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空中客车”此刻的飞行高度为三万七千英尺，巨大的机身正掠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上空。客舱的灯光透出些融融的暖意。乘务员们在过道上款款走过，姿态优雅，殷勤周到。

我向窗外看去。之前有内行人士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别买靠近过道的座位，至少这趟航班别买。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看到厚厚的云层，我不由得质疑起那些内行人士的水准。突然，一刹那间，云层消散，喜马拉雅揭开了她的面纱。那高耸入云、如梦如幻的连绵山脉，让其他任何一座山峰都黯然失色，甘拜下风。

坐在我周围的人伸长了脖子，一边伸手抓相机，一边“啊！啊！噢！噢！”地大呼小叫。可我的思绪却飘出九霄云外，想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另一次飞行。当时，也有一架螺旋桨飞机晃晃悠悠地飞行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空，方位离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大概不远。然而这架飞机里却冷冷冰冰，座椅一点也不舒适，且不见乘务员的身影。全部乘客一共有三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彼此之间若要谈话，必须大声叫喊，才不至于被引擎的巨响盖过。尽管如此，声音中的颤抖却仍是清晰可辨。飞行员挥舞着左轮手枪，迫使飞机偏移路线，飞向一个不知名的终点。这辆飞机被劫持了。

飞机的目的地渐渐显现出来。这是一个被永恒宁静所占据的国度，是一个僧侣修道，诗人静思，人民长寿满足的“世外桃源”。它远离尘世，与外界的恐惧隔绝开来，但却从不远离心灵的慰藉。

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那四个乘客是《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主角。香格里拉是个虚构的地名，这毫无疑问——作者詹姆斯·希尔顿所经历的最长距离的探险仅仅是去伦敦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但人们对于香格里拉的幻想却是真实存在的。谁不曾梦想过这么一个能同时给人带来心灵宁静和精神欢愉的地方？香格里拉是一个为头脑和心灵量身打造的国度，在这里，二者快乐地和谐共存，与人类一同度过足足二百五十岁的天命之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值美国的大萧条时代，《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和同名电影一经问世，立刻吸引了那些还未从“一战”阴影中走出却又一步步迎来“二战”的美国民众，激发了人们无数美好的幻想。连罗斯福总统也不能免俗，将总统行宫命名为香格里拉（也即是后来的戴维营），大小酒店也纷纷以香格里拉为名，都希望能沾上这乌托之邦的一点喜气。

香格里拉像极了传统意义上的天堂。首先，它遥不可及。诚然，如果打个车就上天堂，那么天堂也就完全失掉了意义。此外，天堂和俗世之间还必须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一个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通过的炼狱。换言之，天堂就是一个拥有严格会员制的俱乐部。以飞机的商务舱为例。商务舱乘客躺在沙发上，嚼着韧劲十足的鸡肉，掏出口袋里的零钱当小费（非常讨人欢心的做法）。他们啜饮着小瓶伏特加，飘飘欲仙，通过与其他舱中待遇略低一等的乘客相比来获取愉悦感。他们与那些可怜人仅一帘之隔，虽然视线无法企及，心里却清楚他们的存在。这就是差别。

香格里拉那位神秘莫测的“最高喇嘛”一语道破了个中缘由：“香格里拉就像狂风巨浪之中的唯一一艘救生船，只能搭救少数几个幸运的乘客。如果所有的落水者都往船上爬，那这艘船恐怕自身都难保了。”同样，如果飞机经济舱中的乘客如潮水一般涌向头等舱，这架飞机怕是也会落得和那救生船一样的下场。

尽管詹姆斯·希尔顿早在七十年前就已经杜撰出香格里拉，但它却是个相当现代化的天堂，既体现了年代悠久的东方智慧，又拥有西方日积月累的文明成果：来自俄亥俄州亚阿克伦城的浴缸，还有摆满真皮封面经典书籍的书房，舒适的居住条件，丰盛可口的食物。换言之，香格里拉是首个拥有优越条件的冒险胜地，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堂。

然而，天堂的魅力却在于不会立刻体现出来，而是需要时间去感悟。在《消失的地平线》中，被绑架到香格里拉的众人纷纷计划逃跑，不顾一切要回到“文明”社会。他们并不相信喇嘛们的说教。不过，那糟糕的天气，短缺的供给，让这种心态多少也情有可原。但有一个人却显得格格不入。这名叫做康威的英国外交官被香格里拉深深吸引，于是选择留下。第一次读到这里，我很是欣赏康威的做法，并愿意花任何代价与他交换位置。

《消失的地平线》向我诉说了很多很多，可这些年来，我却一直没有作出回应，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做不丹的地方闯进了我的内心。那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作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驻外记者旅居印度。作为该台第一个驻印度记者，我可谓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印度，公寓里常有猴子闯进来闲逛，舞蛇者也总会上门造访。一切的一切，都为我的生活添上了快乐的一笔。

在我负责报道的几个国家之中，不丹也包括在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从天而降的美差，在我看来，到了不丹，也就离香格里拉不远了。不丹也有连绵起伏的山脉，那高耸入云的山峰似乎直通天堂。不丹的一切都与香格里拉如此相似：一个仁慈的国君，四个出自一家的王妃，喇嘛和宗教秘法，以及一项真实存在的政府政策——国民幸福总值。

可华盛顿特区的编辑却并没有被我的热情所打动；你想去哪里？要花多少钱？那个偏执地追求幸福的喜马拉雅山区小国？那个一夫多妻的君主制国家？谁会关心它呀。

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又转战耶路撒冷和东京，但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不丹。心向往之却去不了的地方，于我就像苦恋却追求不到的爱情，总是在心底隐隐作痛。我只好试着忘记，试着接受命里没有莫强求的无奈，但这份爱恋却愈演愈烈，无法平息。

“是第一次吧？”

我被问了个措手不及，循声望去：“你说什么？”

“你是第一次去不丹吧？”

这些话出自一个坐在旁边的不丹商人之口。他穿着一件褐色山羊皮夹克，目光直射入我双眼。

“没错，是头一回。”

“你挑的时间正好。”他说，“正赶上策秋节。这可是个大节日，你会看到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奇景。真正的奇观。”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这时机长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他的语气之中透着一副“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下”的神气，让人听着心里很是踏实——乘务员们真该好好向他学学。

“请第一次来到帕罗的旅客们注意，如果您觉得我们的飞机与山峰过于接近，请不要紧张，我们的飞行完全处于正常状态。”

的确，谁都能够觉察到，这架空中客车客机倾斜的幅度过于夸张——一会儿右侧，一会儿左斜，一会儿又向右倾。每一次倾斜，窗外的山峰就变得巨大无比，仿佛下一秒就要撞上。最终，飞机飞过群山之后，陡然下降。一阵机轮与地面摩擦的“吱吱”声过后，我们回到了地面。乘务员把机舱门打开，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天空呈现出深沉的蓝色。

大多数国家的机场都大同小异。也多亏有了这个封闭的小世界，人们在下飞机时才得以生出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平稳地融入新的环境。但在不丹却不存在这种“封闭的小世界”。说句实话，不丹机场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场。航站楼只是一栋小屋。那雕花的木门，红蓝相间的飞椽，哪里像是机场，简直就是一座佛堂。

每个来到不丹的游客都配备了一名向导。向导的工资从游客向不丹旅游公司每日缴纳的两百美元中扣除——我们还得为拥有留在不丹的权利埋单。其实，这个国家只是想把那些自由散漫的背包客挡在门外，才出此下策，以免落得邻国尼泊尔满大街背包行者的局面。可这种规定却为我添了一份担忧。在萨达姆时代，去伊拉克采访的外国记者身边一定会跟着一名监视人。这些人顶着一头油腻的头发，穿着不合体的套装，如影随形，美其名曰“协助”外国记者工作，实为协助“穆卡巴拉特”——萨达姆时代的秘密警察——进行监视。谁都知道这些人是密探，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

在机场外等我的年轻人有着黄褐色的皮肤，刚刚洗过的脸上透出阳光的气息，怎么看都不像是密探，却更像是不丹的童子军成员——前提是不丹也有童子军。他穿着一件深褐色的“帼”。这种不丹传统男士服装，乍看有点像浴袍，不过更加厚重，还缝有很多大口袋。不丹男人比较出名的一点便是他们能从帼的口袋里掏出各种各样的东西：茶杯、手机，甚至小动物。必要时，这衣服还能充当毯子或窗帘。（好就好在帼随手可得，因为国王要求，所有的不丹男人在正式场合必须穿帼。全世界也只有不丹会对男人做出这样的硬性着装规定。）

“先生，欢迎来到不丹。”穿着帼的年轻人上前打招呼，并为我献上一条白色的哈达。他先是介绍自己名叫塔什，接着便握住了我的手。这种握手的方式我还是头一回体验：他用双手握住我的右手，并低头鞠了个九十度的躬。这种谙于世故的行为，起初只让我觉得心里不快：我和你塔什素昧平生，握手只是出于礼貌，并非要和你建立某种关系，没有必要行此大礼。不过，我最终还是试着接受了这种不丹式的握手礼，并由此开始思考不丹人做事的风格——事无巨细，不管是过马路还是洗盘子，不丹人都是既慎重，又专心。

“专心”是个低调的词，它并没有得到……怎么说呢，应有的关注。我们对“爱”“幸福”——对了，还有“生产力“——等词总是心怀敬意，可对于“专心”一词却没什么特殊的感情。我想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太忙的缘故。可是如果失去专心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只会变得空洞且毫无意义。

就在我打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那两岁的女儿在我脚边捣腾个不停。她想要什么？我的爱么？可以这么说，但她真正想要的应该是我的注意。纯粹的，为她独有的关注。孩童都是分辨真伪关注的专家，也许爱和关注从来就是一回事，二者相互依存。英国学者艾夫纳·奥弗尔将“关注”称为“全球流通的幸福货币”。专心的人，也即是幸福的人。

塔什把我的包提到车上。基于不丹那名声在外的路况，我还以为会配备一辆丰田的陆虎。可到那一看，车的确是丰田的，却不是陆虎，而是一辆一九九三年的破旧花冠。我们挤进这辆老爷车，时间正好是早晨八点整。一整夜的飞行，我都不曾合眼。

“先生，您想去哪？”

“去个卖咖啡的地方就行，塔什。”

车在一个小咖啡馆门口停下。称其为“咖啡馆”真是抬举了它。那是一栋摆着几把木头桌椅的混凝土房子，只卖速溶咖啡。对于我这么个嗜咖啡如命的人来说自然不合口味，但我还是将咖啡和抱怨一同咽了下去。

塔什待人殷勤，很好相处。我很快便发现他还拥有非常惊人的感知能力。例如，他会在到达目的地很久之后说：“先生，我们到达目的地了。”或是在我们浑身湿透时说：“先生，下雨了。”

塔什行事温文尔雅，颇有十八世纪英国贵族的风范。他为我开门，为我提包，像洛杉矶追踪追车大战的直升机一样，紧跟其后。我想，如果他力气够大，一定也会把我扛起来走。

但他做这一切时，却总是不卑不亢，毫无阿谀奉承之意。不丹人从未被征服，被奴役，他们的热情好客全都发自内心，不像南亚其他地区，俯首帖耳、阿谀奉承的行为比比皆是。

塔什的英语马马虎虎，而且非常怪异。这怪异不仅出自那乡音浓重的语音语调，还出自他的用词。他会说：“先生，我们去吃一些废食好不好？”乍一听，我压根不知道他在讲啥。难道这是一道不丹的特色菜肴？琢磨了半天我才搞明白，敢情他说的是剩菜。在他看来，“废食”等同于“剩菜”。于是我告诉他正确的说法，可他就是对“废食”这个词情有独钟，不肯改口，到最后我也懒得纠正了。

“好，塔什，我们去廷布吧。”廷布是不丹的首都，也是我此后一周的栖身之地。

“先生，去不了。”

“怎么去不了？”

“公路被封了。”

“要封多久？”

“好几天吧。”

在地球的这个地方，“好几天”是你最不想听到的话。在这“好几天”里，人生足以经历潮起潮落，国家足以经历兴盛衰亡。这“好几天”可以是五分钟，可以是五天，也可以是五年。这“好几天”之中，你在等什么并不重要——不管是去孟买的下一班车，还是性命攸关的肾脏移植手术——“几天”后的那一天也许很快来到，也许永远也等不到。

“我们换一条路走吧。”我满怀希望地提议。塔什和司机却仿佛认为这是天大的笑话，拍着大腿好一阵笑：换一条路走！好提议啊，先生，哈哈哈。换一条路，哈哈哈。

根本没有其他路可走。就那么一条基本能算是路的公路，全国唯一的一条公路，不丹的国道——听上去很有气势，却窄到一次只能容一辆车通过。

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坐下等待。这样很好，我突然发现，大家个个像是盘腿静坐的佛陀。我不由得激动起来，欣赏着这一难得的胜景，过了好几分钟才平静下来，又被拉回到现实。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不丹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幸福地图上？也许是因为不丹很像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至少景色很像，光凭这一点就足以对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不丹甚至将幸福写入了国歌之中：“佛祖教义无上荣光，愿安宁与幸福之光照耀众生。”不丹还有国民幸福总值，通过人民的幸福指数而非资产负债表来制定和衡量国家的发展政策。这一理念的产生，标志了人们在金钱、满足感，以及政府对人民行使的权力等固有观念上的巨大转变。

但我也有自己的疑惑。不丹真像某观察人士所说的，是“人类发展的实验室”，还是又一个“粪坑”——这个不雅的词是某驻外记者口中对那些政府腐败、交通不畅、只售速溶咖啡的国家的统称。

我虽然一时半会儿还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却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找到了安慰。主角之一的康威在努力安抚那些同被困在香格里拉，却仍端着架子的同伴们时，说道：“我们来了，所以我们在了。如果一定要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足矣。”

“好几天”后，去廷布的公路重新开放了，我们于是又挤进那辆丰田车。我很快发现这段路途之惊险、颠簸，绝不适合柔弱之人。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直上直下的陡坡（居然还没有护栏），加上一个相信轮回转世的疯狂司机，便成就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险。不丹的道路之上，不走无神论者。

幸运的是，我一路上都是睡过来的，睁眼时听见马达突突作响，车子正在爬一段陡峭的山路。时值不丹的放学时间，学生娃们走在路上说说笑笑，不少是在笑我们这辆花冠轿车好像横在摩西面前的红海一样。但没有人说一句难听的话，或是流露出恶意的目光。不丹有着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而外界有的东西不丹又没有。这里没有广告牌，没有霓虹灯——广告业在不丹几乎处于停滞，霓虹灯也是近几年才渐渐解禁。不过，我这会儿却看到一幅由两段木头支撑着立在路旁的手绘标语。

在我反复思考这几句话的当儿，花冠已经开到山顶的一家宾馆门前。我像出访的皇室成员一样，受到了宾馆全体员工的列队欢迎。又一条白色哈达套上了我的脖子，接着我便被领到楼上的客房。漂亮的宾馆女老板桑格告诉我，理察·基尔曾住过这个房间。“我记得很清楚。”她说，“他是怎么说的来着？这个房间拥有价值百万美元的景观。”

这间房间的景观的确很棒。廷布城尽收眼底，一片片绿白相间的屋顶，远处地平线上是巍峨的群山，以及如丝如缕的白云。但“百万美元景观”在我看来却并非确切的形容，至少对于不丹这样一个决心消除钱在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国家来说，有些格格不入。

精疲力竭的我，一下子扑在软绵绵的床垫上。闭上眼，脑中便浮现出理察·基尔。名人理察·基尔，他也曾躺在这张床上。但我并不喜欢这幅画面，于是理察·基尔被立刻换成了网球——我这绝不是针对理察·基尔，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如今能摆脱孑然一人的单身生活，全拜他的演技所赐。遥想当年，我和那个如今已是我妻子的女孩第一次约会时，去格林威治镇看了一场理察·基尔主演的电影。电影名叫《琼斯先生》，彻头彻尾的烂片，简直惨不忍睹。于是我俩当晚剩下的时间便凑在一起批判这部败笔之作，从此结下了深厚而持久的情谊，并延续至今。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向这位牵线红娘道一声谢：谢谢你，理察·基尔，谢谢。

第一夜，我睡得很糟，频频惊醒，噩梦连连，可能是海拔在作怪。第二天早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阵轰鸣声和叫喊声惊醒。怎么回事，是发生了暴动？还是武装政变？

“没事，你听到的很可能是一场箭术比赛的动静。”早晨，当我吃着嫩滑的鸡蛋和吐司时，桑格告诉我。箭术是不丹的全民运动，而射箭离不开体力和噪音。别看不丹人祈祷时安安静静，做起其他事情来，动静却是相当之大。

饭毕，塔什还没有来接我，于是又多出一些闲工夫。我决定用这些时间做一件事情，一件不丹人曾经完全无法想象，直到最近才变为可能的事情——看电视。不丹直到一九九九年才通上电视，全世界数它最晚。电视也迅速成为不丹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争议。不丹的青少年，出于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狂热地爱上了摔跤节目，政府于是切断了播放摔跤节目的电视台信号。此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好景不长，其他频道也纷纷开始转播摔跤比赛。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之后，不丹却被胡克·霍根^[1]单枪匹马一举拿下了。

不丹前首相桑格·乃杜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不久以前，我们还会对小飞虫产生恻隐之心。可如今，不丹人却要看电视里的人自相残杀。”此话道出了不少不丹人内心的忧虑。

不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编排得不错。身着帼的播音员用一种权威且友好的语气播报新闻，颇有美国主持人的风范。背景是廷布德宗的照片——德宗相当于不丹的白宫。屏幕下方有一排类似蝌蚪的文字。等等。这排蝌蚪文似乎在动，怎么回事？我把椅子向前挪了一点。老天，是爬行字幕！不丹七年前才刚有电视，现在就已经会用爬行字幕了！看来，这些小“蝌蚪”也跟着不丹一头扎进了二十一世纪的滚滚洪流之中。不丹现在有网吧、手机，以及文明的终极标志——迪斯科。这说的好像是一九七三年的文明了，不过想想这个国家到一九六二年之前都没有一条公路，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医院，一切就情有可原了。那时，不丹甚至还没有全国通用的货币。

塔什出现了，并高声宣布了一个大消息：“先生，我来了。”我终于能够确定塔什绝对不是密探，他还没聪明到那分上。不过他也有可能是个极好的密探。不，塔什不只是一个导游，套用一个新闻界的术语，他更像是个联系人。新闻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安排采访事宜，充当翻译，从不愿配合的官员口中套出信息，提供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拍照，买咖啡，有时还写写文章，他们靠协助记者完成大量工作来换取极少的现钱。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样极不公平，甚至有违职业道德。也许吧。但联系人和记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却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且合情合理。我尊重传统。

但我担心塔什扮演不好联系人的角色。他的英语太差，而且显然是个新手，比刚出炉的面包还新鲜。我当时一定是和宾馆里的人提到了这种担心，因为我很快就接到了塔什上司索南打来的电话。索南是此次旅行的组织者，旅游公司的老板。

“我能够理解你不喜欢塔什。”索南说话相当直接。我心想，哇，这个国家真是小。

“不不不。”我撒了个谎，并为自己的轻率言辞而尴尬，“我和他在一起非常开心。”但她还是坚持要给我换一个导游。其实我完全可以答应她，就此抛弃塔什，但是我没有。我决定继续雇佣塔什，个中缘由至今仍是个谜。

我的怨言显然也传到了塔什耳中。他把我的批评理解为怪他跟得不够紧，开门不够殷勤，搬的包不够多，于是他加倍努力，一个顶仨。

我们开车下山，前往廷布。每个到过廷布的人都爱强调廷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红绿灯的首都城市，我也不能免俗。廷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红绿灯的首都城市，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一个戴白手套的交警，用精确得甚至有点滑稽的手势指挥交通。事实上，几年前不丹曾有过一次把交警换成交通指示灯的尝试，却被国王一口否决了。在不丹，国王类似于教皇，一言九鼎。于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主意的确不好，红绿灯又摘下来了。

廷布是个可爱的城市，大小和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相当。放眼望去，地平线上是一排排杂乱无章的输电线路和五颜六色的经幡。廷布的生活让我想起希尔顿对于香格里拉原住民的描述：“他们脾气很好，有点好管闲事；谦恭有礼，无忧无虑；事情很多，却从不手忙脚乱。”

廷布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熙攘而不忙乱，热闹而不嘈杂：下班途中谈天说地的印度工人，便宜旅馆，屋顶上野蘑菇一般密密麻麻的卫星电视天线圆盘，感谢我不随地吐痰的标语，黑咕隆咚的网吧，被压弯的竹制脚手架，脚踏运动鞋、晒得黝黑的旅游者，像特工一样紧跟其后的导游，撑着阳伞抵挡正午阳光的不丹妇女。

还有流浪狗。不计其数的流浪狗。它们大多懒懒地躺在太阳底下，心情好的时候，便去马路对面遛遛。流浪狗们常端着一副洋洋自得的架势，它们清楚，没人敢招惹它们。^[2]在不丹，狗儿是路边的霸王。记得上一次见识到动物的傲慢还是在印度。那些被当作圣物的牛，在道路的中央走走停停，嚼着反刍的食物，向司机们发出挑衅——纯粹的挑衅！敢撞我？下辈子投胎做猪去吧，兄弟。

可我看到了这些狗，居然生出一丝羡慕，希望下辈子也能投胎做一只不丹狗。为什么？当然，这和佛祖对众生的爱不无关系。但这一高贵的信仰却也并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毫无丁点利己的私心——既然相信轮回转世，就要做好来世投胎为畜的准备；既然可能投胎为畜，自然就希望得到好生对待。芭芭拉·克罗塞特在她关于喜马拉雅佛教地区的著作中，引用了根本上师仁增·降曲多吉的话解释这一观点：

“这一世为人子，母亲为人；下一世投胎为狗，母亲为母狗。如此循环，众生皆是父母。父母无穷尽，因此要善待父母。”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印象非常深刻——不是对颇有歧义的“母亲为母狗”，而是那句蕴含深意的“父母无穷尽”。诚然，世上万物，无不处于联系之中。

我拿起一份名为《不丹观察家报》的报纸，一个大标题赫然映入眼帘：“秘密交易，街头暗中进行”。不会吧，我想，难道这里盛行毒品交易或是武器走私等罪恶勾当？继续读下去，却看到这样一句话：“交易的商品主要是水果、蔬菜以及新鲜的奶制品。”原来所谓的秘密交易，只是在说那些乱摆摊点的小贩。他们在周末集市上没卖完货物，周一便继续游荡在廷布的大街小巷，兜售芦笋和美洲南瓜，待全部卖完之后再回到各自的村庄。虚惊一场。

在不丹，街头叫卖也被视为犯罪，但不丹的警察仍然感到事关重大。他们深知，这其实是个罪恶的深渊：一旦美洲南瓜和芦笋摆上黑市交易，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蔬菜卷入到这一违法行为之中。

不过，不丹人民的幸福显然和该国极低的犯罪率有关——谋杀案件在不丹几乎闻所未闻。这倒正常，如果生活在高犯罪率地区，自然也幸福不起来。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如犯罪肆虐的波多黎各，国民却普遍感到幸福。说到个中缘由，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虽然遭受过抢劫或是性侵害的人心中不可能充盈着幸福感，但这些受害者毕竟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至少大多数国家如此）。一个地区的幸福与否并不在于犯罪率的高低，而是在于那潜伏在每个人血液里、与之相伴一生的恐惧——每个人，包括那些不曾遭受侵害，甚至一辈子也不会遭受侵害的人。

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丹在诗学方面作出了巨大成就，让文人骚客们激动不已；不丹的人均寿命由四十二岁增加到六十四岁（尽管比起香格里拉人均二百五十岁的寿命还是相去甚远）；不丹政府如今已开始在全国实行免费就医制度和义务教育；不丹是世界上首个无烟国，并禁止售卖香烟；不丹的僧人比士兵多，而所谓的军队的主要工作却是酿酒——不丹绝大部分酒类由军队酿造，包括红熊猫啤酒和我最爱的龙牌朗姆酒。要是全世界的军队都被派去酿酒该多好。到那时，反战分子们也许又会振臂高呼新的口号：“要啤酒，不要战争！”

我想深入了解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据说这一政策旨在对国民生产总值这一衡量国家进步的传统手段进行补充完善。不丹政府是动真格的吗？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对不丹不甚了解的人，纷纷建议我去拜见一个叫卡玛·尤拉的不丹人。卡玛·尤拉领导着不丹最为重要的——碰巧也是唯一的一所研究院。我很期待和他的会面，一方面，作为不丹的重要学者，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幸福的本质；另一方面，我对他的名字很是好奇。^[3]

我和塔什驱车来到廷布市郊离王宫不远的一栋旧楼。我被领着穿过几个院子，走过一段木头长廊，其间差点掉进一个泥潭，最后来到一个会议室。我对这会议室并不抱很大期望，但进门后却眼前一亮。这是一间装潢精美的屋子，中间一张长方形木桌将房间一分为二。不丹并没有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乐于花大价钱做足表面功夫，却落得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下场——例如那些豪华气派，却被贫民窟团团围住的大型机场，以及大厅富丽堂皇，客房却破旧不堪的高级酒店。在不丹，其貌不扬的外表下，却往往有着惊艳的内在。

我拿出塔什送我的哈达借花献佛，转赠给卡玛。他轻扬嘴角作为回应。卡玛身着一件布满格子花纹的帼，清瘦俊朗，说话慢条斯理，显得颇为深思熟虑。但他又不是先思考再作答，而是一边想一边说，并恰到好处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可这不时穿插的沉默却让我浑身不自在，每每有冲动想插话，但出于礼貌，又不得不强忍住。

卡玛认为，政府就像是领航员，天气恶劣时，靠他们发出指令为飞机导航。一旦指令有误，就算领航员的操作再准确，飞机仍会偏移航线。而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准，就像是一架偏移航线的飞机。卡玛说：“以教育为例。我们过于关注受教育的人数，却忽视了教育的内容。这就好比日本人，他们虽然长寿，但一过天命之年，生活质量却不是每况愈下吗？”此话在理。我们往往只看到容易测量的数据，却忽视了对多数人而言更加重要的东西。因此，国民幸福总值的诞生，恰恰是为了纠正这一误区。

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流露出以往采访时那一套冷冰冰的职业习惯，于是赶紧收回这股势头，开始问他一些私人问题，想拉近距离。

“卡玛，你幸福吗？”

“回顾这一生，我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我很幸福，因为我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独特的回答着实让我诧异。在美国，高期望值一直是推动人们前进的马达，是汽车油箱里的汽油，追逐梦想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

“我并不这样想。”卡玛说，“我没必要去攀爬这样的高山。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我如果感到满足，认为自己过得不错，晚上便会长出一口气，对自己说：‘一切都好。’”

“那你有没有低潮的时候？”

“当然有，但重要的是无视那些痛苦。就算你成就斐然，这成就感也至多不过是在自己头脑中上演的一出戏。不管你把它看得多重要，这成就也不会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丝毫影响。”

“卡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失败其实都是无足轻重的？”

“没错。我们总认为自己举足轻重。那好，一周之内也许还有人记得你，四十年后，情况就不好说了。待到过了三代人之后，你一定已被彻彻底底地遗忘了。”

“这就是你寻求安慰的方式么？我怎么觉得太过压抑了。”

“不是的。佛经有云，怜悯最大。行善事的那一刻，你便会得到满足。我曾经每天都要杀死很多蚊蝇，担心它们传播疟疾。但有一次，我停下手来，想道：‘等等，它并没有伤害我，也没有对我产生直接威胁，这小虫毫无还击之力，我又为何要加害于它？’于是我便将它放生了——这本是小事一桩，但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一阵真正的平静。就这样，我让它飞走了。”

听到这里，我决定打破惯例，和他谈谈自己，进行一次真正深入的交谈。我不能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是被这个男人的绅士风度所打动，或许是因为他的名字和“因缘”相同，抑或是不丹这地方有一种能够让人失了分寸的魔力。不管怎样，我给卡玛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我开始此次幸福之旅的前几周，地点就在迈阿密。

“醒醒。”我听见医生不耐烦的声音。他打开门，走进检查室，低头看着我。

“我没睡。”我说。

“没说你。”医生嗔道，“我在和电脑说话。”原来如此。现在我看清楚了，他嘴边挂着一个口香糖大小的麦克风，手里拿了些闪闪发光的药片。

这奇怪的光景让我一时看得入神，差点忘了此行的目的：手脚麻木，呼吸急促，这些早有的症状在这几周突然加剧，致使我每晚不得不坐起身睡觉。

四十三岁，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人生已经过半，再也无法回头。此时的我，却坐在冷冰冰的检查室里，对着一个和电脑说话的医生。我在等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一份对我脑中那颗无法进行手术切除的肿瘤进行确诊的报告。幸运的话，就只是葛雷克氏症^[4]而已。两周前，我俯卧在棺材一样的管道里接受检查，看不见的仪器在周围滴滴答答，嗡嗡作响。我能清楚地听到玻璃隔间外的技术员们窃窃私语：“时日不多了，这可怜的家伙。”

就在苦等结果出来的当儿，我的一生像粗制滥造的PPT幻灯片一样，一张一张嘀哒闪过眼前。最后一张，死亡。放映结束。感谢您的参与。外面有咖啡和面包圈供应。

“喂，我拿到了报告。”医生说话了。

是的，我看到了，我能看见它们就捏在你冰冷无情的手指之间。给我吧，医生。我能接受这结果。不，我不能，但，还是把它给我吧。

“还有验血报告。”

对，我的验血报告。没错。我还能活几天？

“呃……结果是……”

“你没事。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卡玛突然插话，口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我愣住了。他说的没错。手脚的麻木感是因为不规律的呼吸和不一致的氧流量所致，也就是说，我患的只是焦虑症，忧郁症的一种。

“卡玛，你怎么知道的？”

他照例停顿片刻，然后以一个建议，抑或是一个处方，回答了我的疑问：“每天花五分钟来思考死亡，能够治愈你的心病，净化你的内心。”

“对于死亡的恐惧，害怕自己还未干出一番事业就离开人世，儿女羽翼未丰之前便撒手人寰。这才是你的病根。”

“每天都想着死亡？听上去很压抑啊。我为何要让自己受这个罪呢？”

“西方人很富有，他们没有接触过死者的躯体、流血的伤口、腐烂的东西。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全是人类的现实处境。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到来。”

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患上了癌症。确诊，化疗，远涉重洋进行手术，这才控制住病情。

这一回，轮到我沉默了。

道别之时，我和他约定，在我离开不丹之前，再进行一次面谈。之后，我穿过木头长廊，回到了花冠轿车上。我们一路驶回宾馆，塔什照例不忘通报行程，而我却一直在回想这位非凡的男人。他曾是一名口若悬河地与精英们探讨还原分析法的剑桥学子，而这一刻他又说禅布道，谈起那几乎夺去自己性命的癌症。这些片段环环相扣，了无痕迹地汇成了卡玛·尤拉的一生；而大多数人，一生却被分割成工作、爱情、家庭等生硬拼凑的板块——我认识的人大多如此，就连我自己也不例外。

汽车回到了宾馆，塔什不忘提醒我：“先生，我们到宾馆了。”我无心与侍者们闲聊，而是回到房间，搬了张椅子在阳台坐下。只是坐着，同时，大脑也在飞速运转。卡玛把我带进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怪圈。幸福即是低期望值？这为何与我的雄心壮志格格不入？雄心若是真的没有必要，又为何给我这一生带来那么多精彩？又或许，那些所谓的精彩只是我的幻觉？他所说的怜悯最大，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我看到了它，一只臭虫，躺在两英尺开外的地方，肚皮朝天，四条腿徒劳地挣扎着。我别过头，但目光却无法离开这可怜的小东西。

我有好几种选择。其一，踩扁它，让它安息。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立即结束痛苦——虫子的，以及我的。其二，权当没有看到。视若无睹是我见到与己无关的痛苦时常用的做法。少管闲事。干好记者的本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保持客观中立。可这一次并不是新闻采访，我也不用写什么“小虫命丧喜马拉雅，家人闻讯悲痛欲绝。记者11:00点发回报道”之类的新闻。

我意识到，还有第三种选择：伸出援手，救虫一命。于是，我试探地朝虫子挪近一步，轻轻地踢了它一下。可这一踢似乎并不如我所想的那么轻柔，虫子飞滚出去十来英尺之远，最终停在天井那头，依然四脚朝天，依然乱踢乱抖。好吧，人道主义援助再次宣告失败。强大如美利坚合众国都无法救索马里或伊拉克于水火，而我区区一个普通人，救不了一只虫也是正常，又有什么好内疚的？

我下楼叫了一杯红熊猫啤酒，半小时后才回到房间。出于某种病态的好奇，我又偷偷瞟了一眼天井。那虫子还在蹬腿，却已是有气无力了。该死，我干吗在乎这个？去死吧，虫子，我恨你。可这会儿，佛教关于仁慈的教义又浮上我心头。真见鬼，我走了过去，又踢了那虫子一脚，这回却不敢多用一分力气。说时迟那时快，我的脚刚碰到虫子，它便一跟头翻向左侧，一溜烟跑掉了。怎么也不道声谢？不过没关系，我很开心。这次我没有袖手旁观，我挽救了一条生命。

后记。那天傍晚，我踱出天井时，又看到一只臭虫四脚朝天躺在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敢肯定这就是之前的那只虫子。但这一次，我什么也没做。那一晚我睡得很香。我坚信，就算是卡玛·尤拉本人，也挽救不了这么一只无可救药的笨臭虫。

不丹是个与外界颠倒的地方。在这里，十三成了吉利数字，孩子和你打招呼时说“拜拜”，国王想要废黜帝制。

还有大麻。在不丹，大麻有一种堪称创新的使用方法：喂猪。大麻能增强猪的食欲，让猪变肥。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脑中不由得出现一大群猪围在猪圈里大嚼其食的情景。我继续放任想象的驰骋：这群猪浩浩荡荡奔向7-11便利店，猪的7-11，去买韧劲十足的鸡肉煎饼。然后——我能清楚地看到——这群猪想用微波炉加热煎饼，但圆滚滚的蹄子却卡进了微波炉门，于是猪们开始拼命高声尖叫，用猪的语调，直到猪店员摇摇晃晃赶过来，用猪语告诫道：请勿大声喧哗，这里毕竟是7-11，不是猪圈或其他什么地方。

在不丹，我总是会有奇奇怪怪的想法。也许是海拔太高的缘故，但我觉得应该不只这么简单。这个地方给我的想象力发了一张许可证。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尽量不做白日梦，但在不丹，我的想象却像只无拘无束的小兽，撒着欢儿在新刈的草地上乱跑乱跳，偶尔还在草地上留下它的便便，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此，游在不丹，必须认真地抛掉一切怀疑。在这里，现实和幻想总是相伴左右，有时根本无法分辨。

我坐在宾馆里饮茶，宾馆老板桑格突然对我说：“我的丈夫是一位西藏喇嘛的十二世转世。”

混乱吧，可这在不丹却是相当常见。现世，前世，后世，全都快快乐乐地搅和在一起。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在这家宾馆工作的可爱女孩进行过如下对话。

“最近怎么总是下雨。”我随口说道。

“是的，先生。这是因为圣雨节到了。每年的圣雨节都标志着雨季的结束。圣雨节过后，就不会再下雨了。”她的话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就好像在给一个傻子解释太阳为何从东边升起。

第二天，雨果真停了。

我决定和塔什去周末集市上逛逛，看看市场上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手工艺品，看看那些和脑袋一样大的苹果，以及那一筐筐的佛像。在市场的入口处，坐着一个占卜师。“他很有名气，算得很准。”塔什介绍说。占卜师蹲坐在地，面前铺了一条毯子。我发觉他是个麻风病人，手指全没了，每个指头只剩下短短的一截。但他还是能够握住一大叠算命的纸牌，要知道，这些纸牌足足有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5]那样大。

我选了三张牌，摇了三次骰子后，占卜结果出来了：“你现在所做的事是对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你所有的梦想都将实现。”花这么点钱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运气，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向塔什道出自己的疑虑，他却还是一个劲重复：“他很有名气，很受尊敬。”后来，我读到英国探险家罗纳谢勋爵写的不丹奇遇时，发现他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得到了和我一样的好运气。“他们让我向神明献上供品，然后投掷骰子，我全部照做。奇怪的是，骰子连续三次都掷到‘一’。主事喇嘛当即宣布，这代表的是无上的好运！”

第二天一早，我从断断续续的睡眠中醒来。一夜多梦，搅得我无法安睡。现在我敢肯定，就是高海拔惹的祸。我跌跌撞撞下楼用餐，把半生的鸡蛋吸得呼呼作响。正吃得起劲，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声浑厚的男中音：“早上好。”起初我以为是电视里的对白，但转过身去，却看到一个脑袋光光，长着一张肉乎乎胖脸的男人正冲我微笑。

这个男人就是桑格的丈夫，巴巴·土库，人们尊称他为“仁波切”，意思是“珍宝”。他非常健谈，说话时目光亲切，并不时发出咆哮一般的笑声。他一开口，全身就跟着摇摆颤动。说到重点时，便把身子弓起来，再猛地挺直，再弓起身。就这么一上一下，一弓一挺地，这位仁波切说开了自己的故事。

巴巴·土库出生的前几天，几位德高望重的喇嘛光临他家。“突然，像牛奶一样乳白色的泉水涌进了花园，装满了家中所有的瓶瓶罐罐。然后，一道彩虹出现在房子的上空。”他说，这些都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典型征兆。

孩童时期，土库便无师自通，能说一口流利藏语——要知道，不丹语和藏语并无相似之处。十八岁那年，土库来到印度，在那里修道学习了三年三个月零三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个眼神温和，笑起来却好似抽筋的男人。回去要说起这些神迹、转世、乳白色泉水之类的故事，别人一定会把我当疯子或是妄想狂看待。于是我决定换个话题。

“不丹人幸福吗？”

他停顿了好一会儿，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浑身乱颤地说了句“也许吧”。看他抽搐得厉害，我真担心他癫痫发作，便决定赶紧打住这个话题，任由他大谈那些不可思议的逸闻，以及他挖掘精神财宝的修道生涯。

他告诉我，五百年前，不丹有一位高僧竹巴昆烈，人称“疯行者”。竹巴昆烈是藏传佛教的异类，一位特立独行的圣人。

“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常出入酒馆，调戏妇女。他母亲常对他说：‘昆烈，看你大哥，整天都在祈祷，表情多么虔诚，你就不能学着一点吗？’

“‘不，妈妈。’昆烈回答道，‘大哥在找厕所呢，所以他常摆出这样一副面孔。’”

昆烈是对的。他总是对的。他大哥确实得了便秘，和尊敬神灵无关。仁波切告诉我，故事其实是在教育我们“凡事不该只看表面便妄下结论，而该深究其内在动机”。

“疯行者”竹巴昆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却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人人都说，不了解竹巴昆烈，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不丹。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会大笑不止。但这笑却不同于一般的笑，而是满怀敬意的笑——如果一定要形容，只能这么说。

昆烈所属的派别名为“狂慧”。每个宗教都有类似于“狂慧”的分支，但都远不如竹巴昆烈疯狂、睿智。

我决心搜集更多关于昆烈的事迹。一天，我走进一间廷布的书店，竟在厚厚的书堆中找到一本英文版的竹巴昆烈著作选。其中有一些段落，即使用现代的标准衡量，都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堪入目。譬如有一段写道，昆烈“像巨龙一样长驱直入”。不少场合，他会脱下内裤，使用他那“灼热发烫的智慧之霹雳”。没错，就是你想到的那东西。竹巴昆烈沉溺于女色，尤喜处女。用他的话说，“最醇的春酒沉于桶底/幸福源自肚脐之下”。

昆烈的离经叛道其实是刻意为之。他放浪形骸，却是为了将不丹人民从麻木中唤醒。基思·道曼，昆烈生平经历的英文译者，对他的这番意图进行了诠释：“情感，特别是欲望，不该受到压抑，而应对其进行净化。”——恰好颠倒了古希腊人“只求放纵，不求节制”的顺序。

我没能准时出席和琳达·利明约定的下午茶。琳达是一个旅居不丹九年的美国人。亚洲吸引了无数的精神探寻者——或是某些人口中的善男信女，但不丹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向外界打开大门。即使在那之后，不丹的土地也并非随随便便就能踏足，除非你的愿望足够强烈。

琳达·利明便拥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她变卖家当，从纽约千里迢迢来不丹教授英语。她说自己是先爱上不丹这座城市，再爱上不丹人。打那以后，她便再也没有离开过不丹。

琳达向我推荐一个名为艺术咖啡馆的地方。咖啡馆新开不久，银灰色的木质地板，到处放着软垫，风格活泼明快，让人仿佛置身于美国大学生活区。我还发现吧台后面的女人正在读着的竟是《西藏生死书》——没说错吧，这里确实很像大学生活区。

琳达戴着一条镶满图案的围巾，活力十足地快步向我走来。看得出来，她一定非常盼望能够进行一次流畅的英语谈话，单词像连珠炮一样从她嘴中迸射而出。

“在这里，灵性无处不在。”她抓起一块巧克力饼，“石头有灵性，树木也有灵性。”要在别处听到这样的话，我很可能会暗自发笑，可这是在不丹。一个作家这样写道：“在不丹，没有一件死物。”不丹人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这并非完全出于他们对佛教的信仰，更多的却是出自一种主张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苯教。我总是把万物有灵论看作是一种原始的信仰，但仔细一想，这种认为万物都是充满活力的生命体的理论，其实颇有新意。

“地理决定了这里的一切生命。”琳达接着说，“是封闭，造就了不丹如今的局面。”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是好事。不丹因为大山而封闭，因为封闭使得一切都慢了下来。这种心态正如在说，‘做什么好，啦’。”

不丹正是这么一片“啦”的土地。“啦”这个万能的单音节词可以表示肯定，尊敬，以及言语上的停顿。总而言之，“啦”是一个缓冲物，适用于一切情况。“啦”可以表示“先生”，也可以表示“你明白没”。我喜欢这个词的音调，在不丹的日子里常常下意识地用到它，只是从来没有找对节奏。

“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吧，琳达。你也相信这谭崔的胡话么？”

“噢，是的，我深信不疑。”她说，“我之前的信仰被彻底改变了。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还是一个年近四十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我对自己说：‘我不要在大限到来之前变得老朽，痛苦。’不丹让我找回了平静，放慢了速度。”

又是死亡。奇怪的是，它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寻找幸福的旅途之中。也许，要先妥协于这必死的命运，人类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琳达告诉我，她来不丹之前从未见过真正的尸体。“在这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死亡和痛苦。”她的语调似乎在暗示这并非坏事，“在这里，你常常会想到死亡。这里的人死得更加悲惨，毫不隐晦。尸体往往一放就是好几天。”她又提到在不丹生活的种种不习惯，“这里的冬天很冷，在家里也要穿上外套。可奇怪的是，寒冷却能让人拥有存在感。”

琳达解释说，很多不丹男人都要进行长达三年的修道生涯，就像那位仁波切所做的一样。三年，三月，零三天。除了冥想，什么都不做。甚至连头发都不剪。“而且，这三年他们都不发一言。”我的幻想破灭了。我不说话的最长记录是九个小时，睡梦之中的九个小时。

政府将电线拉上悬崖峭壁之上供人们冥想的小木屋。“哪个国家会舍得花上十万美元为山上的这一小块地方通上电？他们肯定会说：‘没门，你还是下山来吧。’”

这就是不丹精神。他们做事并不计较经济上的得失，他们宁愿放弃上百万美元的经济收入，也不愿意大力发展旅游业或是出口珍贵木材。不丹人尽管贫穷，却从不向功利之神卑躬屈膝。

记得在我即将开始不丹之行时，一个同事曾祝福我说：“愿你一路上收获颇丰。”当时我没有多想，但现在来到不丹，才发现这句话可笑之至。祝我收获颇丰？为什么不祝我旅途愉快，尽兴而回呢？

最后，琳达渐渐陷入沉默。我们相对无语，感觉这沉默似乎延续了一辈子那么长，但实际上只过去了三十秒。之后，琳达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在这里生活得越久，就越发与现实脱节。”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清楚。决定权在你自己。”

次日早晨吃早餐的时候，仁波切又来了，手里还捧着一个包裹在报纸里的球状物。他欣然打开报纸，露出一个苹果，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苹果，几乎有NERF牌篮球那么大。

他把苹果递给我，我道了谢，随口问起他那信仰理疗师的工作。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就为见他一面。他说，西方的医生医术高明，却不懂并非一切病症都能通过药物治愈的道理。他邀请我有空去观摩他的工作，我热切地答应了。

“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性，每个人，每个孩子，都有一名宗教导师。你的宗教导师能够把你从昏迷中摇醒。”说到这里，他猛烈地摇动起身旁的一把椅子，用力之大，让我不禁担心椅子下一秒就会折断。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疑虑，问道：“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于是我问他，如何知道这一切是否属实，毕竟无从考证。

“看见这灯光吗？”他指着头顶的一盏灯问道。

“但你无法证明它的存在。因为你若是天生没有视力，就看不见这光。如果你需要得到证明才肯承认它的存在，就永远不会被这光芒照耀到。”

在美国，真正幸福的人不多，但每个人成天都在谈论幸福。在不丹，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人不少，却无人谈论幸福。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拷问内心的反思，没有励志书籍，没有存在性焦虑，更没有不丹版的“菲尔博士”^[6]。实际上，不丹全国上下只有一名精神病学家，但他不叫菲尔博士，也没有制作自己的电视节目。

也许柏拉图错了。也许对内心的拷问完全没有必要。或者引用另一位白皮肤哲人的话，“当你追问自己是否幸福的时候，你便不再幸福了”。此人就是约翰·斯图亚尔特·穆勒。这位十九世纪的英国哲人相信，对幸福的追求“如同蟹行”，不可奋起直追，只能间接获得。这么说来，难道不丹人是一国追求幸福的螃蟹？难道不丹此次推行的国民幸福总值，和几年前阿鲁巴岛喊出的“来阿鲁巴岛吧，这里是幸福的天堂”的口号一样，又是一次巧妙的营销手段？难道说，我被骗了？

不，不会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的不丹人还不至于圆滑世故到这种地步。他们只是被过分的真诚所累，而这真诚恰恰又是营销的大敌。不丹人很看重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但他们口中所言的“幸福”，却远不同于美国那夸张的笑脸式快乐。对不丹人而言，幸福是大家的事。

所以，“个人的幸福”对于不丹人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卡玛·尤拉所说：“我们不相信鲁宾逊式的幸福，所有的幸福都是相互关联的。”

来做一个小测验。以下事物之间有何共同之处：伊拉克战争，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溢油事故，美国监狱人数上升？答案揭晓：它们都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做出了贡献。既然如此，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好”事，至少在经济学家短浅的目光中如此。

GDP是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所生产产品和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总和。论及对这一指数所做的贡献，卖出一支突击步枪与卖出一瓶抗生素药并无区别（假设突击步枪和抗生素药的价格相同）。就好像是我们计算卡路里的摄取量时，不会计较这些卡路里来自哪种食物，是谷物还是猪油，就算是来自老鼠药都无关紧要——卡路里就是卡路里。

罗伯特·肯尼迪则认为，GDP并不能够对“诗歌的美妙，婚姻的牢固，或是公开辩论的睿智与否”进行统计。因此他得出结论，GDP能够衡量一切，却不能衡量“生活的价值”。同时，GDP还忽略了那些不求报酬的工作，也即所谓的“同情经济”。一个老人若是住进养老院，便对GDP做出了贡献，但要是呆在家中接受亲人照顾，就没作出任何贡献。此外，如果亲人为照顾他而不得不停薪留职，他便成为了GDP减少的罪魁祸首。经济学家竟能把自私这一人性的缺陷转换为美德，让人不得不心生敬意。

最新的幸福（或是“主观满意度”）研究表明，金钱确实能够买到幸福。一定量的金钱即可。而这数量却也低得惊人：大约是每年一万五千美元。一旦超过这个数，经济增长与幸福之间便不存在任何联系了。如今的美国人比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人富裕三倍，但幸福感却是有减无增。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理查德·莱亚德认为：“他们更加富有，他们工作得更少，他们假期更长，他们出游更频繁，他们活得更久，他们身体更好。但他们却并没有更幸福。”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

现在再来说一说国民幸福总值。这一理念由不丹国王旺楚克于一九七三年首次提出，但一直没有上升到政策高度。直到一九八六年，一名睿智的年轻《财经时报》记者米歇尔·艾略特对这位国王进行专访之后，为报道撰写了一个直白醒目的大标题：“不丹国王：国民幸福总值重于国民生产总值”。

在一些因循守旧的经济学家看来，这位长年呆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国王准是被缺氧弄昏了头，或是当时又嚼起了那喂猪的大麻，才冒出这些无稽之谈。幸福如何计算？就算能够计算出幸福，政府又怎么能制定出所谓的幸福政策？荒唐之极。

但这一理念却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拥护，甚至有几个富裕的工业国家也拍手叫好。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出炉，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召开，赞歌一首接着一首颂唱。“不丹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站出来说‘不’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金钱至上观念提出挑战的国家。”杰夫·约翰逊在他的著作《国民幸福总值和发展》中写道。

加拿大哲学家约翰·拉尔森顿·索罗则把国民幸福总值比喻成一个鬼把戏。“它发出‘啪’的一声，突然转移话题。你开始谈论其他东西，把旧话题抛之脑后，不再去想。新的话题彻底替换了旧的话题。这就是国民幸福总值的重要之处和聪明之处。”

疯行者竹巴昆烈这位杰出的魔术师一定会喜欢上国民幸福总值：它如此荒唐，如此古怪，足以将我们从麻木之中震醒。

但国民幸福总值到底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一名大腹便便的不丹宾馆老板桑杰·奔潮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国民幸福总值意味着了解自己的弱点，掌握适度的原则。”自由市场经济学曾声势浩大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当“适度”的概念提出之后，它便再也没了动静。观点前卫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对此发表看法说：“只见过不满足于现状的贫穷社会，却不见懂得适可而止的富裕社会。谁也不会说：‘停！我们拥有的够多了！’”

财富可以让人类得到解放，这一点不容置疑。它使我们免于劳役，免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受正午毒辣的太阳烤晒之苦，免于吃难吃的碎肉夹饼——当然这种是一种较为现代的痛苦。但其实，财富同样也会束缚人类的精神，这个道理却鲜为人知。舒马赫曾说过：“社会越富裕，人们就越不愿从事那些有意义却没薪酬的工作。”话虽激进，却意义深远。一方面，在一个人民过着悠闲生活的工业型富裕社会中，人们并没有动力去从事任何产出量不高——经济效益不高，或无法立即得到愉悦——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不丹这样的贫穷国家，人们却很乐意花上一整天时间玩玩飞镖，或是干脆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做。至于在香格里拉这样的梦幻国度，不妨看看英国女传教土布林克洛小姐和香格里拉的主人、高深莫测的常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基于某种心智而产生的问题，如果想用同样的心智去解决，是一定行不通的。”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引入的突破性思维模式，在经济学之中却处于长期欠缺的状态。国民幸福总值的出现是否标志了经济学的突破？它难道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那个终极答案？不一定，至少现在还不能断言，但它的确重新构建了经济学问题。这很重要。

当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不丹的官方政策之后，政府的每个决议的作出，每条法规的制定，原则上都要奉之为圭臬。我们将要实行的这一政策将会增加还是降低人民的总体幸福感？多么高尚的目的，但它真的管用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需要找一位政府官员聊聊。

结果证明，说来容易做来难。鉴于不丹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假设能够在地图上找到不丹），不丹的官员们管辖的又是这小点之中极其微小的一点，因此要找到他们的行迹简直比登天还难。不丹国王当然不在考虑范围——这位像神明一样受到尊敬的人，一定也像神明一样遥不可及。我的目标最后定为内政大臣，他同时还身兼幸福巡回大使一职。

可惜的是，我被告知这位内政大臣公务缠身，无暇见客，于是我不得不做了一件稍有自尊的新闻记者都会做的事——闯进了内政大臣参加的一次社交聚会。这次聚会实际上是一次主题为“感受国民幸福总值”的集会活动，由一群住在不丹的日本社会改良主义者出资赞助，内政大臣作为荣誉嘉宾出席。我在第一排就坐。内政大臣进场的时候，大家纷纷起立鼓掌。他外表清爽整洁，须发有些花白，走起路来高贵威严。我猜他应该快到六十了。

台上挂了一只巨大的纸鹤和一块写着“爱，情感，感觉”的标语。天哪，不会吧！日本社会改良主义者们居然放映了一部美国轰炸长崎的电影，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一次心灵的震颤。可怕的画面一帧一帧闪过银幕：皮肤如同纸片般一片片脱落的幼童，白眼球吊在眼眶上来回晃动的男人。观众席上的人们个个偷眼看我这个现场唯一的美国人，就好像那些炸弹全是我一人扔的。

我实在想不通，这和幸福能扯上什么关系，它充其量也只是强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往一个城市投掷原子弹很有可能降低该市的幸福水平。因此，国民幸福总值尚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很容易被人以某种借口加以利用——这借口也许并没有恶意，但仍是一个借口。一旦此类事情发生，国民幸福总值便不再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沦为又一个空洞的口号。

电影放映结束，众人得到片刻的休息。我尾随内政大臣，七弯八拐来到外面的自助餐桌。只见他一手拿起一碟形似饺子的“摩摩”，一手握住一杯苹果汁，我看准机会，走上前去。

“请问长崎和国民幸福总值有什么关系？”我向他抛出一个问题。内政大臣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我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顿时让他不知所措。不过那也只是一刹那的迟疑，他很快便稳住阵脚，找回了外交家的风范。

“我确信，一个决意追求幸福的国家，一定不会是一个好战之国。如果我们不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便会为争夺资源而大动干戈。这战争不只是为了石油，也不只是国与国的交战，而很可能会是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为争夺水资源而战。”

他边说边往会议室走去，我紧跟其后，又发一问：“这一旨在提高国民幸福感的政策，会不会成为一个空中楼阁，让小国寡民的不丹不堪重负？”

“不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民族。”他打起擦边球，“我们只是承诺，将尽力达成全体国民的幸福。这只是一个目标而已。”

“但是不少不丹人，尤其是那些村民，却从来没听说过国民幸福总值啊。”我紧咬着不放。

“他们虽不知道，但却置身其中。”

答得好。尽管我无法确定，这究竟只是语言层面的巧妙，还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吃着摩摩，我靠着椅子。一个是小国的大人物，一个是大国的小人物，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身份竟出人意料地相互抵消，并在我俩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他谈到自己的美国之旅，说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摇滚明星一般的欢迎——那些地方，想也想得到，一定包括伯克利。（“那里的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不可思议。”）他还谈到创建幸福指数的必要性。（“政府只会对数据做出回应。”）话匣子一打开，他的时间似乎就不那么吃紧了。不过我想，至多也就多挤出那么一点时间而已，毕竟他是位高权重的内政大臣，还坐着不丹的第三把交椅。于是，待到他吃下最后一个摩摩，我便趁机向他道别。

晚些时候，“感受国民幸福总值”的集会在不丹传统民间舞蹈表演的音乐声中拉上帷幕。表演者围成一个圈——想必所有的民间舞蹈都有这么一出，随着美妙的音乐，整齐划一地左右摇摆。坐在最边上的我，竟也被抓住胳膊，拉到台上，从看客摇身一变成了表演者。我总是无法适应这种场合，每每亲身参与其中，都只觉得不自在。可这次却大不一样。这支简单的民族舞，竟让我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舒坦——实在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举起手，一、二；向右跨，三、四。跳到五、六的时候，我看到内政大臣也夹在舞者之中摇晃着身体。我感到不可理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这是不丹的政客们在闪光灯前搔首弄姿的方式吗？不，现场并没有人照相。突然我意识到，这位内政大臣，不丹的第三号人物，之所以会和大家一同跳舞，实为不丹人爱跳舞的天性使然。仅此而已。

音乐减弱，人们开始从礼堂里鱼贯而出，我发觉自己想家了。美国的政客们或许也有过这样的真情流露，可曾几何时，他们血液中流淌的真诚却被顾问和焦点团体一点一点抽离，如今，我们已分不清形式和本质的区别。

又一晚过去了。一大早，我便被噩梦惊醒，而梦的内容却已模糊。今天是个大日子，我要去观摩仁波切的工作了。吃过早餐，我被领着走过一条泥泞的道路，来到一扇门前。进门前，要先把鞋脱去——鉴于不丹道路上的泥巴之多，此举比什么清洁方式都管用。屋内有两个房间，一间用于心灵治疗，一间用于收看电视。电视房里摆满了椅子，中间是一台大屏幕的松下电视，大声放着一部印度电影。

我被领着走过电视房，来到了理疗室。在理疗室里，我被告知坐下静静观察。理疗室由深蓝与黄色构成，很是炫目。房间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唐卡和其他绘画作品，还有一些乐器，而大多数是感激涕零（抑或是满怀希望）的患者所赠的礼品，比如钱（这是自然）、水果、饼干，以及大瓶的可乐和芬达。墙上挂着一条条项链——依然是礼品，其中有一条看上去竟像是奥林匹克金牌。我后来才得知，那的确是一块金牌，是一个患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美国游泳运动员的谢礼。

房间里静静地坐着四五个人。他们晚些时候要参加一场庭审，到这里来，为的是增加胜诉的可能。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嘀咕这目的不怎么高尚。仁波切坐在一个木头圣坛之上，双脚交叠，双目紧闭，众人跪在他跟前。仁波切低声吟唱，脸上微露痛苦神色，不厚道地说，好像正受着便秘的折磨。之后，跪着的人齐刷刷站起身，仁波切蘸水洒在他们的额头，众人离开，事毕。

现在房间只剩我和仁波切两人，可他却还不搭理我，仍然紧闭着眼，念念有词，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这是凡士林。”他拿起一个小瓶子给我看。正当我疑惑他拿这个派何用场时，他说道：“以前我们用牛奶来散播祝福。但凡士林的效果更好，它对疾病、伤口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有奇效。”

我问他理疗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脑中又在想着什么，他回答道：“我在全力想着真神，不只是佛祖，而是全体真神。就像是镜中的反射一样，真神和我，我们逐渐融合为一体。”

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房间，她的一条腿上有一块巨大的溃疡。女人把坏腿放在板凳上，仁波切紧闭双眼，念念有词，朝她的腿吹气。然后，他递过去一些清水，女人把水含在嘴里漱了几下，接着便把一些苹果和饼干摆在了圣坛上。这期间，仁波切一直在念念有词。

等到屋里再次剩下我们两个时，仁波切睁开眼睛说：“你知道吗，对那些人而言，我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会先去曼谷和美国等地的医院，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治疗。若是无法治愈，才会来我这里。”他告诉我，那个肿着一条腿的女人在来这里理疗之前，情况更加糟糕。“善恶一定有报，或见于现世，或报于来世。”他的话像谜一样难解。我正要问他此言何意，却听见一阵奇怪的蜂鸣声，一种我未曾听过的声音。它发自圣坛，就在仁波切的脚边。声音越来越大。

“不好意思。”仁波切一边道歉，一边俯下身子关掉手机，“刚说到哪了？”

“善恶的报应。”

他于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一个人爱把仆人唤做猴子。“来给我倒茶，你这猴子。把垃圾倒掉，猴子。”待到这个人死后，便转世成为了——没错，一只猴子。

我喜欢这个故事，但不知道这个故事除了说明“善恶皆有报”之外，还有什么更深的教义。我决定提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于是我问他，是否对这种理疗的效果产生过怀疑。

“从来没有。我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也因此获得了真正的喜悦和幸福。”我一边听，一边在随身携带的黑色笔记本上记下这些话。他看到了，说：“你总在记录，在那记事本上涂涂写写。你需要感受，亲身亲历地进行感受。”我记下了他说的每一个字——从“你总在记录”一直到“亲身亲历地进行感受”，才发觉到这讽刺的矛头却是指向了我。我停笔抬头，嗫嚅地说着些“旧习难改”之类的话，无力地为自己辩解。

“知世悉如梦，本来无一物。终有一天，你自会悟到这个道理。”他笑了笑，又开始低声吟唱起来。

尽管廷布没有红绿灯，没有快餐连锁店，没有自动取款机，但它毕竟是首都，交通很是顺畅。早晨，塔什和司机把行李装上车，我们便开始一路东行。这次的目的地是离首都两百英里远的城市布姆唐。一般来说，这么一段距离，换作是在别的国家，只需走上五六个小时，但在不丹，却要足足花上两天。

英文中表示“旅行”的单词和表示“艰苦劳动”的单词词根相同，^[7]的确不无道理。几个世纪以来，旅行一直等同于受罪。只有朝圣者、游牧民、军队和傻子才会进行长途跋涉。

在不丹，旅行仍然还留有“劳苦”和“苦难”的因素，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个国家乘车旅行，比坐经济舱从洛杉矶熬夜飞至纽约还要痛苦。不丹的道路不但没有征服自然，反倒屈服在自然的淫威之下，被自然耍得团团乱转。看，山间那蜿蜒盘旋、千回百折的道路就是最好的佐证。起初我还觉得有点意思，转上个十分钟，开始有点想吐，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双袜子在甩干桶里的处境。怪不得袜子总是想逃走。

还有动物。不丹的道路堪称全世界最棒的动物园。一路上全是牛羊猪马猴，还有数不清的狗。

其实，这样的旅程有时还挺让人开心的。当汽车一路下坡时，我感觉像沿着山脊线飞翔，而窗外偶尔出现的小鸟，像是绕着小船嬉戏的海豚，更加深了这种幻觉的真实性。

在廷布城外几英里的地方，我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男性生殖器。它们栩栩如生，画在房屋侧墙。越往后看到的越多，有彩色的，单色的，大的，小的，吊在房椽上的，像派发的礼品一样挂在酒吧门前的。我问塔什这是何故。

塔什解释说，它们是用来驱邪避凶的。这玩意我自己也有，要说到驱赶魔鬼，却觉得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要比它来得可靠。这话儿萎垂不振，还有个靠不住的恶名。它脆弱不堪，易受伤害，需要时也不一定管用。而且，如果硬要将它和邪恶扯上关系，也只会招致邪恶，而绝不能驱赶邪恶。要我说，不丹人用什么驱邪不好，木头手指，木头脚趾，木头手掌，什么都行。可是，老天啊，为何偏偏要用这玩意？

不过，这些阳具却让我想起了疯行者竹巴昆烈。这附近就有一座为他修建的寺庙，庙中香火旺盛，前来祭拜的香客多为不得子的夫妇。

我们在一个小山村停下，我和塔什从村中步行前往寺院。途中经过一条泥泞的小径，小径穿过一片稻田，黄得出奇的水稻排列得整整齐齐。路边的老头嘴里含着满满一口蒌叶汁，嘴唇被汁水染得鲜红，还有几片蒌叶伸出嘴外，看上去好像生吞了一只大活公鸡。塔什上前和他说了几句话，我却在想这老头含了这么一嘴五花八门的东西，又如何说得出话。

吞“公鸡”的老头指了一个方向，我们便继续前行。我看到路上立着一块标语牌，上书“参观幸福”。又一股宁静涌上我心头，我想，这就是了，这就是幸福了。可就在这宁静之中，却突然听见塔什扯着嗓子大喊：“停下，先生！停下！”我正欲发作：“又怎么了？你没看见我正在享受这难得的心灵福音吗？”话还未出口，只见一枝利箭破空而来，生生插在离我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

不丹人热爱箭术，还爱喝酒，这两个爱好一旦结合起来，可就大事不妙了。我向塔什道了歉，待到射箭的人走远了，又继续行路。艰难地爬完一段泥泞不堪的斜坡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疯行者的寺庙。庙的外观十分朴素，一定是遵从了竹巴昆烈的愿望。走进寺门，塔什好几次跪伏在地，前额叩在地面，然后起身，再拜——这佛教的跪拜礼很像是柔软体操。佛坛前摆满了贡品：钱、坚果，以及Kit-Kat巧克力。我见到了寺院住持，一个笑起来并不讨厌的矮胖男人。

当我问及寺院是否还充当着不孕不育诊所时，住持说：“是的，正是如此。许多妇女都来这里祈福。不能生育之人，祈福之后便能喜得贵子。”他还和我说起一个四十五岁的美国女人在“神根”的保佑之下老蚌生珠的事迹。所谓神根，就是一根十四英寸长的木制男性生殖器，上面刻满醒目的细小花纹。神根的一头——与人体相连的那一头，吊挂着五颜六色的垂饰，如果这根十四英寸长的木头棒棒真能长在正常人身上。

住持给我看了一些照片，照片中的一对对夫妇满心欢喜地微笑着，他们之中有不丹人，也有外国人。

还有一堆卡片。“感谢您赐予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们的儿子。”署名是芭芭拉·班克斯—阿尔特克鲁斯。

正当我翻动这堆卡片的时候，进来两个不丹女人，两人一前一后，和善有礼。寺僧用神根触碰了她们的头顶，她们很是满意，不久便离开了。

塔什向我征求意见，希望能够从导游的职责中抽身片刻，让住持为他算算命。我同意了。于是塔什拿起三个骰子，靠在前额，然后丢了下去。住持盯着骰子看了很久，然后告诉塔什，他的愿望能够成真。我也掷了一回，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走出寺庙时，我问塔什，在不丹是不是没有坏运气。“噢，没错，先生，几乎是这样。”

不远处，一个老人坐在地上，一只手拨着念珠，另一只手一刻不停地转动着一个巨大的转经筒。这个转经筒差不多有冰箱那么大，拿着它到处走很是费力。我问老人，他这么做有多久了。

“一辈子。”他回答道。

“没做别的？”

“对，没做别的。”这听上去并不像是完整的一生，但我又何德何能去质疑他人的信仰。

当晚，我们停在邻近一个叫做旺都的小镇过夜。居住的旅馆意外的舒适，居然还供应真正现磨的咖啡。我坐在露台，俯视着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多美的景色。我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拿笔记本和相机，但又突然停住。仁波切的话在我的脑中响起。感受，你需要感受。他说得没错，记录生活并不能替代真正的生活。因此，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只是坐着，听着哗哗的水流声，什么也没做。真的什么也没做。没有笔记本，没有相机，没有录音机。只有我，和我的生活。等等，还有一群嗜血如命的邪恶的不丹蚊子。好吧，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们继续向东行进，到达了不丹的心脏地带。突然，路被一些不明物体堵住了。几十个白身黑脸的活物在我们前方跑来跑去。这是叶猴，塔什告诉我。他还说，见到叶猴是好兆头。

“不丹有不好的兆头吗，塔什？”我不禁又问。

“有啊，先生。棕猴。见到棕猴就要倒霉了。”

等到猴子们终于玩腻了马路赛跑，我们才得以继续上路。我看到路边的一个手绘标语，只写着简简单单的一个词：“谢谢”。谢什么？标语上没说，但我很欣赏这种境界。

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一个接着一个，我终于受不了，让司机停车。司机把丰田车停到路边，塔什陪着我散步，但他和我说，自己不喜欢走夜路。

“是怕熊吗，塔什？”旅游公司老板索南曾警告我要小心出没的狗熊。

“不是，先生，是怕魔鬼。比起熊来，我更怕这些东西。从小，大人就教我们要敬畏魔鬼。”

我很是怀疑这种心态是否健康。这些不丹人脑中住着凶神恶煞。

我们回到车里，向海拔更高的地方驶去。奇怪的是，这里的海拔有一万英尺之高，路却窄到一次只能容一辆车通行。每当有车迎面驶来或是要超车时，都必须花上好一番工夫指手画脚地打手势，才能安全通过。这一情景不禁让我记起在廷布时一位不丹人说过的话：“不丹容不下目中无人的混蛋。”没错，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协商协作。收割庄稼如此，超车亦然。

但是，在西方世界，人们总是尽量消除协商的可能，以美国尤甚。汽车装上“分区空调”后，司机和乘客无需再对温度的调节进行协商，就都可以享受到令自己满意的温度。假设这对司机和乘客是夫妻，那么他们也无须在床垫的购买问题上多费口舌，因为现在的床垫可以调节“个人舒适度”。我们欣赏这些科技成果，它们满足了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在车里或是在床上——对于舒适感的需要。但我却怀疑，我们虽得到了便利，却失去了更多。连购买床垫这样的小事都不用协商，若是遇到真正重要的大事又该如何？协商是一种技巧。若是久不操练，必定会丧失殆尽。

我们到了通萨，一个建在山腰上的小镇。这里的旅馆很简陋，床位也不多。离婚独居的老板娘身材浑圆，笑容可掬。我问她是否幸福，她把嘴咧得更大说道：“幸福！”我忽然觉得她很像弥勒佛。

旅馆墙上挂了一排时钟，分别显示了东京时间、新德里时间、北京时间和曼谷时间。我被逗乐了。这里人连通萨时间都不管不顾，又哪有闲心去看什么纽约时间。

第二天在路上的时间更多。车行至某处时，我和塔什决定下车走走，去看一座当地的寺庙。太阳很烈，但奔波了两天的我们，还是觉得车外比车里舒服得多。

“先生，”塔什问我，“牛仔在你们那是不是真的很受尊敬？”我试着向他解释美国的牛仔已经所剩无几了，他面露一丝失望，又问我想不想听他背诵读书时背过的一首诗。我答应了。

“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足……”

塔什把“不知处”念成了“不知足”，但还是很为自己骄傲。“小的时候，一旦背错了，老师就会毫不留情地教训我们。”他一边说，一边做出打人的动作，向我示意什么是“教训”。我很怀疑塔什是否曾得到不少这样的教训——难怪他现在这副样子。我问他不丹的老师是不是经常体罚学生，他回答说：“只在农村才会。”听了这话，我真为不丹的孩子难过——不丹足足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住在农村。

我们静静地朝寺庙走去，我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塔什了。他那些讨厌的习惯现在看来却是可爱至极。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

又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独自一人沿着山脊线散步，扑面而来的空气清爽新鲜。我心情正好着，却突然想到了索南和她那关于熊的警告，顿时心情一落千丈。曾几何时我开始惧怕自然了？东京或是纽约的狂躁让我感到安全，可在这喜马拉雅的山麓之地，在这成群的枞树和啁啾的小鸟之间，我却为何怕了呢？我摇摇头，发觉自己这种像小孩一样没头没脑的恐惧可笑之极。心情刚刚平复，突然又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正朝我这个方向行进。我被大树挡住视线，分辨不出它的真面目，但也没打算深究。我掉转头，朝着相反的方向，加快步伐走了起来。噢，不对，我这哪里是在走，根本就是在逃嘛。真没用！

我一连逃出几十米远，再转身一看——原来那个庞然大物是一头巨大而凶残的——牛。我感到有点累，于是走到一间不远处的寺院，坐在台阶上闭目养神。卡玛·尤拉说的没错，我脑中的确有一个剧院，还是百老汇外面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剧院，成天受到批评家的狂轰滥炸。我心里清楚，是时候结束演出了，却不知该如何拉上帷幕。

不过，卡玛的其他建议还比较容易做到，例如他让我去他长大的村庄看看，我决定立刻照做。卡玛家的祖屋铺着厚实的木板，很是坚固。屋内除了一张高及膝盖的矮桌之外，基本上没有别的家具。卡玛的母亲已有七十九岁高龄，她端坐在桌上，腿上盖着一条深色羊毛毯，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书，正在祈祷。

老人嘴里的牙已所剩无几，皮肤沟壑纵横，但还不至于完全没了弹性。她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示意我在地上的软垫就坐。和她的儿子不同，她一句英语也说不来。塔什便自告奋勇充当翻译，这下，尤拉奶奶可打开了话匣子。

“我十二岁的时候搬来这个村庄。那时人们都骑马远行。每周有两天，我们要走上好几公里，去买盐巴一类的基本生活用品。现在好了，有了汽车，铺了公路，还通了电。”

“过去有什么地方比现在好的吗？”我插话问道。

“怎么会有。”她一口否认，那口气就好像我是个傻瓜，“现在的生活当然更好。不过电视除外。电视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提起国王将在不丹实行民主制度的计划，问她是否也做好了准备。

“这种制度对人民没有好处，只会带来腐败和暴力。我在电视里看到尼泊尔和印度，人们向警察扔石头，警察向人们开枪，喷射催泪瓦斯，还干一些更坏的行径。这种民主不会提高生产力，也没有任何优点。求求国王了，拜托，我们不要民主。”几个月之后，已回到迈阿密的我翻开《纽约时报》，将会看到一条毫不起眼的新闻：不丹国王让位于其子。不丹的模拟民主选举已经举行，真正的选举指日可待。对于这件事，相信尤拉奶奶肯定不会开心。

说着，老奶奶站起身来，要为我们倒茶。我惊讶地看着她那灵巧的动作，劝她不用这么客气，可她执意要做：“要是知道我连茶都不给你们倒，我儿子会怪我的。”母亲在哪都是一样的，我想。

回到丰田车里，我们掉头驶回廷布。路上，塔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九九九年，六个男孩去一个湖边远足。他们向湖中投掷石块，乱扔垃圾。突然，一阵大雾冒了出来，六个人迷失了方向。最后，只有三人得以生还。塔什坚信，这些人触怒了湖之女神，才会遭此劫难。

“很多人都相信这是神灵所为。所以不该往湖里扔垃圾。”

“河就不一样了，先生。”

我们度过了在路上的最后一晚，这旅途以及辛劳都即将结束。晚饭后，我正品着红熊猫啤酒，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乡音。是美国人，确切地说，是美国长岛的萨克福郡人。循声望去，我看到一小群美国游客。他们是泰丽和她的丈夫，还有马尔蒂等人。众人邀我过去一起聊天，我欣然接受。谈话中，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在记录不丹的幸福，还和他们说起了不丹政府实行的全民幸福政策，大家听了都精神一振。马尔蒂提出了异议：“你如何衡量幸福？让你感到幸福的是你的信念，你无法测量信念。”

接下来，话题变成了美国和不丹在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赚的钱比一个普通的不丹人高上将近百倍。“还记得我们在长岛看到的那栋房子吗？”马尔蒂对妻子说，“那个女人用整整一间大到能住人的壁橱来放鞋。而在这里，有人甚至连一双鞋都没有。”

“话虽不假，但这些人看上去都挺幸福的。”泰丽说，“就算是那些用带子把婴儿绑在背后，在路边砸石块的女人，也是满脸幸福。我们开车经过时，她们都是笑着的。”

“或许，幸福并不需要太多物质基础吧。”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只是因为这些人没见过什么世面而已。”她说，“带他们去美国看看，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缺了什么。”

然而我告诉她，出国留学的不丹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之多宁愿抛下西方的高额收入，也要回到不丹过这种贫穷的生活。泰丽沉默了，看得出来，她对此完全无法理解。最后她问道：“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回到了廷布。丰田车径直停在了宾馆门口。我只休息了几分钟。时间紧迫，只剩下短短两天，有几个人我还想再见上一面，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问出口。

卡玛·尤拉的家在山上，可以俯视廷布的全貌。当我在电话里问他具体方位的时候，他说：“你随便问一个人就行，大家都知道我住哪里。”的确如此。几分钟之后，我们的车停在一堵围墙的外面。一个佣人把我们领进一扇波纹铁门，进入一个宽敞的院子，两个女孩在院子里的蹦床上玩得正开心。我被领到一间四面围着落地玻璃的房间。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本戴尔笔记本电脑躺在角落。房间的摆设和卡玛母亲的住处简直一模一样。

卡玛这次没穿帼，而是穿着家居裤和背心，席地而坐，腿上盖着羊毛毯。他面色苍白，我不禁担心他是否身体抱恙。卡玛招待我吃胡桃，用小锤熟练地砸开胡桃，取出胡桃肉。

我们寒暄了一阵后，进入正题。我和他讲了塔什的那个湖之女神的故事，末了我问道，人们都相信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吗？

“是的，他们相信。”卡玛说，“这其实是好事。”在他看来，这些神灵——他称之为“温室之神”——代表了环保主义的最高形式。美国人不乱扔垃圾是因为害怕罚款，不丹人不乱扔垃圾，却是出于对“温室之神”的惧怕。同为唯心之见，岂有高下之分？

这时，卡玛站起身，敏捷地将一只苍蝇抓在手心，带出屋外放生，同时并没有间断和我的聊天。他一定是觉察到了我言辞之中的疑虑，于是给我讲述医生如何摘除他胃里那颗肿瘤的过程。“手术进展得很顺利，瘤子被摘除了，但之后两年，我的胃都无法正常工作。医生将其归咎为‘术后并发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医生们根本说不上来个中缘由，但又必须给出一个解释，于是便给这种症状起了‘术后并发症’这样一个名字。这些医生和相信湖神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卡玛邀我留下吃晚饭。我们席地而坐，吃着米饭和他亲手在后院种的大豆。我又提出了一个困扰着大多数不丹人的问题：金钱能买到幸福吗？

卡玛很快便作出了回答。（至于“快”，要不是他说话的速度加快了，就是我对那些沉默的间隔已经习以为常。）“金钱有时能买到幸福，但这个问题必须辩证对待。钱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自然会出问题。幸福是一种关系。西方人普遍认为关系需要金钱来维护，其实不然。关系需要的是信任。”我在瑞士听到过同样的话：信任是幸福的先决条件——信任政府，信任制度，信任你的邻居。实际上，多项研究显示，决定我们幸福与否的最大因素，不是收入，也不是健康，而是信任。

但也不是说金钱就无关紧要。前文也已提到过，当生活到达某种水平之后，就能以少量的金钱买到大量的快乐。然而，不丹人还未达到这一生活水平，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还处于幸福/收入曲线的上扬部分。如果社会科学家们是对的，那么要让不丹人感到幸福，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给他们更多的钱，至少，要达到每年一万五千美元的水平。

但是到那个时候，另一种生活方式便会形成，并很难再改变了——不仅是不丹人，所有人都如此。追逐金钱在过去曾给我们带来幸福，所以人人都以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其实，这就好比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吃了这个汉堡，你就会舒服了。的确不错吧，是不是？那好，来，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第二天，琳达邀我去她家共进晚餐。她也住在一座能够俯瞰廷布的山上，与不丹的四位皇后住得很近。琳达不忘补充道，那四位皇后并没有皇后的架势。她的家不大，但舒适。琳达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南盖。“我嫁了一个高贵的野蛮人。”她充满爱意地说。

饭后，琳达说起南盖第一次进入美国Sharper Image电器零售店时的情景。当时，南盖简直惊呆了。商店里摆满了神奇的物件，每一件都能满足他的不同需求，其中不少需求连南盖自己都不曾想到。他拿起每一件商品——比如，兼有榨汁和指压按摩功效的小电器，带着一股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细细打量。“可是，”琳达补充道，“他没有一丝购买的冲动，并不想拥有其中的任何一件。他只满足于纯粹的欣赏，欣赏完了，就放下，然后走开。”

此刻，我们懒洋洋地靠在又大又舒服的椅子上，喝着一种难以下咽的印度酒，欣赏远处的寺庙和廷布的夜景。琳达告诉我她最怀念美国的两件事情，一是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二是卫生间。突然，琳达话锋一转，劈头问我：“你说，你在这里过得幸福吗？”

我顿时傻了眼。我在这里幸福吗？这些天，虽然度过了不少快乐时光，但总在奔走考察不丹人是否幸福，却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再也给不出进一步的证明。这个问题，我真得好好想想。

杯中的酒还没喝干。这是我在不丹度过的最后一晚，于是我拉上塔什陪我喝一杯。他抿了几口红熊猫啤酒，脸色越发红润，便开始说个不停。他抱怨客人也不是个个都好——德国游客最糟，成天抱怨唠叨；他谈到自己对于未来的担忧——已满二十岁的他至今未婚，在不丹已算是老大不小；他还心忧着国家的将来——新的旅馆不断往外冒，空气里开始漂浮着金钱的味道。塔什承认，这对生意有好处，但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互道晚安的时候，塔什递给我一件礼物：一个用毫不起眼的棕色纸张包裹着的圆柱型物体。

那晚，我躺在床上，不禁自问自己对不丹的感情是否过于膨胀，以至这双新闻记者的眼睛也不再闪烁着批判的光芒。我该不会也成为善男信女中的一员了吧？

我想起了某天遇上的另一位不丹导游说过的话：“这里的人个个都说自己幸福，实际只有百分之五十的真实度。他们并不幸福，都有自己的烦恼。”其实百分之五十也没那么糟吧，我想着，突然记起了塔什的礼物。这件东西长长的，好像一根狗骨头。塔什送我根骨头干吗？我剥开那层纸，发现那不是骨头，却是一根阳具模型，十四英寸长，居然还逼真到附带睾丸。要是在其他国家，我的导游送我这么一根巨大的木头阳具作为纪念，我不担心才怪。可在不丹，我却被深深感动了。

第二天，我天不亮就醒了。下楼，和塔什碰了头，几分钟后，我们的司机把丰田车开到那矮小的机场候机大楼，塔什仍不忘高声通报：“先生，我们到机场了。”

我会想念这个家伙的。握手告别时，我用上了双手，一只手盖着另一只，打心底里盼望此刻能够永恒。握手时，我非常专注。

我迅速通过了海关和安检，发现离飞机起飞还有好一段时间。外面在下雨，我不禁怀疑在这种天气起飞是否安全，那些山是那么近，那么高。

我经常担心自己乘坐的飞机坠毁，这恐慌比大多数人都要严重。实际上，我懂得驾驶小型飞机——也许你会觉得这足以让我安心乘坐飞机，可对我而言却恰恰相反。每一次飞机晃动，颤抖，发生某种异常情况，我便禁不住心惊肉跳。阻力板有没有完全张开？下降的速度会不会太快？左引擎的声音听上去怎么有点不对劲？

此刻，我坐在这个酷似佛堂的机场候机大厅里，大厅的一台小屏幕电视正在直播箭术比赛。喝着难以下咽的速溶咖啡，我的心里却充满了一种陌生的宁静感。这不像大麻或酒精带来的麻醉感，而是真正的宁静。我拿出笔，开始在笔记本上写起了遗书。我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把一整页纸塞得满满当当，希望能够被那些从飞机残骸中找到它的人辨认出来。

这份遗书只有一句话：

我生命中度过的每一个时刻，遇见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次旅行，享受的每一次成功，犯过的每一次错误，蒙受的每一次损失，都是我该得的。虽然这一切并不都是好事，也不见得是某种宿命的必然——我压根不信那幼稚的宿命论，但它们确确实实都是应该发生的。“应该”一词虽然稍欠说服力，但它不是福祉，也不是快乐；它不是一种新信仰的基础，也不是自我救赎的行为；它不能让我上奥普拉·温弗瑞^[8]的节目，但它却是个开始——正因如此，我才心存感激。

是不丹让我悟出这些道理的吗？这可说不好，但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不丹不是香格里拉，但它却胜似香格里拉——不丹的怪异已渗透到生活大大小小的各个方面。在不丹，你可以卸下肩上所有的负担，于是那厚厚的盔甲因为失去承重而出现了裂缝。幸运的话，就会有几缕光线透过这些裂缝，渗入你的心中。

[4]Lou Gehrig's disease，特征性表现是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身体如同被逐渐冻住一样，故俗称“渐冻人”，因美国著名棒球明星卢·葛雷克死于该病而得此名。

[5]美国人通常喜欢在汽车的尾箱或者保险杠上面贴几张花花绿绿的小纸片，或表明立场或耍耍小幽默。

[6]Dr.Phil，美国著名访谈类节目，主持人是著名电视心理学咨询专家菲尔·麦格劳。

[7]“旅行”(travel)与“艰苦劳动”(travail)，均来自法语“劳动”(travailer)，并可溯源至拉丁语“刑具”(trepal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