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咄咄怪事。二○○一年末，一位退隐的阿拉伯酋长乘飞机环游欧洲，一场接一场追逐艺术展览，一幅接一幅搜集大师之作，一次又一次掷下千金。据估算，在两年半时间里，这位酋长在艺术品上花去了十五亿美元。只要有他出席的拍卖会，其他竞拍者大可省了叫价的气力，因为他们都明白自己毫无胜算。“对他来说，天空才是极限。”一个竞拍者哀叹道。
这位神秘的酋长究竟是谁？
此人名叫沙特·宾·默罕默德·阿尔—泰尼，一名卡塔尔皇室成员。他的疯狂采购，使世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卡塔尔这么一个弹丸小国之上。卡塔尔满载而归。
正在研究幸福学的我，饶有兴趣地研究了这位酋长挥霍无度的行为。也许不丹人大错特错了，也许幸福的秘诀不是别的，正是金钱，大笔大笔的钱。如果金钱可以买到幸福，或是至少租借一小会儿，那么卡塔尔这个某种程度而言最有钱的国家，也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据说在阿拉伯语中，“卡塔尔”一词极像侧着的笑脸——至少斜着眼看还有那么一点相似。于是，我决定订一张去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机票。
当时我并不知道，此次多哈之行将对我的幸福观产生多么巨大的冲击。几周后，当我离开卡塔尔时，还带走了一支贵得离谱的钢笔，一份对水上酒吧的深切热爱，以及两个意料之外的结论：家庭会害了我们；税收倒是件好事。我说得有点多了。
想深入研究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又想研究少花钱，这种想法无疑有些学术欺诈。正因如此，我咬咬牙，买了张商务舱机票。上飞机后，却发现自己居然是唯一的商务舱乘客。卡塔尔人都去哪了？他们不至于消费不起区区一张商务舱机票吧。没过多久，我便找到了卡塔尔人的身影——他们在飞机的最前端，头等舱里。卡塔尔人怎么会委身于区区商务舱之中呢。
既然独霸这商务舱，我自然成了众人的焦点。乘务员们走马灯一样不断出现在我面前，向我提供热毛巾，给我送来加热得恰到好处的马卡达姆坚果，并接二连三地问我：韦纳先生，要不要再来一杯香槟。为什么不呢？是的，韦纳先生还要一杯。
卡塔尔航空公司的服务实在不错，居然还供应打着擦边球的色情读物。于是我在享受这份愉悦的同时，还隐约多出一点罪恶感——每次我作乐时，这罪恶感便会及时出现。我心想，六英里高空之下的那些可怜人，还得从井里打水来喝；就算有坚果吃，也至多是室温的，绝对吃不到我这种加热得恰到好处的坚果。实在是难以想象！
想到这，我不由得生出一个念头，想看一眼下面的可怜人。于是我摁下一个按钮，将可随意调节的座椅旋转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向窗外望去。可不曾料想，入眼的却是一片无垠的沙漠。只有沙子，渺无人烟。我释然了，罪恶感也随之减轻了几分，但并没消失。它从来都不曾消失。
奇怪的是，卡塔尔航空公司的乘务员都不是卡塔尔人。从他们的神色之中能够隐约分辨出一丝异国情调，某种国际新闻机构和跨国模特经纪公司欣赏的品质。全体空乘人员清一色都来自外国，但具体是哪个“外国”我也不大清楚。这下我明白了，难怪卡塔尔航空公司要提供如此豪华优质的服务，让乘客感到呵护备至、舒坦安逸，仿佛包裹在松软的浴衣之中。原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忽略这个无法否认的不快事实：卡塔尔人绝不干伺候人的活儿。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坐上这么一班装饰华而不浮、消费高而不贵的航班，我才懒得去管空乘人员的国籍呢——还不至于偏执到这种地步。飞机到达多哈后，又有专车候在机舱外，将我送去航站大楼。前后不过一百码的距离，卡塔尔航空公司居然派出这么一辆貌似全新的宝马接送旅客。我的屁股还没在真皮座椅上坐热，手指还没来得及抚过木制装饰，宝马车就到了目的地。他们为什么要费这番心思？等等，我不该这样问。在卡塔尔，没有人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有这权利。就为这个！
我通过了海关，走出航站大楼。一出门，便被迎面扑来的一股热浪打了个正着。热量的确具有速度，热分子的运动速度比冷分子快。高中物理课上强打精神认真听课的人都该知道这个道理。不过，在卡塔尔，这热量还具有质量，以及实实在在的形体，会一股脑儿压在你身上。这感觉像是被重力所吸引一样，但那不适感却远非重力可比。
我还发现，热量是卡塔尔唯一具有实体的事物，至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一切，却像气体一样虚无缥缈。倒也在理，卡塔尔本来就是一个靠气体养活的国家。在层层黄沙之下，在波斯湾的温暖海水之中，埋藏着世界第三大天然气田，产出的天然气足够美国的所有家庭用上一百年。
我站在航站大楼外面等出租车，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张由无数张面孔拼贴起来的巨型面孔。面孔之上，各种颜色一应俱全：宝石红，沥青黑，幽灵白，日晒褐。面孔还有一部分被一块黑布遮盖起来，看不真切。和沙特阿拉伯一样，卡塔尔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瓦哈比教派。瓦哈比教派有着严格的教规，在公共场合，几乎所有的卡塔尔妇女都必须从头到脚裹个严实。不过，卡塔尔人会一再强调自己信奉的瓦哈比教义和那些死脑筋的沙特人所信奉的有很大区别。的确，卡塔尔的女人可以开车，甚至还拥有投票权。
在这张巨脸之上，还有一条同样拼接而成的舌头：平板单调的塔加路族语，打机关枪一样急促的泰米尔语，以及低沉浑厚的新泽西方言——这种在我看来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方言，是在一个换岗的美国士兵和同伴谈笑时听到的。这些士兵来自伊拉克的战场，此时正在卡塔尔休整时日，以备再战之需。我很是为他们难过。卡塔尔并不是越战时期的曼谷，能够成为美国大兵的休养生息之所。此外，我还看到不少西方人，大多白如面团，身着短裤，皮带将硕大的肚腩勾勒得更加挺拔。这些人多半是石油工和天然气工，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油气工人。
既然决心认真研究金钱和幸福的联系，就必须将舍得花钱的原则坚持到底，于是我住进了四季酒店。一走进酒店大堂我便发现，此处的装潢之豪华，气势之恢宏，堪比西方的大教堂，东方的清真寺。还没走出几步，便呼啦啦围上来一小群殷勤的服务生，一水儿的乳白色制服，你一句我一句地搭话，殷勤之至。不过他们殷勤得有些过头了，竟把我护送到接待前台，那小心翼翼的神情，就好像是领着新娘走上结婚殿堂。
这周到的服务还一直延伸到浴室。一位服务生为我打开水喉，递上一块毛巾，最后还向我道谢。谢什么？谢我往便池里撒尿么？真的不必费心，我又不会撒在便池外面。
我决定去酒店的酒吧看看。酒吧的名字就叫“吧”，给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一个侍者接待了我。我觉得他很像印度人，但又无法确定。侍者的一举一动兼顾了效率和优雅，并把二者发挥得恰到好处。
我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和一个西班牙凉菜汤。几分钟后，侍者端上来三个玻璃酒杯，层叠摆放着，像是婚礼蛋糕上的酒杯塔。我正要告诉他送错餐了，却一下子反应过来，这就是我的西班牙凉菜汤。
我于是吃起——不，喝起了我的汤，同时也思考起幸福的本质。我们总是将幸福与舒适感等同起来，但这之间真的存在任何联系吗？超过一定程度后，过分的舒适是否又会稀释我们的满足感呢？其实我是在想，宾馆有必要提供如此殷勤周到的服务吗？用吸管吸食西班牙凉菜汤会不会显得太粗俗？
但最大的问题却在于：“如果过着纵情酒色，骄奢淫逸的生活，人的灵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回答不了，但我和我的美国运通卡都跃跃欲试，决心将这一切探个究竟。
我们这个时代并非首开将金钱等同于幸福的先河的时代。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古希腊人，同样跳不出贪财的窠臼。达林·麦克马洪在他卓越的幸福史著作中写道：“古希腊人把神看作是……神圣和幸福的象征，却只是为了祈祷物质的繁盛。”之后几千年，人类对金钱的向往更是愈演愈烈。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嘴上大谈金钱无法买到幸福，行动上却照做不误。
如果你想通过实验来研究一夜暴富与幸福的联系，就必须先造出一个卡塔尔这样的国家。方法有二。其一，从波斯湾取一抔贫瘠的沙土，加入大量石油和大团天然气，搅拌而成。其二，假设你的家族里人人都富得流油，拥有一大笔财产。然后，将这笔财产的数目翻个倍。接下来，假设你的家族拥有阿拉伯半岛之中的某个国家，这个国家便和卡塔尔无异。实际上，卡塔尔介于国家和家族之间，比国家小，比家族大，相当于一个拥有国旗的部落。
像所有的名门望族一样，卡塔尔这个大家族也总为金钱和特权争执不下。只不过，争执的焦点不再是谁能得到波克夏的别墅，而是谁能继承多哈的皇宫，以及谁能当上今年的外交部部长。
卡塔尔和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差不多大小，但不同的是，卡塔尔没有所谓的“老钱”，只有锃亮的崭新钞票。五十年前，卡塔尔人还在靠潜水采珠和牧羊谋生。今天，这些人唯一能摸到的珍珠，却是颈上那颗价值百万美元的吊坠，唯一能见到的绵羊，却是新买的奔驰轿车里面那张绵羊皮座椅。纵观历史，财富增长如此迅速的国家着实鲜见。
不管采用何种标准去衡量卡塔尔的发展，都算得上是快得惊人。如今，卡塔尔人寿命增长了，身体更健康了——尽管肥胖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卡塔尔人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出国游玩一趟（当然是坐头等舱）。不过这些客观标准和决定幸福的主观因素还有很大差距。所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卡塔尔人既洋洋自得，又极缺安全感——怪异的配搭。他们最为热衷的事情，莫过于证明口袋中揣着的钞票没有贬值。卡塔尔人十分乐意花上大把钞票来证明这点。如今的多哈，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共有四十一间宾馆、一百零八栋摩天大楼、十四所体育馆正在建设之中，而这些仅是未来两年之内的工程。也难怪这个国家会水泥短缺。
我坐在酒店大堂里，盯着穹形的天花板发呆。光鲜亮丽、国籍不明的侍应生们在我的四周小心翼翼地来回走动，生怕我会突然发出什么命令。身处遥远的异国他乡之时，唯一能够让人心安的也只有五星级酒店那仿佛世外桃源一般的舒适环境了。长长的车道和现代的护城河将外界隔绝开来。一走进滑动玻璃门，不仅温度被温控系统调节得异常舒适，其他的一切也都同样调节得恰到好处。其中隐含的信息一目了然：既然这里拥有你需要的一切，又为何要离开这宫殿呢？在酒店里，你可以做一切事情：吃饭，喝酒，健身，传真，发电子邮件，结婚，按摩，开会，打网球，游泳，购物，离婚，治病，订机票，如此等等。而在发展中国家，也即第三世界国家，酒店则成为当地精英的社交平台，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我曾不离酒店半步，便成功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发回一篇完整报道。因为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呷着橙汁，抽着雪茄烟，大聊小道消息。
然而，在这么一个美妙至极的地方，这么一个第一时间满足我各项需要的地方——包括不少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需要，我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我这是怎么了？突然，我的脑中冒出了一个词，一个与这个环境极不搭调的词——“坟墓”。没错，坟墓。这个酒店就是一座美观舒适、装潢高雅、温度适宜的坟墓。坟墓是给死人住的，可我这会儿还在喘气呢。
我决定给丽莎打电话。丽莎是美国人，在卡塔尔住了一年有余。她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的多哈分校工作，地点位于一个由美国名校的分校构成的教育城。这个教育城的建立基于一个简单且无法辩驳的事实：既然完全可以让美国高校来卡塔尔，又何必让卡塔尔人远涉重洋去美国念书呢。在多哈，卡塔尔人可以享受到和美国同等的教育，拿到同等级别的学位。只不过，这里没有兄弟会的聚会，没有戏剧社的活动，没有一切能够在美国享受到的乐趣。
我等着丽莎过来接我。从酒店的窗户俯瞰，能清楚地看到街上的交通状况。其实，通过开车方式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的很多特点。人们一旦坐到方向盘前面，就好像是被深度催眠了一样，内心的真实自我顿时显露无遗。这便是驾车心理学。以以色列人为例。他们开车时攻防结合，就像以色列人一贯的作风。有一次，我在以色列被交警拦下了。当时我还纳闷，开得这么慢居然也会超速么？经过交警一番解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怪我开得太慢。虽然这速度并非慢到无法接受，但在这样一个满大街都是疯狂快车手的国家里，速度不够快却是相当危险的。迈阿密也好不到哪去（好像我和车技不佳的地方颇有缘分）。在迈阿密开车就像是玩碰碰车，而且无须打转向灯。居住在迈阿密的幽默大师戴维·巴里揶揄其为“孱弱的标志”。迈阿密司机们的这股子野蛮劲儿并不是被逼出来的，他们骨子里便是如此。再以瑞士人为例。别看瑞士人平时循规蹈矩，稍嫌乏味，可一坐进驾驶室，就立即变得……仍然循规蹈矩，仍然毫无趣味。好吧，我承认，表里如一的人其实还是有的。
在卡塔尔，司机们却是各自为政。美国国务院向出门在外的美国人发布了旅行预警。通常这些警告都是关于恐怖主义和内战，但这次却特别点出了卡塔尔的行车状况，并将其形容成一项“极限运动”。
卡塔尔司机超车，非要到了离你车尾只差六英寸时，才猛闪远光灯，猛响喇叭，直到你识相地闪到一旁。如果这样你还没有反应，他就干脆直接撞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有这权利。卡塔尔的护照极像一张“刑满释放”证。一位移民告诉我，一次她正在等红绿灯，被一辆卡塔尔人的车从后面撞上。闹到法庭，法官却判她为过错方——再次提醒你，她那时可是一动没动。在卡塔尔，过错方永远是外国人。
碰到这种穷凶极恶的司机，住在卡塔尔的外国人不是一个劲地抱怨，就是干脆卷铺盖回老家。不久我便得知，丽莎回国了。
丽莎的奥迪飞快地开上了酒店的车道。我走出坟墓，立刻被热浪团团包围，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不过这出汗的感觉很好，至少证明了我还活着。
丽莎很高兴见到一张新面孔。尽管多哈富得流油，但毕竟只是个小地方。在小地方生活的人总会被幽闭恐惧折磨。
“你有没有注意到多哈有什么特别之处？”她一边问，一边提挡加速，奥迪顿时飞跑起来。
“钱多得不可思议，温度高得难以忍受，驾驶技术更是差得没谱……还有别的吗？”
“这里没有7-11便利店。”她说，一副神神秘秘的表情，“猜猜，7-11都到哪去了？”
丽莎说的没错。在多哈，随处可见星巴克咖啡和高级成衣店，却看不到一间7-11之类的便利店，和其他富裕国家完全不同。原因很简单。在卡塔尔，采购一类的活儿全由家庭佣人来做——这样的佣人卡塔尔至少人手一个。既然是佣人，也就没人会为他们的便利着想。
再举一个外国教授的例子。这位教授开了一门有关经济与环境的课程。一天，他告诉学生，有的酒店已经开始使用一种生态友好的洗衣剂。可底下那一张张脸却毫无表情。卡塔尔的学生无法理解“生态友好”这个词，更不懂什么是“洗衣剂”——这玩意儿几乎闻所未闻，更没人见过。洗衣服，那是佣人们干的活儿。
卡塔尔的居民中，佣工占了大多数。丽莎正说着，差点儿蹭上一辆越野车。卡塔尔的佣工也有着清楚的等级之分。最底层的是尼泊尔来的劳工。那些衣衫褴褛的红皮肤男人，在脚手架上施工作业从不系安全绳。你总能看见他们在正午太阳的炙烤之下汗流浃背地干活，却听不到他们发出一句怨言。因为，这比在尼泊尔强多了。再往上一级，便是深色皮肤的印度人。他们开着出租车，同样心满意足。再往上是菲律宾人，因为会说英语，所以大多在酒店和饭店工作。“我也是个佣人。”丽莎一边说着，一边加速闯过一个红灯，“高级佣人。”
丽莎和我来到一家饭店。我虽对她的驾驶技术颇有微词，但还是决定不作评论。我们走出凉爽的车内，紧接着就被热浪逼出一身臭汗，但没走几步，又进入了冷气十足的酒店。
卡塔尔的生活就像是一连串在舒适的温控环境中生活的片段，期间不间断穿插有离开温控环境的间隔。关键在于，这些间隔，也即是室外时间，能够保持在一个最小的限度。为了少出汗，卡塔尔人可没少想办法。比如，把普通商店改装成“免下车”商店，正如这个画面所展现的一样：一个卡塔尔人把车开进一个商店——任何商店，然后猛摁喇叭。很快，一个巴基斯坦或是印度或是斯里兰卡籍店员快步跑出店外，在灼人的热浪之中接待卡塔尔籍顾客。然后他跑回店里，几分钟之后又跑出来，将商品送到顾客手里。在这一连串交易发生之时，车内的适宜温度不会受到一丝影响，至少对于卡塔尔司机来说如此。
我曾在书上看到，卡塔尔的国土有百分之九十八点零九被沙漠覆盖。我很好奇那剩下的百分之一点九一是什么，也许全是奔驰车汇成的海洋吧。沙丘最高可以达到两百英尺，在风的作用下不断移动位置。也就是说，卡塔尔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形态。怪不得在这里生活的人总会觉得无所依托，原来这片赖以扎根的土地时刻都在变化，实实在在地变化着。
沙漠可不是什么幸福的地方，否则也就不会有文化沙漠、心灵沙漠这样的说法。沙漠空空如也，荒芜无物，而且冷酷无情。但是，也总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妙发自这片不毛之地。世界上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均源自沙漠地带。伊本·卡尔敦这位阿拉伯世界十四世纪的伟大智者，在书中深情地颂扬了沙漠人民：“沙漠住民虽缺衣少食，可论及身体的代谢，人格的完整，却优于那些衣食无忧的山民。”卡尔敦相信，文明最大的诅咒不是战争，也不是饥荒，而是潮湿：“潮湿唆使邪恶的水汽渗入人的大脑、人的思想、人的身体，思维的能力就此钝化，其结果便导致了愚鲁、草率，以及全体的放纵。”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在八月的三伏天气煎熬之下的纽约市民。
饭后的谈话中，丽莎隐约透露出自己过去的放纵。我暗自猜测应是酗酒和吸毒之类的麻烦，但追问下去又担心太过失礼——酒精和毒品总是前后相随，引入坠入堕落深渊。不过我却一点也不吃惊。卡塔尔这样的地方，吸引的大多是逃避之人：逃避糟糕的婚姻，逃避过去的犯罪记录，逃避错将一封内容不妥的邮件群发至全公司而带来的尴尬，逃避各式各样的烦恼。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让人摆脱心里的负担。我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不过旅行的确有其好处，它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一旦结束旅行，回归正常生活，这些改变就会显现出来。有时，我们的确可以把烦心事抛在路途之中，或是误转到克利夫兰，从此便再也不见它回来。
用毕午餐，丽莎把我送回“坟墓”。一进酒店大门，那一队制服侍应生又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我今天过得可好，问我现在需要什么，想吃什么，以及过会儿想要什么，想吃什么。还真别说，我的确有需要。我要结账，现在就结账。我在大限之日到来时一定会找一处极好的坟墓，但现在绝不需要。还远没到时候呢。
这么想着，我收拾好行李，向前台那位穿着考究的先生递上了信用卡。
“您对我们的酒店服务满意吗？”对方注意到我提前了好几天退房，问道。
“噢，不只是满意呢。”我回答，“比满意要多得多。”
他看了我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困惑，但马上又换回了职业笑容。几分钟后，我又住进了另外一家宾馆——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家廉价小旅馆，也绝对不是另一处“坟墓”。酒店门口没有列队欢迎的侍应生——一个好的开始。进门后，我又看到宾馆天花板上的油画开始剥落，一面墙上甚至有一处细小的裂缝，顿时心头涌上一阵轻松。
不过，我的新住处倒有一件奢华而又明智的设施：一个泳池之中的水上酒吧。没有什么发明要比水上酒吧更能让人感到奢侈和放松了。我用狗爬式游到这处特别的水上酒吧，不由得猜测起这项睿智发明的由来。于是，脑中出现了这么一个画面：酒店年轻主管的声音响起：“我们可以在泳池的中间放上一个酒吧，这样一来，游泳的人便可以游到这个酒吧，点上些饮料，就在水中享用。”话音落下，一片尴尬的沉默。桌边其他几位年轻主管用眼角瞟着一言不发的老板。老板沉默良久，吐出几个字：“不错。我喜欢。”对，就是这样一幅情景。
我小口呷着科罗娜啤酒，腰部以下浸泡在凉爽舒适的水中。尽管外面已逾华氏一百二十度高温，池水仍是透心的凉，显然已被调节到了一个舒适的温度。在卡塔尔，连泳池都装有温控系统。
我仔细品味着其中的深意，越发觉得卡塔尔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难道我的前世是沙漠游民吗？不，这熟悉感并非来自前世的记忆。突然我明白了，卡塔尔这个国家就像是一栋宏伟的机场候机大楼：宜人的温度，大大小小的购物区，各种口味的食物，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匆匆过客。
中转站，世上最美妙的词语莫过于它。在往来之间稍作停顿，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在免税商店之中，在机场广播声中，我的思维渐渐放慢，心中萌生一种近似于平静的感觉。我经常想象着自己就生活在机场这个小小世界之中，但并不是像汤姆·汉克斯在《幸福终点站》中那样生活在某一处特定的机场，而是所有的机场。我的梦想是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不停地到达一个又一个中转站。永远不会到达终点，永远在路上。
但在这里，一个如同机场一般的国家，我却找不到这种感觉。所有的人类，包括沙漠游民，全都需要家的感觉。家可以是几个地方，甚至可以是一个并不实际存在的地方，只要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种归属感，以及一段历史——后者尤为重要。我曾问一个瑞士人，以瑞士民族的多样、语言的繁多，又如何将其国民紧紧凝聚在一起。那个瑞士人想也不想，脱口而出两个字：“历史。”历史真能担负起如此重任吗？它的力量真有如此之大吗？
人类存在的两大维度——时间和空间，其联系相当紧密。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在著作《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中写道：“地域是一部可见的个人史和部落史。”我认为他其实是说，空间就像时间机器一样，能把我们送回到过去。作家雷贝嘉·索尔尼在她颇具诗意的可爱小书《迷走指南》中也评论道，“也许你的确无法回到过去，但你却可以回到那些心动时刻、犯罪现场、幸福片段，回到作出命运转折之决定的那一刹那。一个个地点不会改变，能为你所拥有，永恒存在于万世千秋。”
因此，当过去的念想之物发生变化之时，我们自然会感到茫然无助，甚至烦躁不安。谁也不希望看到故乡发生改变，就算是小小的改变也会让人心神不宁。操场呢？它以前就在这里！我记得很清楚！忘了故乡，也就丢了过去，丢了自己。没人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卡塔尔自然也拥有过去——很多段纠结在一起的过去。公元六五○到一六○○年之间足足一千年的历史现已无法考证，就此失去。相对较近的历史保存尚好，却也正迅速被铬合金和水泥那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修改得面目全非。
英国学者斯蒂芬·厄尔夫对我说过的一番话，让我不禁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幸福？厄尔夫对阿拉伯世界了如指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经常往来于中东国家，最爱游历这些地区的历史古城——如开罗、大马士革，以及贝鲁特。但是波斯湾的石油富国却往往让他空手而归。
“我去过迪拜，那里的大楼全是崭新的，硬壳纸搭的一样，似乎风一吹就跑了。待我回到伦敦，居然产生了强烈的好感——真想不到我会这么夸赞伦敦，那儿的天气，你知道的，糟得不行。但至少伦敦的楼房看上去都很牢固，就好像下面铺着六层楼高的基石。”
难道这种踏实感就是幸福之源？这种把我们稳稳固定在地上，不至于飘入虚无，飘入绝望的踏实感？但先别急着批判卡塔尔人那种忽视历史的暴富心理，来听我讲一个故事。一次我在日本参观一所寺庙。寺庙外表美观，历史悠久。导游说这座寺庙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庙内的椽木根根各司其职，几乎见不到一丝裂缝。我不由得啧啧称奇：历史如此悠久的建筑，竟然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简直就是奇迹。在寺庙前，我读到一块铭碑，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座寺庙建于公元七○○年。没错了。可再读下去，我却意外地看到一行小字：“重建于一九七一年”。
怎么回事？把一所建造时间不足四十年的普通寺庙吹嘘成一千二百年高龄的古庙，难道日本人就是这样欺骗善良游客的吗？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在不少亚洲文明中，一栋建筑的历史是由它的灵魂所决定的，与建造年份无关。日本的寺庙建了又毁，毁了再建，但人们却仍把这些寺庙看作是古物，从它们初生的年份来定义它们的古老。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关于文明如何与过去发生关联的不同观念：就算原始的形态消失，但灵魂仍在，精神仍在。
中国人也许不再对古老的寺庙和房屋心生敬意，但他们仍然尊敬先人。拜祭祖先是中国人与历史保持联系的方式。拜祭逝去的先人和拜祭逝去的建筑，二者孰轻孰重，已不能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妄加评判。
无论如何，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快乐，与超脱于个人之外的事物有着紧密联系。我们并不是浩浩宇宙之中的一粒粒微尘，而是一个庞大之物的组成部分。对一些人来说，一栋楼梯已陈腐作响、铜塑已氧化暗淡的维多利亚建筑，就足以唤起过去的记忆；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二十年前过世的大伯墓前放上一些祭品，仍把他看作是家庭的一员，也就和过去有了联系。
英国哲人伯特兰·罗素在《幸福之路》中对于幸福有如下描述：“幸福的人，自认为是宇宙的公民。他悠然自得地欣赏自然赐予的景观，感受宇宙赋予的欢乐；他不为死亡的念头烦恼，知道死亡不会让他与后人断了联系。而人类最大的幸福，便是与生命之泉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
自称无神论者的罗素，居然也会说出这玄奥之话。我又想到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他在被问及生活的主要目标时，回答是“做好祖先的本分”。这话也只会出自那些深刻了解自己在宇宙中所处地位之人的口中。
我不是乔纳斯·索尔克，有时我连停车的地方都找不到，就更别说要找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但最近，我却开始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在这个星球上消磨掉的短短七八十年（要想活这么长还得靠上天眷顾），那实在太过渺小；但若是如前面那位佛学家所说的“父母无穷尽”，那我们便也同样没有穷尽。
我发现自己在卡塔尔呆了这么些天，却还没有接触过一个真正的卡塔尔人。这是个问题。我那二十年来靠着摸爬滚打培养出来的记者本能告诉我，要深入探寻卡塔尔人的灵魂，就得找个真正的卡塔尔人聊上几句。可上哪去找卡塔尔人呢？采访出租司机这一记者惯用的伎俩在卡塔尔行不通了——出租车司机全是印度人。饭店的侍者呢？菲律宾人。酒店的前台主管？埃及人。天哪。我需要一封介绍信，一张进入这个部落社会的通行证。
还有一条线索，萨米的电话号码。这个叫做萨米的人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现在半岛电视台工作。这个颇具争议的阿拉伯电视网总部就设在卡塔尔。萨米不是卡塔尔人，但我确信他一定认识不少卡塔尔人。我约萨米在购物中心碰头——在卡塔尔，人们都爱选择这个地方见面。
萨米来了，他西装笔挺，打着领带，浑身打扮毫无瑕疵。我们在一楼半找了间咖啡馆坐下，我叫了杯酸橙汁，萨米点了茶。
萨米是阿拉伯人，却在英国长大，在美国接受教育，所以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都是如鱼得水。我一眼就看出，萨米掌握着了解不同文化的密钥，是一名当之无愧的文化诠释者。
于是，我向萨米问起部落文明——这个西方人爱用的术语并不是什么好话，虽然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将部落文明默认为一种落后的文明。
萨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部落”只是对家庭的别称——人口众多、不断扩张的大家庭。我记住了“大家庭”这个词，同时心想，一个家庭会不会扩张得过大呢？如果家庭不断扩张，会不会像拼命伸展膝关节一样痛苦？家庭给予我们最大的爱和支持，但事实证明，它同时也会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要了我们的命。段义孚指出：“我们离不开爱人，也离不开敌人。”我们同样离不开家庭。它既是我们的救赎，也会彻底毁灭我们。
“部落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差不多。”萨米继续说道。二者都是在得势时济济一堂，失势时则树倒猢狲散。家庭不信任外人，父母总是警告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同样，部落也对外来者充满警惕之心。在他们眼中，只有部落成员和非部落成员，没有第三种人。
萨米还告诉我，部落文化和企业文化又有不少相似之处。二者都以忠诚为最高荣誉，并慷慨地给予奖赏——或是分红，或是送上肚皮舞娘。至于变节者，二者都毫不手软地对其进行惩罚——或是开除，或是斩首。
美国的CEO们和中东的部落首领很像。萨米解释道：“以时代华纳的员工为例，他们清楚自己的地位，自然不敢用鸡毛蒜皮的小问题麻烦总裁。”在卡塔尔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见到最高统治者埃米尔[1]——他的宫殿大门总是敞开，但谁也不敢随随便便就往里面跑。
“可为什么卡塔尔人脾气还这么坏，甚至都算是粗暴了？”
萨米解释道：“埃里克，你要理解他们。这些人是沙漠住民，曾经吃过不少苦头。如果你在沙漠中跋涉好几英里，终于看到一个带着水的人，这时你还会说‘亲爱的先生，打扰一下，能不能给我几口水喝’么？不会的，你只会脱口而出：‘拿水来，该死的。我都快渴死了！’”原因就在这里。现代的卡塔尔人会在星巴克里冲着服务员大喊大叫，只为点上一份大杯的拿铁咖啡，这都得归咎于沙漠。
这理由其实并不牵强。我们的性格并不是全由当前的地理环境塑造，还有祖先生存的环境。如今的美国人就仍保留了开拓精神，尽管如今美国唯一未被开发的土地就只有停车场和商业区之间的那片空地。人类全都来自过去。
我喝了一小口橙汁，终于开口让萨米帮我约几位卡塔尔人出来聊天。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感觉就好像是让他帮我邀请英国女王共进午餐，而不是见见这个城市之中的一两个市民。萨米掸掸肩上莫须有的灰尘，开口了：
“埃里克，这件事可有点难度。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吧。首先，你是一个美国人，这已经很不利了。其次，你还是个记者，这就更糟了。再次，你的名字听上去太像犹太人，简直糟糕透顶。”
“这么说，我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我尽量帮你，给我一些时间。”他说完这番话，起身离开。
天气越来越热。早上八点刚过，太阳就已经散发出白炽色的光芒，无情地炙烤着我的每一寸肌肤。到了中午，在太阳底下呆个一两分钟，皮肤就会被晒得生疼。滚滚热浪的杀伤性并不亚于狂风暴雪，只有傻子和外国人才敢出门。
我至少是这两种人中的一种，还极有可能二者全占——这天，我迎着当空烈日，参观了多哈旧城的露天市场。这里是多哈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几处古迹之一，是卡塔尔人尊重历史的难得证明。
露天市场的地板闪着珍珠般的白光。一切都是白的，包括热浪。我发现了一家麦当劳。快餐店被设计成和周围景致一致的造型。
我漫步在一排排外国人开的店铺之中，从店铺的名字大多能猜到店主的来历，如印度母亲裁缝店、马尼拉理发店。这些店名给多哈增添了一份国际化都市的感觉，但同时，无疑还透着一丝乡愁，一种对家的向往。这里的外乡人像勤劳的工蜂一样，为卡塔尔的经济做出了不小贡献。他们大多已在多哈住了二三十年，甚至有可能在这里出生，但他们却永远成为不了卡塔尔人。尽管这交易完全出于自愿，可在我看来却很是不值。不少人少小离家老大回，等赚够了钱后衣锦还乡，买栋大房子，正欲颐养天年，却已离死期不远。
我找了间店坐下喝茶。热饮往往比冷饮更快让人凉爽下来——又一个沙漠生活的小小讽刺。我拿起一份当地的《半岛时报》，上面有一幅最高领导人埃米尔会见即将离职的尼泊尔大使的照片。大小报纸每天刊发大同小异的新闻照片，这些照片都摄于同一个富丽堂皇的房间，往往都会拍到同一个镀金纸巾盒，唯一变换的也许只有照片上的人。在这幅照片中，坐在埃米尔对面的官员神情凝重，而埃米尔，一个腰身尺寸甚是可观的男人，则心不在焉。我翻过报纸，下一版有一篇关于空调供货严重不足的报道。通篇口气之急促，语气之迫切，仿佛短缺的不是空调，而是救命的抗生素。
祷告的钟声响起。祷告钟声是中东地区的独特风景，我曾有多少次在多少个不同的国家听到过这钟声。
法国存在主义学者让—保罗·萨特曾对社会凝聚力嗤之以鼻，认为“他人即地狱”。
萨特错了。如果这其中不是有什么误会，就只能怪他遇人不淑。据社会学家统计，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幸福感来源于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这百分之七十不单指数量，也指质量。和朋友、家庭、同事，以及邻居之间的感情，在逆境中能减轻我们的痛苦，顺境中则可以增加我们的幸福。
因此，他人才是幸福的最大来源。那金钱呢？金钱只会让我们变得孤立无援，在我们四周筑起一堵有形无形的高墙。我们一直在努力，从集体宿舍搬进公寓楼，再从公寓楼搬进独门独户的大房子——要是赚的钱够多，甚至能够搬进一座庄园。我们以为自己一直在往高处走，但实际上，却是在不断筑起高墙，困住自己。
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去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司机却不知道该怎么走，一路上三次停下来问路。我心想，这证明丽莎是对的。一天，丽莎在吃早饭的时候和我说，卡塔尔没有文化。
当时，我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只想为卡塔尔人辩护。
“这么说未免有些偏激吧，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呢？”
“可是，”她说，“他们没有特色菜肴，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对我而言，这便是没有文化。”
丽莎还认为，卡塔尔唯一的文化在飞机上：飞机每天将艺术家和文学家们运抵此地，就像从美国缅因州空运新鲜龙虾。
“可是，”我仍不肯妥协，“他们有博物馆呀。我在地图上看到了。如果有博物馆，就一定有文化。”
对此，丽莎却只是微微一笑：“你去过那间博物馆吗？”
于是此刻，我们便站在了这间博物馆的前面。看着这栋低矮的混凝土小楼，我不由得想，这一定是全国上下唯一一栋没有装上空调的楼房。难道这是为了给卡塔尔人一次忆苦思甜的机会，体验一下空调发明之前的生活么？我很是纳闷。在混凝土砌成的房间里，更是闷热得不行。区区几秒钟内，一条汗水汇成的小溪便从我的额头流下，滴进眼中，一阵刺痛感袭来。
幸运的是，这里并没有让人踯躅停留的理由，那些展品实在乏善可陈。丽莎发现一个玻璃容器，里面装着的好像是骆驼趾甲。还有一系列民间疗法的展示，确实相当之民间。一张标牌上写着“酒杯曾被用于降低高血压，症状为头痛与头晕”——不知道这些症状究竟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酒杯引起的。另一张图画中画着一个老人，他的鲜血经由一根长柄勺，从额头流进一个塑料杯子。这在中世纪似乎被称为放血术。
展品之中的几件还有那么一点意思。有一组照片分别展示了一九四七年、一九六三年以及一九八九年从空中俯拍的多哈全景，你会发现，城市如同墨迹一般扩散开来。
我们漫步在乡间小道上，若有若无的微风扰动着炙热的空气。不知是这热气的缘故，还是那糟糕透顶的博物馆，丽莎竟和我说起了她的过去——动荡，混乱，很长一段无从考证的空白，和卡塔尔的过去倒有几分相像。听着丽莎娓娓道来的她的故事，我不禁怀疑：如果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博物馆，一间真正的博物馆，将自己的悲欢离合公之于众，这样可好？
参观丽莎的博物馆也许会让人感到有些压抑，就好像参观卡塔尔国家博物馆一样——只不过她的博物馆很可能会装上空调，也不会展出什么骆驼趾甲。展品之中一定包括丽莎喝下第一口啤酒的塑料平底杯。落满灰尘的杯子上贴着标签，写着：“十岁的丽莎当年就是用这个杯子大喝从父母的酒柜中偷出来的苏格兰威士忌、朗姆酒和杜松子酒。”还有一件展品是十五岁的丽莎离家出走时搭乘的那辆亮黄色旁迪克·莱曼斯敞篷轿车。看，那边还有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戒毒所的模型，仿制得惟妙惟肖，那是丽莎十九岁的记忆。
接下来往这边走。请听这洪亮的钟声，我们来到了上个世纪的突尼斯。丽莎已经戒除毒瘾，加入了维和部队，被派往北非国家突尼斯。看上去一切正常，可是……噢，不……这是什么？一张丽莎拿着啤酒、嘴角叼着香烟的照片。丽莎的堕落时代到来了。一张标签告诉我们，此时，丽莎又一次陷入泥潭，不可自拔。于是她被送去阿姆斯特丹进行治疗。但丽莎不想治疗，她从来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于是她又故技重施，照搬出走时代的那套把戏，装起了疯。请看当时摄于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的一段陈旧的录像。“打扰了，你知道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吗？”她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向每个人重复这番话，也不管别人想不想听。荷兰政府于是把她关进精神病院，给她吃药，而她每次都假装乖乖服药——这也是出走时代的把戏之一。最后，荷兰人放弃了一切努力，把丽莎送回美国。她在飞机的卫生间里和一个刚刚认识的长发男人发生了关系。
希望你在离开丽莎的博物馆时，也能拥有和我一样温暖朦胧的想法：愿这位练习瑜伽、参与戒酒者聚会、已经步入黄金时代的女性一切都好，愿丽莎和卡塔尔一样幸运，能在心灵的荒漠之中挖掘出蕴藏的天然气宝藏。
我们踱回停车地点。我一路上都在想自己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子，可脑中却是一片空白。这空白让我心烦意乱，我不禁想，难道我的一生这么微不足道，这么难以名状么？难道我的故事就无法放在一个屋檐下进行展示么？
“你现在觉得我说得对吗？”丽莎问。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卡塔尔人的确没有文化。其实这并不能怪他们，如果一个民族几千年来都从沙砾之中刨食，与热浪抗争，更别说和数不清的入侵者争夺家园，也就顾不上修身养性，坐而论道了。在过去，生活太过残酷，根本没有文化的栖身之所；而今天，生活又太过安逸，让人更生出一种惰性。“激烈的社会及文化碰撞只会发生在创造型城市以及创造型的都市环境中，而不可能发生在安逸的社会。”英国历史学家彼得·霍尔对此评论道。
卡塔尔的埃米尔奉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卡塔尔是美国大型军事活动的基地之一，美国在二○○三年便是经由此地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而与此同时，卡塔尔也是半岛电视台的总部——一个以播放奥萨马·本·拉登的录像带闻名于世的激进卫星电视频道。埃米尔能够同时扮演亲美和反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着实不简单。
埃米尔本人很是慷慨，他将卡塔尔巨大的油气财富与臣民一同分享。如今的卡塔尔可谓是真正的福利国家。汽油每加仑仅售五十美分，比水还便宜——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全对，因为卡塔尔的水根本不要钱。同样不要钱的，还有电、医疗以及教育。政府甚至还为卡塔尔大学生发放一笔小小的工资。卡塔尔的男人结婚时，政府会拨给他一块地盖房子，分期还款，不收利息。卡塔尔人一旦失业，每个月能从政府那里领到大约七千美元的救济金。和欧洲的福利国家不同，卡塔尔人并不需要付出高额税款。实际上，他们根本无需纳税，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营业税，统统免交。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国家简直是天堂。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但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研究者们给十九名志愿者每人一百美元，让他们仰面躺下，通过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一系列交易行为，看着这些钱慢慢被花掉。同时，研究者们通过一台核磁共振机器对参与者的脑部活动进行扫描。
在一次试验中，参与者主动选择为慈善事业捐钱。当他们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尾状核与伏隔核这两个基底前脑的部分变得活跃起来。同时，研究者也惊讶地发现，即使参与者被迫捐出这些钱（同时被告知是为了慈善事业），大脑中这些与利他主义息息相关的部分仍然相当活跃。大脑的活跃程度与选择的自愿与否无关，当一个人被迫交出口袋里的钱时——譬如交税，大脑也会产生积极的反应。这点恐怕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想到吧。
这个研究有何指导意义？难道我们要在每个人身上缠满电线，在核磁共振机器上测一测，再决定他们该缴纳多少税款？我并不这么认为。这个试验也有其不足之处。在现实世界，税收并不总被认为是公平的，税款的去向有时也会遭到质疑。请注意，我并不是赞成收取高额税款。我只是觉得，对于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国家而言，税收其实是件好事，的确有一定的必要。税收和选举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一名政府职员因工作失误而被免职，卡塔尔人自然没有底气追究他的责任，对他说：“嘿，你的工资可是我给的，兄弟。”他们不能。卡塔尔人不用交税，自然也没有发言权——这可不怎么让人开心。
萨米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已安排好，让我去半岛电视台会见几位卡塔尔朋友。我跳上出租车，在半岛电视台的总部门口见到了他。要不是周围那些小清真寺，半岛电视台和普通的电视台没什么两样。我们去了员工咖啡屋，这下我算是大开眼界了：金色木质地板，斯堪的纳维亚家具，巨大的平板电视悬挂在墙上，好像一幅现代艺术作品。半岛电视台是埃米尔的孩子，埃米尔对孩子总是慷慨的。
萨米向我介绍了几个卡塔尔朋友，他们一律身穿白色的“迪什达纱”——一种波斯湾阿拉伯人常穿的顺滑长袍，佩戴着常规的饰物：衬衫袖链扣、豪华腕表，前胸口袋里还别着一支万宝龙钢笔。既然在穿着上体现不出区别，首饰自然成了卡塔尔人炫富的唯一途径。在这里，购买饰物俨然成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一番握手，上咖啡，点烟。我决定先和他们聊聊卡塔尔人的驾驶技术，盼望着能够以此打开局面。为什么卡塔尔人的驾驶技术这么差？
长时间的沉默。
“下个问题。”一个人说，大家都笑了。
“说句实话，”另一个人开口了，“这都是你们的错，得怪你们美国人。我们开车的技术都是从好莱坞电影里学来的，那些追车场面之类的镜头，实在太帅了。”
够了，闲聊就此打住。我鼓起勇气，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你们感到幸福吗？”
又是尴尬的长时间沉默。最后，一个人说了话：“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声音中隐隐透出一股怒气。
你幸福吗？——这个美国人每时每刻挂在嘴边说个没完的问题，在卡塔尔这样的国家里提起，却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我发现，在我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时，众人都微微向后一缩。
“好吧，如果一定要回答，那我告诉你，是的，我很幸福。”终于有人说话了。
“纯粹的幸福是不存在的。”第三个男人说着，喷出一口香烟。
论述宗教和幸福之间联系的著作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在这三千弱水之中，我靠着自己从幸福学中学到的零星知识，才有幸取得一瓢饮。经常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比不参加此类仪式的人更加幸福。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宗教仪式之中那超现实体验的神秘环节，抑或参加宗教仪式时能够见到许多灵魂相同之人？
这些猜测我都不敢苟同。来看看这一发现：不论是否加入了宗教组织，那些同意“上帝在我生命中十分重要”这一提法的人，比不同意的人要幸福得多。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快乐就相当于发了双倍于工资的奖金。
我似乎听见无神论者抗议的怒吼：如果非要靠宗教来获得幸福，那多谢你了，我一点也不稀罕。无神论者也有自己的道理。首先，幸福学家们并没有将幸福的道德基准考虑进去。恋童癖者也会有很高的幸福指数——比如说，十分能打上个九分，而在幸福研究之中，恋童癖者的九分却与普通人的九分混为一谈。同样，一个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幸福指数很可能比恋童癖者和社会工作者的还要高。在他拉响炸弹，把自己和一干无辜者炸得粉身碎骨之时，没准幸福指数飙升到了十分。亚里士多德用雅典人的思维理清了这团道德上的乱麻。在他看来，幸福感不仅在于心情好，还在于行善事。因此，恋童癖者和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只是主观上觉得幸福而已。客观而言，他们一点也不幸福。
也许，幸福并非来自对神的信仰，而是来自对其他事物的信仰，任何事物都行。否则，又怎么解释那些世上最幸福的国家，如丹麦、冰岛、瑞士以及荷兰，无一是完全的宗教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国民都坚定地相信着某种信仰——比如一年六个礼拜的假期、人权、民主、坐在咖啡馆里慵懒地消磨一下午时间，或是穿凉鞋的时候穿上袜子。这些信仰我们不一定都能理解，有时甚至还会觉得怪异——比如那个袜子和凉鞋的组合，但它们毕竟还是信仰。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一四四五年的荷兰佛兰德斯地区，不过绝大多数的历史书并没有将它纳入其中。佛兰德斯是第一张彩票诞生的地方。虽然那时的奖品并不贵重，可能是一只羊头，或是和一位纯洁美丽的少女约会，但却标志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有的人也将其称为“范式转变”。在人类历史上，平民百姓头一回有了不费吹灰之力一夜暴富的机会。地主阶级的出现，色情业的合法化，以及彩票的发明，荷兰人一次又一次走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
在此之后，彩票便被推而广之。今天，世界上有好几十个国家都在发行彩票。谁不曾梦想得到那笔累积奖金？谁不曾想象过在周一早晨走进老板办公室，彬彬有礼且语气平静地对他说“去死吧，我不用再为你工作了”？你永远都不用再为任何人工作了。你可以去旅行，去购物，大吃特吃立体脆玉米薯片，一遍又一遍地看《宋飞传》[2]。
不，你一定不会像某些人一样，中了头彩后却更加吝啬。你会疏广散财，买下佛罗里达的公寓送给妈妈，买下新式的跑车送给弟弟。你会花上一大笔钱做那些在你看来颇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说捐上几千美元给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你也不会像那些败家子一样，花钱如流水。不，你不能那么不负责任。你会尝试投资。几年后，也许你又会开始工作，工作时间，比如说，只在每周二的下午。没错，只要你中了彩，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卡塔尔人也是这样想的。中了石油彩票和天然气彩票的卡塔尔，辞掉了糕点店的工作，并像其他中彩者一样，骄奢淫逸了好一阵子。期间，他不停接到无数久无来往的亲戚和高中时代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不同的是，他就读的可是联合国高中。“卡塔尔，别来无恙啊，我是你的老朋友呀。真是很久很久不见了，我们一定要一起吃个饭啊。”
故事到此结束。卡塔尔满载而归，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一九七八年，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对两组不同的对象进行了研究。一组人刚刚中了彩票大奖，步入了富人的行列；另一组人则刚刚经历过车祸，并落下残疾。很快，中了彩票的人幸福指数不断攀升，而车祸幸存者却终日郁郁寡欢。接下来，布里克曼对这两组人进行了跟踪观察。没过多久，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彩票中奖者们的幸福度很快便回落到中彩之前，而车祸幸存者们的心情却回升至略低于车祸之前的水平。
怎么回事？布里克曼猜测，那些中彩者在中彩之后，从一些平常小事——例如买衣服，或是和朋友聊天——之中获取的愉悦感降低了。以前让他们感到开心的事情，现在却远不如以前开心了。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快乐水车”。和普通水车一样，踏着快乐水车也会让你满头大汗，但你最好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它。和普通水车不同，快乐水车对健康并没有好处。它只会让你陷入享乐、适应的无穷循环之中，让你发疯。有趣的是，有两个例外却能够超脱于这一循环之外，即是噪音和大胸部。有研究发现，无论在噪音环境中呆多久，我们都永远无法适应噪音；还有研究表明，隆胸的女人永远不会厌倦这给她们带来的愉悦，也许她们的伴侣也有同样感觉。
亚里士多德说得没错：“小小的好运（或厄运）并不会影响生活的基调。”如果布里克曼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天大的好运（或厄运）同样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基调。实际上，任何事物都不能。于是，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那为什么早晨还要起床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追溯到往昔。彩票并不完全和金钱挂钩，它只是运气和幸福交汇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车来车往，极易发生事故。古希腊人相信，幸福也需要一些运气相伴左右。即使是成天宣扬要过清高洁傲之生活的亚里士多德，也不得不承认运气的不可或缺：“人若是丑陋不堪，或是出身低贱，或是孤独无嗣，或是朋友儿女都不与他为善，或是好友孝子都已离开人世，则欢日一定无多。”
不过，也别把亚里士多德的话太当回事。在所有印欧语种中，表示幸福的词与表示运气的词都大有渊源。英语中表示幸福的“happiness”，来自于古挪威语中表示运气的“hap”。当我们经历灾祸(mishap)的时候，即是不幸的咒语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在现代德语中，单词“gluck”兼有“幸福”和“运气”的双重意思。在亚里士多德时期，运气是神赐的，而今天，这一工作则转交给了双色球彩票的开奖员。
不过，对于中彩者的研究还说明，有的事情看似是好运，到头来却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厄运。我最近恰好读到一篇巴基斯坦某新闻机构刊发的简短报道，全文如下：
木尔坦，三月十六日：一名年逾七十的囚犯哈克·纳瓦兹昨晚在得知法院决定缓期执行他的监禁，他将立即得到释放时，一时兴奋过度，不幸猝死于新巴哈瓦普尔中心监狱。当监狱官员告诉纳瓦兹他将于周四被释放时，纳瓦兹无法抑制住内心的狂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哈克·纳瓦兹的遗体将被转交给其亲属进行安葬。
我把这篇报道贴在冰箱上，每天提醒自己：幸福也能让人丧命。
当晚，丽莎和我在酒店的印度餐馆吃饭。餐馆的菜肴美味可口，地道正宗——这并不奇怪，没准餐厅的所有厨师昨天才刚从孟买过来。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可丽莎那耿直的性子却总是搅兴。这不，在侍者端上印度脆饼和黄姜鸡饭的间隔里，她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在卡塔尔过得是否快乐。
“说实话，”我回答道，“我不开心，很不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它，你爱它。”
“爱谁？”
“悲伤。你对悲伤上瘾了。”
她说话的口气之严肃，不像是信口胡诌，却像是陈述一个类似于“地球是圆的”的事实。我对悲伤上瘾了。这可能吗？我不信她的话。一个正常人，能爱上悲伤这玩意儿么？
如果她说得没错，万一我真要是对悲伤上瘾了，那责任也不在我。要怪就怪我的脑子，谁叫它是件残次品呢——简直比一九七五年生产的福特斑马车还要失败，而且都属于危险品。
神经学专家发现，大脑控制欲望的区域和控制爱好的区域并不在一处，而是各自为政，需要的化学物也完全不同。神经学专家得出这一发现时所运用的手段，和他们研究大脑运行的其他手段如出一辙，即是对实验老鼠进行千奇百怪的虐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的研究者们将微型电极移植进老鼠脑中，用电流刺激老鼠的外侧下丘脑区。老鼠爱极了这种刺激。然后，研究者们将小小的按钮放入鼠笼，让老鼠能够自己刺激外侧下丘脑区。老鼠们于是更加开心了。丹尼尔·内特尔在《幸福：微笑背后的科学》一书中描述道：“他们（指老鼠，而非研究者）不断去触碰按钮，而不再搭理异性、食物，甚至是水。那单纯的小脑瓜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一刺激。”
有点怪异，不是吗，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不管电流对老鼠的外侧下丘脑区做了什么，总之一定是好事，好到连老鼠都喜欢得不行，乐意付出一切代价来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这种感觉。
科学家们很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又发明了另外一项实验：在老鼠进食时，刺激它脑中的视丘下部。结果令人吃惊。老鼠吃下了更多的食物，却并不像是在享受。内特尔认为，这个实验证明：“我们常会对某物产生极度的渴望，但得到之后却会感到意兴阑珊，提不起兴趣。”有烟瘾的人和爱看“南茜·格雷丝”[3]的人都应该深谙此道。
这么说来，我们便总是在追求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倘若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就动摇了经济学的整个基石。经济学家们所开展的研究全部基于一个理论：理性的人类总是在追求能够增加自身有用性的事物。“有用性”即是“幸福”的经济学术语。张三天天加班，难得和家人团聚，好不容易存够钱买了一辆新宝马。因此这辆宝马便增加了张三的有用性，并增添了他的幸福感。但有一点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到：张三很可能是一个傻子。不对，这样说不公平，张三不是傻子，傻的明显是他的大脑。一定是有人给张三的大脑通上了电极，才会促使他追求不能为自己带来幸福的事物。
通过这样一种给大脑缠上电极的方式，人类的某些痛苦便得到了诠释。我们常常对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往——比如说一辆新车，或是一张中头彩的彩票。我们总以为，一旦得到这些东西就能变得幸福。但从精神学的角度分析，这种联系并不存在。我们每每失望，却每每得不到教训，是因为我们的软件存在着缺陷。不是输入的数据出错，而是整个程序是错误的。这错误让我们无法前进，也无法将其修正。
对悲伤上瘾。奶酪菠菜端上来的时候，丽莎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侍者坚持要帮我将菜舀进盘子，我不得不怀疑，只消一声吩咐，他便会很乐意切开这吃食，一口一口喂我吃下。诚然，侍者的殷勤增添了我的舒适，不想却剥夺了我亲自动手将菠菜和奶酪堆在盘中的快感。不过，念到他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我便没有多言。
对悲伤上瘾。我还是不信。悲伤不能让人开心，我不想要悲伤，也不喜欢这感觉。不，这次肯定是丽莎弄错了。可她真错了吗？悲伤毕竟还是一种感觉，就好比相信胡话也是一种信任。但是，悲伤和信任都好过碌碌无为。我们占领他国的领土，飞上月球，独自呆在酒店房间看有线电视，枪杀三十二人，创作出优美的音乐，皆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尽力避免碌碌无为。
对悲伤上瘾。我撕下一块印度烤饼，突然发觉这句话有点道理。没错，我的确很悲哀——这一点毋庸置疑，也确实曾对某些事情上瘾。想到这里，我脑中不由得闪现出其中的一件。我的妻子认为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因为有一天，夜已深了，她却发现我鬼鬼祟祟地趴在笔记本电脑前面，如痴如醉。
“你在看什么？”她质问我。
我飞快地将浏览器窗口最小化。“没看什么。”
“还说没看什么。我明明看到你在看一张图。”
游戏结束，我被抓了个现行。我点击鼠标，把那幅图放大到充满整个屏幕。她出现了，散发出夺目光芒。一个真正的美人儿，拉链大敞着。
“噢，天哪！”我的妻子惊呼一声，脸上露出厌恶之色，随之便一言不发。
我坐在那里，羞愧地垂着头，等待审判。最后，她开口了：
“你就不能像个正常男人一样，看点儿色情图片吗？”
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个白金汉335——手工精制而成的英国数码相机包，双排针脚，填充肩带。是的，我叫埃里克，我深深迷恋着各种包袋。我终于说出来了，这下舒服多了。
就像所有令人上瘾的东西一样，这一次同样也是不请自来，慢慢偷走我的心。我已经记不清，从何时开始，自己由一个爱包之人变成一个完全的瘾君子。上瘾的表现倒有不少，比如每次一打开壁橱门，就会有一堆包掉在我头上，压得我喘不过气，就像迪斯尼动画片中的桥段。还有一次是在东京，我花五百美元买了一个廓尔喀公文包，可又怕招来家里那位思维过于正常的老婆的责骂。于是我把包藏在当地一个地铁站的储物柜中，足足过去小半个月，才找到机会把它安全地偷运回住处，和柜子里的那堆包混在一起。
如今，我搜集的一系列（“系列”这个词听上去颇有派头，我很喜欢）包袋数量已达六十四。你觉得这个数太多了吗？我妻子就这么觉得。她根本无法理解我这种行为，她也永远不会了解皮肤轻触帆布包面时产生的愉悦快感；永远欣赏不了那些体贴入微的人体工学设计——定位恰到好处的口袋，正好能装下Filofax记事本（我的另一种收藏品）的拉链小袋。一个设计精巧的包就像是一只制作精良的假肢，而且，同样不可或缺。
当侍者为我端上一杯印度香料奶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对包袋这种日常用品也能上瘾，自然也会对一些更有重量的东西上瘾，比如悲伤。
现在是周三下午三点。我决定做一件任何懂得生活的卡塔尔人在这个时间都会去做的事情：去星巴克喝咖啡。咖啡馆里，卡塔尔人呷着拿铁咖啡，在禁止吸烟的标志下大大咧咧地抽着烟，仿佛认定那些菲律宾服务员绝不敢造次，让他们把烟熄掉。在卡塔尔，重要的不是规矩的内容，而是规矩的执行者。
店里大声地放着“We will，we will rock you”（我们要击败你），可是这里没有人会被打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革命这样的事情。生活太安逸了，安逸的生活是革命的大敌。像所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样，卡塔尔也遭受了石油的诅咒。《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石油的价格和民主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石油价格越高，向民主挺进的步伐也就随之放慢。石油输出大国的领导人们从来不会出于心灵不安而放松手中掌握的大权——根本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大家都过得很安逸，也很幸福。
可他们真的幸福吗？这里的人们，也许正慢慢死于精神的伤口。那一道由金柄小刀浅浅划出的伤口没有痛感，所以丝毫不能被察觉。待到发现时，却已为时晚矣。就这样，人们在这温度宜人的环境里，安逸地死去。
在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对“失调型自杀”进行了论述。失调型自杀往往发生在社会的道德基础受到动摇的时候。涂尔干相信，巨大灾难和巨大财富都能动摇社会的道德基础。
前者我们都能理解，一个遭受经济困难的人陷入绝望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我们却怎么样都想不通，彩票中奖者和石油富国的国民们为何会悲观沮丧。但这确是事实。我们之中大多数人在听到好消息时——如晋升或是天降横财，心头却会意想不到地闪过一丝沮丧。所有的人都在祝贺你，你也知道自己应该高兴，但就是高兴不起来。这其中的缘由，连你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星巴克里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空桌子坐下。周三下午的三点，对于这个时间而言，这里的人实在多了一点。难道这些人都没有工作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有工作的。这些人在这个时刻坐在这里喝着咖啡，拿的薪水却一分都不少。这些被称为幽灵职员的人从来不在上班时间出现，只凭借自己在部落里的地位，就能拿到那张薪水支票。
花钱去星巴克，却只为消磨时间，这听上去像是豪华马车行驶在咖啡因铺就的极乐之途上。传统经济学家一定会同意以下观点：幽灵职员们消除了经济的负面外部因素——工作，并将期待的商品——闲暇时间，最大化。他们仍然拿着薪水，因此也能享受到一种颇具实用性的净利润，即幸福。
除非他们根本就不幸福。多项研究证实，欧洲的失业人员远不如在职人员幸福，即使他们仍能拿到相当于全职薪水的救济金——真要感谢如此慷慨的福利体系。这便打破了诸如“无需工作的生活便是好生活”的此类观点。实际上，研究者发现，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总是比无所事事的人幸福。正如剧作家诺尔·克华德评论的那样，有趣的工作“比玩乐还要有趣”。
我苦恼地察觉到自己和卡塔尔人之间的距离。身在此地，一定意味着心也在此地么？我需要像卡塔尔人那样思考问题，需要钻进他们的长袍里——打个比方而已，几分钟就好。可说来容易做来难啊。我并不准备改信伊斯兰教，也不准备在星巴克里抽烟，或是像疯子一样开车。当我走过酒店的礼品商店时，突然灵光一闪——我要买一支钢笔。没错，一支贵得离谱的钢笔。我从来没买过贵得离谱的钢笔，因为觉得没这个必要。在我内心一定有一股盲目的拜物主义作祟。我对包的迷恋已经证实了这点，如今又换成了钢笔。拜物主义真是一片危险的领域。研究显示，拜物主义者不如其他人幸福，原因不在于他们的银行存款，却在于他们对于金钱的态度。可是，一支好笔，一部好车，它们预示着唾手可得的幸福，这诱惑实在令人无法抵挡。此外，出于对自己的厌恶，我们也指望着它们能够改变自己。
挑选一支贵得离谱的钢笔，就是一次练习第六感的过程，并不存在正确而又理性的选择。和买车不同，安全因素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钢笔不会在你的口袋里爆炸，也不会像007电影里演的那样喷出有毒气体。钢笔相当安全。
我试用了几支样品笔，每支都用拇指和食指捏起来掂掂重量。选择贵得离谱的钢笔时，笔的重量尤为重要，实用性反而退居二线。钢笔太轻不好，显得廉价；太重也不好，会损伤手部肌肉。其次则是看外观。我中意的笔，必须朴实且不失个性。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能写字。一旦试起来，你便会吃惊地发现，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昂贵钢笔完成不了这个最为基本的任务，不是在纸上留下墨点，就是一笔还未写完，就已没了墨水。
就这样，我挑挑拣拣，左看右瞧，最终挑中一支手感滑腻、轮廓干净、黑色冰铜喷漆的朗万钢笔——一支专属于我且贵得离谱的钢笔。笔一到手，我立刻就让它派上了用场——在刷卡的时候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好笔果然出手不凡。
莫扎·阿尔马里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异类——煽风点火，自吹自擂，而且还是个女人。我曾与她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阿拉伯女人的报道，而她是第一批试图参政的卡塔尔女性之一。虽然那次铩羽而归，但她仍然将其看作是一场胜利。莫扎拥有一种特质——在另一种文化中，这叫厚脸皮。
我给她打电话，她居然还记得我，至少，假装还记得我。遇到莫扎这样的人，根本无从分辨她口中所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她答应与我见面。
我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半个小时，可莫扎就是不出现。最后，我打电话给她，她却朝我发火。
“你在哪里？”她说。
“我在星巴克等你啊，不是你挑的地方吗？”
“哪家星巴克？”
真没想到，在这个国家中，一家商场里竟会有两家星巴克。可这毕竟是事实，而我，恰巧去了那间错误的星巴克。
莫扎已经离开了这间商场，回归到马不停蹄的正常生活之中。她不可能再回到这家商场来见我，因为莫扎不走回头路。于是，她建议我们换一家商场碰头，一家远在城市另一头的商场。这次的地点定在哈根达斯，因为她向我保证，那个商场只有一家哈根达斯。
我赶到时，莫扎已经等候在那了。她的脸并没有蒙上，几缕乌黑的头发从轻薄的头巾中旁逸斜出。莫扎对头巾的选择几乎挑战了伊斯兰妇女着装规则的极限，而她此刻的行为更是犯了卡塔尔妇女的大忌：在公共场合会见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
但莫扎并非普通的卡塔尔妇女。她自打一九八三年就开始开车了——也许你觉得这不算什么，但要知道，卡塔尔妇女直到一九九七年才被允许握方向盘。
“我在街上不知被警察抓过多少回。他们总说：‘你是个女人，女人不该开车。’我就说：‘你能拿我怎样？没收我的驾驶证么？我压根就没有那玩意儿。’他们威胁要没收我的车，我说：‘好啊，反正我不止这一辆。’他们又说：‘我们要把你关起来。’我回答道：‘哇，监狱！太棒了！蹲监狱的时候，我还能写个三四篇研究论文呢。’”这么一来，警察只好警告一声，便让莫扎把车开走。
我要了一杯覆盆子冰沙，她点了一份低脂香草冰淇淋配奶油威化。我们天南地北地聊起了书店的稀缺、卡塔尔的政治、她那次未遂的参政尝试，当然，还包括她是否幸福。
“噢，是的。”她兴高采烈地说，“从一到十来打分的话，我绝对是十分。我满世界旅行，上个月就参加了三个会议。他们为我所有的花销埋单，为我订了头等舱机票，还安排我住进最高级的酒店。”
“那么，金钱能买到幸福吗？”
她沉默半晌，眼睛一直盯着盘子里那一小汪化开的低脂冰淇淋，然后开了口：
“不，不完全。但奢侈的享受能给人幸福感。事实如此。没有钱，怎么坐得起头等舱，怎么满世界住豪华酒店。对我而言，这些正是我一部分幸福的来源。我的曾祖母住在帐篷里也能觉得幸福，但我不行。”
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天前，一位富有的卡塔尔人购买了一个幸运手机号。当得知这个数字居然是五个6时（在阿拉伯世界，6是幸运数字），我很是惊讶，但更让我目瞪口呆的，却是这个号码开出的天价：二百五十亿美元。这件事在卡塔尔引起了小范围的骚动。一些卡塔尔人认为，这种拜金主义实在有点过火了。可莫扎却在电视上为这个人辩护。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幸福的看法，如果这个人觉得花二百五十亿美元买一个手机号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我们又凭什么批评他呢？
“可是花钱也分值和不值呀。”我说。
“这得由他们自己说了算。”莫扎反驳道，“他们觉得值得就行。我的一个朋友刚花了八千美元买了个钱包。钱包很漂亮，是在萨克斯第五大道买的。她非常开心。”
我丝毫不怀疑这种幸福感。但是，暂且不提古代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理论，光是最新的社会学研究就表明，这个钱包一定不会让莫扎的朋友幸福太久。很快，她便可能就会想要一个一万美元的钱包，然后就是一万五千美元的钱包，但她从中得到的满意程度却没有太大区别。
莫扎和我互相道别。她外表已经十分西化，我一个不留神，差点就亲吻了她的面颊作别——相信这会让很多人不爽。她答应将她的履历和最新撰写的文章传真给我。等我回到宾馆，这些文件已经早我一步到达。真是好大好厚一沓呀。
“啊，埃里克，”电话那头的声音甚是热情，就像在招呼老友，“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
通常，我很讨厌那些素昧平生，第一次见面就直呼我小名的人，就好像他是我高中时代的铁哥们儿。但阿卜杜拉齐兹这么做却让人觉得亲切自然。我对他顿生好感。
有人告诉我一定要见见这个人，一个善于自省的卡塔尔人。他答应这天的晚些时候和我见上一面，地点约在一个多哈现代露天市场之中叫做“神奇法国”的法国馅饼店。几小时后，当出租车在这个地方停下时，我发现这个露天市场像极了美国人口中的沿街商业区。不过，“露天市场”听上去比“沿街商业区”更富异国情调。
我早到了几分钟，便先进店里。我问女店员有没有一张两个人的桌子，她却愣了半天不说话。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是我没交待清楚，应该告诉她，我将和谁共进晚餐，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是女人，她便会安排我们坐进“家庭区”——一个小心避开餐厅其他客人的隔间。这样一来，丈夫带着妻儿外出用餐，才不会被店里陌生人的眼神打扰。如果我的客人是位先生，她便安排我们坐进专门为男人设立的独立隔间。我于是改口要一张两个男人的桌子，她才一脸释然地把我带去一张表面镶着大理石的小桌。我点了杯橙汁，坐下等阿卜杜拉齐兹。
他迟了几分钟才到。这个男人双眼明亮，眼周布满褶皱，说话的时候，眼睛微微眯起。他点了杯伯爵茶。我注意到他对女店员很有礼貌，并没有把她当仆人使唤，而是平等相待。
阿卜杜拉齐兹的父亲是一名老师——如今卡塔尔人压根就看不上这种工作。他父亲有辆车，但也不是什么好车，有的时候在早晨能发动，有的时候却不能。过去，多哈只有一条马路，以及零星散落的几栋房子。卡塔尔人自己打扫房间，养育小孩，生活虽不如现在富足，却甜蜜得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开始繁荣起来。一切都变了。先是冒出了一栋谢拉顿酒店，外观酷似埃及金字塔，只不过是倒着的。然后，便陆陆续续盖起了其他的酒店、公寓楼、写字楼，全由数量激增的外国劳工大军建造。这些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连身工装，为自己能赚到超过在家三四倍的钱而心满意足。之后，又来了一大帮女佣、厨子、保姆，以及其他一些为卡塔尔人民过得更加舒适而无私奉献的人。
“如今我们仍在寻找幸福，却走错了方向。人们把幸福等同于金钱。”金钱，他总结道，不仅是万恶之源，还是所有不幸的源头。
“卡塔尔人总是满嘴怨言。他们觉得政府应该让他们活得更轻松。政府想向人们征收电费，即便那费用少得可怜，人们也会怨声载道。政府想征税，就算只征一点点，人们仍是抱怨个没完。其实政府也有错。现任政府以为，要让人们幸福，给他们钱就行——真是愚蠢之至。我宁肯少拿一半工资，也要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体制之下。”
阿卜杜拉齐兹给我讲了一个传遍多哈大街小巷的笑话。
一个人对他的朋友说：“你听说了吗，那个有钱人家八岁的儿子被绑架啦。但绑匪却拿不到赎金，因为那个有钱人根本没有发现少了个儿子。”
“绑匪太糊涂啦。”另一个人说道，“他们应该绑架女佣的。这么一来，那个有钱人一定能发现有人失踪了。”
有整整一代卡塔尔人由不会说卡塔尔语、也无权管束他们的保姆带大。男孩都泡在蜜罐里长大，被宠坏了。“他们一到十三四岁，家里就不再管束他们，更不会约束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对于老师而言，这简直是活生生的地狱。这些年轻人谁的话也不听，甚至还不把警察放在眼里。”阿卜杜拉齐兹说道。
我承认，这听上去和幸福没什么关系。但现代的卡塔尔社会如此多样，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总是好事吧，至少能给沙漠生活带来一些调剂。
“也不一定。”阿卜杜拉齐兹说着，抿了一口茶，“对于卡塔尔人而言，同胞在本国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十，每天面对的都是浩浩荡荡的外国面孔。多亏这些外国人，你的国家才能正常运行；若是离了他们，再有钱也是白搭。但你还是恨，有多需要就有多恨。这种多元文化体系看上去挺美，却不能凑上前仔细端详。”
“如果卡塔尔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走会怎样？”
“国家会瘫痪。我们需要这些人。老天，我们的法官居然都是外国人。想想就觉得可怕。连法官都是外国人！”
我又问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所拥有的部落特质。我们都知道，家庭对于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于是又回到了这个问题：部落除了是一个大家庭，它还是什么？在人们眼里，卡塔尔这样的部落社会一定很幸福，尤其是自由流动的金钱让生活变得如此简单，如此安逸。
阿卜杜拉齐兹承认，部落生活很是富足，就像一张安全大网。但这张网却勒住了他们的脖子，让他们窒息。
“在这里，你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做错什么或是说错什么，因为你生活在监视之下。”
“被秘密警察监视？”
“不是的，”阿卜杜拉齐兹温和地嘲笑了我的无知，“被你自己的家人监视。”
他接着说道：“假设你想娶一个外国姑娘，或是另一个部落的女孩，你的生活便会开始布满荆棘。你们可以结婚，但你为此所费的周折，却不啻于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你必须置办一场盛宴，还必须改变一些旧俗。”
在卡塔尔，人们在部落中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远胜于财产的多寡和受教育的程度。尽管多哈的地平线之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快餐连锁店遍地开花，但这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却是一片萧条。到你去世的那一天，社会地位与出生时相比，很可能丝毫没有提高。纵使你成就斐然也无济于事，你的名字就决定了一切。
只凭一个名字，阿卜杜拉齐兹便能够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部落地位、收入水平。他抓过一张纸巾，从胸袋中掏出钢笔（一支不错的钢笔，但不是万宝龙的），在上面画了一组同心圆。
他指着纸巾说：“这就是卡塔尔的社会。”又指着同心圆说：“这些是家族，或者说，是部落。最中间的圆自然是阿勒萨尼家族，处于统治地位的家族。”
“那你在哪个圆里呢？”
他在接近圆心的地方画了一个×。我惊叹于它与圆心是如此的接近。他的愤世嫉俗，让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平头百姓。我决心缄口不提这一想法，继续下一个话题。
“所有这些财富能给人幸福吗？”
“不，其实不能。适量的财富能够给你尊严，但一旦超出那个数量，就不再带来幸福感。”
我注意到他用了“尊严”一词。钱并不是用来购买舒适，购买安全感的。钱用来购买尊严，或者说，购买荣誉。荣誉，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动力，就连我们这些思想开放的西方男人也逃不出它的控制。华尔街的总裁们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指望着百万年薪再翻个番，为的什么？就为能够得到同行的尊敬，满足自己对荣誉那永无止境的追求。
我们喝完杯中的饮料，起身去了隔壁的哲利尔书店——卡塔尔唯一的一间书屋、书店、书城。书店里的书籍乏善可陈，阿卜杜拉齐兹这样一个求知欲旺盛的男人身处其中，只会觉得憋屈。书架上放着的几本美国出版的励志书，让我立刻有了家的感觉。还有一本沙特畅销书《利雅得的姑娘们》，纯粹的少女读物。卡塔尔根本没有能称之为文学著作的东西。“金钱买不到文化。”阿卜杜拉齐兹说出这番与自家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话时，口气竟和丽莎一模一样。
“但是钱可以买很多艺术品。”我暗指那位到处搜集名画的酋长。
阿卜杜拉齐兹压低了声音——现在谈论的是一位皇室成员，谨慎一点总不会错——“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这是在添置个人收藏，还是在为国家博物馆购置藏品。”十几亿美元就这么打了水漂，花的全是卡塔尔纳税人的钱——噢，差点忘了，卡塔尔人不纳税。
“没有分寸，”阿卜杜拉齐兹一口气说了下去，“手头上捏着十来亿美元，却一点分寸也没有。”
一个没有分寸，却又规矩林立的部落。我不禁再一次为阿卜杜拉齐兹而难过，他居然生活在这样一个镀金的沙盒子里。对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想法，说自己曾经计划移民加拿大，但现在去不了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后，阿卜杜拉齐兹这个名字就把他挡在了西方世界的门外。
分离的时间到了，他提出开车送我回宾馆。车子刚上路不久，阿卜杜拉齐兹的手机便响了。我不懂阿拉伯语，但还是听懂了一个词“mushkala”——“问题”。中东人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比如说，在过关卡时便有可能会听到这个词。Ayn mushkala，没有问题，司机向你保证没有问题，可实际上，这句话却是指大问题，很大很大的问题。
“埃里克，”阿卜杜拉齐兹把手机放下，对我说，“如果你碰到问题时会怎么办？很重很重的问题，压得你喘不过气，甚至失去活下去的信心。你会怎么办？”
听到这话，我心头一惊，不禁在座椅上局促地动了动身子。阿卜杜拉齐兹能够向我，一个部落之外的人，吐露内心的想法，让我很是感动。可一想到我所属的另一个部落定下的规矩，这感动便立刻被冲得烟消云散。新闻记者的部落，和所有部落一样，有着一些虽未明文规定，但却需严格遵守的规矩。规矩之一：对采访对象的一切全盘照收，对方的故事，对方的痛苦，但切记不要做出回应。不要付出钱（这也是有可能的）、友谊或是建议。而现在阿卜杜拉齐兹向我讨要的，正是建议。
因此，我决定避重就轻，也给阿卜杜拉齐兹讲一个故事。（我的部落允许成员讲故事。）虽然这故事说服力明显不足，甚至说不清和阿卜杜拉齐兹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不过，总算是开了个头。
一天，我正在家里收听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进入耳中。那是电台的一个同事，她同时也兼任电台的播音员，此刻正在讲述一个很棒的小故事。我顿时旧病复发，心生妒意。我想：天哪，她的生活如此完美，如此合拍，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而我，却在一干琐事汇成的汪洋之中拼命挣扎，苟延残喘。于是，我给这位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大夸一通她的优秀，末了，还压抑着嫉妒之心，故作轻松地加上一句：希望生活一切都好。
谢天谢地，她回信了，可是，哦不，生活并不一切都好。就在昨天，她三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了一种导致器官衰竭的罕见疾病。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我又一次误读了现实，把印度教所信奉的“万物皆幻”抛之脑后。眼见不一定为实，人类其实一无所知。这一想法让我颤抖，却又无端让我感到一阵释然。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成就，其实都是虚幻；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问题，也同样如此。一切都是南柯一梦。
阿卜杜拉齐兹静静地回味着我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对他是否有用。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问题，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你。”我怀疑他这番话只是出于礼貌。
阿卜杜拉齐兹在宾馆把我放下。现在，就算让我去住廉价小旅馆，我也可以安之若素。我得到了教训：安逸只有伴随极大的痛苦享用，才能彰显出它的可贵。在这里，没有一群群烦人的侍应生，只有一个巴勒斯坦人顶着一边多一边少的头发站在前台。如果好生问他，还可以拿到一支冰啤酒。而今晚，我需要两支。
我一直在回味阿卜杜拉齐兹的一些话。他说，沮丧无助的时候，他会和神谈心——是谈心，而不是祈祷。我喜欢这种感觉。在我听来，谈心比祈祷更来得自然。不过，阿卜杜拉齐兹的神是安拉。那不是我的神。我不禁想：我的神是谁？但思来想去，却始终得不到答案。这些年来，我的灵魂游荡在印度教、佛教、拜火教之间，有时甚至还有犹太教。但这些宗教无一能成为我永久的信仰，这些神无一能成为我的神。突然，一个名字跃入我脑中，一个大大出乎我意料的名字——雄心。对，雄心就是我的神。
以雄心为神，办公室便成了庙宇，《员工手册》成了《圣经》，咖啡则成了每天饮用五次的圣水。对雄心之神的拜祭没有安息日，永不消停。每天，早起，面朝电脑方向，向雄心之神跪下。你独自一个人祈祷，永远都是一个人，哪怕其他信徒就近在身旁。雄心之神的报复心很强，但这报复，却远不及他为信徒准备的苦难来得严酷。信徒们要经受最为悲惨的命运，待到年老体衰，被安置在偏于一隅的办公室里时，灵光才会像《圣经》中描述的霹雳一样闪现出来——原来雄心之神根本不是真神，从来不是。
第二天傍晚，我离开了卡塔尔。到达机场时天已经暗了，但我发誓仍能感觉到太阳的炙烤，这阴魂不散的热浪将会缠着我很久，很久。
我把阿卜杜拉齐兹的名片插进胸前的口袋，和我那支贵得离谱的钢笔放在一起。这支钢笔赐予了我一种强烈的快感——无论是将它握在手中的舒适惬意，还是笔尖行云流水一般划过纸面的畅快淋漓。但这快感，如同费恩霍芬和其他幸福学者们所言，也将随时间流逝而渐渐消失。用不了多久，我又会想要一支更好、更贵的钢笔；我会陷入快乐水车的循环之中，无法自拔。
可是这次他们大错特错了。这支笔给我的幸福感贯穿于它伴随我左右的始终，不曾消减一分。这段时间一共是九天。九天之后，我便在一辆纽约的出租车上永远失去了它。也可能是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转机时掉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了。总之，它掉了。我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贵得离谱的钢笔，就这么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有时还会怀念起这支朗万钢笔，但心里却清楚，它所带来的那一切欢乐，只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场幻觉而已。
于是我又用回了售价九十九美分的比克钢笔。它既没手感，又没设计感，丝毫体现不出我的高尚品味。它只是一支钢笔，除了写字，我对它没有任何其他要求，但我怀疑，这正是我们相处如此融洽的原因。
【注释】
[1]Emir,穆斯林国家的酋长、贵族、王公或统治者。
[2]Seinfeld，美国知名电视剧。
[3]Nancy Grace，美国有线电视频道的访谈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