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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总是靠观察他人的欢愉行为来获得自己在精神上的愉悦感，这是天性使然。也正因如此，色情业和咖啡馆得以长盛不衰——美国人热衷于前者，欧洲人则善于经营后者。但食物和咖啡却与此无关。我曾听说特拉维夫市有一家咖啡馆不供应食物和饮料，服务生给顾客端上空盘子空杯子，却为子虚乌有的食物收费。

咖啡馆如同戏院，顾客置身其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我在鹿特丹的繁华地带找到一间上好的咖啡馆，离我的酒店只隔一个街区。这间店很宽敞，却又不乏温馨；消费不低，装潢却略显陈旧。那木质地板虽雅致，却似乎有些年头没有上过光了。这是那种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慢慢啜饮一杯啤酒的地方——我猜大多数人就是这么做的。

咖啡馆里人手一支烟，我也点上一支小雪茄，加入其中。这地方有一种魔力，让你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是金贵。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我开始仔细观察起许多微小的细节。我注意到一个坐在吧台高脚凳上的女人，她双脚垂下来，搭在旁边的扶栏上，形成一个小小的拱桥，随着人来人往或举或放。

我点了一支特拉比斯特啤酒。酒入口是暖的。我一般不爱喝温热的啤酒，但这支却很讨我喜欢。咖啡馆里到处是荷兰人开怀的咯咯笑声，让我不由得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突然，我茅塞顿开，原来荷兰话听上去就像倒过来说的英语——后者我可听得多了：数字化时代尚未到来之时，我常在一台电视机大小的开盘式录音机上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编辑卡带，而倒放磁带是雷打不动的惯例。此刻，我坐在这咖啡馆里，抽着小雪茄，喝着温热的特拉比斯特啤酒，突发奇想：若是把荷兰话录下来，也倒退播放，会不会正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你能下结论了：我就是个闲人，一个有着大把空闲时间的闲人。这也是欧洲咖啡馆的精髓所在：毫无节制地坦然挥霍时间。难怪世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多来自欧洲。他们泡在咖啡馆里，思想如脱缰野马般飞速驰骋。偶尔灵光一现，某个全新的哲学学派——例如存在主义——便应运而生。但我这次来欧洲却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哲学学派，至少，并不完全如此。我的目的是找寻——找寻幸福，法语中有词形容曰“la chasse au bonheur”，即猎取幸福。

我精心挑选了一位采访对象：荷兰教授吕特·费恩霍芬，研究幸福的鼻祖。费恩霍芬教授主持着一项叫做“世界幸福数据库”的研究。这并不是玩笑，什么能够带来幸福，什么不能带来幸福，费恩霍芬都无一遗漏地从人类现有的知识库中找出，并全部收录在这个幸福数据库中。而我最关心的问题——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也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如果幸福地图真的存在于世，费恩霍芬便一定能把它找出来。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咖啡馆，回酒店吃晚餐。

酒店的餐厅小而温暖——荷兰人总能把屋子侍弄得暖暖和和。我点了份芦笋汤，味道不错。服务生在撤走盘子的时候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来一些intercourse^[1]”。

“intercourse。你可以来一些intercourse。”

我不由得想，哇，荷兰人真是相当开放啊。但我很快便反应过来，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想说的是“间隔菜”。

“好的，”我于是释然，“请上。”

之后，我便享用到了我的intercourse。我坐在范·瓦尔苏姆酒店的餐厅里，不慌不忙，不缓不急，吃得很是尽兴。小啜几口啤酒，眼神迷离，只等服务生端来烤三文鱼——这道菜一上，就意味着我的intercourse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地铁前往圣地：世界幸福数据库。平时我怎么也不会把“幸福”和“数据库”联系到一起，但这次不同了。世界幸福数据库是我朝圣的必经之路，是通向梵蒂冈、麦加、耶路撒冷和拉萨等圣地的密钥。只需轻点鼠标，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了解幸福的秘密。这些秘密并非得自腐旧的故纸堆，却是源自现代科学；承载它们的不是羊皮卷，而是电脑硬盘；记载的文字也不是亚拉姆语，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二进制码。

出了地铁，再穿过几个街区，便是我的目的地。可一看到心目中的圣地，我却有如被迎头泼下一瓢凉水。这所拥有世界幸福数据库的高等学府，怎么看上去更像是郊区的商务别墅，哪里像存储人类幸福知识的幸福中心？为了摆脱这种感觉，我开始自我反思。我在期待什么？奥兹国^[2]的巫师？威利·旺卡，还是上蹿下跳高声唱着“我得到了，我得到了，幸福的秘诀”的奥柏·伦柏？^[3]不，当然不是这些。可这个地方如此死气沉沉，的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若多一些灵动的快乐，少一些死板的数据，那该多好。

我穿过一条毫不起眼的长廊，敲响了一扇毫不起眼的办公室门。一个带着荷兰口音的男声让我进去。就是他了——幸福博士费恩霍芬。费恩霍芬教授刚逾天命之年，蓄着一把灰白胡须，双眼明亮，透出奕奕神采。他一袭黑衣黑裤，干净利落，并不显得怪异，反倒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快我便找到了原因：教授酷似荷兰版的罗宾·威廉姆斯^[4]——同样精力旺盛，同样爱像顽童一样咧嘴大笑。他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并递过名片，上书：“费恩霍芬，幸福学教授”。

费恩霍芬教授的办公室和普通教授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书本和文件到处堆着，虽不凌乱，却也算不上整洁。我留意到，办公室里并没有贴什么笑脸图标。教授给我沏了一杯绿茶，然后缄口不言，等我发问。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作为一名记者，我进行过成百上千次采访，采访对象不乏国王、总统、总理级别的大人物。然而这一回，坐在这里，面对着这位和蔼可亲，酷似罗宾·威廉姆斯的荷兰教授，我竟开不了口。在我脑中，那个迫切渴望获得宁静的自我却在大喊：“费恩霍芬教授，你运算过那么多数据，你一辈子都在研究幸福，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幸福的公式！”

可我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多年积累下来的职业习惯告诉我，要和采访对象保持距离，要将个人情感置之度外。此时的我就像是个下班的警察，即使同家人去餐馆吃晚饭，还仍不忘环顾四周，搜寻可疑分子。

我平息了自己激动的灵魂，定了定神，耍了一个记者和想摆脱约会尴尬场面的女人惯用的小花招。我说：“费恩霍芬教授，谈谈你自己吧。你是如何开始研究幸福的？”

教授向后一靠，乐于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时，费恩霍芬刚刚成年。他的大学同学个个吸食大麻，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大谈理想社会。费恩霍芬本人也吸食大麻，但从不把切·格瓦拉穿在身上。在他看来，东欧并非十全十美，更算不上是“理想社会”。为什么要以制度来评判一个社会呢？他想，为何不能将社会成员的幸福度作为评判标准？少年费恩霍芬的偶像不是切·格瓦拉，而是十九世纪一名不善交际的英国律师，叫做杰里米·边沁。边沁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坚信社会的目的是达到“最多数群体的最大幸福”。如果有卖印有边沁头像的T恤，费恩霍芬一定乐得买一件穿穿。

费恩霍芬教授研究的领域是社会学。在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非常狭窄，仅为病态型社会和功能失调型社会。心理学作为其孪生学说，研究的则是病态型心理。年轻气盛的费恩霍芬却反其道行之，研究起健康心理与幸福社会。一天，费恩霍芬怀着忐忑但坚定的心情敲开了导师家大门，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对幸福进行研究。他的导师，一位一板一眼、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却让他赶紧打消这个念头，闭上嘴，从此不要再提。诚然，将幸福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实在有碍学术的严肃性。

虽被导师责骂，费恩霍芬离开时，心中却兴奋异常。他摩拳擦掌，准备要干一番事业。而这位年轻的荷兰毕业生当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全世界正孕育着一次学术突破，在社会学家们的努力下，一门新兴学科即将问世，也即是如今的幸福学。时值今日，费恩霍芬已经跻身于这一领域的最前沿阵地。幸福学研究者们每年出炉成百上千篇研究论文，开展幸福学研究会，还创办了幸福学期刊（由费恩霍芬主编）。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甚至开设了积极心理学的硕博点——积极心理学即是幸福学的别称。

然而，费恩霍芬的一些同事却沿袭了他导师当初的观点，认为研究幸福学实在愚不可及，纯粹是误入歧途。但他们却无法对费恩霍芬的光芒视而不见：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尽人皆知，为期刊和学术界广泛引用——这足以证明费恩霍芬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诚然，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由来已久。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就曾致力于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壁鸠鲁等哲人也曾为研究这些永恒的问题而挥洒汗水：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愉悦和幸福是否有区别？何时才能发明出室内卫生间？

再后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研究有了追随者：一群来自遥远的北方、肤色苍白的男人。这些人总是花大量时间泡在咖啡馆里，思索生活中那些令人纠结的困惑。他们之中有康德、叔本华、米尔、尼采，以及之后的拉里·戴维。对于幸福，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见。

还有宗教。宗教自古以来便以指引人们走向幸福和极乐为最终目的。一切宗教都引导其追随者通过各种方式——恭顺，默想，祈祷，或是犹太教和天主教所倡导的负罪感，来追求现世或是来世的幸福。

这些思想都大有裨益，有的还能启迪心智，但都不是科学，只能算是人们的不同观点而已。因此，尽管各说各理，却也只是一家之言。如今，人们个个自顾不暇，更是无暇去管别人的想法。大家所尊敬和关注的，当数自然科学，其次是人文科学，而人们的最爱，当属权威的研究成果。深谙受众心理的新闻播音员总爱用五个字抓住听众的耳朵：“新研究表明”。有了这五个字，后面跟了什么内容其实无关紧要：新研究表明，红酒对身体有益/红酒伤身。新研究表明，家庭作业让大脑变得迟钝/聪明。人们尤其推崇那些能够为自己开脱的研究成果，如“新研究表明，桌面一团糟的人智商更高”，又如“新研究表明，每日适度自夸可以增寿”。

没错，要体现这门新兴的幸福学说的严肃性，就必须进行学术研究。不过，在研究开始之前，还得先为其冠名，套一个入流的术语。这可真是个难题：“幸福”一词太过浅显，太过流俗，无法担此大任。于是，社会学家们想出了个怪名：“主观满意度”。这个词不错，字数够多，外行也听不明白，还有个更加晦涩的缩写名：SWB^[5]。现在若想搜索幸福学的最新学术成果，必须在Google里输入“SWB”，输入“幸福”只会一无所获。此外，还有好几个谜语一般的术语：“积极情感”，指的是好心情；“消极情感”呢，猜也猜得到，当然是指坏心情了。

接下来，搜集数据。新学说需要数据支持。科学就是数字，数字越大越好，小数点越多越好。科学家们如何得到这些数据呢？当然是通过测算了。

噢不，这下可遇到麻烦了。幸福怎么计算？它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一种生活态度。这该如何是好？

办法还是有的。爱荷华州大学的神经学家们将大脑分为两个区，好心情区和坏心情区。他们连哄带骗，将研究对象（多是急需钞票的大学生们）带到核磁共振机器前，让他们看一组图片。当展示令人愉悦的图片时，如田园风景、嬉戏的海豚，研究对象脑中的额前叶区即被激活；换成令人不快的图片后，如被石油污染的海鸟、脸部残缺不全的士兵尸体，被激活的则是脑中的原始区域。也就是说，幸福感产生于大脑之中新近进化的区域。这一结论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是否在客观进化而非主观意愿的驱动下变得越来越幸福了？

研究者们还倒腾出若干其他方法来测算幸福感，包括压力荷尔蒙、心搏，以及什么“面部编码”——比如计算一个人微笑的次数。这些技术都有广阔前景，总有一天，科学家们能够像如今医生测量体温一样，测量你的“幸福指数”。

不过，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主要还是通过一种科技含量不高，却颇有技术含量的方法来测算幸福——他们会直截了当问你：“你这段时间幸福吗？”字数或增或减，但大意如此。四十多年以来，全世界的幸福研究者们就是这样开展研究工作的。

费恩霍芬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答案相当确切。“你也许不知道自己是否健康，但一定知道自己是否幸福。”费恩霍芬告诉我，“感到幸福，就是真的幸福。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听上去挺有道理，但人类自欺的能力也不可小觑。我们真的能够判断自己是否幸福么？就拿我自己来说。十七岁那年，我认为自己是个幸福小孩，极为满足于现状，对外界的一切不闻不问。如今回想当年，我越发觉得，那时的我简直有些神志不清，都是啤酒惹的祸。

我还有冷水要泼。不同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你所认为的幸福，我却不能苟同。人人都给幸福下定义，而我最赞成一个并不幸福的男人给出的版本——一八二五年，诺亚·韦伯斯特在编撰美国第一部字典之时，将幸福定义为“享受美好事物之时的好心情”。这个定义堪称全面。“好心情”，说明幸福是一种感受，而享乐主义者往往会忽视这点。“享受”，说明幸福并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享受什么？当然是“美好事物”了。我想韦伯斯特当时一定用斜体特别强调了“美好事物”。人们都期望美好的东西能够带来幸福，亚里士多德对此也一定持赞成态度。他就说过：“幸福是灵魂的高尚活动。”换言之，清高洁傲的生活，也必定是幸福的生活。

人类是上帝在最后五分钟里造出的生物。一项研究发现，总能在人行道上捡到硬币的人，幸福感往往高于其他人。研究者试图通过经验取样法来研究人类的这一奇怪心理。他们将类似于掌上电脑的小型设备固定在研究对象身上，每天进行十几次采样。你现在幸福吗？现在呢？不过，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在这里发挥作用了。仅是观察行为本身也会对被观察对象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影响到了研究对象的幸福感。

此外，大多数人都想将笑脸展现给世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接受当面访问时总是虚报自己的幸福指数，邮件调查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当采访者是异性时，虚报的次数更多。显然大家都知道，幸福的人更加性感。

幸福研究者们很快便为自己的研究进行了辩解。一方面，人们给出的答案并不会前后不一致。研究者也总有办法来证明得到的回答是否属实，比如说询问被访者的亲友：“你觉得乔伊幸不幸福？”结果证实，这些外部评估和人们自己提供的幸福指数总会一致。诚然，同为主观因素，智商可以测量，看法可以测量——譬如对种族主义倾向的测量——为什么幸福就不能测量？“当一个人说自己相当‘幸福’时，无人有权质疑或是将其诠释为相反的意思。”幸福学大师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如是说。

好吧，暂且假定幸福研究在理论上已臻于成熟，来看看研究者们又发现了什么——谁最幸福？如何才能幸福？这时，费恩霍芬和他的数据库便要大显身手了。

教授领我来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平淡无奇，毫无特色可言，和学院的其他建筑风格一致。房间里摆放着六台计算机，由世界幸福数据库工作人员中的几名自愿者对其进行维护。我看了看这些人的脸，却找不出幸福的迹象。这让我不免有些疑惑，但还是决定不去管它。毕竟，体重超标的医生也可以给出专业的健身与节食建议。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就在我面前的这些电脑里，承载着人类世代传承的幸福理论。在这一课题被忽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今天，社会学家们正在快马加鞭弥补过去的损失。看着幸福学的论文一叠叠、一摞摞地飞速增长，你也许会觉得，在今天看来，幸福几乎等同于悲哀。

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不证自明，有的却违背常理；有的在预料之中，有的又出人意表。不少研究验证了几个世纪前那些伟大思想家的理论——说“验证”未免会有不敬之嫌，古希腊人需要别人告诉他们对错么？以下列出一些研究成果，排序不分先后。

性格外向的人要比内向的人幸福；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幸福；已婚人士比单身贵族幸福，但有无孩子和幸福与否无关；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幸福；宗教团体的成员比非宗教团体成员幸福；获得学位的人比没有学位的人幸福，但获得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却不如只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幸福；性生活频繁的人比性生活稀少的人幸福；男人和女人的幸福度一样，尽管女人的情绪波动更大；婚外恋情会带来快感，但抵不上配偶发现之后离你而去所带来的痛苦。上班族在上下班的途中心情最差；忙人比无所事事的闲人幸福；富人比穷人幸福，但只多出那么一点点。

这些成果对于我们有什么指导意义？结婚但不要孩子？开始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放弃考博的计划？别急。社会学家着实费了好一番功夫来探讨这个所谓的“因果倒置”问题。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即是说，是健康人比病人幸福，还是快乐的人才会健康；是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幸福，还是乐观之人更早结婚？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因果问题这个恶作剧精灵，到底搅黄了多少学术研究的大工程？

然而，我最关心的却不是谁更幸福，而是哪些地方能给人幸福，以及这其中的原因。我向教授提出自己的疑问，他却叹了口气，又倒了一杯茶。这个问题几乎无法通过计算解决，因此也就无法证明某些国家或民族是否比别人更幸福。难道，我这趟幸福之旅刚刚开始，却要因失去了理论支持而不幸早夭么？

所有文明都拥有不下一个关于幸福的词，有的文明还不止一个。但是，英语中的“happiness”是否等同于法语中的“bonheur”，西班牙语中的“felicidad”是否等同于阿拉伯语中的“sahaada”？换言之，“幸福”一词能够完全对等地翻译么？其实是可以的。瑞士有报告称，该国三种主要语言——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中，幸福一词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

每个文明都以幸福为贵，但侧重点又各有不同。东亚国家以和为贵，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而非个人享受。也许，这些国家呈现出较低的幸福水平并非巧合。这种现象被称为“东亚幸福鸿沟”，在我听来却像地理名词中国大峡谷。还有个术语叫做“社会称许性偏见”，指人们被问及是否幸福时，其选择的回答往往不是发自内心，而是社会公认的标准答案。例如，谦逊有礼的日本人最怕做出头鸟，且为财富所累，并不十分幸福。我在日本居住过一段时间，最看不惯日本女人笑时掩口遮面，仿佛羞于展示内心的愉悦。

美国人在这方面便大不相同。美国人喜欢彰显自己的幸福，甚至不惜夸大其词，只想让别人看个清楚。一个居住在美国的波兰人在和作家劳拉·克洛斯·索科尔谈到美国人时说道：“我知道，美国人说棒极了，其实只是不错；美国人说不错，其实只是一般；美国人说一般，其实是很糟糕。”

看来，前面的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幸福地图就算存在，也一定像放在汽车仪表板上的那张皱皱巴巴的地图一样晦涩难懂。但我还是决定奋力前行，并坚信，就算不能精确界定国家间的幸福差异，至少能感受到哪些国家更为幸福。

费恩霍芬教授赠予我幸福数据库的完整使用权限，并祝我好运。但他还不忘向我提出警告：“你可能不会喜欢自己的发现。”

“我不明白。”

他解释说，我的发现可能会不同于预期。世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中，有些是单一民族国家——如冰岛和丹麦，这便彻底颠覆了美国人认为多样性中蕴含着力量与幸福的信念。费恩霍芬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收入的平均分配并不能带来幸福。实际上，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和财富分配较为均衡的国家相比，幸福指数几乎相同。有时，前者甚至比后者还要幸福。不曾想，这项新发现却将费恩霍芬置于不受同行待见的境地。

“我的同行们可不怎么喜欢这项新发现。”教授说，“对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是一个大课题，也是整个社会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点头称是，但私下却认为他一定是在夸大其词，只想吓唬吓唬我。但后来我发现，事实果真如此。寻找世上最幸福的地方，这个过程虽算不上痛苦，但至少也会让人头疼上好一阵子。每一次轻点鼠标，总会有不可思议的发现，到处都是显而易见的矛盾。正如这一条：世上最幸福的国家同时也拥有较高的自杀率。又如宗教团体成员比没有加入宗教团体的人幸福，但世上最幸福的国家中却无一是宗教国。我还看到，美国这一财富大国兼军事大国却不是幸福大国，比美国幸福的国家简直多不胜数。

此后，我呆在鹿特丹的日子每天都过得相似且惬意。早晨，在酒店用早餐，偶尔还享受一番“intercourse”。饭毕，乘地铁前往世界幸福数据库，仔细查看数据库中的一篇篇论文，一个个数据，钻研这张晦涩的幸福地图。晚上，去那家咖啡馆（我从没记住过它的名字）小坐，喝上一杯温热的啤酒，抽几口雪茄，继续思考幸福的本质。每天，我思考大量问题，喝适量美酒，做少量工作。如此循环往复，过着极为欧化的生活，我也越来越像个欧洲人了。

出于某种原因，我决定从幸福阶梯的最底层开始，拾阶而上。先是最不幸福的国家，自然，不少非洲国家被归为这一类。坦桑尼亚、卢旺达、津巴布韦都处于幸福阶梯的最底层。而包括加纳在内的几个非洲国家刚好到达阶梯中层，可也就到此为止了。很明显，极度的贫困无法带来幸福。那“高贵的野蛮人”^[6]的神话也终究只是个神话而已。如果人连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又如何幸福得起来？

有趣的是，我发现还有一类国家同样处于幸福阶梯的底层，它们是前独联体成员国，包括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十几个东欧国家。

民主制国家要比集权专制国家幸福吗？答案并不确定。前独联体成员国中，不少都是半民主制国家。它们如今显然比苏联解体前更加自由，但幸福水平却只降不升。密歇根大学的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民主和幸福的关系。他认为，这其中的因果联系应该倒过来考虑。民主并不能带来幸福，只是人民幸福的国家容易走向民主而已——当然，这条理论并不适用于伊拉克。

那些阳光充足的温暖国度，那些在我们眼中等同于福地、并愿意花大价钱一游的热带天堂，又是怎样一番情况呢？研究表明，它们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幸福。斐济、塔希提岛、巴哈马群岛，都只处于幸福阶梯的中间位置。幸福之地大多气候温和，而几个最为幸福的国家，如冰岛，则常年处于刺骨的严寒之中。

信不信由你，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很幸福。如果满分是十分，各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大多徘徊在五到八分之间。但也有极个别例外，如阴郁的摩尔多瓦人，得分仅有四点五。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国民在一九六二年的得分仅有可怜的一点六分，这也是全球有史以来最低的幸福指数。但如我所言，例外只是极少数，世界上大多数人还是相当幸福的。

为什么事实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在我看来，有两类人必须对此负责，记者和哲学家。媒体惯于报道坏消息：战争、饥荒，以及好莱坞情侣最新的分手动态。作为媒体大军中的一员，我不能免责。我并不想耸人听闻，可是，上帝明察，全靠这些坏消息，我才得以混口饭吃。但可以肯定，记者的确用手中的笔为世人描绘出了一幅扭曲的画面。

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哲学家——那些性情阴郁的白皮肤欧洲人。他们总爱从头到脚穿一身黑，一根接一根地拼命吸烟。他们没有约会，只能独自一人窝在咖啡馆里，于是，便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忖度整个宇宙，然后得出一个惊人结论：这个宇宙是个不幸福的地方。——是呀，如果一个人成天形单影只，郁郁寡欢，皮肤苍白如纸，当然只好怨天尤人了。如果这些十八世纪的海德堡人成天快快乐乐地过活，而不是忙着写那些又长又臭的论文来折磨未来的花朵，那该有多好。这样一来，后世那些布鲁明顿大学的学生们也不会因为回答不了一○一个哲学问题而面临肄业的危险了。

在这群罪孽深重的哲学家里，最坏的又数弗洛伊德。在他沦为阴郁的哲学家之前，就已经想方设法改造人们的幸福观。弗洛伊德曾说过：“人类不该得到幸福，因为这有违造物主的本意。”好一个“不该”，真不敢相信这话竟出自一个为人类精神健康体系打下基石的大师之口。若是某位医生在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宣布：“人类不该拥有健康的身体，因为这有违造物主的本意。”那这位医生就算不落得失去人身自由的下场，最起码也会被吊销行医执照。这种胡话就更不可能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基石。凭什么弗洛伊德却受到恰恰相反的待遇。

回到之前的话题。绝大多数人都很幸福吗？至少我不是。我是人，但我却并不怎么幸福。于是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幸福数据库中到底会是什么位置？若是诚实一点，我会给自己打上六分——费了这么多口舌，我也没必要撒谎。这个分数远低于我的美国同胞们。幸福数据库中的数据显示，我倒是很适合去克罗地亚生活。

我更赞成坏脾气的语言学家安娜·韦日比茨卡的观点。当得知绝大多数人都异常幸福之时，安娜·韦日比茨卡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击：“这些幸福的家伙都是谁？”

谁？我的头疼了起来，又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只是做无用功。但我很快发现，有一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总是居高不下，虽不是第一，但也相当接近第一。更巧的是，它就是我此刻身处的国家：荷兰。

我回到咖啡馆，点了杯啤酒，继续思考荷兰人的幸福问题。为什么荷兰这样一个无聊无趣又无特色的国家能够如此幸福？荷兰位于福利良好的欧洲，荷兰人因此不必为健康和失业担心，国家自会照顾他们；荷兰人每年都有无数假期，而且还无偿享受欧洲人的特权，能在美国人面前流露出些许的优越感。难道自命不凡能带来幸福吗？我一口一口呷着特拉比斯特啤酒，大脑飞速运转。不对，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是宽容忍耐！荷兰是最怕招惹是非的国家。就像一个大人外出，只有小孩看家的国度，小心翼翼，不敢施展拳脚——而且看情形，这些大人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荷兰人能忍人之所不能，甚至能够容忍他人的不宽容。过去几十年来，荷兰人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包括那些来自不能容忍宗教自由，以及不能容忍女人工作、开车或是以真面目示人的国家的移民。荷兰也为它的宽容付出了代价，移民中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谋杀电影导演蒂奥·梵高的事件便是佐证。不过，费恩霍芬的研究也表明，宽容的人容易感到幸福。

荷兰人的宽容在生活中表现在哪里呢？我想到了三点：吸毒，色情服务，以及骑自行车。在荷兰，这三种活动皆为合法，而且极易给人以快乐——不过前提是做好防护措施，比如说，骑自行车时记得戴头盔。

既然想深入了解荷兰人的幸福之源，就必须亲力亲为。从哪一个开始下手呢？骑自行车当然是不错的选择——连上帝都知道荷兰人有多爱自行车。可是外面怪冷的，不大适合骑车。色情服务？这倒可以在室内进行，不用顾忌天气因素，而且一定能让人快乐。但我已经结婚了，在开始幸福之旅前，老婆自然已经约法三章。直觉告诉我，找个荷兰妓女实在有点儿过了。

最后还剩下一样：吸毒。一些对身体伤害较小的麻醉药品在荷兰已经能够合法使用，如大麻烟和印度大麻，在咖啡铺里就能买到。所谓的“咖啡铺”，其实是合法的毒品交易所，只是人们觉得“咖啡铺”比“毒窟”好听一些而已。

选择一多，我倒没了主意。在鹿特丹，几乎每隔三四间店铺就有一家“咖啡铺”。“嗨上天”听上去挺诱人，但这名字实在有些不够矜持。再看其他店铺，感觉又太嬉皮。我自打大一以后就没再吸过这玩意，不想显得外行，让人看笑话。

很快，我发现了一家叫做阿尔法·布朗迪^[7]的咖啡铺。不错。不但店名叫人无法抗拒，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窗户竟大开着，通风良好。我摁响门铃，走上一段窄窄的楼梯。店里放着一张桌上足球桌，一个塞满芬达、可乐、士力架和M&M's巧克力的冰箱——一定是为嘴馋之人准备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咖啡铺里竟有一台货真价实的咖啡机。但仔细一看，咖啡机上落满了灰尘，应该有好几个月没用过了。我于是断定，这台咖啡机只是个幌子。

店里放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歌，又吵闹又难听。一面墙上挂着幅油画，像是出自某个颇有天赋的六年级学生之手。油画的前景是一辆撞上大树的汽车，轮胎印向远处延伸直至消失，下面写着一行小字：“有些路只有在飘飘欲仙时才能看见。”我糊涂了，这到底是警告还是广告。

除我以外，店里的人似乎都是常客。一时间，我仿佛重回新泽西的大学寝室，又成了那个强作镇定、装模作样却丑态百出的小青年。

一个橄榄色皮肤的男人接待了我。他用蹩脚的英语介绍，今天的特供是泰国大麻烟和两种印度大麻：摩洛哥大麻和阿富汗大麻。从他口中说出这些毒品，就像在说每日的例汤一样自然。

我又拿不定主意了。每当点菜时拿不定主意，我便会让侍者为我推荐。于是这次我故伎重施，让他推荐一种。

“你要烈的还是温和的？”他问。

“那就试试摩洛哥大麻。”

我递给他五欧元钞票，到手一个小包，内有一块邮票大小的棕色块状物。

这东西该怎么用？

有一阵子，我甚至想打电话请教大学室友拉斯提·费什坎。拉斯提这杆老烟枪一定有谱。他给烟斗装大麻时，有马友友拉大提琴的架势。如今拉斯提已是一名法律顾问，住在市郊，养了四个孩子。但我敢肯定，他仍然能够轻车熟路地对付这包摩洛哥大麻。

就在这举棋不定的当口上，琳达·朗丝黛的歌声很是应景地冒了出来：“你不行，你不行，宝贝，你不行。”

我真想索性一口吞下这些大麻，再咽一大口可乐算是完事。可我不想胡来，只得笨手笨脚把玩着大麻，一边求救似的看着别人，一筹莫展。我的可怜相终于引来一位穿着皮革夹克的胡须汉子。对方二话不说，拿起大麻用劲捏碎，像是在捏一块白乳酪。然后他打开一根普通香烟，手脚麻利地把捏碎的大麻塞进去，经过一连串的摇、舔、敲，最终做成一支大麻烟，递还给我。

我道了谢，点着了烟。

先说一些感受吧。首先，摩洛哥大麻的确温和，我很喜欢。其次，非法活动的乐趣实际上在于违法的刺激，而非“活动”本身。也就是说，在鹿特丹明目张胆地吸食大麻，远不及当年和拉斯提躲在寝室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抽来得刺激。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感觉的确不错，并没有一丝不适。就在大脑渐渐被摩洛哥大麻麻醉之时，我想，如果这一刻能够永恒，这幸福感岂不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了？我也不用去找什么幸福之地了，它就在鹿特丹，就在阿尔法·布朗迪咖啡铺。这里正是世上最幸福的地方。

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对此发表过看法。不是对于阿尔法·布朗迪咖啡铺的看法——我有理由怀疑他根本没来过这间店；也不是对于摩洛哥大麻的看法——他很可能从未抽过大麻。罗伯特·诺齐克曾苦苦思考过享乐主义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项理念性质的实验，取名为“体验机器”。

假设一名“出色的神经心理学家”发明了一台通过刺激人脑来引发愉悦体验的机器。这台机器永远不会出故障，也不会损害健康，安全性能达到百分之百。有了它，你的下半辈子都能处于愉悦体验之中。你心不心动？你会不会使用这台“体验机器”？

诺齐克认为，如果你的答案是“不”，说明你生活中还有许多事物比愉悦体验更为重要。追求幸福却不仅仅为了享受幸福，因此我们有时会对痛苦心向往之，不想失去痛苦的感觉，正是希望在幸福来临时，能够更加强烈地体会它的宝贵。

遗憾的是，我与诺齐克看法一致。我不会使用这台体验机器，也不会再次走进阿尔法·布朗迪咖啡铺。

第二天一早，从摩洛哥大麻的麻醉中恢复常态的我，照例去了世界幸福数据库。我和费恩霍芬教授说起了昨天的小经历。他表示出了理解。而当我告诉他，色情服务和吸毒这些荷兰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在美国却会让我蹲监狱，教授只是狡黠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开心就好。”

费恩霍芬教授认为他的数据能够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愉悦等同于幸福吗？在数字世界转了几圈后，我找到了一份教授本人写的论文，题目是“享乐与幸福”。我阅读了摘要部分。

“幸福感与刺激感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倒U曲线来表示，暴饮暴食的人就不如懂得适可而止的人幸福。”这与古希腊人几千年前提出的中庸之道是一个道理。我继续往下读。“有研究发现，性爱的确能带来幸福感。”我想，这种幸福感与定期做弥撒带来的幸福感应该不是一回事。至于毒品，一份一九九五年的研究指出，使用烈性毒品的次数越多，快感越少——这谁都知道。但是，似乎没有人研究过摩洛哥大麻这种不易上瘾的软性毒品和幸福的关系。

我想，研究者是否该离开电脑，亲力亲为一番？昨晚，当我在阿尔法·布朗迪咖啡铺里开始第一段致幻之旅时，莫非就已在进行最先锋的幸福研究了？谁知道呢？

离开的那天到来了。鹿特丹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城市，但我还是会记住它。该和费恩霍芬教授道别了。我从来都不擅长道别，只是感谢了他的倾力相助，感谢他所提供的幸福数据。走到门口时，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于是停下脚步，对他说：“我真羡慕你们这些幸福学工作者。”

“为什么？”教授露出一脸疑惑。

“这个……你一定坚信人类拥有追求幸福的能力吧。”

“说实话，不怎么信。”

“不会吧？你这一辈子不都在分析幸福、研究幸福吗？”

“话虽如此，但我不管人们是否幸福。只要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幸福，我就可以继续叠加数据。”

听到这话，我愣了半晌。原以为费恩霍芬教授会是此次旅途的伙伴、探访幸福的同道中人，可到头来，却发现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用美国西部的话来说，这叫打猎却没带猎狗。在这场幸福竞赛中，费恩霍芬不是参与其中的运动员，而是记分的裁判。对于一名称职的裁判而言，输赢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快乐抑或沮丧，在费恩霍芬眼里根本没有区别，只要有一方胜出就行。

我不禁想道，这一崭新而又冰冷的幸福研究，其意义也仅限于此。费恩霍芬和其他的幸福学家们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学术界能够认真重视这一学科，以免自己被视为新时代的趋附时尚者。他们成功了，但在我看来，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在学术世界里，幸福只是一堆冰冷的数据，通过电脑进行切分、归类、解析、运算，最后被制成一张张电子表格——还有什么事情比电子表格更让人郁闷？

于是我意识到，此次对于世界幸福数据库的拜访开了个好头，但只是开头。在洋洋洒洒八千来篇的论文和报告中，竟没有一处提及一个民族从艺术之中收获的幸福，没有一处提及洪亮动听的诗歌朗诵让人产生的愉悦，更没有一处提及抱一桶不含奶油的爆米花欣赏一部好电影的满足。同样，数据库也不曾关注那条将家庭维系在一起的无形纽带。有些事物根本无法进行度量。

因此，我半是基于费恩霍芬教授的幸福数据，半是仰仗自己的直觉，描绘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地图。国力贫富，气候冷暖，民主独裁，都已不再成为我绘图的标准。我将跟随幸福的气息，亦步亦趋，走遍天涯海角。

一册幸福地图在手，我在鹿特丹中央车站踏上了离去的列车。汽笛响起，看着窗外荷兰的乡村风景一晃而过，我竟意外地感到一阵释然，甚至解脱。从什么之中解脱出来，我不得而知。此次荷兰之行，我喝到了上好的啤酒，抽到了上好的大麻，还学到了关于幸福的一二事，算是不枉此行了。

突然，我醒悟过来，束缚我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幸福。宽容是伟大的，但一不小心便会转化为麻木——要真变得麻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我也过不惯无所事事的日子。我这么个意志薄弱的人，不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如果让我搬去荷兰住，不出几个月，你就会发现我坐在一堆摩洛哥大麻中，一手还搂着一个妓女。

是的，荷兰人的生活并不适合我。也许下一站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去一个这样的城市：那里的火车准点发车，街道干净整洁，人们并不包容一切，而是讲究适度的原则。这就是瑞士，我的下一站。

[1]此处服务生把“between courses”（两道菜之间的间隔菜）说成intercourse（性交），才有此误会。

[3]威利·旺卡，奥柏·伦柏，童话《查理与巧克力工厂》里的人物。

[6]卢梭提出：在自然状态（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好人被其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而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不幸的继续。