人、精灵，以及其他生活在人迹罕至之地的神奇生物。是异想天开，还是疯言疯语？

艾尔达是一个点击率很高的博客写手，来听听她最近的一次经历吧。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去北极燕鸥繁衍栖息的郊野游玩。他们正沿着海岸漫步，突然间凭空响起一阵觥筹交错的笑闹声，好似一场热闹的聚会。他们只觉得奇怪，谁会在这寸草不生的地方开聚会呢？于是艾尔达和朋友花了十分钟时间，四下寻找那声音的源头，却一无所获。

这时，两人才反应过来：根本就没人在开聚会。一切只是海浪冲击崖壁的回音和鸟儿啁啾之声交杂在一起而使人产生了幻听。就连艾尔达这个启蒙运动的后人，信息时代的骄子，都被冰岛的神秘魔力给捉弄了，她那些千年之前的先人就更不用说了。

接下来，便是冰岛的“岛”了。大多数的岛屿都静卧在海上。不管这小岛多么美丽，甚至美得令人惊艳，但却只能静静地卧着。冰岛却不同。它会嘶嘶作响，会吐口水，会打嗝，时不时还会放个屁。这些据说都是地质原因所致，但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却是这嘶嘶声，吐口水，打嗝（以及时不时的放屁），是如何影响着冰岛人的幸福感。

冰岛人告诉我，一方面，冰岛作为创造灵感的源泉，同时也能给人带来幸福。冰岛的地面时刻都在人们的脚下移动，每天平均有二十次地震——当然都不是剧烈的地壳运动，但一定在改变着大地上的万事万物。

在冰岛，地质年代也相应缩短。火山短短七八十年便出落成形，再也无需经过几个世纪的漫长孕育。如果你相信能量漩涡这类玄乎其玄的事物，那么来冰岛绝对没错。在冰岛，人人口中大谈能量，比别处要热切得多。一个冰岛的平面设计师曾告诉我，他从夏日的阳光之中汲取能量储藏起来，才得以熬过漆黑一片的寒冬。一位音乐制作人则认为，大多数音乐专辑都在万物肃杀的秋日发行，完全是受某种“奇异能量”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目睹了好几段黄金时期，那些拥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和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的时空，如十五世纪的雅典，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以及二十世纪后期的西雅图。黄金时期从来都很短暂，朝生夕死，正如钫元素一样。

“历史表明，那些城市的黄金岁月是珍贵而又特殊的光之窗户，既点亮了自身，又照耀了外部的世界，但这光也只是一刹那闪过。这一瞬过后，窗户又关上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霍尔在他那本非凡之作《文明中的城市》中写道。

雷克雅未克这奇异小城也是那些窗户之中的一扇吗？虽不能说它就是另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城——这未免会有夸大之嫌，但这两座城市确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的人口相同，都接近九万五千。而且，雷克雅未克和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一样，都没有特别出众的艺术家。人人都在创作艺术，享受艺术。

仅仅凭历史和地壳能量这两个因素，就能够解释雷克雅未克醉心于创作的热情？难道还有什么因素没有考虑到么？

可以确定的是，冰岛人有一种自然天成的品味，叫我只能望而兴叹。品位可以装出来，但真正的品味却叫人可望而不可及。我付出了不少教训才明白这个道理：我的衣橱放眼过去一片黑色，我有两副怪模怪样的眼镜——亏我还成天戴着，我还有好几顶Kangol袋鼠帽，其中几顶每次都被我反戴在头，我的刘海用摩丝捋得老高，衬衣领子笔直挺立。在外行人眼中，我是个品味高雅的成熟男人。可那些年龄大多低于二十五岁的时尚人士却能一眼看出，我至多只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追风老头，能说会走的冒牌路易·威登。

真真切切让我体会到挫败感的，是冰岛的一个二手小店。走出店门的那一刻，我像只斗败的公鸡一样沮丧。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在此恕不透露小店的名字——不知深浅的外国人若是贸然试发冰岛语那饶舌的读音，大有患上永久性面部偏瘫的风险。店里卖的虽是二手货，但价格却让人咂舌，冰岛真无愧为投机者的天堂。

我淘到一条很特别的围巾，便拿着去付账。收银台的小伙子正在四处翻找着什么。他弯着腰，衬里的短裤露出一角，我一眼瞥见，顿时目瞪口呆。不是因为那无心露出的内裤——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让我惊得合不拢嘴的却是这条短裤，它实在太有型了，堪称新潮前卫。那裤腰之上镶着一排排红蓝绿相间的彩条，之间还点缀着漂亮的紫色斑点，简洁雅致。老天哪，这条内裤居然比我的绝大多数外套都别致！我呆呆站着，盯着这个冰岛小职员的内裤看了许久，然后我明白了，彻彻底底地明白了：在这个国家，我算是遇着克星了。

冰岛的时尚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从黄口小儿到中年男女无一幸免。拉路斯·乔汉尼森经营着一间小音像店和唱片公司。每个人都认识他，喜欢他。人们都告诉我，如果想了解冰岛旺盛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就一定要见见拉路斯。

我们在拉路斯的音像店见面，那是一个可以坐在沙发上听CD的温馨去处。拉路斯身穿彩格运动外套，戴一副黑框眼镜。当他说到重点之处时，便习惯性地推推镜架。这个男人给人的感觉很自然，毫不做作，很得我心。坐下之时，黑暗已经温柔地在整个城市蔓延开来。

拉路斯告诉我，他曾是一名国际象棋职业选手。我一点也不惊讶。隐藏在时髦的黑框眼镜和害羞的可爱神情之后的，却是缜密、冷静的思维。我猜他一定很努力地克服自己的害羞。冰岛人为什么大都擅长国际象棋？还是那句老话，因为冬季实在漫长。在黑暗之中，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少。

拉路斯在各项工作之中展现的才能，并不逊色于罗杰·费德勒在网球方面的出众才华。他年方四十，便已从事过多项工作，不仅当过国际象棋选手，还做过记者，经营过建筑公司，研究过神学，如今又当起了音乐制作人。“你是不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他觉察到我的怀疑，“但是在冰岛，这却再正常不过。”

拉路斯认为，拥有多重身份（而不是多重人格）能够让人心情愉快。这却与盛行于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职业观背道而驰。西方人普遍认为，专一的职业观才是至上的选择。学者、医生等专业人士们花上毕生精力，不断将研究范围缩小再深化，但在冰岛，却是恰恰相反。

我和拉路斯讨论起雷克雅未克空气中弥漫的那股醉心于创作的热情。这股热情来自何方？我又如何才能从中获益？

他推了推眼镜：“是嫉妒。”

“冰岛人不嫉妒别人。”

冰岛人对嫉妒的态度，与我在瑞士的所见又略有不同。瑞士人靠隐藏压抑嫉妒。冰岛人却用分享消除嫉妒。拉路斯说，冰岛的音乐家之间乐于互助。不管一个乐队是需要一把电吉他，还是一个主音吉他手，其他乐队都会二话不说，鼎力相助。同样，思想也得以摆脱嫉妒这七宗罪中最恶之魔的羁绊，自由地流动。约瑟夫·爱泼斯坦在论述嫉妒的专著中写道，嫉妒一旦失控，“便会玩弄你于股掌，吞噬你的一切”。

彼得·霍尔认为，黄金时代的确切表现之一，便是嫉妒的相对欠缺。他对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的巴黎作出如下描述：“他们在彼此的口袋里生活、工作。任何新的思想、新的火花一旦产生，立即便为众人所知，并被自由采纳到各自的工作之中。”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雷克雅未克。换言之，一九○○年的巴黎艺术家们所推崇的资源共享精神，同样也为今天的冰岛人拥有。当然，竞争并不会消失，但却改头换面，回归到最初的所指。英语中表示“竞争”的“compete”来自拉丁文“con peture”，意为“探寻”。

很好，又找到了拼图中的一块：不嫉妒。但我仍然觉得遗忘了什么。这芝麻点大的国家，产出艺术家和作家的比率，凭什么比其他大国都高？

“原因在于失败。”拉路斯发话了，将眼镜重重往鼻梁上一推。

“没错，在冰岛，失败根本不算什么。没人在乎失败。”

“这样说吧。我们不会嫌弃失败的人，只要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他们会失败，也许只是心肠不够硬而已。”

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既然无所谓失败，便会放开手脚去尝试。美国人总是自诩鼓励失败。没错，我们都喜欢失败，前提是结局必须成功。屡战屡败的企业家们，总有一天能凭绝佳创意起死回生；屡投不中的文学爱好者，总有一天能成为畅销书作家。在这些故事中，失败只是一道开胃菜，将成功的滋味衬托得更加甘美。但对冰岛人而言，失败无疑是主菜。

拉路斯告诉我，冰岛的青少年在车库中组建一个乐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父母也会全力支持。这些小孩并不想一举成名，尝试比成名重要。此外，就算失败了，他们也总能从头再来——别忘了欧洲的社会福利是多么丰厚。这是个涅槃与重生交替进行的国家——宗教意义之外的涅槃与重生。

心理学家米哈伊·柴科金特米哈伊在其著作《心流》中写道：“主宰我们感觉的，不是我们实际拥有的一切，而是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一口气读了四五遍，然后确定，不是印刷有错，就是柴科金特米哈伊在玩文字游戏。他主张的似乎是一种虚幻的人生观。如果我五音不全，却认为自己是小提琴鉴赏家，岂不是自欺欺人？柴科金特米哈伊却回答道，没错，但这无关紧要。当我们全身心投入的时候，焦虑便会消散，时间也被抛到脑后，这时，只有“心流”才主宰着我们的感受。同样，积极心理学之父马汀·塞利格曼发现，快乐之人的回忆总是会日臻完美，而悲观之人却将过去的不快记得清清楚楚。也许，诸事清楚，却不如难得糊涂。有时，小小的自我欺骗，才是幸福处方笺上的良药。

冰岛人真正尝到了这剂良药的甜头。在这个小岛上，没人会得到否定，因此人人又唱又跳，又写又画，尝尽人生百味。不过，随心所欲的态度，却让冰岛的艺术家们创造出一大堆毫无价值可言的垃圾，连艺术家们自己都承认这点。但这些垃圾在艺术世界里扮演的角色，却和农业世界中的粪肥无异。实际上，这些垃圾就等同于肥料。肥料施下去，好东西便会长出来。没了它还真不行。尽管没人愿意看到超市里的蔬菜专柜里堆满粪肥，也不愿见到艺术馆里充斥着垃圾，但总的说来，垃圾的存在还是必要的。

当前方出现困难时，冰岛人总是掩耳盗铃，有意忽视其存在。拉路斯说这是天性使然。“冰岛人的确无知，但无知却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就像行走在一片雷区，你不知道地雷埋在哪，只能勇往直前走下去。每次见识到那些年轻音乐家和作家的天真，总让我惊喜万分。”

我笑了，拉路斯却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我听见“天真”这个词没有当作贬义词使用，心里是多么高兴。

二十年前，我也曾天真过。那时我年方二十六，还是一个性急的小伙子。一心想进入一流新闻机构工作的我，把《纽约时报》这样的行业巨头当成了心目中的首选。与其说是美好的愿望，不如说成是白日梦来得贴切。要进入这么一家顶尖的纸质媒体谈何容易。我没有必需的敲门砖——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文凭，或是一门流利的外国语，更不曾发表过任何有影响力的作品——我甚至连“作品”指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从来没在报社工作过，任何一家报社，更别提这如雷贯耳的《纽约时报》了。

但我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我在航空学领域颇有造诣，不但拥有私人飞行员执照，还写过关于小型飞机的专著。只要我能让《纽约时报》相信我这样一个对空中旅行有专业见地的人对他们大有用处，也许还有机会。没想到，这次真让我撞着大运了，《纽约时报》的航空记者正好要退休。

于是我得到了面试通知——实际上是一连串面试，内容变得越来越乏味，气氛也越来越紧张。这些面试开始于纽约哈佛俱乐部，在新闻界圣地——《纽约时报》的主编餐厅达到高潮。

我拘谨地坐在真皮衬垫座椅上，努力掩饰内心的敬畏和紧张。面试官名叫约翰·李。这位不怒自威的西部男人摆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架势，压根儿不打算让我好过。李先生折磨我的方式既不是让我做俯卧撑，也不是给我上水刑，而是用了另外一种传统的刑讯手法：威逼利诱。

一群脸色死白的男人则充当李先生的帮凶。这些前普利策奖获得者们靠着木板墙坐成一排，恶狠狠地盯着我。“你确信自己适合《纽约时报》吗？”我都能想象得出他们用何等嘲讽的口气质问我。等等，那并不是我的想象。是约翰·李在说话：

“你确信自己适合《纽约时报》吗？”

“是的，非常适合。”我迅速反应过来——尽管“迅速”只是我的想象。

李先生似乎从来都不把别人的话当回事，这次对我自然也不会开恩——这个胆大包天的二十六岁庞克小青年竟敢信口开河说自己适合《纽约时报》，简直是放肆！

他问我如何采访当时的重大新闻事件：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洛克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的空难事件。我被问蒙了，只好胡乱作答。老实说，我根本记不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一定是对上了《纽约时报》的口味，因为我成功进入了第二关：作文。我战战兢兢交上了自己写的报道，开始等待回音。可是，三周过去了，对方却再也没了消息。

我没别的办法，只好打消成为时报记者的念头。之后的一个早晨，我走在第二大道上，像往常一样在报刊亭买了一份《纽约时报》。

“我的神啊！”我高叫一声。路人纷纷远远躲开，生怕我这个“狂热”分子会干出什么疯事。那是我写的报道！就在头版！虽然只是塞在报纸右下角的小小一方豆腐块，还没有署我的名字（只有签约记者才有署名权），但我不在乎。我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由此，我开始了一段短暂而又跌宕起伏的大报记者生涯。因为我年纪太轻，而且资历不够，于是被迫签订了一份试用期机动协议，也就是说，只有干得好才能成为正式员工。于是我拼了命地工作，四处挖掘能让名字登上头版的消息，几乎将飞行报道的范围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我说服编辑让我来报道拉美毒贩的消息，只因毒贩运送那非法的货物时，用的是飞机。我也撰写关于恐怖分子的报道，因为他们炸飞机。我还想申请采访美国总统，因为他出行时都坐飞机。虽然这提议被编辑一口否决，不过我的积极态度总算是被注意到了。

我和另外两名记者共处一室——我们称之为格子间。佛洛伊德是个大个子——“大”指的是宽度而非长度。他负责报道财经市场新闻，观点甚是权威。佛洛伊德打电话喜欢倒在椅背上，这时我只能退避到格子间的另一头，库尔特的地盘。库尔特负责深度报道，那是一个充斥着阴谋诡计的世界。我曾听见他在电话里说“白雪公主在城堡里”之类的话，但这并不是在采访迪斯尼公司。我不介意库尔特说暗语——这反而给格子间增添了一分神秘，但我却很讨厌他打电话时来回踱步的习惯。一拿起电话，就只见他一刻不停地晃来晃去，时不时冒出几句电话暗语，让我感到脖子像是被紧紧缠住，而大脑也因缺氧而几近短路。

每六个月，约翰·李便会召唤我去他办公室，从眼镜上方斜看着我，挠挠黑色短袜，然后说我干得不错，工作很用心，可以得一个B，甚至B+。但是，还没到A的程度，而A才能有资格成为《纽约时报》的正式员工。然后，又是六个月的试用期。我只好加倍努力地工作，期盼着总有一天能够转正。可没料想，没等到转正，却等来了一个噩耗，一个彻底击垮我梦想的噩耗。

一天，库尔特走到我面前，一脸凝重。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道。

“大喷嚏在树林里。”

“说英语，库尔特。到底是什么事？”

结果比任何一个悲伤的童话都要悲惨。报社每天都会召开例会，决定第二天的头版新闻。这一天，例会上提到了我的名字。执行主编马科斯·弗兰科尔不喜欢我那则关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简短报道。他向众人宣布，我的文章“很天真，很单纯”。

记者们——尤其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都清楚，这是对一名记者最糟的评价。我情愿他叫我恶棍或是魔鬼，也别说我天真单纯。

于是，我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得尽快利索地处理掉。因此，几周后，我毫无悬念地走人了。不，不是走人，是被炒了鱿鱼。

这下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这两个决定我命运的词：天真，单纯。其实后者倒不至于让我太难受，我承认自己的确不够老练。可是，我天真吗？这个词刺伤了我的心。

这个词一直让我心里耿耿于怀。直到此刻，身处这个芝麻大小的国家，坐在拉路斯的面前，我再次感受到了灼心的痛。这里举国上下都是天真的人，可他们却活得很好。

而且，天真有什么不好？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不就很天真吗？甘地不就很天真吗？一九六九年的纽约喷气机队不也很天真吗？^[1]现在我可以得出结论，这世界若是多一些天真，一定会更美好。

拉路斯告诉我，冰岛人不排斥天真，是因为他们总有从头开始的机会。他自己便是如此，从头开始过四次。美国人也为自己信奉“一切皆有可能”的勇往直前精神而骄傲。话虽没错，但美国的社会制度却无形之中阻碍了人们对这一精神的贯彻。在美国，跳槽就等于放弃一大笔健康保险，从此少了一张安全大网的庇佑。但在冰岛却有人告诉我：“没必要担心会坠入那漆黑的地洞，因为这个洞根本就不存在。”

大家说得没错，拉路斯的确睿智，我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现在我只想听听精灵和矮人这些住在石头里的小生物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如今冰岛人虽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据说仍有不少人还对这童话深信不疑。

一个在冰岛南部施工的道路建筑队遇到过这么一桩怪事——讲故事的人无一不赌咒发誓说确有其事——推土机坏了，卡车也发动不了，倒霉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说，这是住在一块大圆石里的小精灵干的，不要惊扰了它们的安宁。起初，建筑队并不理会这些警告，但怪事却没有要停的意思。最后，他们决定绕过那块石头修路，于是，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我还遇到过一个头脑清醒的冰岛女人，她对小精灵的说法嗤之以鼻，却转而大谈鬼怪之事。她说，“一个真实的影子”曾把她吓得逃出家门。当时外面天寒地冻，而她几乎没穿衣服。

我问拉路斯信不信这种事。他沉默片刻，挤眼一笑，然后又推了推眼镜——这下推了两次。我很是期待他的回答。

“半信不信吧，但既然别人相信，我的生活也就变得丰富起来。”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拉路斯怎么学起了斯芬克斯，净让我猜谜。之后，他没再多置一词，我却花了几个礼拜琢磨他这寥寥几句话。一番冥思苦想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个中意思。冰岛人并不热衷宗教，他们徘徊在信与不信的边缘。而这边缘之地，却是价值斐然。在那里，通往奇幻世界的大门总是虚掩着，以备不时之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造访过这个奇幻世界。那时我还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驻印度记者，住在新德里。一天早晨，我被一阵怪声惊醒。其实并不是怪声，相反，一丝声音也没有，太过安静，反而让人觉得沉重，让人心烦意乱。印度虽地大物博，却并不出产安静。但此刻，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静谧。没有菜农推着一车蔬菜的声声叫卖，也没有厨子在厨房里准备早餐时锅碗瓢盆的叮当作响。我走上阳台，看见一个男人提着一小桶牛奶经过，脚下的急促步伐却没了印度人惯常的懒散。我冲着他喊：“你这是去哪啊?大家都到哪去了？”

“都去庙里了，先生。大家都在庙里。发生了神迹。”

“什么神迹？”

可那个人已经转过拐角，没有听见我的问题。

我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又冒了上来。印度有着许许多多的所谓神迹，但这次看上去却非比寻常。于是我抓过录音笔便往庙里赶。离着还有约一百码的距离时，我已经能看到庙外聚着的一大群人。车辆堵在庙前，南来北往的交通一时间瘫痪下来。人们见着我拿着的录音笔以及我那张白脸，纷纷为我让出一条道。“出什么事了？”我向众人问道。

“是神迹。”一个男人回答。

“对，我知道是神迹，可究竟是什么神迹？”

“神仙显灵了，神仙在喝牛奶。”

这倒新鲜。我在印度住了两年，听说过恒河的圣水具有治病救人的奇效，但从来没听说过喝牛奶的神仙。我心里不禁怀疑这是乳业协会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只是一次新的广告创意，于是挤进庙里探个究竟。一进门，就看到几个人低着头站在象头神格涅沙的神像之前，正往上淋洒着一勺勺牛奶。那牛奶一碰着神像，居然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大脑一时陷入空白，只是机械地拍下这一切，并由此撰写了一篇报道。

当晚，一切渐渐回复平静。我打开电视，一位身着纱丽的漂亮女主播正在播报新闻。印度记者给早上的事情取名为“牛奶神迹”。“牛奶神迹”于早晨发生在旁遮普邦一座寺庙的事情很快就传遍印度，最后竟传到英国和香港的印度寺庙。印度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停滞状态，连政府官员都纷纷放下手头工作，只为亲眼目睹神迹。电视上涌动着一张张信徒们狂喜的面孔，与我白天的所见无异。

突然，新闻节目切换成了访谈，一位物理学家正在对这个“神迹”作出科学的解释。这其实是一种毛细现象，牛奶渗入佛像表面，看上去就好像佛像正在喝奶。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神迹，而是高中生都知道的极为普通的物理现象。后来，我和印度唯理论者协会的创始人库什万·辛有过一次谈话，他对这件事评论道：“我们印度人又一次让自己在世人面前出尽洋相。”

印度的官员却不如他这么直言不讳。我怀疑他们想借“牛奶奇迹”造势，助走在经济强国以及核能大国道路之上的印度一臂之力。说实话，当时对于这件事情，我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但如今，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拉路斯当年其实是说：“我不相信神迹，但既然别人相信，我的生活也就变得丰富起来。”我想，这种半信不信的超脱，并不是什么坏事。

拉路斯要去忙其他事了，似乎和新组建的乐队有关。他写下一个电话号码递给我，说：“这是我朋友希勒马的电话。你一定，一定要见见他。他是个异教徒。”

“他是什么？”

愚蠢如我，还以为异教徒这东西，和恐龙以及飞机上的热饭菜一样，已经灭绝了呢。

说完，拉路斯起身要走，我突然想到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原则问题：“这位异教徒先生，他幸福吗？”

“噢，是的，非常幸福。”

于是几天之后，我便和这位快乐的异教徒希勒马一起喝起了下午茶。

我从没和异教徒打过交道，不知道能谈些什么，于是我决定做一件事，一件在记者口中唤做取材、在学者口中称做研究、在普通人口中则叫做阅读的事情。我从书中了解到，这所谓的异教，却是冰岛最早的宗教，直到公元一○○○年的宗教大变革之后，才失了原有的地位。而这次大变革，却被人们看作是一场交易的产物，冰岛人也因此做不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只有在参加洗礼、婚礼或是葬礼的时候才去教堂，其余的时间，则如一个冰岛人所言，是“好心肠的无神论者”。

我对希勒马了解得越多，兴趣便越发高涨。希勒马——这名字我这辈子也写不对，更别说发对音了——是冰岛异教徒的领袖，地位类似于德鲁伊特教^[2]的主教，主持异教徒们的婚礼和葬礼。不过，希勒马却不是一个普通的异教徒，他还通晓音律，曾为几十部电影配乐作曲，竟还做过冰岛歌手比约克的启蒙老师。

我和快乐的异教徒希勒马的第一次联系却是通过电子邮件，其中小小的讽刺意味让我会心一笑。他回信说自己很忙，这几天都没空。不会是忙着进行活人祭祀吧，我暗想。

最后我们敲定了日期，在我住的宾馆大堂见了面。希勒马走进大堂，用异教徒的方式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他蓄着一把乱蓬蓬的大胡子，眼神中透着和气，脖子上戴着一个小小的银质吊坠，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托尔的锤子。我们在附近找了一间咖啡馆，点了饮料。我要了一杯绿茶，他则叫了卡布奇诺。我心想，有意思，原来异教徒也喝咖啡。

希勒马很害羞，害羞得几近矫情。他说话的时候低垂着眼睛，声音小到近乎喃喃自语。我努力将身体前倾，才勉强能够听出个大概。他身穿一件厚重的绿色外套，谈话期间一直不曾脱下。

希勒马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人。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感觉。那些人，仿佛来自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街头，或是十九世纪末期的纽约。而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的，并不是他们的外表一比如一把类似海象的胡子，而是他们举手投足以及言语之间流露出的那种气质，让人恍如回到了过去。希勒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十九世纪初期，我几乎想象得出他坐在烧着鲸油的油灯下填词作曲的神态。

如我此前所说的一样，希勒马的生活围绕着他的两件至爱展开：异教和音乐。我不知道如何开口与他讨论异教，于是便将音乐作为切入点。

希勒马八岁那年，喜欢听一个职业音乐家亲戚演奏小提琴。看着这位亲戚每天苦练十小时琴艺，小希勒马只觉得太苦太累。如何才能轻轻松松便当上音乐家呢？他问这位亲戚，对方回答，那就去当作曲家吧。希勒马于是乖乖照做。后来他也曾涉足其他领域，却屡次折回音乐道路——这美妙的，让人久不能忘却的，音乐。

希勒马是个做大事的人，所以每日的那些琐碎小事——如停车、付账之流——根本提不起他的任何兴趣。所以，他每次停车必定东歪西撞，每回吃喝完必忘付账。

我问希勒马，作曲时有什么感觉。

“作曲的时候，我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那是心灵的福音。你所做的是你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件事甚至比你自己还要重要。你是在扩充自己的灵魂。”

这些，在米哈伊·柴科金特米哈伊看来，都是“心流”的经典表现。演员和表演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有时甚至完全消失。没有舞者，只有舞蹈的存在。心流并不等同于幸福。其实，如果为了体会幸福而阻截心流，只会二者皆失。

希勒马还说，作曲之时，他大脑中的计算区域便开始飞速运转。在创作进入到某一阶段后，音符便成了一个个谜题——数学谜题。个人而言，我从未将幸福和数学相提并论，但在希勒马的脑中，二者似乎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希勒马是一个成功的异教徒，却未必胸怀大志。他的目标从订立的那天起，便从未更改过：创作音乐，拥有一张好沙发，读万卷好书。希勒马拥有不少藏书，即使用冰岛人的标准衡量，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天，他又推了一手推车书回家。他那五岁的小女儿可怜巴巴地盯着他的眼睛，乞求道：“求你了，爸爸，求你别再买书了。”要是有人非难他这种藏书的狂热，希勒马总是那句老话：“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希勒马对冰岛人的爱诗之心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冰岛人可以把一切吟入诗中。”他还对我和拉路斯讨论过的失败发表了看法。的确，冰岛人喜欢失败，甚至，用他的话说，还迷上了“享受悲伤”。我想我懂他的意思。悲伤就像一块腐烂的鲨鱼肉，没什么营养，味道自然也不好，但聊胜于无，无事时可以扔在口中嚼嚼。而这种滋味，我已经咀嚼了四十年之久。

最后，我鼓起勇气，问希勒马有关异教徒之事。他生来便是异教徒，还是后来才皈依异教？

通过他的回答，我才得知，原来不是希勒马皈依了异教，而是异教迎合了希勒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希勒马正处于探寻意义的年龄。一次偶然，他遇见了神话大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坎贝尔让希勒马相信，他的未来由他的过去决定。冰岛有着丰富的神话传统，这些神话都收录在冰岛史诗《埃达》^[3]之中。希勒马立即被这一切迷住了。他喜欢这种把未来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喜欢这种不宣扬某种真理、不订立规矩的教派。他一遍遍地诵读《埃达》，并加入到一个以复兴这一衰亡千年之久的教派为目标的冰岛宗教团体之中。

希勒马想澄清几件事实。古维京人从不干奸淫掳掠的勾当，就算有，也远不如其他民族的所为。关于维京人的负面信息，完全出于爱尔兰殖民者的编造，目的便是想让这些新来的维京人名誉扫地。他告诉我，异教宣扬对大地之母以及万物之灵的爱，有着平和的教义。异教崇拜众多的神灵，《埃达》之中便收录有独眼巨人施神迹的神话故事。

“希勒马，你看上去是个头脑清醒，明白事理的人，你真的相信这些神话吗？”我问道。

希勒马停顿片刻，便作出了回答。他的答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想，也许只是一时的思维混乱罢了。但每个人都得有个信仰，这样才能体会到一种超脱现实的感受。”

简直难以置信。这么一位异教的领袖人物，却亲口告诉我，这个教派完全有可能是一种“思维混乱”的产物。这颗重磅炸弹的效果，不亚于从教皇说出“《圣经》也许只是在胡说八道，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它。”希勒马的想法与之一模一样。给予我们幸福的，并非所信仰的宗教，却是信仰本身——对任何事物的信仰。

“那么，你有没有遇到过挫折？”

希勒马挠了挠乱蓬蓬的胡子，思索了片刻，回答道：“有的，一次我被公司经理开除，穷困潦倒，连饭也吃不起，窝在伦敦的一间公寓里忍饥挨饿。但我那时还年轻，能够苦中作乐。我猜你肯定觉得我是个宿命论者，没错，但我却是个快乐的宿命论者。”

希勒马还有些空余时间，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涉过“飞冰”，走进一家书店。书店的名字就叫“书”，很是一目了然。这间书店真可谓是一间知识的殿堂——不过这些知识是乱七八糟地陈列着的。不同种类，不同语言的书混杂在一起，难循规律。比如说，冰岛语的国际象棋教程，竟放在英文园艺书旁边。

希勒马是这家书店的常客。只见他驾轻就熟地从一堆乱七八糟的书里翻出一本《埃达》的译本。“这本书翻译得不怎么样。”他翻了翻，不屑地说，接着又在杂书堆里继续扒了起来。最后，终于找到一本满意的《埃达》译本，交到我手中。

我回到宾馆后，打开书，同时也开启了思维的混乱状态。最先读到的自然是前言。前言部分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杰西·比奥克撰写。这名教授从事的是冰岛语与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研究，他在前言中写道：“北欧众神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灵不同，他们之间很少争夺对人类和半神英雄的控制权，也不为永生而沾沾自喜。他们的宇宙总是充满危机，他们的作为总会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

哇，原来古代冰岛的神仙也没好日子过。要是不朽都不能让他们高兴，又何苦去当神仙呢？神明不就是为了享受永生而存在的么？

我继续读下去。这些故事大多晦涩难懂，即使翻译得再好也无济于事。我看到一章“智者之语”，马上来了兴趣。这不就是异教的签饼^[4]么？这一句是写给旅行者的：

这是写给酒徒的：

而我最喜欢的则是这条：

心智的中庸。我倒从未想过，原来智慧和学识也会过量。能学到这受用一生的教训，多亏异教徒们的点化。

我坐在一间名叫“库尔图拉”的咖啡馆里。这是雷克雅未克仅有的几个国际化会所之一，店内的装饰集合了不同的风格元素，西班牙侍者端着鹰嘴豆泥走来走去。我对面坐着的那位年轻人也是这国际化元素中的一环——这位叫做杰瑞德·布伯勒的美国人在冰岛已经住了两年。

杰瑞德冲我咧嘴——没错，就是“咧嘴”。他那弯弯的嘴角，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微笑。多么阳光的小伙子，真叫人嫉妒。

“我问你，杰瑞德。”我开门见山，“你好端端地跑冰岛来干吗？”

杰瑞德轻轻笑出了声，他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咧得更大了。“有时生活总是把你带去别处。”他的回答很是晦涩。

要猜出杰瑞德的谜语，就必须了解国际航班的一些知识。冰岛恰巧位于北大西洋空中长廊之上。也即是说，若从纽约飞往伦敦，冰岛是必经之地，就像从纽约飞往洛杉矶之间也一定经过堪萨斯州一样。换言之，冰岛是一个经常能看见飞机的国家。

我想，冰岛人和堪萨斯州市民一样，一定不怎么喜欢被那些三万五千英尺之上的眼睛俯视。于是几年前，冰岛航空公司的一位高管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让冰岛成为一个中转站。如果飞机要在纽约和伦敦之间来回，冰岛航空公司便允许乘客在雷克雅未克作短暂停留，且不收取其他航空费用。这一做法收效不错，吸引了大量有闲的自助游旅客。

二○○二年春，刚从大学毕业的杰瑞德住在波士顿。他买了一张冰岛航空公司发行的机票，于是，在结束欧洲之旅飞回波士顿的途中，在雷克雅未克逗留了三天。回家后，每当有朋友问及他此次欧洲之行，杰瑞德便大谈在冰岛度过的那三天——他爱上了冰岛，无可救药地，疯狂地，深爱上了这个国家。和每个热恋中的人一样，杰瑞德张口闭口全是冰岛，三句不离冰岛的好，实在叫人受不了。不久，朋友之中便没人再提这事。

杰瑞德一心想回到冰岛，这次却不再满足以游客的身份亲近——他要长住冰岛。杰瑞德开始拼命打电话，问朋友，问朋友的朋友，再问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谁有冰岛的朋友？谁都没有。终于，曙光出现。在冰岛商务部的牵线下，他与一间希望将现有的两人规模扩大到三人的软件公司取得联系。杰瑞德飞去冰岛参加面试，公司的面试官们带他去一间名叫“伪夹馍”的前卫餐厅吃午饭。于是，就在那个周六的下午，在巧克力一般浓黑的正午天空之下，他们和杰瑞德签了合同。

就这样，杰瑞德·布伯勒，一个从来没想过离开美国的年轻人，这会儿却收拾起了行李，准备搬去雷克雅未克——要知道，几天前他在地图上还找不到冰岛。“我有预感。”他一边说，一边把一角皮塔饼往鹰角豆泥里蘸蘸，“在这里我能活得更好。”

杰瑞德察觉到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于是又主动解释道：“你看，如今人口的流动性之大，堪称史无前例。选择不同的居住地，也就选择了不同的生活。告别过去的自己，作别自己的过去，都已不再是梦。但美国人就算动了搬家的念头，最远也只是搬去北卡罗来纳州或是北达科他州，根本不会想到去加拿大或是冰岛。”

好吧，我承认，谁都会有这种背上行囊远走他乡的冲动。但是，这遥远的他乡总该有一片银白的沙滩吧，最少最少，都得是个阳光灿烂的地方。为什么他会选择冰岛？

“我就是喜欢这里。”

“行，但你喜欢这里的什么？”

杰瑞德深吸一口气，努力用平静的口气向我诉说他对冰岛全部的爱。我一件件记在本子上，几乎跟不上他的速度。

他爱那珍贵泉水热气腾腾从地下喷涌而出的融融暖意；爱兴之所至与朋友相邀咖啡厅谈天说地好几个小时却毫无重点的自在惬意；他爱冰岛人把冰岛叫做“冰块儿”时脸上流露出的深情和亲昵；爱不用费心去记便能随口说出三名议员名字的亲切熟悉；他爱清冽的冬日踩着如泡沫塑料一般咯吱作响的白雪时心中荡漾的小小欢喜；爱十二月逛商业街时感受路边唱诗班用高亢歌声驱走冬日黑暗的巨大感染力；他爱五岁小孩大大咧咧踏着黎明前的黑暗去上学的踏实安心；爱游泳池水在暴风雪中泛起如梦如幻的美妙涟漪；他爱汽车在雪中抛锚时每每有陌生人停车帮忙的那拳拳心意；爱飞机降临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时冰岛人全体鼓掌只因回到家中心里高兴；他爱冰岛人总想故作清高却往往适得其反的可爱心理；还爱——决不是忍受，而是真真切切地爱着——这黑暗的冬季。

但其中，杰瑞德却最爱冰岛那种不将人禁锢于笼中的文化——至少人们有不时换个笼子的自由。在软件公司干了一年之后，他跳槽干起了银行业，这在美国是根本无法想像的事情。“他们会说：‘你是做软件的，懂什么银行业啊？’但冰岛人却认为这并不是问题。”冰岛人的这种洒脱也是杰瑞德最爱之一。不管生活多么惨淡经营，一切问题最终都会迎刃而解。是的，冰岛人总有办法。

可杰瑞德并没有爱着冰岛的一切。地方一小，便容易导致幽闭恐惧的产生以及任人唯亲的泛滥，而且冰岛的女人太过独立，甚至不需要男士为她们开门。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时几乎把杰瑞德逼疯。但与他那深厚的爱相比却是微不足道。总之，杰瑞德·布伯勒在冰岛过得很幸福，前所未有的幸福。

杰瑞德并没有坐等幸福像温泉泥浴一样将他浸淫其中，他也在积极争取幸福。他学说冰岛语，学着品味冰岛的食物（腐烂的鲨鱼肉除外，谁也喜欢不上这玩意儿）。我注意到，杰瑞德在说到冰岛人时，用的称呼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换言之，杰瑞德如今的种种表现，无不应和了被异域文化“同化”的症状——“同化”指驻外记者、外交官以及移民对客居的国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自觉便逾越了人类学家称之为“参与式观察者”的身份，成为了切切实实的参与者。被同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说着异国的语言，穿着异国的服饰，还生出异国的脾气。有时，他们甚至能对异国的病毒产生免疫——我回忆起一个长住印度的英国人，他居然变得像印度人一样，喝生水也死不了。

“同化”一词若从那些未被同化的人口中说出，大多会伴着不屑的口气。的确，我们的外交官和记者学习外国的语言，品尝外国的事物，为的是了解外国。但这种了解却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与异域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职业距离。一旦被同化，便会被视为意志薄弱的叛徒——叛徒们自己应该更清楚这点，就好比娶了在一次喝得酩酊大醉的狂欢聚会上勾搭的女孩。与异国他乡的接触只能是一次逢场作戏，仅此而已。

我见过很多身在他乡的人，生活却比在故乡时更加开心、更加自在。住在不丹的琳达便是如此。她和杰瑞德都是难民——不是逃离压迫的政治难民，也不是为一份高薪工作而跨越国境的经济难民，而是幸福难民。他们迁徙至一片新的土地，融入一种新的文化，只为追逐真正的幸福。而驱使他们的，则是那突然闪现的灵光。那一刻，他们幡然醒悟：原来自己的归宿不在此地，而在别处。

对于我的英国朋友罗布而言，这灵光闪现于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城的一个深夜。当时，年少气盛的罗布正背着背包环游世界。那晚，他来到了比林斯城，但已是身无分文。于是他决定在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快餐厅休息一晚，待到天亮再作打算。

罗布身上的钱加起来只够买一杯咖啡，于是他便买了一杯咖啡。几分钟后，女招待拿着一个玻璃水瓶走了过来，要给罗布倒第二杯咖啡。罗布连忙伸手阻拦说：“不好意思，我没有钱了。”女招待却朝他嫣然一笑，说出了改变罗布一生的四个字：“免费续杯。”

免费续杯。无限量。白送。这区区几个字对于罗布而言，却是极度的慷慨。这就是美国。此时，坐在比林斯一个阴暗快餐厅里的罗布，身无分文、因为过量摄入咖啡因而微微战抖的罗布，顿时明白了：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就是田纳西·威廉斯所说的“心的归宿”。

几年后，罗布搬来了波士顿，并加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我做了同事。当然，罗布仍是操着一口英国腔，但他每次开口，我却只能听见一个美国人在说话。

社会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一现象。他们称其为“文化适应性”，它能够为幸福提供不少解释。文化和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性格。比如说，有的文化是集体主义者，有的则是个人主义者。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其他遵从儒家思想的国家，认为社会和谐高于个人幸福。个人主义文化，如美国，则将个人的满足置于社会和集体之上。所以日本人有云：“出头的钉子总会挨锤头砸。”而在美国，这颗出头的钉子却能得到升迁，或是“美国偶像”^[5]的上镜机会。在美国，放眼望去，全是一颗颗出头的钉子。

有一项研究考察了美国大学生和日本大学生的性格。首先，研究者们考察的是大学生们的行为。是个人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更重视“个人成就”还是更重视“集体和谐”？接下来，他们测量了大学生们的幸福感，也即主观满意度。在日本学生中，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不如那些更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人幸福。即是说，文化适应性更强的人，也会更加幸福。

这一结论对我们有什么指导意义？我们是不是该像推广职业测试一样，在高中推广文化适应性测试？我仿佛听到学校心理咨询师打来的电话：“威廉斯太太，您好。我们之前为小强尼进行过一次测试，结果显示阿尔巴尼亚最适合他，他在那里一定会过得更幸福。现在有一班晚上七点飞往阿尔巴尼亚的航班，需不需要为您订一张票？”

当然不需要。文化就算是件不合身的衣服，也并不一定非得换一身新装。况且，每个社会都需要这样的文化不适应者，正是那些与本国文化虽不算格格不入但也至少是稍显生疏的人，才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科学。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便是这样一位文化不适应者。然而他的幸福与否，却丝毫不影响我们从他的斐然成就之中获益。

我再次遇见杰瑞德是在另外一家咖啡馆。那是一个周五的午后四点。我点了啤酒，他在喝卡布奇诺。杰瑞德需要清醒的头脑，他正开车北上，和同事一起去北极圈的边缘滑雪。不过他并不急着走，所以我们便轻松随意地聊了起来。窗外，天空一片木炭般的深黑。“我不知道。”杰瑞德盯着他的卡布奇诺，就好像在那一圈圈的奶泡和浓浓的咖啡里能找到解决他一生中所有谜题的答案，“我只是感觉，在这里会过得很幸福。”

再说回黑暗。我虽然还不曾给它一个拥抱，但我们已经靠得很近了——黑暗，和我。寒冷也是有好处的。没有寒冷，也就无所谓温暖。这个道理是我在温暖不足寒冷有余的迈阿密学到的，在那里我还懂得了什么叫好好开车。而且，黑暗很容易给人早起的感觉。就算睡到中午，也会觉得自己起了个大早——这种起早摸黑的感觉，通常只为证券经纪人和糕饼师傅专享。

也许我也开始被冰岛同化了。不过，并不是真正的冰岛化，因为我只能在保证脸部不抽筋的情况下安全地念出两个冰岛语单词。不过，我已经能感受到这片土地发出的融融暖意。我感觉自己已经淡出了这个世界，但同时，仍处于宇宙的中心。我在路上总能遇到熟悉的面孔，俨然成为了这里土生土长的一员。

此刻，我正坐在自己最爱的咖啡馆里。我喜欢这里的墙壁，蓝得那么好看，红得那么自然，各种柔和的原色交相辉映。我喜欢听服务生在喊客人来取他们点的拿铁或是卡布奇诺时，那唱歌一般的动听吆喝。

我听见雷哥纳，前不久刚认识的一位冰岛艺术家，在另一张桌子上大声谈笑。雷哥纳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围巾，一只手打着响指，一只手挥舞着各种手势。可是，这情景却让我感到有些不对劲，竟有些不真实的感觉。突然我明白了：雷哥纳很幸福，雷哥纳是一名艺术家。这两件事物一般不会同时出现。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痛苦的，而痛苦通常并不能算是幸福的表现之一。

艺术家们已经痛苦了好几个世纪。古有十九世纪英年早逝的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今有吉米·亨德里克斯和柯特·科本将这一神话延续。

这愚蠢的宿命一到冰岛，却不得不戛然而止。我在冰岛遇到过无数艺术家，他们每个人都是快快乐乐——至少大体如此。我记起自己问到希勒马是否快乐时，他的回答是：“我很快乐，但我同样珍惜忧郁。”

马格努斯，那只晒得黝黑的企鹅，也说了同样的话。

“那些你珍藏着的小忧郁，就像醉酒一样，让你拥有存在感。虽然忧郁发作起来有些折磨人，但却能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以及同样脆弱得无以复加的自己，于是便能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

“这么说，你在忧郁的时侯，也同样快乐着？”

当今的社会学研究也证实了晒黑的企鹅所说的这番话。心理学家诺曼·布拉德伯恩在《精神健康的构成》一书中颠覆陈旧观念，提出幸福和苦恼其实并非完全对立。二者不是硬币的正反面，而是不同的硬币。也就是说，幸福的人会不断感到苦恼，苦恼的人也会有幸福时光。而在冰岛，幸福和苦恼甚至可以并行不悖。

深度是一个有趣的东西。有时候，它并不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如常春藤大学的校园，却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把我们惊个措手不及。

在冰岛逗留的最后一晚，我决心尽情享受周末的狂欢，放纵地大喝一场，不醉不归。于是我去了杰瑞德推荐的一个酒吧。晚上九点，酒吧里的客人屈指可数，却烟雾弥漫。我心想这是我呆过的烟味最浓的房间了，几乎与火灾现场无异。

我点了一杯蓝欧泊。这种饮料在冰岛很受欢迎，还有一种同名糖果更受冰岛人喜爱。我喝了一口，感觉像极了霍尔斯止咳糖浆混着伏特加再放上一夜后的味道。

也许是这烟雾弥漫的环境，也许是止咳糖浆和伏特加的双重刺激，我竟想到了尼采。通常情况下，尼采只会给我带来头疼，但此时，他说过的一句话却在我的心头像温泉一样不断冒泡。尼采说，衡量社会优良的尺度，在于它如何将痛苦和苦恼转化为有价值的东西。身为麻烦缠身之人（几年后他便疯了），尼采深知，社会要想规避痛苦和苦恼，简直是天方夜谭。社会的重中之重，却是在于如何转化痛苦。在这块生存环境之严酷不输于月球的土地上，冰岛人不仅生存得很好，还非常有效地将痛苦转化成了有价值的事物，甚至，转化成了幸福。

在酒吧里，我认识了一个叫萨拉的女人，至少我认为她是个女人。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人们总把我当成一个男人，或是女同性恋。”我看得出来她说这话的原因：萨拉不但头发根根直立，还拥有一张刚毅有力的方脸。

萨拉说自己“不喜欢阳光”。她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在清晨六点的寒冷之中游泳，在温暖的池水冒出的蒸汽里游上好几个来回。“下雪的话就更好了。”她补充道。萨拉模仿美国游客（“嘿，哈维，这咖灰是你的还是偶的？”）和精神病人说话的口气，把二者好好嘲笑了一通——前者她夏天在国家公园工作的时候时常碰见，后者她冬天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时候天天得见。我喜欢萨拉。

自然，我们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幸福。我发现，一说到我寻找幸福的计划时，每个人都会问两个同样的问题：你如何测量幸福？又怎么去定义幸福？

我便会回答道：“不知道。那你又如何定义幸福？”

萨拉想了想，说：“幸福是一种心境，也是你追求这种心境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说这番话时，一定不是在烟雾腾腾的冰岛酒吧里，看着性别模糊的女人来回走动。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其重要性等同于，甚至更甚于幸福本身。二者实际上是一对双生之花，是手段和结果。清高洁傲的生活也即是幸福的生活。

我走出酒吧的时候，迎面进来一大群人，几乎把门堵死。现在是凌晨四点三十，时候尚早。我跌跌撞撞回到宾馆，倒在床上，生平头一回对黑暗心生感激。

不久前，我看到墨西哥啤酒品牌道斯·恩奎斯的一幅创意绝佳的广告画。画中，一个约莫五十左右的成熟男人一只手拿着雪茄，长相竟与海明威有几分相似。他的两侧坐着两个年轻女人，正钦慕地凝视着他（噢，差点忘了——她们的手上当然还拿着啤酒），男人眼中则透出一种知晓世事的通达。旁边一行小字写道：“寡淡的味道不是酱汁的选择，凌乱的褶皱不是布料的选择，淡定的心情却可以是你自己的选择。”

幸福又何尝不是如此。撇开遗传、社会和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不提，幸福只是一个选择。尽管这选择并不容易，也并不总是合乎心意，但它仍然是一个选择。

在这么一个冰天雪地、与世隔绝的地方，冰岛人大可学俄罗斯人，轻易选择绝望和酩酊大醉。但是，这些坚强的维京儿女们如炬的目光却穿过正午天空那不可一世的黑暗，选择了另一条出路——幸福和酩酊大醉。这不乏是一个明智之选。除此之外，在那茫茫黑暗之中，还有别的什么事可以做呢？

[1]在一九六九年第三届超级杯上，神乎其神的纽约喷气机队四分卫乔·纳马思保证他的喷气机队将打败被一致看好的巴尔的摩小马队。他实现了他的保证，带领喷气机队以十六比七取得了胜利。

[2]爱尔兰凯尔特文化中的宗教，有强烈的泛神论和自然崇拜特征。

[3]Eddas，又称《伊达》或《伊达斯》，是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北欧文学经典，也是在古希腊、罗马以外的西方神话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