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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遇到的第一批瑞士人很快招致了我的反感。你也许会想：不会吧！瑞士人？那些亲切、中立的瑞士人？那些带着军刀、手表，吃着巧克力的瑞士人？没错，正是那些瑞士人。

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情，当时我正和女朋友在坦桑尼亚进行徒步旅行。这是一次低成本的自助旅行，与我们同行的有四个人：两个随和的挪威人，以及一对安静的瑞士夫妇。

我们的司机是一个坦桑尼亚人，名叫好运。开始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事后才醒悟过来，这个看似吉利的名字只是一个愿望罢了，一个最终没有实现的愿望，但那已为时晚矣。后话暂且不表，总之当时麻烦一桩桩一件件接踵而至。先是一辆卡车带起的石子击中了我们的挡风玻璃，将其打个粉碎。虽然没人受伤，但接下来我们浪费了两天时间在坦桑尼亚的每个城镇都停下寻找替换的玻璃，却一无所获。然后我们又遇到一场大雨，尽管那时根本不是雨季。我和女友用尽全力搭起的帐篷没撑几分钟就轰然倒塌，只留我们二人站在雨中，浑身泥水，狼狈不堪。挪威人的帐篷也没能支撑太久。

瑞士人的情况如何呢？他们的帐篷质量那叫一个好，不但专业，且牢固如马特豪恩峰^[1]。雨再大，风再急，帐篷仍然屹立不动，庇护他们于风雨之外，既干燥又温暖。我敢打赌他们肯定在帐篷里啜饮热巧克力。见鬼去吧，我当时想，那些该死的高效率的能力极强的瑞士人。

当这辆始发于鹿特丹的列车穿过德国进入瑞士境内时，这段记忆又活灵活现地在我脑中放映了一遍。我此次来瑞士是有原因的，但我发誓绝不是为报上次的一箭之仇。研究表明，瑞士几乎处于费恩霍芬教授的幸福金字塔塔尖。黄金地带。没错，瑞士人就是一群幸福的家伙。

我从巴塞尔转车去日内瓦。乘坐的那班火车晚点十八分钟，给这个边境城市带来了大规模的混乱。列车时刻表因一趟车的晚点而被完全打乱。旅客们从这趟稍稍晚点的德国列车中蜂拥而出，争抢着去追赶那趟准时到站的瑞士列车。我夹在人流之中，一边气喘吁吁地爬着台阶，一边想：有意思，德国人的严谨也只有在瑞士人面前才会相形见绌。

这样也好，至少说明人们的成见是对的。瑞士人的确高效、守时、富有，而且几乎不用担心失业。还有，瑞士的空气清新，街道近乎一尘不染，还有大量美味的巧克力。但他们真的幸福吗？在非洲同行的那对瑞士夫妇，尽管拥有一顶上好的帐篷，脸上却几乎看不到笑容。也许瑞士人不愿将幸福写在脸上，但从他们偶尔显露的优越感中便可看出端倪。

为了解答其中的奥秘，还是得请教那些已长眠于地底的哲学家们。在这些苍白阴郁的人儿之中，亚瑟·叔本华又是最为阴郁的一个。若真如他所言，幸福即是不幸的缺席，那么瑞士人要是不幸福那可就怪了。可幸福若还囊括了愉悦的成分在内，那瑞士人的幸福就仍是一个谜，一个像瑞士莲巧克力一样浓黑、一样神秘的谜。

为什么瑞士人在幸福金字塔之上的排位总是高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呢？这两个国家有那么多“joie de vivre”^[2]——这个词还出自法语！

在前往朋友苏珊家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里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来自纽约的苏珊现居日内瓦，是一名作家。她用英法两种语言直抒胸臆，毫不避讳，也因此常与瑞士人的保守发生碰撞。苏珊抨击瑞士人患有“文化便秘症”，“吝于透露信息”。就算是火车要开，衣服着火这样的大事，瑞士人也懒得提醒你。在他们看来，说这些话等同于侮辱对方的智商，就好像对方什么都不懂一样。

苏珊这种直言不讳的纽约风格同样不受日内瓦外交使节团待见。外交使节团的成千上万名好好先生和好好太太们为世界大事操碎了心。他们总是穿戴整齐，工作尽责，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如果工作实在太多，还得开会讨论——欧洲人特别喜欢开会。三个欧洲人若是凑在一起，便一定是在开会。只需备好小小的姓名牌和几加仑毕雷矿泉水^[3]，欧洲人的会议便能风生水起地开起来。

日内瓦被称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但不怎么适宜观光。在瑞士人眼中，日内瓦是个无聊透顶的城市——连瑞士人自己都这么说，日内瓦的乏味可见一斑。但我却不这么看。从苏珊居住的公寓向下俯瞰，是一排排狭长的街道和小巷。日内瓦和大多数欧洲城市一样，人文气息浓厚，很有看头。

挑剔如苏珊，也不至于对瑞士的一切都看不顺眼。这儿的好些生活细节就让她爱得不行——譬如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看到巴士上留着鸡冠头穿着战斗靴貌似不良的少年礼貌起身为老奶奶让座，苏珊便不由得大发感慨：“在纽约，没有人会主动这么做。”

我的行囊里有一把瑞士军刀。比起如今附带移动硬盘功能的瑞士军刀，我这把老家伙未免相形见绌。但我还是对它爱不释手，到哪都不忘带着。如果各国军队引以为豪的不是赫赫战绩，而是瑞士军刀这样的小玩意，那该多好。据我所知，没有一场战争是因瑞士军刀而起，也不会有人成立什么国际委员会来讨论瑞士军刀在全球扩散的危险性。

在欧洲的这一地区，春天虽迟迟才来，却是来势汹汹。几乎是在暖意初至的同时，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换上春装。相信过不了多久，紧身泳裤便会像鲜花一般开遍日内瓦湖。这真是美好的一天，所以苏珊和我一同做了唯一一件比较“欧洲”的事情：喝咖啡。

苏珊安排我见了几个货真价实的瑞士人。我们占了张大桌子，故意把动静弄得很大，颇有欧洲人行事的风格，就好像不只是来喝几杯东西，而是准备在此长住些时日。大家叫了啤酒，点了香烟，亲了面颊，一切就绪。

围坐在桌边的这几位瑞士人可谓各色人等俱全。托尼是位富有的银行家，他说自己“文化上是英国人，地域上是瑞士人”。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嘀咕：“他这话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要这样说，我现在身在瑞士，那从地域上说我也是瑞士人啰。然后是医生迪埃特，一个无论从地域或其他方面而言都是瑞士人的瑞士人，他的头发和他的自信一样多。坐在迪埃特旁边的是他的美国太太凯特琳，前好莱坞经纪人。凯特琳在瑞士住了有十来年之久。我留意到，她是这一桌唯一一个使用黑莓手机的人。每当谈话中断的尴尬场面出现时，她就不安地摆弄她的黑莓。

当大家得知我把幸福研究的地点选在瑞士时，纷纷露出惊讶的神情。瑞士人幸福吗？有没有搞错！我于是不得不强调，这是一位酷似罗宾·威廉姆斯的荷兰人告诉我的，且有理可依，并非信口开河。然后，我做了一个小调查，让大家给这段时间的幸福指数打分。结果出来，基本上都是八九分，只有美国女人打了七分。看到这个结果，桌上的瑞士人又纷纷露出一脸惊讶。他们也许在想：“哟，之前还真不觉得，现在看来，瑞士人过得还是蛮幸福的嘛。”

我发话了：“既然大家都很幸福，那么请问，瑞士人的幸福源自何处？”

“是干净整洁的环境。”迪埃特说，“你见过我们瑞士的公厕吗？那叫一个干净。”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在说笑，但很快便排除了这个可能。瑞士人不开玩笑。从不——开任何——玩笑。

迪埃特说的不错，瑞士的公厕确实相当干净。若是费恩霍芬等人着手研究幸福度和公厕干净程度之间的关系，没准能发现新大陆。

瑞士不仅公厕干净，其他一切都很干净。在一些国家，喝自来水等于自杀。而在瑞士，这却是一种时尚。苏黎世甚至向游客大肆宣传，该市自来水干净卫生，甘甜如饴。

瑞士的街道从不坑洼不平，社会机制高度运转，物尽其用——这或许无法带来愉悦或是幸福，却消除了不少让人不快的因素。

瑞士整洁富裕的形象，以及良好的社会机制，引得其他国家都以瑞士第二自居。新加坡是亚洲的瑞士，哥斯达黎加是美洲中部的瑞士，而我现在身处的则是欧洲的瑞士——货真价实的瑞士。

但是瑞士总有达不到自己期望值的时候，社会再怎么和谐，也难免出些乱子。迪埃特告诉我：“火车要是晚点二十分钟，人们便会焦躁不安。”他还说，几年前，就因为整个铁路系统瘫痪了十八小时，举国上下有好一阵子都深陷于存在主义反思之中无法自拔。

“除了干净的公厕和准点的列车，还有什么让你们感到幸福呢？”

“嫉妒能给你们幸福？”

不是的，他解释说，瑞士人之所以能够幸福快乐地生活着，是因为他们总是竭力避免招致他人嫉妒。瑞士人的直觉告诉他们，嫉妒是幸福最大的敌人。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将嫉妒的火苗压下去。迪埃特抿了口酒，说道：“做人要低调，否则就要倒霉。低调是我们瑞士人的处世原则。”

瑞士人讨厌谈钱，他们宁可谈论自己的难言之隐，也绝不说自己挣多少钱。我遇见过的几个瑞士人，个个绝口不提“钱”字，说到“钱”时，便通过搓动拇指、食指和中指来表示。乍一听，我只觉得奇怪，尤其是想到瑞士的经济完全靠银行业支撑——在我印象中，这一产业应当和钱脱不了干系。后来我想通了，看来瑞士人确实清楚财富最易招致嫉妒的道理。

美国人一旦得到什么东西，总爱大肆炫耀一番，瑞士人却会赶紧藏起来。一个瑞士人告诉我：“你大可花四千美元买一台咖啡机，但没必要在穿着或是言谈举止上现富。”

我问迪埃特，瑞士人为何如此谨小慎微。

迪埃特解释说，瑞士人不喜炫富，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瑞士人对邻居家的情况了如指掌，谁穷谁富大家心里都有数。要是一个富人突然开始到处显摆炫耀，买辆豪华轿车四处兜风，人们反而会猜测他最近是否出了什么状况。

马丁·海德格尔曾经将“无聊”形容为“虚无往我们颈上吹送的热风”。在瑞士，这股热风刮遍全国，融入了空气之中。瑞士人对待无聊的方式，像极法国人对待红酒，德国人对待啤酒的方式：先完善之，再批量生产。

瑞士人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行着中庸之道。瑞士人不爱走极端，他们从不说“太好了”“太棒了”这样的溢美之词，只说“还过得去”。难道这“还过得去”的生活就是瑞士人的幸福之源？抑或瑞士人其实发觉了生活的美好，但潜意识里却觉得溢美之词只会抹煞这美好？——诚然，凡事一旦被捧上了天，定会重重地摔回地面。

通过统计数据，幸福研究者们发现瑞士人也许是对的。行中庸之道，强过在高峰和低潮之间摇摆不定。

说到对瑞士人沉闷的了解，谁也比不上大学教师乔纳森·斯坦伯格。斯坦伯格一辈子都在研究瑞士，有一次，他在班上宣布，准备花一堂课的时间讲讲瑞士内战，话音刚落，半数学生起身离去。于是教授郁闷地得出结论：“内战若是发生在瑞士，也一定是无聊透顶的。”

的确，瑞士人不但无聊，而且无趣——不过也可能是我言过其实了。也许瑞士人的幽默处在某个完全不同的频率，只是我这双美国耳朵接受不到而已。因此，我抱着虚心的态度询问迪埃特：“听说瑞士人没有什么幽默感，不知是否属实。”——我不忘把话说得委婉一些。

“什么叫幽默感？”迪埃特脱口而出，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

瑞士人缺乏幽默感的历史不但悠久，而且有证可考。一个学者告诉我，十七世纪在瑞士的巴赛尔，曾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大笑。当然，这条禁令早已取消，因为如今已没有禁止的必要——瑞士人在这方面完全能够自律，正如他们在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自律一样。

瑞士人对规矩的狂热，不啻于荷兰人对大麻和妓女的热爱。在瑞士的不少地区，不许周日修剪草坪，不许抖地毯，不许把衣服晒在阳台上，不许在晚十点后冲厕所。

我曾遇到一位生活在瑞士的英国女人，她总是接二连三地违反瑞士的规矩。有一次她下夜班回家后，和几个同事一起喝酒说笑。其实她们的说笑声并不算大，充其量只是工作之余一次正常的消遣而已。可第二天一早，她家大门上就贴了一张便笺，上书：“请不要在午夜之后大声谈笑。”

在瑞士，要是你的车很久没洗，积满灰尘，就会有人贴上一张写着“请清洗您的汽车”的便笺，方式直白，态度生硬。要是换在美国，车上则会出现一张龙飞凤舞地写着“帮我洗澡”的可爱便条。瑞士人不懂反讽的幽默，心中所想便是口中所言，毫不拐弯抹角。就连家中的垃圾忘记分类，也会有多事的邻居挑出毛病，把扔掉的垃圾送回你家门口，还附上一张言简意赅的便条。真是一个比保姆还要“保姆”的国家。

瑞士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就连骚乱也同样循规蹈矩。某年的“五一”假期发生了一次骚乱，有几家商店的橱窗玻璃被反政府分子打破。而这次骚乱的发生时间与前几次几乎是同一时刻。曾有一个瑞士人严肃地说了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对，这里常发生骚乱，时间一般是在下午。”

总结一下刚刚搜集到的信息。瑞士人极端保守，缺乏幽默感；大多数时间，瑞士的社会秩序良好；瑞士人很少嫉妒他人，但却总是受到观察、监控和评判——怎么单单缺了幸福？

“这很简单。”迪埃特说，“我们的幸福源自自然。瑞士人和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渊源。”一听这话，我很是吃惊。这话我倒是从不少“抱树者”^[4]口中听过，就连我自己也时常挂在嘴边。让我惊讶的，却是说话人的身份——迪埃特是一位举止极为优雅的都市人，看上去并不经常亲近自然。

不过他说的倒是没错。作为一个瑞士人，不管城市化程度多么高，离大自然多么遥远，都不会失去那份对自然的热爱。即便是瑞士的亿万富翁，骨子里仍然是山民。

迪埃特对我说，不去阿尔卑斯山，你就不会懂瑞士人。于是我便去了阿尔卑斯山。

苏珊和我来到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叫做策马特的质朴小镇。迎接我们的是由日语等五国语言组成的欢迎广播。出于环保考虑，小镇禁止汽车通行，取而代之的是来往穿梭的小型电瓶车。为了保护他们热爱的阿尔卑斯山，瑞士人很乐意遵守这一规定。

我们乘坐缆车登上一座与闻名遐迩的马特豪恩峰相邻的山峰。滑雪季节还没过去，每个人（除我俩以外）都穿着时髦的滑雪服。游客们平均年龄普遍较大，他们的皮肤厚实坚韧，闪着金钱的光芒。

向山顶进发时，我意识到，阿尔卑斯山脉最为壮观的景色其实是光线。光线的色彩与浓度没有定势，随阳光在山峰之间的移动而流转生辉。十九世纪的意大利画家乔万尼·塞根蒂尼曾说过，居住在山区的人，将太阳视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金色火球，平地上的居民却只看见一个疲惫且醉醺醺的太阳。

我们最终到达了海拔为12763英尺的顶峰。一块告示牌上写着，这是“全欧洲缆车能到达的最高山顶”。不想，这言之凿凿的证词，却打消我心中不少冒险的热情。天上下着小雪，映入眼帘的一个木头十字架与这个非宗教国家有些格格不入。只见十字架下面写着四个字：“回归人性”。

顿时，一种宁静的感觉悄然爬上我心头。这非同寻常的感觉起初让我吃了一惊。虽然它的来历不明不白，但我无法否认它的存在。于是，我便任由自己沉浸在这片宁静之中。

自然学家E.O.威尔森(Edward O.Wilson)把我所体验到的这种温暖而又朦胧的感觉称为“亲生命性”，即“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情感纽带”。威尔森指出，人类与自然的联系深深扎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但这种联系并非总是积极的。以蛇为例。我们遇到蛇的几率小之又小，被蛇咬死的几率更是接近于零。但研究表明，现代人对于蛇的惧怕却是有增无减，且远甚于对车祸、凶杀等更可能置人于死地之事的恐惧。这种惧怕来源于人类大脑中的原始记忆。人们也惧怕长岛高速公路，但这部分记忆却因为停留时间不长而威力大减。

相反，威尔森所提出的“亲生命假说”也解释了人会在自然之中感受到宁静的原因——一切在于我们的基因。因此，每年去动物园参观的人要多于去体育馆观看体育赛事的人。

一九八四年，一位名叫罗杰·乌尔里克的心理学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医院刚刚做完胆囊手术，正住院恢复。期间，院方做了一个实验，把一些同样处于术后恢复期的病人安排住进一个窗外能看见落叶树木的房间，另一批则安排住进窗外只有一堵砖墙的房间。乌尔里克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描述：“房间窗外是自然景观的病人，术后恢复期缩短，对护士的抱怨也明显减少……术后的不良反应，如需要用药物治疗的持续性头疼或恶心等症状，同样趋于减弱。而那些房间窗户对着墙壁的病人则需要注射更多的强力止痛剂。”

这次研究虽目的不明，但意义可谓巨大。亲近自然不仅能给予我们温暖朦胧的感觉，还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是可测的。因此，也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亲近自然能让人感到幸福。所以，办公大楼再怎么庄严肃穆，也不忘建造种满绿色植物的花园或是中厅。建造者一定也知道，心情愉快的员工效率必高。

“亲生命假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环保主义理论。它不靠提高工作积极性或是责任感的口号来吸引人，而是从更基础更普遍的人类习性——自私——出发。“亲生命假说”理论强调，保护环境能带来幸福。而对于美国这个把“幸福”写入建国纲领之中的国家而言，这个国家的环境保护论者们没准早就是“亲生命假说”的拥护者了。

我当然也是拥护者之一。此刻，我感到自己正在峡谷上空惬意地漂浮着。又有一条标语映入眼帘：“造物者的工作是伟大的。”说得太对了，我不由得点头赞同。一阵奇妙的眩晕袭来，我仿佛听到一阵旋律优美的鸟鸣声。这难道是某种超现实的体验么？

不对，这是苏珊的手机在响，鸟鸣其实是手机的短信铃声。看来，这个全欧洲的缆车能够到达的最大高度，手机信号也同样能够到达。顿时，我的幸福像七月的雪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下山之后，我们回到了策马特。我不禁回想起之前在山上体验到的那种感觉。对此，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缺氧。缺氧能导致许多症状，甚至能置人于死地，但较为经常的是导致欣快症^[5]的产生。

我还发现，缺氧也会带来饥饿。苏珊坚持要我尝尝这里的蛋白乳酪酥。蛋白乳酪酥，上次听到这个词或是想起这种食物，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八年。我妈妈有一个装蛋白乳酪酥的容器。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它的样子：难看的橘黄色，还有一排放叉子的锯齿状小口。这东西像个老古董一样在我家饭厅陈列了好几年，却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没有。

我们点的蛋白乳酪酥盛在一个大碗里端上来。好在碗并不是橘黄色的，蛋白乳酪酥也很好吃。一阵狼吞虎咽过后，饥饿感消失了，却让我产生了瑞士人的感觉：满足、中立。我似乎找到了瑞士人中立的原因——这原因不应从道德的深层因素中发掘，而应着眼于事实。事实就是：蛋白乳酪酥和战争根本扯不到一块儿。

回到日内瓦，苏珊把我介绍给玩乐队的瑞士青年贾里勒。我们聚在一起喝了一杯。贾里勒的英语有点蹩脚，于是便由他的美国女友，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金发姑娘安娜充当翻译。安娜似乎具有双重性格：清醒的时候很可爱，一开始喝酒却变得尖酸刻薄。我打赌她经常会喝上一杯。

我问贾里勒：“为什么你们瑞士人都这么快乐？”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可以随时把自己干掉。”贾里勒干笑一声，回答道。不过这话并非玩笑。瑞士有着全世界最为开明的安乐死法律，欧洲人纷纷前往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

瑞士就是这么个奇怪的地方。晚十点以后冲厕所是违法的，周日修剪自家草坪也是违法的，可结束自己的生命却再合法不过。

当我告诉朋友们自己把瑞士作为幸福之旅的其中一站时，有些人会质疑：“瑞士的自杀率不是全世界最高吗？”没错，瑞士的自杀率之高，在全世界数一数二。因此，我的选择看似毫无道理。一个幸福的国家怎么会有如此之高的自杀率呢？可事实上，这不难解释。从数字上看，瑞士的自杀人数并不多，对于幸福研究的影响微乎其微——采访到一个想自杀的瑞士人的概率并不高。这是其一。其二，阻止人们自杀的因素与使人们产生幸福感的因素并不相同。譬如说，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拥有极低的自杀率，原因却是在于天主教明令禁止自杀行为。因此，低自杀率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就很幸福。一个开明的政府，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一条牢固的家庭纽带，这些自然都是幸福的来源，可一旦觉得生无可恋，一心求死，这一切便也无法将你从自杀的边缘拉回来。

不过，周围若全是幸福的人，有时会让人更加郁闷。瑞士著名作家弗兰茨·霍勒尔曾对我说：“我心情糟糕的时候常常会想：‘大家都开开心心，怎么偏偏只有我这么郁闷。我这是中什么邪了？”

各国都有不同的鸡尾酒会问题，即只需问陌生人一个简单问题，便可从所得答案中推断出对方的丰富信息。在美国，这句话是“你好吗”；在英国是“你毕业于哪所学校”；在瑞士则是“你来自哪里”。要想在瑞士结识陌生人，问这一个问题足矣。

瑞士人很重视自己的“根”。他们在护照上的籍贯一栏填的不是居住地，而是自己的祖籍——祖先的居住地。也许那个地方并不是他们的出生地，也许他们压根没去过那里，但在瑞士人眼里，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瑞士人大都认为，只有在离开瑞士的土地之后，才能以瑞士人自居。只要双脚还在这片土地之上，就只有日内瓦人、苏黎世人等等之分。

瑞士人为乡愁添加了新的时代意义。是瑞士人首先发明了“heimweh”这个单词，用来形容那种离开故土的惆怅，以及从一个叫做“家”的地方拔根而起、远走他乡的怅然若失。

我很好奇，幸福会不会像政治一样，具有本土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无从得知，但显然，对于家乡的眷恋能让瑞士人心里踏实。其实，过于恋家也有不少弊端。如乔纳森·斯坦伯格所言：“人们总是对于隔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于一个拥有四种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发生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反常。或者，还可以引用一位瑞士朋友的话：“瑞士人相互之间关系不错，其实只是因为不了解对方。”

也许吧，不过瑞士人的确很容易相信他人。在瑞士，不用报出信用卡号码就能订到酒店，可以先给汽车加满油之后再付款。不少瑞士人在信用机构工作，这些信用机构就像零星散落于阿尔卑斯山脚，为旅客供应食物和休息场所的小茅屋一样，让你能够先把肚子吃饱，走的时候记得把钱留下就行。

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赫利威尔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信任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其实密不可分。“一般而言，如果不信任你的合作伙伴，就无法安心与之合作。合作催生信任，信任维持合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还有一种说法值得斟酌：“一般而言，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研究表明，同意这个观点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其中，信任自己的邻居显得尤为重要。邻里之间就算只是泛泛之交，也能切实提升你的生活质量。一项研究显示，制约某一地区犯罪率的所有因素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并非警力或监控力度，而是你在住所方圆十五分钟路程之内所认识的人数。

我坠入了爱河。但我的爱人却并非女人——甚至根本不是人类。我爱上了瑞士铁路的一切，爱到无可救药。我爱听火车如低声私语般的声响，爱看车厢之间的滑动玻璃门优雅的启合。我爱看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热咖啡和羊角面包走来走去，爱看那些用真正的瓷器盛着美食来回供应的餐车。我爱卫生间的木制嵌板，爱皮革座椅，爱进站时月台渐渐在脚下延伸的神奇。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渴望，只想永远呆在瑞士的火车上，往返于日内瓦、巴赛尔、苏黎世——无论火车开往何方，只要能够呆在火车上就行。因为在这里，我感到幸福无比。

但我不可能永远赖在火车上不走。于是，我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一个安静的城市下了车。那个双重性格的美国姑娘安娜形容这个城市“怪得出奇”。待我如今走在这个到处可见一堵堵陈旧围墙的城市之中，才真切地领会了她的意思。一堵墙上写着“警察去死”，标语的内容倒不奇怪，奇怪的是我的感觉。无论在何处，看到这种标语，只会让我心里犯堵，但在瑞士，我却一反常态地感到欣喜——为终于看到人类活动的痕迹而欢欣鼓舞。

我参观了瑞士议会大楼——这是一栋既想彰显豪华气派又想竭力保持低调的建筑。每个国家都有象征民族精神的标志性雕塑，如硫磺岛上紧握旗帜的海军陆战队雕像，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纳尔逊勋爵君临天下的塑像。瑞士的标志性雕塑是调停人尼古拉斯。尼古拉斯一只手向前平伸，手掌朝下，好像在说：“各位请冷静，让我们理智地讨论这一问题。”很有瑞士特色。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曾在伯尔尼居住。他说，是这个城市让他产生了“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想法”，而这一想法最终促成了狭义相对论的问世。爱因斯坦的故居位于伯尔尼的主要商业街，是一间普通的公寓。如今它已成为一个小型博物馆，屋内的摆设还保持着原样：一个沙发，一张木头椅子，一瓶一八九三年的红酒，一辆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睡过的婴儿车，以及一套爱因斯坦身为专利局职员时穿过的西装。我还看到几张爱因斯坦年轻时和家人合影的黑白照片，那时他的发型还没那么狂野凌乱。在每一张照片中，他的妻儿都在看镜头，爱因斯坦的目光却直直射向远方。他是在思考能量和质量的关系，还是在思考如何从这段婚姻中解脱出来？（后来他终于得偿所愿。）

我打开落地长窗，探出头去，看着下面的街道浮想联翩：除去那几辆汽车之外，这情景和一九○五年应该没什么两样吧。这样想着，我闭上双眼，过几秒钟后再睁开，想象自己已经穿越时空，回到了一九○五年——理论上，这完全可行，对此爱因斯坦已有证明。

爱因斯坦的故居楼上还住着一个平面设计师——和爱因斯坦住在同一栋楼！起初我认为这一定很棒，光是想想而已，我就已是心潮澎湃。但我很快便意识到，这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每次上楼，你难免不这么想：爱因斯坦也曾经每天走过这几级楼梯，可为什么他想出了E=MC2，我却毫无建树？……不，我才不要住在这里。

我和爱因斯坦达成了一个共识：伯尔尼是个惬意的城市，但却稍嫌无聊。我有些好奇：如果瑞士是个有趣的地方，爱因斯坦会不会少发一些白日梦？狭义相对论是不是也因此不会诞生？原来，无聊有时也大有益处。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我想法一致。他曾说过：“一定量的无聊……于幸福是不可或缺的调剂品。”也许我误会了瑞士人。他们可能早已深谙无聊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不像我们还蒙在鼓里。

耐心和无聊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聊的事情的确叫人无法捺着性子做下去。你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丝毫不能引起你的兴趣，于是你决定换上一副无聊的心情——由此看来，无聊有时也是自己的选择。

罗素对此评论道：“不能忍受无聊的一代，定是人物渺小的一代。他们过于脱离自然的缓慢进程，体内每股生命的激情如瓶中的鲜花般逐渐枯萎。”

我开始怀疑瑞士人内心并不无聊，一切也许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于是，我又登上了瑞士的火车，内心居然漾起小别胜新婚的欢喜。下一站是苏黎世，一个干净到极致的城市。和它相比，日内瓦简直脏乱有如贫民窟。我在酒店办好住宿手续后，决定出去闲逛一圈，打发时间。我坐上一辆小型列车，往附近的山区驶去。苏黎世的公共交通采用荣誉系统^[6]，但车上仍有秘密监督员对付那些坐霸王车的家伙。信任，却因人而异。在我乘坐的列车车厢之中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被怀疑逃票的中年男人受到了质询。男人苍白着脸，奋力为自己开脱，我却发现那苍白的脸色并非出于害怕，而是由于窘迫。原来，震慑逃票者的并不是那笔罚金，而是在公共场合被当场抓住的耻辱。

从山顶俯瞰，苏黎世的全貌尽收眼底，有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让我感到安全，于是我不由得意识到人们为何喜欢呆在山顶——也许这会让人回忆起童年时在树间来回晃荡的情景。站在制高点上，就能看到所有潜藏着的危险。而只有在确认没有危险之时，人才会感到安全。

这天天气不错，天空蔚蓝，放眼望去，视线没有任何阻隔。人们拿出便当，席地而坐，吃起了午餐。我看到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老头戴着一顶意大利鸭舌帽，坐着一动不动。近处，一个女人正遛着两条狗。小狗相互舔咬着对方的脚掌，我敢说它们一定在笑。没有狗链限制它们的自由，但它们却不会想到逃走，因为它们是瑞士狗。

这一切真是美好，可我却突然心生去意——我经常会没来由地这样想，而且想到做到，从不迟疑。但这次我却停住了脚步。我能去哪儿呢？现在是下午三点，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我身处瑞士，没有熟人可拜访，也不知道能去哪。

英国学者艾夫纳·欧佛尔曾对我这种心态进行过描述：“富足滋生浮躁，浮躁损害幸福。”诚然，贫穷之人的确很少产生浮躁的心态（穷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这是后话，暂且不表）。我突然想到，瑞士人既富有又有耐心，这是多么难得的组合。他们懂得该如何放慢脚步，享受生活。我在瑞士呆了两周，从没见过有人低头去看手上那块精准的瑞士金表，从没听见有谁说“我必须得走了”，“我真的要回去上班了”——这两句话却时常挂在我——做事拖沓，总是偷瞟自己那块五十美元的日本精工手表的作者的嘴边。

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博客，向瑞士人征求有关幸福的看法。有一条留言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现在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也许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不想换个地方生活，不想换个工作，满足于做现在的自己。也许以瑞士现在的条件……生活在这里变得更加容易，幸福也因此唾手可得。”

想到这，我抑制住急切想走的心情，在山顶又多呆了二十分钟。其间，虽被那矛盾的心情折磨得心烦意乱，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并没有发疯。我想，权当是一次小小的自我超越吧。

我越发意识到自己太不“瑞士”了，方方面面都不。我讨厌规矩，也不怎么爱干净。我容易被情绪掌控。除去钱包里那张皱巴巴的，印于一九八一年的十元钞票，我也没有任何“老钱”。我和瑞士人只有一个地方相似：爱吃巧克力。可不要小看巧克力。被瑞士人吃掉的巧克力无以计数，而且有确凿证据表明，巧克力的确能让人感到幸福。

为了深入考察幸福与巧克力之间的关系，我去了一间巧克力店。店里的摆设让我联想到艺术盛宴，一场可以食用的艺术展览。售货员用镊子夹取巧克力，那小心翼翼的神态，就好像面对的是稀有珍贵的珠宝。有一面墙摆满了你所能想到的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哥伦比亚可可巧克力、厄瓜多尔可可巧克力、马达加斯加可可巧克力、橘子巧克力、树莓巧克力、开心果巧克力、葡萄干巧克力、白兰地巧克力、朗姆酒巧克力，以及麦芽威士忌巧克力，真是应有尽有。我兴奋得像个进了糖果店的孩子，每样买了一颗带回酒店。回到酒店后，我关好门，把这些宝贝在被子上一字排开，然后挑了一颗马达加斯加巧克力，一口咬下去——味道真好。在瑞士买不到难吃的巧克力，因为这个世界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如我此前一直在强调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是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已经从巧克力中分离出一种能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实际上，巧克力所含的化学物质不止一种。首先是色氨酸，它能提高大脑神经递质中的血清素含量。血清素一旦提高，人就会感到兴高采烈甚至欣喜若狂。然后是一种叫做大麻素的物质。它与四氢大麻醇（大麻中的活性成分）一样，刺激脑中的同一区域。但是这种“巧克力等同于大麻”的理论也还只是个理论而已。BBC的一篇相关报道指出：“专家认为，正常人必须吃上好几公斤巧克力才能达到类似大麻的效果。”好几公斤呢！换算成磅不知道是多少。我一边想着，一边埋头大啖眼前如盛宴一般铺陈的巧克力。

选择和幸福之间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而在瑞士，这种微妙更是被发挥到极致。人们通常都认为随心所欲的选择是一种幸福。话虽不错，但也不全如此。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中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人们总会面对很多选择，选择（尤其是毫无意义的选择）一旦过多，只会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取舍，也就幸福不起来了。

一方面，在这个星球上，瑞士人拥有的选择最多——不仅仅是指他们对于巧克力的选择。在直接民主政治体系之下，瑞士人没完没了地为大小事务投票——要不要加入联合国？要不要禁止售卖苦艾酒？在瑞士，每人每年平均投票六到七次。瑞士人相信，任何事情只要值得去做，就必须认真完成。他们把这一信念贯彻于投票之中。瑞士人甚至曾经投票决定增加自己的税收。这在美国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直接民主政治体系并非完美无瑕。虽说它的确实现了国民的民主，但国民也有有失公允的时候。比如瑞士直到一九七一年才赋予妇女投票权，而在某一个州，这一时间更是推后至一九九一年。

不过，加拿大的幸福研究者约翰·赫利威尔相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幸福时，政府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另一位研究者，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则研究了瑞士二十六个州的幸福度和民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公民投票次数最多、最为民主的州，也即是人民最为幸福的州。甚至就连住在这些州的外国人也比别处的外国人幸福，尽管他们不能参加投票（但他们的幸福感还是不如投票者高涨）。

好吧，这么看来，瑞士人的确喜欢选择。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罗津所做的这一小实验又如何解释呢？罗津向来自六个国家（分别是美、英、法、德、意、瑞）的被访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设你现在想吃冰淇淋，有两个冰淇淋车可供选择。一个冰淇淋车销售的冰淇淋有十种口味，另一个则有五十种口味之多。你会选哪一个？”

结果显示，美国是唯一一个选择后者人数多于选择前者人数的国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瑞士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选择去品种更多的摊位，数量最少。可见人们只有在对大事做出选择时，才会将选择权视为一种幸福。投票是好事，冰淇淋也是好事——前提是无需从五十种口味之中作出选择。

我又踏上了火车，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卢赛恩的“middle-aged town”（中世纪小镇）。我头一次听人把小镇称为“middle-aged town”，第一反应是“中年小镇”，脑中立刻闪现谢顶的胖男人们开着红色跑车到处跑的情景。可没想到，瑞士人口中所说的“middle-aged”却是指“中世纪”。一个中世纪小镇。

大家都推荐我去见见安德瑞·格罗斯。格罗斯是一位瑞士议员，也是直接民主体制的铁杆支持者。他满世界宣传这种制度的好处，但扬名却是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废除瑞士军队的投票提案之时。当初人们都以为这项提案得不到几张赞成票，可不曾料想最后竟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投票赞成。这一结果让瑞士人震惊了，提案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力。如今，瑞士军队的规模已缩减到一九八九年的一半。

我来到餐车，立刻发现这里和美国的火车餐车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由四国语言书写的菜单上赫然印着各种美食：鲜蘑菇烩法国通心粉，嫩芦笋焗意大利奶油饭。简直像天堂一样。

火车越过了瑞士德语区和法语区的分界线，我也丢开结结巴巴的法语，说起了结结巴巴的德语：“我，想咖啡，你有？”在瑞士，无论什么都至少被译成三国语言，也即意味着最简单的标语都要花去不少人力物力进行翻译。我曾经看到一块写有“危险！请勿穿越铁轨”的标牌。这句话的英文版本写在标牌的最底部，读到时说不定已为时晚矣。

火车到达了中世纪小镇，安德瑞·格罗斯来站台接我。他穿着牛仔裤，蓄一把毛茸茸的灰白胡子，很有男人味。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著名的议员，而像一个老嬉皮士。我们一同去了他的研究所，一栋改造过的老房子。

安德瑞为我冲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这是意大利人为幸福所做的贡献，然后我们便坐下谈天。很快我便发现，安德瑞对于我的幸福事业并未表现出十分的热忱。在他看来，这件事新奇有余，严肃不足。他只想谈直接民主制和全体会议这些在瑞士人眼里足够严肃的话题。安德瑞言必提卢梭，并反反复复重复一句话：“希望瑞士人能够成为自己理想中的瑞士人。”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安德瑞告诉我，瑞士十分关注环境问题，正打算花上二百亿美元在阿尔卑斯山下挖一条大隧道，通过瑞士境内的货运卡车将坐着火车穿山越岭。他还告诉我：“人权是战争的产物，人文方面的所有伟大成就都是拜战争所赐。”要知道，自打一八四八年以来，瑞士人就再也没打过仗了。

“这么说，瑞士人还得多打几场仗啰？”我问道。

“不，不，不，”不出我所料，他没听懂我的冷笑话，接连说了三个“不”字，“我们必须寻求其他方式来提升人类的权利。”

我们又聊了一阵子后现代主义、民主，以及中立，绕了一大圈才又回到我的瑞士之行：干净的公厕。安德瑞和迪埃特一样，大赞瑞士的厕所。“就算是在最小的火车站，卫生间也是干干净净的。”他骄傲地说。

安德瑞开车送我去火车站的途中，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到达车站的时间尚早，外面下着雨，空气中弥漫着甘甜的气息，于是我们坐在他那破旧的萨博轿车里接着聊。安德瑞和我说起有一次遇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美国激进主义者的情景。对方是个守旧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顽固分子，成天到处组织集会，这次是去尼加拉瓜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者们肩并肩战斗。

激进老头被安德瑞的理想主义深深吸引，一个劲抱怨美国年轻人已经失掉了反叛的激情，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为争取比例代表制而斗争呢？”安德瑞问道。

“这种程序化的东西，不值得我浪费时间。”老头撇了撇嘴。

“那你还准备再花二十年用脑袋去撞墙壁么？”安德瑞反唇相讥。

在安德瑞看来，问题并不出在“撞”这个动作之上，而在于承受者——“墙壁”。他相信，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就必须各个击破，每次解决一个沉疴。这种四平八稳的行事方式非常有瑞士特色，值得赞赏，但与此同时，耐心与对无聊的容忍不可或缺。幸好，瑞士人不但兼备这两种品质，且将二者同时发扬光大。

最后我偷瞄了安德瑞·格罗斯一眼。在美国，他很可能只是一个伯克利咖啡馆里喋喋不休的消极愤世之徒，但在瑞士，他却能够摇身成为知名议员，还差点成功解散了全瑞士的军队。看来，瑞士人也并非全然没有幽默感。

我又一次踏上了火车。这也是最后一次在瑞士境内乘坐火车——这辆车将送我离开瑞士。想到这，心头突然浮上一丝忧伤。我会想念瑞士的，我再也不反感瑞士人了。

但有个问题我还是不明白——瑞士人到底幸不幸福？也许，更多的是一种满足吧。不，也不完全是满足。我找不出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在我们的语言中，形容不良情绪的词远多于形容好心情的词。不仅是英语，所有的语言都是如此。不开心的时候，可供选择的词汇多得像自助餐上的菜肴一样数不胜数。我们可以说沮丧、忧郁、悲惨、压抑、阴郁、灰心、郁闷、消沉、不快、拉长脸、闷闷不乐。一旦说到幸福，丰盛的自助餐却一下子降级为必胜客的沙拉吧，只剩下快乐、高兴、开心、得意等寥寥几个不多的词语可选，而且，这些词都无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幸福的内涵。

看来，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瑞士的幸福——那种比满足多一点，比欣喜少一点的幸福——还真不容易。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知足常乐。没错，瑞士人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满足，而且快乐。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那种愉悦和宁静交融的感受。我们常说自己心情愉悦，但更多时候却只是一种狂躁——愉悦大多含有这一不安定成分，一种害怕快乐稍纵即逝的恐慌感。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的愉悦真真切切发自内心。这种愉悦不是飘然世外的悠游，不是灵魂出窍的极乐，而应是一种瑞士式的幸福：内敛，且平静。

这种幸福感往往能从一些平凡小事中获得，如扫地，收拾垃圾，或是找出落满灰尘的CD，倾听鲍勃·迪伦那久违的唱腔。没错，我想明白了。瑞士人也许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但却深谙知足常乐的道理。就是这样。

[1]Matterhom，位于意大利与瑞士交界处的奔宁阿尔卑斯山脉，海拔4481.1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